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略論青年思想發展的哲學意蘊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青年的思想發展道路一直是學術界關心的一個熱點論題。本文不贊成從早年的文章、書信、筆記中摘取片斷詞句，貼上唯物主義、辯證法、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標簽，來“塑造”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做法。本文認為，青年不是按照我們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程去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當時他始終有自己的探索主題和思想道路。這是一個活生生按自身內部邏輯發展的思想歷程，其真正的意義與價值在于其時代個性，而不在于它能適應某種學術界通行的理論框架。

大致說來，青年的世界觀轉變是在他到長沙求學以后到一九二一年建立中國共產黨之間實現的。這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不平凡的思想解放和時代變革時期。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創刊標志其發端的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執行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末日審判，不久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以后馬克思主義迅速擊敗一切反動的、空想的和改良的思潮，而成為中國社會思想的主流，隨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拉開序幕。推動和領導了這一思想、社會飛躍的是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其代表是陳獨秀、、、蔡和森、……；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人相繼完成自我否定而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其他人相比較，實現這一轉變走過了自己獨具特色的道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最快、最順利的，然而思想的步履卻異常堅實，具有的內容卻異常充實，因而在那個時代變革和人本身的變革交錯運行的廣闊壯麗的背景上放射著奇異奪目的光彩。

一九一一年春，離開家鄉到省城長沙求學，一九一三年考入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次年四師并入一師），在師范學校讀書的三年是人生道路和思想發展的一個獨立的重要階段，他后來自己回憶：“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保ㄗⅲ骸段餍新洝?。）國家獨立，政治民主、國力富強是近代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主題，它要求每一個有愛國之心的先進中國人作出自己的回答。青年對這一歷史課題作出的積極、負責、然而卻是歷史唯心主義的答案，構成他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基本內容和本質特征。

由于把國民自覺意識的啟蒙看作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極端崇拜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的一封長信中就自己的這一認識滔滔發揮道，中國“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須在顯見之形跡，動其心者，當是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夫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本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若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者乎？”（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他沉重嘆息中國思想界乃至整個社會“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遍地皆污……五千年流傳至今，種根甚深，結葉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靡消”，因此真誠向往“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把思想、道德的力量吹脹到驚人地步，必然導出英雄創造歷史的結論，而把歷史主體的人民群眾看成是完全被動的消極的存在；之所以強調以哲學倫理學的改造和人心的喚醒為大本大源，是由于數千年來“民智淤塞，開通為難”，（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現今國民思想狹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習成性”，所以必須“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舊思想，沖破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開發新思想，行之以身，著之以書。”（注：1917年9月23日張昆弟日記。）學生時代關于“大本大源”探討的唯心史觀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

然而這種對社會歷史現象的唯心解釋卻不能簡單歸咎為個人認識途程中的迷失，毋寧說它是近代中國的歷史現實在這個青年頭腦中的必然反映。就思想淵源論，它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緊密相關。生命的前二十幾年正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啟蒙時代，年輕的中國資產階級產生了幾代歐洲啟蒙思想家那樣的思想巨人，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出現過維新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和新文化運動三大思潮。在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的共同主題下，他們分別得出不同的結論。維新派最先提出先有“新民”才能后有“新國”，只有通過教育“開民智”后，才能實現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注：梁啟超：《開明專制論》。）（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革命派對維新派的啟蒙主張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辯駁：“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后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注：章太炎：《駁康有為書》。）他們用武裝起義的火與劍取代維新派的“心之力”，否定了“先開民智，后建新國”，以推翻清王朝為直接目標，卻忽視了思想領域的反封建斗爭。革命派在思想理論上的軟弱無力缺乏建樹，造成了辛亥以后反動派從這一缺口的瘋狂反撲，民國初年尊孔復古迷信甚囂塵上。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思想家總結了這個歷史教訓，作為否定之否定重新提出以人的精神的啟蒙為變革社會之前提的命題：“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注：陳獨秀：《吾人之最后覺悟》。），“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保ㄗⅲ呼斞福骸秲傻貢ぐ恕?。）而他們超過他們的維新思想家前輩的地方在于，他們把后者抽象提出的國民之心啟蒙訴諸對封建意識形態結構的支柱——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儒家禮教學說的批判，成功了中國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思想解放。青年以精神、哲學為“大本大源”的觀點與近代哲學史上的啟蒙思想一脈相承。資料表明，早期最為推崇的都是那些致力于“除心中之奴隸”，“喚起多數國民之自覺”的思想家、哲學家，而不是主張軍事暴力和政治行動的革命家。自己回憶他最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后來拋棄了康梁而奉胡適和陳獨秀為楷模（注：《西行漫記》。），卻沒有崇拜過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夜與蔡和森、張昆中的一次長談中他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注：1917年9月23日張昆弟日記。）是勝任“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的大哲學革命家，又沒有提到孫中山、黃興和章太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的信中說得更明白：“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第一重要的是以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動天下人之心，所以“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革命派的種種政治經濟建樹都是“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不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雜滅裂”（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

