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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關系理論中國化特征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理論是對黑格爾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理論的批判和繼承，馬克思認為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而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首先提出來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費爾巴哈論》中進行了集中敘述。一些學者著重從純丈本的角度或該理論的現代性角度來論述，筆者將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這個動態角度來闡釋馬克思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關系理論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中所形成的特征．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性質和特征的分析以及他對社會歷史的解釋，“向我們暗中指出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從而為馬克思進行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馬克思指出黑格爾“國家唯心主義完成的同時也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完成”。馬克思的整個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建立首先就是從批判和改造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相互關系入手的。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國家概念并不能產生和決定家庭和市民社會，國家觀念不是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創造主體，“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并且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馬克思還指出：“市民社會是個人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工業生活和商業生活。”從上我們可以看出這里的“市民社會”概念不僅包括生產關系，還包括構成上層建筑的各種經濟關系。本文將嘗試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揭示一下馬克恩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理論在中國化中的特征。

一、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統一

俄國的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當時一批中國有志青年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1919年之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一些有志青年堅定信仰共產主義，認為只有走俄國的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國，并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于1921年7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開始探索救國之路。

中國共產黨首先堅信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同時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創造性地提出“開展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國革命道路”，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所以當時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絕大多數都是農民，無產階級力量不夠強大，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不過我國的無產階級不少是來自破產的農民，這就形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這種特殊關系，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建工農蘇維埃政權。這正是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關系理論中國化的體現，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廣大弱勢群眾的的根本利益。公務員之家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重要的統一戰線理論，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理論。統一戰線理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理論的民族性，在民族存亡的危機時刻，號召和領導全民抗日，并最終取得抗戰的偉大勝利。這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到：沒有民族的獨立，就沒有國家的獨立，中國人民將會失去生存的尊嚴”。

二、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建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過三反五反運動和三大改造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隨后而來的“反右擴大化”、“和化運動”和持續十年的“都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而“反右傾擴大化”和持續十年的“”更是對馬克思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理論的極端化理解，當時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把中國“市民社會”中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并且試圖把中國“市民社會”改造成身份同一的社會，個人崇拜在此時也發展到極致，這種只講“共性”，不講“個性”：只講“主義，不講“知識”：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講“揭發”，不講“親情的嚴重扭曲的中國“市民社會”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社會，它成了純粹的國家政治的附屬品。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會議。鄧小平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一系列正確論斷。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新一屆領導集體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制定了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路線，在農村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廣大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在城市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并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些政策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這些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關系理論當代化理解，符合中國的國情，這次改革起點是黨的正確路線方針的重新確立，緊接著就是中國“市民社會”的改革在新世紀里，新的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出“免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合作保險制度”，“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制度”，“建立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等一系列親民措施，并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發展目標，筆者認為此處的“和諧社會”不僅僅是指中國“市民社會”內部的和諧，更重要是中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和諧，我想這正是馬克思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關系理論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