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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科學價值/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正文】

關于全球化肇端的時間，迄今并無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卻沒有人能夠否定近二十年來、尤其是冷戰終結以來全球化浪潮對人類社會所造就的巨大影響。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發展、電腦的普及和信息時代的驟臨，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主導地位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經濟全球化加速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對兩種社會制度之間更加隱蔽、間接和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必須做到既要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化的成果，又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的社會分層和利益調整，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人們的政治觀念、政治覺悟發生深刻變化、政治需求與政治參與擴大的情況下，執政黨必須做到對社會民眾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強的維護社會穩定和進行社會整合的能力。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這些新的變化，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容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驗。能否與時俱進地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關系到黨能否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造力。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論基礎，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因此，充分認識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變化，導致一些人對誕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當代價值產生困惑甚至懷疑。對此，我們固然可以從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意義或獨創性的內容來回應前述的困惑。譬如說，從關于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活的靈魂”，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方面，來闡述思想的價值，這種回應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夠的。由于這個問題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因此，還必須把握變動中的現實，理解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聯度，找準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點，在觀照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正確把握衡量思想的價值尺度，并在理論上厘清思想與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一脈相承之聯系，從而明確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使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旗幟上永不褪色的內容。

一、現實與思想的生命力：開放的理論與變動的實踐

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顯著特征的當代中國現實，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以及經濟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面對這些深刻變動中的現實，思想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恒久的指導意義。

（一）思想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思想誕生于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而當代中國所處時代的主題和特征是和平與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顯然，這兩個時代是不能也是無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歷史演繹的必然結果。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而言，思想連接了前后兩個不同的時代。

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圍繞著“中國進行什么樣的革命、怎樣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這一主題，系統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對象、動力、領導權、道路、步驟、前途等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在思想的指引下，中華民族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隨后又通過實施過渡時期總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順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進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并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實踐證明，思想成功地解決了處于戰爭與革命時代的中國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中國是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指引下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不僅為中國在和平與發展時代背景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而且也促進了時代主題本身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從而迎來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新的時代。

思想并不僅僅是為了革命與戰爭而生的，而恰恰是為了消除戰爭、進而實現和平與促進發展而生的。爭取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現民富國強，正是這一理論的價值所在。因此，在思想的科學體系中，除了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國的理論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直接與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國家的現代化有關，至今仍然發揮著指導作用。尤其是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貫穿于思想科學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將起著長遠的指導作用。可見，時代主題的變化，不僅不會導致思想的不合時宜，反而會更加充分地層現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思想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對外開放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問題凸顯，網絡的普及導致強勢國家、民族與政治團體之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輻射效用劇增。在這種情況下，相對弱勢的國家與民族，一方面必須主動實行對外開放，以積極應對全球化之大潮，從而通過跨越式的發展來趕超現代化的先發國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力圖主導的全球化中被“邊緣化”，淪為大國的附庸，并導致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不難看出，近代以來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外生型國家在對外開放問題上所面臨的兩難抉擇，在現時代仍然沒有終結。對于中國而言，這一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邊緣化即半殖民地化與“衰敗化”的革命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并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從而成功地阻斷了近代以后“中國被邊緣化”進程，推動它由被動卷入現代化向主動進行現代化建設轉變；同時，思想中經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路徑設計，關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又體現出積極的開放姿態與包容精神。因此，曾經成功指引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同樣可以正確指引當代中國在全球化境況下，通過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成功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三）思想與改革

1978年以來的改革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目共睹。從模式選擇來看，改革顯然是對延續二十多年的蘇聯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決不意味著對思想的否定。蘇聯模式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但是，幾乎在實施蘇聯模式的同時，以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已經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確的理論成果成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內在邏輯來看，思想與當前的改革的關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從思想與改革的歷史關聯來看：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革命——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使中國社會實現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新民主主義社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巨變；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當然是關聯于而不是脫離于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思想及其當代形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也是思想生命力的鮮活體現。

從思想與改革的哲學關聯來看：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的問題，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確的回答。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首次提出并系統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質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其特點是“又相適應又相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實踐證明，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不僅為當時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更重要的是為今天正在進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學基礎。