由于設定有一種可以解釋一切社會歷史問題的終極真理并決心找到它來濟世救民改造中國，這樣設計了自己的使命與道路：“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主，以為達到之方”。（注：1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長沙學生時代在光輝一生中是一個別具風貌的獨特階段，這是一個觀察與思考的時期而不是行動的時期，青年才智過人，視野開闊，見解高遠，為探尋他的大本大源在哲學思考的群山大海中沉浮、跋涉，專注于“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這類高層的問題（注：1917年9月23日張昆弟日記。），他熟諳自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孟儒學到宋明理學的中國古代哲學傳統，博覽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啟蒙哲學，對于從希臘羅馬文化到近代法國啟蒙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乃至英國的進化論和經濟學說的西方文化亦廣泛涉獵（注：康德哲學和宋明理學對影響最大，這與楊昌濟先生的影響有關，楊自述“余本自宋學入門，然亦認漢學家考據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門，而亦認陸王卓絕之識”。他亦服膺康德倫理學，他用作教材的《倫理學原理》就是談康德倫理學的。），這使他的思想呈現出豐富而龐雜的色彩，他自稱這是一個“心物二元論”和“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保ㄗⅲ簠⒁姟段餍新洝泛驼率酷摗肚嗄陼r期的幾個故事》。）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渾濁社會現實和武人政治則采取一種不直接干預的靜觀態度，他認為“方今惡聲正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尤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保ㄗⅲ?917年8月23日給黎邵西的信。）

存在和運動的本原是什么？一切現象的始因何在？什么是意識的最終原則？青年對這些抽象、艱深的哲學一般問題做了艱苦的探討。他的哲學觀點集中闡發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也散見于他的書信和其他文章中。關于世界的本源，他受張載、王船山“氣之本體”（物質）只有聚散沒有生滅的唯物論影響，反復陳說：“物質不滅精神不滅，”“發生于自然界者，自然界本有此物，故實在的也，”“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但把物質精神并列，并說物質精神，“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也”，又表明了他唯物論的不徹底，而看到他說：“世界因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蓋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既無宇宙”，又令人聯想宋代心學開山陸九淵的“宇宙即是吾心，我心就是宇宙”的主觀唯心論命題。（注：以下引文除另外注明作者外，均出自《倫理學原理》批注。）他反對莊、佛泯滅差別的相對主義，認為“人世一切皆由差別比較而現”，但又認為差別不是事物的自身規定，而是人的規定和概念：“事實本無差別，而概念有區別，以為便利言語記憶計也”。關于意識來源，他一面承認意識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主觀映象，“吾人之心靈本之自然”，“精神發展為自然界所規定”，“美學未成立之前早已有美”，一面又說“吾人之心靈限于觀念，觀念限于現象，現象限于本體，”跟隨康德走進了關于人類認識能力限度和本體不可知論的死胡同。在知行關系上青年說：“夫知者，信之先也，有一種之知識，而建為一種之信仰。既建為一種信仰，而發為一種行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步驟”，這大概受了朱熹“知先行后”說的啟示，朱熹在研究封建倫理道德的認識與實踐關系時說：“論先后，知為先”，封建倫理的認識指導著封建道德的“踐履”，故“知在行先”；青年借用了朱的觀點與概念，又把知識與信仰象康德那樣統一起來，作為行為的先導，這就建立起了他以探求大本大源（知）為改造中國（行）之前提的人生——社會設計的哲學認識論基礎。可以看出，在中國哲學的土地上成長并受惠于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為尋找他的大本大源而饑不擇食，最大限度地尋覓、選擇、吸取了各家各派中他認為能夠接受過來的一切材料，從而造成他早年哲學觀點這種龐雜、矛盾、合理與荒謬交織的特色。而早期哲學思想的價值和意義主要不在于上面這些觀點和命題中保留了多少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合理成份，青年的理論興趣也主要不在這個抽象的、近乎神秘的思辯領域。

