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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西文化觀特征

【正文】

的中西文化觀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諸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受民族傳統文化長期的深刻的影響和塑造，使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熟悉、把握和運用的能力達到了不可比擬的程度；緊跟時代步伐，及時地了解和大規模地學習研究西方文化，使視野開闊，并有了中西文化對比的依據；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偉大的民族氣節、憂國憂民的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及辯證的思維邏輯力、自強不息的創新精神；受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及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楊昌濟等人思想的影響，使成了進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對新文化的強烈追求和長期的豐富的革命實踐活動，特別是掌握并科學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人類優秀文化成果，使能夠對近代以來中西文化論爭做出科學的總結。上述這些原因和條件，造就了中西文化觀以下幾個突出的特征。

1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與開放精神有機結合

表現在文化選擇和文化創造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是尊重本民族的歷史，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并自覺地從傳統出發，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所謂開放意識，就是面向世界，勇于承認其它民族文化的長處，積極地吸收和借鑒外來文化；而二者的有機結合，就是遵循繼承民族文化遺產與吸收外來進步文化同步進行的原則，既不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倒向閉關自守、抱殘守缺的保守主義，又不因向外國學習而倒向“全盤西化”論。

縱觀中西文化觀的全部內容，便可清楚地看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并同時吸收外來進步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觀的主干。既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論，又反對閉關自守、排斥外來文化的主張，是貫穿于中西文化觀始終的一條基本原則。而圍繞這一主干和基本原則所闡發的全部思想，處處吐露著對養育自己的這個民族所擁有的文化的酷愛和尊重，即民族的偉大情懷；同時又表現了他放眼世界、正視現實的偉大開放精神。這是中西文化觀最突出的一個特征。

早在1920年，當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時，便十分自信地指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盡管這種表述有欠妥之處，但卻清楚地反映了青年那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就早期文化觀看，此時他的目光并沒有只局限于民族文化，他已經開始關注世界文化的發展潮流了。如他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對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的贊揚和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批判；大力引進西方文化的主張和“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等觀點的指出，都體現了早期開放的文化意識。

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在處理中西文化問題時，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使他的文化觀更充分體現了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與開放精神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充分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遺產的歷史地位和存在的價值，即從歷史的延續性和文化發展的繼承性出發，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而今天的文化是從古代舊文化發展而來，而不是憑空產生的。因而，絕不能否定民族的傳統文化。他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注：《選集》第2卷，第534頁。）因為，第一，中國文明在世界上曾處于領先地位。“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軍、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注：《選集》第2卷，第622頁。）第二，中華民族有光榮的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許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注：《選集》第2卷，第623頁。）第三，“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注：《選集》第2卷，第70頁。）曾十分具體而深刻地分析指出：“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都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也有它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時期。我們要注意區別發生、發展和滅亡時期的東西。當封建主義還在發生和發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注：轉引自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編的《的讀書生活》第200頁。）等等。對民族文化的這些分析和高度評價，可以說滲透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政治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來自于對中華民族前途的關注，來自于對進步民族新文化的強烈追求，因而，民族主義的情懷不僅沒有束縛他的思想，造成他的保守和封閉，相反，這種情懷更促使他以恢宏的氣勢和敏銳的目光以及大無畏的精神，滿腔熱情地去迎接世界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挑戰。這表現在：首先，與列寧一樣，不把新文化看作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注：《列寧選集》第2卷，第411頁。）東西，而把它看作一個開放的體系。同時，也遵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所闡述的基本原理，即：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隨著生產方式的日益完善，交往日益發達，隨著單獨個人的活動逐漸擴大為世界歷史性活動，必然會由狹隘的、一國的、地域的歷史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世界各國在進行政治的、經濟的交往的同時，必然發生文化的交流。從而認為，新文化具有各民族、各國家之間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和融合的特征。“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注：《選集》第2卷，第706～707頁。）其次，他在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遺產的同時，強調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注：《選集》第2卷，第706頁。）當他在談到文藝問題時，又進一步強調：“我們絕不可能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注：《選集》第3卷，第860頁。）再次，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新文化體系的開放性和吸收利用外來文化的必要性。在這方面，他一是指出近代資產階級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它階級要高”，“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即使在藝術創造的某些方面，例如“小說，外國是后起之秀，我們落后了”等。因此，作為由中國封建文化發展而來的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學習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指出社會主義也有缺點。在看來，每個民族都有其長處，“同時，每個民族也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注：《選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頁。）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毫無缺點，所以，中國不能閉門搞社會主義，必須向外國學習。中國不如人時要學習外國，即使“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后，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注：《選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頁。）由此可見，沒有因為民族的自尊心而倒向拒絕外來文化的極端，他的文化觀充分表現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與開放精神的有機結合。