從思想與改革的模式關聯來看：中國是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由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度里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能選擇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路徑和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揚棄既有的以城市為中心的俄國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過渡時期，黨又順利地走過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又提出了要“以蘇聯為鑒戒”，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任務。毫無疑問，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所作的歷次探索，無不體現了所倡導的創新精神、所強調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種創新精神，無論對于當時的革命與建設，還是對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導意義的，并將繼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前進提供不竭的動力。

二、思想與當代中國的發展：直接的價值與意義

按照歷史的縱向劃分，思想包括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關于社會主義改造、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四大方面的內容；而按照理論的橫向歸類，則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外交、軍事、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多方面的內容。不管是縱向的劃分，還是橫向的歸類，貫穿于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與獨立自主，猶如“活的靈魂”，將思想中所包含的各個方面的內容聯接為一個統一的整體。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發展的標尺來量度思想的價值與意義，可將其分成四類：第一類，如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領導權、動力、對象、性質與前途、道路等問題的論述，主要是一種存留于歷史的珍貴遺產；第二類，如貫穿于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活的靈魂”，具有長久的指導價值；第三類，如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由于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實踐的復雜關聯，需要進一步梳理與解讀，以發掘其中曾被忽視的價值，澄清被誤解的問題；第四類，是針對中國社會而提出的關于經濟、政治、文化、外交、黨建等方面的“正確的理論原則與經驗總結”，則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直接的價值與意義，同時構成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來源。

第一，關于思想與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思想中包含著豐富的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觀點。例如：關于以農輕重為序、協調處理各種經濟關系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關于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統籌兼顧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關于正確處理公有制內部及其與其他經濟成分之間關系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關于計劃與市場及其相互關系、商品與價值規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企業內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的思考等。這些與發展中國經濟密切相關的思想觀點，對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仍具有積極意義。此外，近年來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也應予以充分的重視。

第二，關于思想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各項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關于這些基本制度的闡述，正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同時，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的思想，關于造成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思想，關于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的思想，關于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中國法制的思想，關于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斷言論和行動是非的標準的思想等等，對當前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具有顯著與直接的現實價值。

第三，關于思想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思想中的文化觀點主要包括：關于“向科學進軍”，關于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關于知識分子工作，關于思想道德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針等等。這些思想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四，關于思想與當代中國的外交。外交思想主要表現在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三個世界的劃分等方面，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的改善集中體現了上述外交思想的靈活應用，而這又為1978年以后的中國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五，關于思想與黨的自身建設。思想中關于黨的自身建設的理論經過了長期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構成了一個科學的體系。結合當前黨的執政條件的變化，黨建思想中一些理論觀點值得關注。例如，對黨的自身建設所處客觀環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的觀點；拓展黨的群眾基礎的觀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實施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等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還適時提出了在執政條件下如何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這一重大問題，并就這一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觀點，其中包括“兩個務必”、反對官僚主義，防止特權階層，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等等。這些觀點對于今天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實施，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理解思想的切入點：“中國化”的歷史與邏輯

能否全面理解思想，找準一個合適的切入點至關重要，這直接影響到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能否在現實中得到展開與廣泛認同。從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來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其必然選擇；相應地，也應以其作為權衡思想價值的切入點。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存在多維的歷史進程：中國現代化之維，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形態轉型之維，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及其實踐運動發展之維，等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這多維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而思想則處于這一宏大的歷史定位中。

第一，關于現代化的維度。鴉片戰爭后，中國被強制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中，實際上開始了被動現代化進程。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一現代化進程完全是被動的，是受帝國主義列強控制、從屬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從屬于西方那種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本質的批判，包含著對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現代化模式的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為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同時，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東方社會理論”，又為中國的現代化找到契合國情的合理路徑提供了指導：“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吸取的一切肯定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頁）。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確回答了關于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的現代化由被動轉向主動，并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歷程。此即中國現代化維度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思想正是這一中國化過程中的理論成果。

第二，關于社會形態轉型的維度。近代以來的中國有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97年9月22日）這兩大歷史任務表現在社會形態問題上，即要求積貧積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同時，實現向以工業化、民主化為特征的社會形態的轉型。后者具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道路選擇。20世紀上半葉的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獨具的社會性質、階級構成、革命性質，決定中國既不可能最終導向資本主義社會，亦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設計的過渡性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模式，指明了一條經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路徑，成為彌合這一“兩難”境況，完成現代中國社會形態由前資本主義的半封建社會向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科學選擇。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轉變理論的中國化。