社會歷史及其主體——人，是青年最為關注和思考最多的問題，這與其說是受了我們中國哲學面向社會面向歷史為政治做論注的傳統的影響，勿寧說是透露了青年從事哲學研究的真正意圖。如果說在前面的思辯領域中，的思維顯得混亂、動搖、不明確，那么在歷史領域中卻是清晰、深刻、內在統一的。

青年服膺王船山、譚嗣同“天地之化日新”、“動靜皆動”的觀點，認為“天地蓋惟有動而已”（注：《體育之研究》。），“世界各種現象……只有變化，且必有變化”。將這種哲學發展觀運用于社會發展問題就得出了這樣的看法：“國家有興亡，乃國家現象之變化，土地未滅亡，人民未滅亡也。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釃L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無憂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社會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边@種表述誠然不夠科學，但觀點是正確的：相信社會存在的總趨勢是發展、前進、上升。正因為對歷史抱著這種積極樂觀的態度，青年熱情呼喚“宇宙之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于舊宇宙耶？”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人類的進步決不是和諧的漸進，歐洲資產階級許諾的自由平等博愛只能是虛幻的“仙境”，中國古代圣賢向往的大同世界桃花源同樣是“謬誤之理想”，暴力、戰爭、不自由、不民主才是歷史前進的真實動因；因此他討厭關于太平盛世的粉飾，而向往“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非好戰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蓋人類勢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勢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這些觀點的合理性是明顯的：世界是充滿對抗的世界，對抗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歷史災難總是以歷史進步為補償，相信新世界必將在舊世界的毀滅中再生，為這一目的不懼怕參加任何險惡的斗爭，這體現了青年對社會歷史國家民族的巨大熱情，在這種熱情下面，潛蘊著青年搞哲學研究的真實意圖。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強調個人價值和作用的個性主義、人本主義是早期思想的最重要傾向和最大特色。在《倫理學原理》上批道，他在倫理學上有二主張，一是個人主義，一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空間化了的、橫斷面的個人主義。他把個人的價值和意義抬得極高：“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無宇宙……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可畏、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人類之目的在于實現自我而已”。他痛恨一切壓抑個性否定個人的力量，宣告：“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因為天下之惡魔也?！痹谶@種極其強烈的“個人至上”的價值觀之下，他的各種哲學觀點統統得到了解釋并統一起來，其“世界萬物皆因我而有也”的唯心本體論是因為要把人設定為世界的本源；承認世界是差異的世界，然而差異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規定而是人的種種設準，人為萬物立法；在倫理學中，“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也”，“某事某物之善與不善乃人所隨意呼加，視其與人生生活之關系如何而定也”，不僅利己主義、權力享受是為了自己，即使利他主義，實行義務乃至救危濟難、舍身拯人，也是個人為了“自盡其性、自完其心”，實現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至于社會歷史領域中人的地位：“社會為個人而設，非個人為社會而設”，“人類生活之本意仍在發達其個性也”，社會中的人在這里被高揚到了社會之上。必須指出，青年的個性主義保留了承認人的社會性的合理因素，“至國家社會之組織即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離解，”“個人受國民種種之影響而即為國民之一部分”，“達到（實現自我）目的之方法在活動，活動之所憑借在于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人類之結合”。尚未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青年頭腦中能迸發出這些新世界觀的寶貴火花，是與他探討人的價值的目的有直接關系的，強調個人至上與歐洲人文主義者為反封建而把資產階級的人從現實關系中抽象出來不同，他是要在現存的社會關系中造就出千千萬萬精神與身體完善發展的中國人以“變化民質改良社會”，這與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想法有相通之處，它正是個人主義的精髓所在。深感“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注：《體育之研究》。），精神上則“思想狹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注：《西行漫記》。）（注：1917年9月23日張昆弟日記。），為了造就千千萬萬體魄強健精神高尚的斗士以振興中華，寫了《體育之研究》，大呼“體育于吾人實獨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后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注：《體育之研究》一文的價值即在此，似不象某些論者所說是為了表達哲學思想的。），自己則潛心研究哲學，探討大本大源以喚起同胞們的自我意識。

