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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本文提出：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正確區分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三、在社會學學科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社會學的兩種形態，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關鍵詞】根本觀點/具體論斷/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會學/維護建設型社會學/中國特色社會學

【正文】

[中圖分類號]D61；C9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909(2003)06-0090-07

20年前，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從英國寄回一篇題為《從倫敦幾處紀念地看馬克思和他的學說》的長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報用整整一版加以發表。18年前，我從英國回來后，撰寫的第一篇社會學方面的學術文章，就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題為《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發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其中，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何在實踐中、在本學科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加以回答。同時，這么多年過去了，作為學者也有必要對自己過去發表的觀點進行回顧和審視。我想用這種方式紀念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科學巨匠”馬克思。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正確區分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

近些年來，我一直論證這樣一個觀點：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分清它的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所謂“根本觀點”，就是那種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這主要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層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為辯證唯物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和唯物辯證法活的靈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各個學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個人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與社會、權利與社會的關系等基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過程作出的判斷。

就根本觀點說，馬克思仍然是“活著”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科學的理論寶庫。當代的各種思潮、社會學說，都這樣那樣地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就具體論斷來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年提出的許多命題，同樣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校正。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與時俱進”。我們怎么能夠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個具體論斷都適合現今的情況呢?假若這樣，那還要我們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來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執政黨、對我們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嚴峻挑戰和嶄新課題，不與時俱進顯然不行。同時，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提出的具體論斷，還有一個作用是要理解他們是針對何種具體情況、根據何種具體條件得出來的，從中學習他們的立場觀點方法。這一點也同樣重要。

根本觀點要堅持和豐富，具體論斷要校正和前進。“過時論”以及從“過時論”中引申出來的“無用論”和“教條論”這兩種來自兩個極端的態度，都是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利的。這種兩極思維方式，都是妨礙理論創新的。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寬一點，那么就會發現，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思潮、各種學派，實際上都在不斷研究新情況從而與時俱進，我們當然更應該在社會轉型加速期這樣急劇的社會變化中，以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為指導，自覺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吸取國外研究中的合理的東西，為我所用，不斷得出與客觀實際相符的具體論斷，并以與時俱進的具體論斷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才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就是這種豐富發展的典范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里，根本觀點，強調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們的“同”，具體論斷說明的是特殊性、差異性和它們的“異”。正因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們才有統一性，才構成統一的發展過程；而因為有特殊性、差異性和“異”，它們又有多樣性，顯示出統一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特色。

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

正確處理破壞舊世界與建設新世界、推翻舊制度與建構新制度的關系，十分重要。建國后的歷史表明，我們取得的成績，都與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緊密聯系，而我們的失誤則與沒有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有關。上述破壞與建設的關系，集中表現在“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以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激勵機制、從“斗爭哲學”到“社會和諧”等問題上。

(一)從“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

中國共產黨是以武裝斗爭和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奪取政權的。在舊中國，不推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不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戰勝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壓迫剝削工農大眾、侵犯他們利益的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就不能忠實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這樣做了，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出了我們黨“革命為民”的豐功偉績。

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如何從“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的轉變問題。“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在“為民”、在堅持“三個代表”這個根本點上是相通的。“為民”講的是立場問題，只有站在“為民”的立場上，才能革好命，執好政。但是革命的條件往往是十分艱苦的，而執政的條件卻一般是相對舒適的。這時一些執政黨的黨員容易忘記為人民服務，容易忽視堅持“三個代表”。只有那些牢記“執政為民”，并且身體力行的黨員，才能真正經得起考驗，為黨爭光。我們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執政為民”，既繼承發揚了我們黨“革命為民”中“為民”的一貫優良傳統，又在我們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賦予“為民”以嶄新的內容。這對于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從而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順利推進，也即對“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在“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執政的主客觀條件畢竟是有重大區別的，體現在如何為民上同樣是有區別的。忽視或混淆這種區別，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執政的問題——我們稱之為“革命慣性”，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既使我們看到了“執政為民”的經驗，也使我們嘗到了“革命慣性”的惡果。鄧小平的撥亂反正，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撥“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執政問題”之亂，而返“執政為民”之正。正式提出“執政為民”，并把它作為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的“本質”，既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同時又是對它的發展和創新。

