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偉人的終極關懷 ——論的生死觀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終極關懷與人的生死問題密切相關，是人類超越生死對立的基本途徑。對生死問題的思考貫注于的一生。超越生死的基本心態是樂觀、奮斗，從早年到晚年都是如此，盡管其中也有重要差異；將生死問題置于終極性價值關懷之下而消解了生死的尖銳對立，這種終極性價值關懷在早年是抽象的精神實體，即“大本大源”，在世界觀發生轉變以后，則是共產主義理想、人民本位。在人文精神失落、終極性價值消褪的今天，重溫的生死觀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豐富復雜的精神世界中，有一個非常突出而又似乎未曾引起人們足夠注意的主題，這就是他對生死問題的思考以及由此而來的終極性價值關懷。他那充滿鮮明個性特征的生死觀和終極關懷，展示了偉人超越生死、追求人生終極性價值的高遠情懷。

一．終極關懷：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徑

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是有限的，必然面臨生死問題。但是和其他物種不一樣的是，只有人才有思想，才會思考生死存亡這一根本問題；也只有人才會給予人生種種實踐以終極性的價值和意義根據，以求克服生與死的尖銳沖突。終極關懷正是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無限的超越性本質，它是人類超越有限追求無限以達到永恒的一種精神渴望。對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構成人生的終極性思考，這是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的哲學智慧；尋求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尖銳對立的緊張狀態，這是人的超越性的價值追求。只有終極關懷才能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無限的緊張對立，才能克服對于生死的困惑與焦慮。終極關懷是人類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徑。

張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的終極關懷有三種類型：1.歸依上帝的終極關懷2.返歸本原的終極關懷3.發揚人生之道的終極關懷。[1]歸依上帝的終極關懷就是把宗教信仰作為基礎，以上帝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來吞沒現實世界以消弭生（有）死（無）的矛盾，宗教徒蜷縮于上帝、神的陰影下希冀于彼岸世界的靈光，生死完全委付給出神，生命完全屈從于神，有限的卑微的個體以與神同在、以成為上帝的仆從的方式獲得無限和永生；返歸本原的終極關懷就是追溯世界本原，以抽象的道來代替虛擬的上帝作為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如哲學通過建構理性世界以觀照現實世界的方式來消除有限與無限的矛盾。發揚人生之道的終極關懷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貴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內圣外王乃至為萬世開太平成為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這三種類型的終極關懷對生死矛盾提供的解決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有效的，都在追索人生最高價值的過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實現了生死的超越，但無疑也是抽象的。

從早歲到晚年，一生都關注著生死問題。早年就曾指出：死生亦大矣，對此不求甚解，只顧目前稊米塵埃之爭，則甚矣人之不智。[2][P88]他認為由生到死是個體生存中最大的變動，是人生中最值得思考的大事件。反對蠅營狗茍的生活，主張在對生死的思考中尋求最根本的人生價值和最根本的人生智慧，希求在人生的終極觀照中超越生死。這種超越生死的人生意向促使

尋找人生最高價值，確立終極關懷，從而克服生死大難、實現生死問題的圓滿解決。壯年在戰馬倥傯的歲月里對于生死問題無暇多慮，但是他出生入死、浴血奮斗的革命經歷本身就體現著一種獨特的生死觀。紅軍戰士以及他自己親人家屬的死亡也強烈地沖撞著的心靈世界，但終極關懷支撐著他近于平靜的對待死亡。晚年隨著身體的衰老，不時又回到生死問題上來。

的終極關懷和他的生死觀是分不開的。正是在對生死問題的思考中，尋求人生最根本的價值依托，確立了偉人的終極關懷；同時終極關懷的確立，又反過來引導著偉人的人生實踐，實現了生死超越。篤信過佛教，從事過大本大源的哲學探索，接受過中國傳統哲學中發揚人生之道的終極關懷，最后終于發現比個人更重要的是民族、國家和人民群眾，比生死更為重要的是民族、國家的再造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這就是偉人的終極關懷。這種終極關懷帶有返歸本原和發揚人生之道的終極關懷的影子，但是擺脫了抽象性和空想性，有了現實的依托。正如斯諾指出的：“作為個人的消失了”，但是“現代中國的歷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是同的名字分不開的”[3]。個人的生死與人民的事業融為一體，關于生死的思考與他的人生實踐、他的終極關懷是一致的。正是因此，的生死觀才如此深沉，動人肺腑又超邁高遠，具有終極性又具有現實性。

二．樂觀奮斗：終極關懷的主體心態

終極關懷作為人類追求生命永恒與不朽的一種價值取向，既是理性認知的結果和付之實踐的過程，又是情感的傾向、認同和內在體驗。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4]，列寧也指出“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沒有也不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5]主體的態度和情感是一切認知和實踐活動的內驅力，是終極關懷的情感基礎。偉人就是以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奮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和壯美崇高的情感體驗實現生死超越，并在深沉浩瀚的情感基礎上確立了終極關懷。