因此，實踐“至善”決不是屏絕外界，通過個人的內省去培養至大至剛的精神體魄。當時周圍已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他們都發現“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尤其是“個人生活向上”已成為一個道德討論的問題，對孤獨沉悶生活的厭倦推動他們“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確定宗旨為“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注：《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一號。）這時的新民學會是以共同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意愿為基礎建立起的一個非政治性團體，它可以看作是、蔡和森等造就健全人格的一次“從我做起”的實驗。

顯然青年并沒有被哲學太空的云霧彌漫所吞噬，他研究哲學完全是出于探索改造中國的道路這一時代要求，盡管他的途徑是不正確的，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從來就是青年的一個本質特點。十七歲時他自名“子任”表明以救中國為己任的心跡。在師范的聽課筆記《講堂錄》中他強調“必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閉門求學，其學無用”。他給黎錦西的信中充滿了“言天下國家之大計”、“救天下之任”、“欲動天下”的意念。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他甚至涉想過改造中國的具體途徑：“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為物質之由毀而成”。由于認為改造中國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也由于學生生活的客觀環境，他這時沒有直接的政治活動，但正是那種潛蘊在心中的巨大的社會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推動青年后來放棄了他的書齋哲學而走上以現實的物質手段去改天換地的道路。

總之，長沙學生時代的展示了豐滿而復雜的思想面貌，給思想史的研究留下了極寶貴的課題和資料。艱苦的腦力勞動極大提高了他的思維能力和文化素養，是他后來建立中國革命的理論策略體系的必要準備。更重要的是，從早年那瑰麗奇偉的文筆和雄談大論的觀點中已透出了清楚的激進民主主義的政治態度和救國救民的大志。但是，在已經陳舊的東西方哲學武庫中是找不到真正的武器的，“真正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可能是別的，只能在現實世界中并通過現實的手段加以實現?！夥拧且环N歷史的活動，而不是思想的活動”（馬克思語）。

青年的思想主題是如何反帝反封振興中華，這也是他那個時代的主題，它是引導和推動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火炬。的思想道路曲折而獨特：從學校書齋中以哲學倫理學造就完善個體人格的主觀立志和倫理——社會抱負出發，中經岳麓山下的烏托邦實驗和在現實中創造光華璀璨湖南共和國的改良主張的幻滅，最后才走向馬克思主義。

如果說，是從馬列著作的研讀中半自覺地走向馬克思主義（蔡和森亦然），陳獨秀是作為思想界領袖被大家推動著不自覺地走向馬克思主義，那末，的特點就在于，他是在巨大社會使命的內在驅動和對現實的直接的社會政治目標的外在追求下，主要是在現實、行動、實踐中而非書本、研究、宣傳中，經過失敗與絕望之后，完全自覺地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唯其如此，在同時代人當中，他的道路最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