在“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之間，存在著一系列重要差別。這些差別包括：從目標上說，革命的目標是破壞和推翻舊的制度，并奪取政權；執政的目標則是建立新的制度，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并利用政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形成社會良性運行的機制，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從手段上講，革命必然強調斗爭，奉行“斗爭哲學”，凡有利于奪取政權和破壞舊的社會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爭，總是全力擴大、激化；執政則主張安定和社會和諧，凡不利于鞏固政權和經濟建設的一切矛盾，總是全力去緩和化解，通過協調、對話、妥協來平衡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從要解決的難點上說，革命主要是軍事上的難，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的難；執政則是建設的難，是如何協調社會利益的難。從黨的社會基礎上說，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會不滿階層，代表一個特定的階級，體現他們的意志，實現他們的理想；執政則力求平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利益，反映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可以講，如果我們黨再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執政黨地位，堅持“執政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辦法進行建設，則黨的事業必將毀于自己手中。因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黨的最終目的。社會改造，不僅是要摧毀一個舊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執政為民”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革命不同的執政地位的自覺，對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自覺，對執政條件下如何為民和貫徹“三個代表”的自覺，是突破“革命慣性”的一種創新。

(二)從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激勵機制

現在仍然存在一種誤解：好像一提階層就是否定階級，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兩極思維把階層與階級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事實上，階層與階級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里的關鍵是要理解，社會階層的核心內容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異。這就是社會學領域中社會分層研究的主要視角。抓住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夠看清楚階層與階級的本質聯系了。因為兩者都是從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配置的角度出發的。階級概念著重強調社會分工、生產資料的占有、財產所有制，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占有的決定性意義。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它們的包含關系不同。一種理解是——過去我們都這樣理解：階級是個大概念，階層是個下屬概念，即每個階級下面按照不同的標準再分若干個階層。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更一貫的話，也可以這樣理解：階層(stratum)是個大概念，而階級(class)則是一種特殊的分層。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階層是按一般的概念“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來區分的，而階級則是一種按特殊的社會資源——生產資料來分層的結果。所以在社會學中，階級被納入分層或層化(stratification)的范圍之中，分層或層化是個大概念。筆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擔任社會學理論部分的主編，當時就提出了這一點，并且事實上就這么處理了，即把階級納入分層的范圍，只是沒有明確說分層或階層是個大概念。但不管哪一種理解，都表明階層和階級有這樣那樣的包含關系，階層范疇可以看作是一種適度淡化了的階級概念。

在現階段我國所處的內外環境中，用階層范疇來適度淡化階級概念不僅是必要的、及時的，而且是符合我國社會差異的實際的，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對待兩種社會應取不同態度的要求的。首先，由于“”中以“階級斗爭為綱”對階級概念的極度扭曲，階級成為一個火藥味很濃的概念，即使到現在，國內外還都存在一種顧慮，這就是擔心“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否會在某個時候死灰復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適度淡化階級概念，而是不恰當地強化它，那就會引起新的社會動蕩，不利于我們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就會引發我國急需的國內外資金到不了位。這對我國的國家利益是不利的。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其次，由于在我國實際生活中出現了許多很難用階級概念來概括的社會群體，尋求更加合適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階級概念內容的范疇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職業為主要原則的、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內容更廣泛的社會資源所構成的多元標準來加以劃分，才比較說得通。而這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所說的階層或分層的范疇。再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強調階級概念、強化無產階級的自覺的階級意識，確實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后，總的說應該逐步淡化階級概念，才能逐步減緩社會張力，增加社會的整合力。總之，在中國社會適度淡化階級概念的責任，歷史地落在了階層范疇的身上。