以樂觀的人生態度看待生死。從早年到晚年一直思考著生死這一人生難題，他從來都是樂觀地面對生死。早年就把人的生死看做物質的團聚解散：“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2][P199]，因此“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滅，吾人故不滅也。不僅死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團聚而已矣”。[2][P194]在看來，生不可恃，死不足畏，生與死是相對的，同一的。而且還把生死看作必然的規律，指出生死是必然的，“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毀之法則。”[2][P194]青年關于生死的這種獨特看法，一方面源于傳統哲學的某些思想，如莊子齊萬物的相對主義生死觀，以及氣聚為物、氣散為虛的中國傳統的氣論唯物主義觀點；另一方面則與當時在中國影響巨大的西方進化論思想不無關系，進化論認為生命在變化中才能得以發展，死亡是生命過程的必然環節。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對待生死的樂觀態度并未改變，直到晚年，還以詼諧幽默的語氣談論生死問題。

青年還以奮斗的人生態度對待生死，并在“斗”的過程中以壯美崇高的情感體驗超越生死。面對生死的思考和闡發，一反傳統道學家的呆板說教，也絕不流于小兒女態，而是崇尚意志，一任心力，張揚主體精神，處處充滿人生價值的肯定和自我實現過程中的種種愉悅。他指出：“夫人之一生，所樂所事，夫曰實現。”[2][P60]自我實現成為人生的最高目的。青年迥異于常人喜順境惡逆境的心理，宣稱“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2][P186]他喜歡奇詭巨變的人生，喜歡充滿斗爭、驚險的生活，將人生中的所有阻力、抵抗、困境，統統看作是實現自我所必須的環節或憑借手段，越是遇到大阻力、大抵抗，就越能凸顯人的意志的強大，從而就越能實現有意義的人生：“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2][P180]青年從尚“變”、尚“斗”的心態出發，歡迎人生中的各種變異和困境，甚至終結生命的死亡也不能使他稍有憂懼，相反，死亡作為人的生命中的最大變化，正是生命的可貴的經驗，是本質上具有好奇心的人類所好之事：“死也者，亦吾有生以來一未嘗經驗之奇事也，何獨不好之乎？”[2][P197]人們懼怕死亡，“乃懼其變化之巨，吾則以為甚可貴”[2][P197]。青年并且從這種尚“變”、尚“斗”的心態關照生死走向以壯美的審美心態超越生死：“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之為壯，況生死之大波瀾何獨不知引以為壯乎!”[2][P198]

青年超越生死的這種主體心態，一方面不同于傳統的中和沖淡的人生態度，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死生由命”等思想。但另一方面無疑也與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不無關系。不過，青年的這種心態似乎更直接地來源于傳統武俠、戰爭小說以及歷史，他自幼喜看《三國》、《水滸》這類任俠尚武的小說，喜歡閱讀歷史傳記：“吾人攬(覽)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2][P186]青年的這種主體心態后來發展為他所倡導的革命英雄主義：“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同時，又以一種審美式的心態面對人生中的種種困境、阻力乃至生死：“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踏遍青山人未老”、“戰地黃花分外香”、“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只要人生價值得到了實現，生死問題是不值一慮的。因對主體自身力量或理想的實現的欣賞而產生的審美愉悅的體驗，覆蓋了生死對立從而超越了生死。

三．大本大源：終極關懷的抽象實體

如果說，樂觀奮斗是青年超越生死的主體心態，那么，大本大源則是青年超越生死的終極根據或終極的價值關懷。終極關懷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是對人生最終價值目標的追求，其核心是關于如何生如何死的意義思考。青年思考著人生的終極意義，反對稊米塵埃之爭；眷注于人生的終極依托，要求探討大本大源。

青年繼承儒家的圣人觀，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做超凡入圣的分界線：“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2][P87]他曾經覺得自己尚未探得大本大源，從而覺得自己“對于宇宙，對于人生，對于國家，對于教育，作何主張，均茫乎未定。”[2][P89]他表示“只將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2][P87]那么什么是“大本大源”呢？他認為，“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理”：“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2][P85]只有探得“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因此他表達了一種獨特的“立志”觀：“志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于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之也。”[2][P86]因此，“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真理，即終身無志。”[2][P87]

青年所關注的“大本大源”，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哲學。青年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其老師楊昌濟主將哲學、倫理學課程，楊先生“所講不限西洋倫理學說，中國先儒如孔、孟、周、張、朱、陸、王及王船山之學說，亦間取之。”[6][P197]楊先生還特別編寫了講義《論語類鈔》，注解論語往往以朱熹為依據。朱熹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太極”之理，他認為抓住了這個“理”，就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刮落枝葉，栽培根本。”[7]楊先生服膺朱熹哲學，也強調要抓住“大本”。不過，他把“大本”叫作“大原則”：“宇宙為一全體，有貫通其間之大原則，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象，悉自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深思默會，洞曉此大原則，所謂貫通大原也。”[8][P85]青年明顯地接受了他老師關于抓“大本大源”的思想，而又作了充分的發揮。一方面，青年把“大本大源”看作是“動天下之心”的關鍵：“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2][P85]另一方面，他又將“大本大源”看作是超越生死的終極關懷，只有探得“大本大源”，人生才有所附麗，人生才是有意義和值得過的人生。抓住了“大本大源”，所有人生瑣碎，均不足論：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紛何足理。