2廣采博取的精神與辯證法思想的有機結合

廣采博取是文化創造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而唯物辯證法則是文化選擇和新文化創造所必須遵循的法則。廣采博取與辯證法的結合則表現為：首先承認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長處和存在的價值，同時也承認每個時代總會有相應的文化形態，時展了，就需要創造新的文化體系，但新的文化不能憑空產生，而只能來自于對以往歷史文化的揚棄，即剔除其有悖于時代進步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有價值的內容，并將其揉合到新時代現實的文化結構中。

的中西文化觀主張融古今中外于一體，創造中國的新文化。然而，不論是民族文化，還是外來文化，他都給予一分為二的科學的分析，即對于民族傳統文化，在主張認真挖掘與繼承的同時，又看到了它與現實文化本質上的矛盾與沖突，指出其在近代衰落的原因，從而破除了“文化本位論”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錯誤主張；對于外來文化，他則主張在對比和交流中揚長避短、吸收其長處，從而完善自身，以實現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與科學化。學習的中西文化觀，我們不僅會感受到他那橫貫中西、海納百川和超越時空的博大精神氣質，同時又會領略到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的科學態度。總之，中西文化觀的又一突出特征就表現為廣采博取的精神與辯證法的有機結合。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從早期文化觀的內容看，已顯現了這一特征。如：1920年在給周士釗的信中曾談到：“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所謂“先博”，即首先是廣采博取，也就是對各種文化都加以觸摸，“拿來”；“后約”的含義無非是進行文化選擇過程，即對“拿來”的東西加以比較、分析研究、分清優劣，為新文化的創造作出選擇。再如，早期文化觀主要是中西文化之比較觀。他主張“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于是，他從中西文化建立的基礎、兩種文化性質、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進行了全面認真的對比。通過比較，他認識到中西文化是性質迥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主義基礎上的。而家庭主義制度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基礎構造，它“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相反，西方文化則是建立在國家主義基礎上的。而國家主義所要求和強調的是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的獨立性。它宏揚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賦權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從而揭示了中國文化在近代落伍和西方文化進步的原因，并尖銳地指出：中國傳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缺乏科學和民主的精神，特別是以孔子為中心的這種思想的“獨霸”，“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兩千年偶像的奴隸。”（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但此時，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都沒有一切肯定或否定，他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的同時，仍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從而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而對西方文化，同樣指出了它的不足。如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當他在看泡爾金《倫理學原理》一書中有關社會上存在著阻礙革新，以過去壓現在的段落時，便批注道：“此類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獨我國，西洋亦有之。”（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1917年，再次談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時指出：“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僅從這些闡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早期文化觀的廣采博取精神與辯證意識結合的特征。

3符合時展的創新精神與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有機結合

的中西文化觀在闡明批判地繼承民族傳統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便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創造中國新文化的主張，而且對新文化的性質、特點等都做了明確的闡述。

青年既看到中國缺少新文化，又呼吁新文化的產生。他在批判地對待中西文化的同時，主張把二者結合起來，以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于是提出“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注：《選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頁。）的思想觀點。此時，他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新文化的模式，但他已認識到中國文化傳統思想太舊，指出中國文化落后的原因，進而提出洗滌舊思想，呼吁改革和主張平民教育，并對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加贊揚。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表現了一種符合時展要求的創新精神。

當1920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后，他的文化觀既表現了勇于創新的精神，又表現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如他在《發起文化書社》一文中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諸君，我們如果曉得全世界尚沒有真正的新文化，這倒是我們的一種責任啊！什么責任呢？如何可使世界發生一種新文化，而從我們居住的附近沒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這不是我們全體湖南人大家公負的一種責任嗎？”（注：《選集》第2卷，第708頁。）作為早期文化觀結束的一個標志，這段話顯然表現了急欲創造中國新文化的思想要求，同時也初步表現了他把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中國新文化創造的一種模式。

特別是對于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設計，更清楚地表現了那非凡的創新精神和堅定的無產階級原則立場。首先，他深刻闡述了文化的階級性，他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而有多少類型的政治和經濟，也就有多少類型的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注：《選集》第2卷，第708頁。）這些都是舊文化。還認為，文化總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當他談到文化藝術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時，明確地指出：“文藝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文藝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么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這叫做漢奸文藝。”（注：《選集》第2卷，第708頁。）其次，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論爭和文化選擇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做出了科學的總結，從而得出中國現實所要建立的文化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即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結論。新民主主義文化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文化”（注：《選集》第3卷，第860頁。）。它和一切剝削階級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是為人民服務的。“由于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個偉大的同盟軍。”“由于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實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注：《選集》第2卷，第534頁。）作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它的特點應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所謂“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絕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謂“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所謂“大眾的”，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

由此可見，設計的中西文化結合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藍圖，是融創新精神和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于一體的嶄新理論。

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西文化觀也清楚地闡明，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向外國學習的目的是達到“推陳出新”，從而“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頁。），即創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另外，在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外來文化的問題上，他一方面強調“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注：《選集》第2卷，第694～695頁。）；另一方面，又堅決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提出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重要觀點。這就尤為突出地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觀的創新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相結合的特征。

綜上三個方面，是中西文化觀突出的特征。它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于我們今天推動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