與階級階層的核心內容和本質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在社會政策上讓它們發揮何種社會功能。適度的社會分層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激勵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鍋飯”所具有的種種痼疾。當然，不合理的社會分層也會損害社會激勵和社會團結。一個社會的社會分層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開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謂開放性，是指社會上的任何職位，所有社會成員在理論上都可以憑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而獲取，各種社會地位之間的轉換和流動是自由的。所謂公正性，是指各種社會資源在各種社會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間的級差是合理的。

我國的階級劃分制度——一種直接體現社會結構的次級制度，是從革命戰爭年代演變而來的。在革命戰爭年代，階級分析和劃分主要是為了解決分清敵我這樣一個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必要的。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即在全國農村實行的，按照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有無剝削及剝削的程度劃分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階級成分；1954—1956年，為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需要，在城市也參照此標準及個人職業劃定了階級成分。這樣就分別形成了中國城鄉社會的政治與階級結構。這種階級成分(家庭出身)在上世紀60年代的城鄉“四清”運動與“”中被復查與再確認，并通過政審制度與人事檔案制度記錄在個人檔案中。可見，革命戰爭年代的思路和基本做法，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一個時期在很大程度上都繼續下來了，并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改革開放前，上述階級劃分制度，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社會甄別機制。即根據每個人的先賦身分，將他們歸入不同的社會群體，賦予他們不同的社會資源。在這種社會甄別機制中，各個社會地位之間是相對封閉的，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流動幾無可能。這樣一種身分性的社會甄別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社會成員的工作積極性，損害了社會的動力機制；限制了社會交往，影響了社會整合；妨礙了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為了適應執政為民的需要，必須將社會分層制度從社會甄別機制轉變為社會激勵機制。也就是說，社會分層的目的，不是賦予每個社會成員一個固定的身分，而是讓每個社會成員認清自己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從而弄清自己努力和奮斗的方向；同時，讓國家和社會能夠及時掌握整個社會的動態，從而能夠利用社會分層機制來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發展。這里應當強調指出，當前研究我國社會分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要搞一次重新劃分階層的運動。研究我國社會分層，是為了實事求是地搞清楚階層結構變遷的客觀情況，為更好地將社會分層制度從社會甄別機制轉變為社會激勵機制服務。

(三)從“斗爭哲學”到“社會和諧”

不可否認，建國以來直到改革開放，我國的歷次政治運動，都貫穿著“斗爭哲學”。“”期間把“斗爭哲學”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們國家不幸陷入了折騰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越折騰越窮，越窮越折騰。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充斥動亂與失序，在惡性運行中掙扎。我國各個年齡段的人們都受到這樣那樣的損害。對此我們都有切身之感、切膚之痛。人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斗則兩傷，和則雙美。在“革命”的名義下搞“斗爭哲學”，并不是康莊大道，而是執政黨的自我毀滅之路。這是我們用沉痛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現在，社會和諧已經正式成為執政黨追求的政策目標之一。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概念。戰略機遇期所指的時限是“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目標的具體內容是“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完成上述目標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創新，即“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根據黨的十六大報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更加和諧”是戰略機遇期中國社會的主調，是執政黨所追求的政策目標之一。

總之，從“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從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作為激勵機制、從“斗爭哲學”到“社會和諧”，表現了執政黨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走向成熟的過程。

三、在社會學學科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搞清楚社會學的兩種形態，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主要是革命批判型社會學與維護建設型社會學這兩種形態。從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看，搞清楚這兩種不同形態的社會學的區別和聯系，對在社會學領域內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前提性的意義。