毋庸諱言，青年所眷注的“大本大源”是一種精神實體。他那時尋找這種精神實體作為自己終極性的精神依托，并在對這種終極性的精神依托的眷注中藐視瑣碎凡俗，超越生死對立。但毫無疑問的是，“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類的概念，表明的無非是一種超越現實而又企圖支配現實的抽象的精神實體。同時也必須指出，青年關于抓“大本大源”的思想，實則是他要求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一種抽象的表達，從而，所謂探討“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也就成了他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極為重要的思想基礎。超越生死的抽象的終極關懷就因此而轉變為具有現實內容的終極價值指向

四．人民本位：終極關懷的現實內容

在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潮后，世界觀發生了質的轉變，從追問大本大源到明確提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2][P292]現實問題取代了抽象思辨，人民群眾取代了圣賢的至高地位。抽象的終極關懷從而具有了現實的內容。

青年由關注生死問題到終極關懷，本來就有著非常現實的內容。他那時關注國家的安危：“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2][P11]倡導救國救民的“壯士斷腕”的犧牲精神：“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2][P590]在國家安危、人民疾苦面前，個人的生死算不了什么。因此超越生死的終極關懷——抽象的“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本來就蘊含著尋找救國救民真理、拯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現實內容。當然這種現實內容卻以非常抽象的形式表現出來。

青年的這一思想的轉變是源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源于對近代中國各種救亡圖存運動失敗經驗的反思。他認識到，“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終極追求不能解決現實的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問題，不能促進人類的解放和發展。他反思那時候抓“大本大源”的思想，“是空虛的思想，……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人民價值本位論的形成最終要歸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明確宣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人民的利益是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把共產主義事業看作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事業，同時又把現實的民族、國家的出路看作人民利益的現實所在。提出：“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9][P906]這樣就會死而無憾，雖死猶榮。“百年會有歿，生死安足慮”，生死服從于人民的事業，服從于共產主義的終極追求。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是否為人民服務是價值判斷的唯一天平。

終于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找到了人民群眾這一最現實的革命力量和價值主體，確立了共產主義這一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理想追求。當然，人民價值本位論是在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和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根據我國具體國情，他把擁有80－90％人口的農民確定為人民的主體，農民、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農民是民主革命戰爭的主體力量，誰得到了農民，誰就得到了中國。強調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甚至是不是與農民一致成為是否革命的標準，“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9][P18]主張“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9][P488]要求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

確立人民價值本位論還來源于對人民群眾特別是對農民的樸素、深厚的感情。農家出身的從小就體會到勞動人民勤勞困苦的生活，同情、憐憫窮苦人，多次為百姓的痛苦落淚，坦示了與民同哭同悲的百姓情懷；發現戲臺上宣揚的是帝王將相，農民只是個跑龍套的，他要求恢復歷史的真面目。其二是源于對中國國情和民族出路的思考。從早年接觸到農民典田賣地的事情起，就在“思考這些事情，認為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于是下決心要找到解救窮苦農民的道路”，從而把人民的解放作為終身的事業。其三是由于民本思想和救世精神的影響。我國傳統中一直有民為邦本的思想，《尚書》中就曾指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心和民心是相通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經由孔子的“仁愛”思想發展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王道思想，把民本主義的價值理想發揮到了極致，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價值信念；君主和庶民好比舟和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但是這種簡單的比附關系并不能真正地把人民當作價值的真正主體，人民只是統治者的工具，重視人民只是為了鞏固君主的統治秩序。傳統的民本主義始終不過是主觀精神上的價值理想，黎民始終只是被同情、被拯救的對象，始終是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主張“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2][P88]為眾生即為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舍己為人，以身殉道。這些思想因素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整合形成了的人民本位觀，構成了偉人的終極關懷。

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包括家庭和六位親人都殉難于革命事業，在驚聞犧牲噩耗時，他沉痛卻毫不追悔：誰叫他是的兒子呢。始終堅持人民是最根本的價值主體，高揚“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獻身精神，關于生死的沉思終于找到了人民這一最根本的依托，在人民的事業中超越了生死。高度頌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白求恩、雷鋒，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銘文深刻展示了他對于生死的超越性理解和終極關懷。

※※※※

的生死觀充分展現了偉人的終極關懷，也是民族精神在歷史個體上的投影。偉人的終極關懷不僅僅是對終極性的價值理念的思索，還是對終極性價值原則的畢生恪守和付諸實踐的革命活動，鼓舞著幾代中國人民前仆后繼，不畏艱險，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來。在世俗化、市場化、現代化高歌猛進的今天，意義迷失、人文關懷失落、終極價值消褪，這些現代性問題構成當代不容忽視的精神危機。人們普遍呼吁可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的生死觀有著豐富的思想底蘊，對人生超越層面之意義的執著追求，對生存之終極價值的深遠關懷以及志于道，志于“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人生意義追求與實踐，如黃鐘大呂般激發著我們的超越情懷和終極追求。當然我們不能象九十年代的“熱”那樣簡單地回到，而是要在當代中國現實實踐中建立人生的意義世界和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