1.革命批判型社會學與維護建設型社會學

所謂“革命批判型社會學”，就是以揭露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致命的弊病為主要任務、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主要目標的社會學。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務之急不是談論什么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恰恰相反，是要揭露它作為整體的不可避免的惡性循環和畸形發展。因此他們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惡性循環的根源：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揭露了惡性循環的突出表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人們為異己的力量和盲目的必然性所支配，等等；揭露了惡性循環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如此等等。革命批判性的形態是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本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所實際堅持的社會學。這里，否認革命批判性的形態是一種社會學因而進一步否認馬克思、恩格斯是社會學的創始人是不對的；但是，把革命批判性形態看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全部或看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形態，不知道或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還有其他的，而且歸根到底是更重要的形態——維護建設性的形態，同樣是不對的。

所謂維護建設型社會學，就是以維護、改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規律性為對象的社會學。它是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本國革命勝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后要建立的社會學。從實質上說，維護建設性的形態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主要形態，甚至可以說是本來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它與革命批判性的形態不同，主要在于：后者以破為主，前者以立為主。因此二者不能混淆，混淆了就要產生理論混亂。但是，這種不同不是對立，因為二者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而破是為了立，二者的最終目標是相同的：革命批判性形態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掃清道路，間接地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維護建設性形態則直接地為社會主義社會服務。

維護建設性形態同革命批判性的形態一樣，跟西方社會學是對立的，即兩種社會學維護的對象是對立的，但是要維護這一點卻是相似的。既然同為維護，而且西方社會學具有較長的維護的歷史和經驗，同時，西方社會從總體上、根本上不能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并不等于它的每一個局部都是這樣，因此，在西方社會學中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參考和批判地汲取，對于我們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重要意義。

2.中國社會學與中國共產黨

中國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是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表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學的關系，大體說來，可以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約30年、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約30年、改革開放后約20余年三個時期來考察。

在建國前的第一個時期，以共產黨人為主的中國早期社會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盡管在舊中國還不是主流學派，但產生廣泛而巨大的社會影響和不小的學術影響，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積極的貢獻。那時，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第一種形態，即革命批判性形態，幾乎是同義詞。在這個意義上，黨和社會學是“合”的關系，即良性互利的關系。兩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在奪取和建立人民政權的過程中，獲得了“雙贏”。在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第二個時期，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學的關系發生了逆向變化，執政黨對社會學采取了負面的態度和政策，使社會學學科陷入了被取消的“嚴冬”。這不僅僅嚴重地打擊了社會學，反過來也對黨的事業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那時，黨和社會學是一種“分”或“離”的關系，即惡性互損的關系。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三個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順應世界和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潮流，對社會學采取了正面的態度和政策，又使社會學回到了恢復與重建的“春天”。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正式確認了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即作為要加強的哲學社會科學基本學科之一。這樣，黨和社會學又恢復了“合”的關系。這種重新構建的良性互利關系，既促進了社會學的發展，又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也有利于黨的事業。這種由“合”到“分”再到“合”的過程，雄辯地說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學的關系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說明推進兩者的良性互利，避免惡性互損的極端重要性。

現在，中國社會學作為一門與社會穩定、改革和發展直接密切相關的學科，正在中國共產黨營造的比以往更為寬松的政策環境和體制條件下，以自己獨有的視角和方法，鍥而不舍地研究著多年難逢的社會轉型加速期中國社會發生的激烈變化。這種研究，在非經濟因素日益突出的今天，已經和必將進一步推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已經和必將進一步培育中國社會學與世界社會學平等對話的能力和實力。不論從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條件看，作為學科的中國社會學，盡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總的看來，正處在其發展的黃金時期，它在新世紀的前景將會更好，它對中國社會所發揮的作用、所作的貢獻將會更大，它在世界社會學中所占的份量將會更重。

(二)持續地進行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無數經驗教訓表明，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通過理論創新，才能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學，我把這概括為“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學學科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雙贏。

1.關于“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

中國特色社會學，或曰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社會學，并不是一句套話，更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種符合社會學歷史和現實的提法，是有根有據的，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

社會學自19世紀30年代在法國正式誕生，并逐步在各國生根、開花、結果以來，就一直同時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這樣的雙重屬性。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學作為一種理論，一門學科，沒有普遍性便不成其為理論和學科，所以，不論是西方社會學創始人孔德，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創始人馬克思，都以發現人類社會程度不同的普遍規律為己任；另一方面，社會學作為現代性的直接產物、現實社會生活的能動反映，也不能不這樣那樣地表現創始人、實際奠基者和其他社會學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特點、所處時代和階段的特征，因而也不能不帶有某種特殊性。我們看到，孔德強調“秩序和進步”，與法國大革命時期廣泛的社會失序有關；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則與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多次經濟危機和工人階級的狀況密切相關。同樣，迪爾克姆的自殺論，具有強烈的歐洲特色；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帕森斯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美國特色；而嚴復以治亂興衰定義的群學、費孝通先生關于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理論，則給人以印象極深的中國特色；等等。而且，就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來說，社會學的各種程度不同的普遍性，正是通過不同社會學家的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表現出來的。世界上不存在純粹的普遍性，也找不到純粹的特殊性，兩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依存，共同構成社會學理論和學科的兩種不可分離的屬性。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正如事實上存在的歐洲特色的社會學和美國特色的社會學一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站得住腳的，經得起推敲的。

這里的問題是：為什么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才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學”，而歐美社會學文獻卻很少見到他們說“歐洲特色的社會學”和“美國特色的社會學”呢?這主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中心主義根深蒂固、戰后美國中心主義甚囂塵上，過去的歐洲人、特別是當今的美國人，自以為歐洲的或美國的便是世界的，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特別表明“歐洲特色”或“美國特色”的必要。這種自大心理，是因為他們把那種事實上與普遍性統一的特殊性誤認為、夸大為一種純粹的普遍性。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就不同。長期以來，它們是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的受害者。隨著這些國家的廣大學者，在無數屈辱事實的教育下，自主意識逐步加強，認識到盡管自主介紹歐美社會學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不能做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的推銷員；更重要的是，日益自覺到必須發展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學。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既非常尊重自己的豐富多彩的社會現實、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也非常尊重歐美社會學對世界社會學所作出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所不贊成的只是社會學中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當然這種提法更是與“學術排外”、“學術上的閉關自守”風馬牛不相及。與此相聯系，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學僅僅是中國的，而是表明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同時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所以，這個提法還顯示了中國社會學界培育、增強自己的學術實力，改變自己在世界社會學格局中所處邊陲地位、爭取與歐美社會學平等地位的強烈愿望。

對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提法，存在兩種極端相合的誤解。一種誤解認為：社會學就是社會學，還要提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干什么?另一種誤解則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意味著它僅僅是純中國的。這兩種說法，初聽似乎有理，其實是說普遍的便是純粹普遍的，特殊的便是純粹特殊的。兩者的共同點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截然割裂開來了，不承認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要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這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際上也不符合迄今為止的社會學的歷史事實。

2.對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持續探索

筆者20多年來給自己設定的學術目標并鍥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就是“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有所貢獻，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認識有所深化”，以及通過這種追求，對實現“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社會學深層理念有所推動。作為上述追求和探索的結果，筆者和與自己一起工作的學術群體，提出了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具有新視角的社會學中國化理論和社會互構論等四個理論，并通過長期、持續的教學與科研活動，其中有的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所謂“中國特色社會學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在我這里，就是上述四個理論也和其他一些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一樣，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這些內容，可以從縱橫兩個方面——歷史方面和邏輯方面來加以說明和把握。就是說，上述四個理論，作為理論，無疑有它們學理分析的邏輯方面，即它們的邏輯論證和邏輯結構，同時又都有它們從古到今的歷史方面或現實方面，即它們的歷史根據、歷史底蘊、現實根據和現實基礎。只有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完整地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真實面貌，也才能較為完整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內涵。

現在，我和我的學術群體，為了準備將在北京召開的第36屆世界社會學大會，正在對上述前三個理論及其探索過程，特別是其中包含的新意，作一梳理和回顧，對第四個理論則主要是新的探索。不論是梳理和回顧，還是新的探索，都是自己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同時也是想求得社會學界的指教。前三個理論的梳理和回顧，我們分別冠以“社會運行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社會轉型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社會學本土化理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這是為了著重表明上述理論是從中國社會的現實中來的，又能回到中國社會的現實中去，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學是有一定的解釋力的。對第四個理論社會互構論的新探索，是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的。個人與社會關系，既是社會學的元問題，又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我們考察了個人與社會關系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再從舊現代性到新現代性的轉變，考察了社會學隨著上述過程誕生、發展、成熟、陷入危機、進行反思和重建的歷程。這些考察，使我們對不同于舊式現代性的新型現代性日益自覺。新型現代性是對舊式現代性的一種積極、正面意義的反思，而后現代主義則是對舊式現代性的一種消極、否定意義的反應。

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協調、社會與個人不和諧，社會和自然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的轉折期間，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人們看到：人類對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綠色懲罰”；人欲的激發和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對資源控制權力的爭奪，又不能不導致價值尺度的扭曲、倫理準則的變形、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惡化。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這樣，在世界，在中國，探索新型現代性便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潮流和趨向。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人和社會雙贏，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從中國社會轉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會進步和付出的種種社會代價中，我們都能從正反兩方面，親身體會到新型現代性的深刻意涵。就兩種類型的現代性與社會學的關系而言，過去的舊式現代性鍛造了以往的社會學——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設問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論抱負和期望所能達到的限度。當現代性面臨重大轉折之時，必定也是社會重構、個人重塑、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發生重建之日。社會學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經歷預設的根本變化、視野的重大調整、理論的重鑄和再生過程。因此，處在這樣一個舊式現代性步入沒落、新型現代性勃然興起的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學必須順應時代的要求，在理論研究上開拓出新的學理空間。而經過我國快速轉型期獨特經驗的熏陶，中國社會學界的主體性、自覺性和敏銳性已經大為提高，將有助于達到這一目標。

我們逐漸感悟到，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走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緊緊抓住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抓住新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正醞釀著某種有原創意義的新進展。

(三)馬克思關于個人與社會的辯證觀點在當代愈顯光輝

我們深深體會到，社會學的理論創新和學科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因為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其中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確實是永遠閃光的寶石，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愈顯光輝。在這一點上，當代歐洲社會學重新發現馬克思已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

最近20—30年來，歐洲社會學的一些著名學者，如法國的布迪厄、英國的吉登斯、德國的哈貝馬斯等，為了突破和超越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也即突破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僵死的、靜態的、絕對的二元對立的理解，從各個不同方面作出努力，從而導致了當代社會學建構主義這種學術取向的產生。例如，吉登斯的“社會結構二重性”認為，社會結構既是個人行為的前提和條件，又是個人行為的結果和產物。把社會結構和個人行為都看作一種建構過程，從而打破了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其實這不過是在根本觀點上重新發現了或回到了馬克思。因為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那種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法思想，并把它運用到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把人與社會看作是一個互生、互動的過程，也即在差不多一個半世紀前，實際上做了建構主義思潮近20年來所做的事。例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把“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的辯證思想運用到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提出了個人與社會互為因果的思想：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歷史創造了人，人創造了歷史；環境創造了人，人創造了環境；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等等。從歐洲社會學這樣那樣回到馬克思，并日益成為世界社會學理論中心的事實中，我們可以進一步體會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社會學的重要性。

歷史事實一次又一次讓那些斷言馬克思主義過時的人感到失望。現在也不會讓那些叫嚷要在所謂馬克思的“棺材”上再釘上一根釘子的人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