第三，關于政治思想及其實踐運動的維度。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越來越多的先進人士認識到學習西方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形成西學“中國化”之流變：先后有地主階級改革派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與《資政新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變法，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嘗試等。五四以后，各種政治思潮及其運動更是相互激蕩，蔚為大觀。但是，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演繹與實踐運動最終成為中國政治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流。思想正是這一進程中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成功的首創之作。

四、思想的價值尺度：歷史與現實的觀照

經過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概括與翌年的中共十二大的補充，思想有了確定的科學涵義，即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表述，界定了思想的內涵，回答了其中是否包含科學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疑問。但是，這一回答遠遠不足以導致分歧的終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僅僅是一個開始。隨著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深化，出現了對于思想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兩種截然相反的錯誤態度：一種是僵化地固守其中的若干理論，另一種是全然否定其現實價值。顯然，在思想科學涵義的視野中，準確掌握評價的尺度，客觀衡量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的當代價值，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直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這一時期的探索及其成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擺脫蘇聯模式，獨立自主地找尋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但從總體上看，并沒有能夠超越蘇聯模式的束縛。

其次，這一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將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產生長期的積極影響；但這些成果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在當時的實踐中始終一貫地堅持下去，有的甚至還一度出現了嚴重的背離。

再次，這一探索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這一時期尚未形成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觀點，這些初步探索的最重要的意義存乎其肇端性。

此外，還要對這一時期探索的失誤之原因給予充分的重視與準確的分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出現嚴重失誤的原因表現在多方面，其中包括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遭到破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一些國際因素的影響，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在于當時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認識不清。正如鄧小平所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

在上述歷史與現實的觀照下，我們應當對于思想中一些觀點的現實價值與意義給予科學的評價與估量：既不是拔高，并以此來低估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貶低，避免從歷史源流的角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旗幟。

五、思想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聯系

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直接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此，正確認識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一脈相承的本質關系，將有助于明證前者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從思想發展的線索來看，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與發展，鄧小平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其中，思想是這個一脈相承的思想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既令馬克思主義真正植入中國大地，并產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又為新的時代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再次飛躍提供了前導。概括來說，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所一脈相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實現此二者相互結合的思維方法，這表現為下列六個方面的同一。

第一，同一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確立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確立對資本主義的正確把握和對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原則設想，這些基本原理構成中國共產黨思想的主流來源，并同構于思想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

第二，同一的思想精髓。針對“教條化”與“神圣化”的誤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賦予作為中國古代學風的“實事求是”以合乎時代的新義；鄧小平針對“兩個凡是”的迷離，振聾發聵地強調要“解放思想”；針對巨變中的執政條件，張揚“與時俱進”的科學精神。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成為貫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全過程的完整的思想精髓，也是理論上一脈相承的基本線索。

第三，同一的方向與路徑。一方面，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和奮斗目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兩個必然”的基本原則，即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另一方面，又都基于中國的實際，設計出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有機結合的特色路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兩個決不會”論斷的基本精神，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的社會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而言，所未及充分“發揮”的是民主主義的生產力要求，思想據此論證了在新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的統一。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確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民主主義的制度要求當然已不復存在，但生產力的要求仍無法漠視；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既體現了“兩個必然”，又體現了“兩個決不會”。

第四，同一的歷史任務。近現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狀況，使中國缺乏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狀況表明，這一物質基礎仍然很不充分，若干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未及完成的歷史任務還必須在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完成。不發達的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但卻難以跨越“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這一“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不論是經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都必須把大力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務。顯然，在歷史任務問題上，思想與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擁有不可置疑的同一性，雖然歷史的螺旋發展令后者相對于前者處于更高的環節上。

第五，同一的根本手段。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視為改造社會、推動社會前進的根本手段，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之義。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其目的即是為了推翻阻滯社會進步的上層建筑，改變舊的生產關系，掃除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論述，是思想的核心內容，而他晚年在發展生產力問題上的失誤，實質上背離了思想。鄧小平擯棄了晚年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問題上的錯誤，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生產力思想；鄧小平的生產力思想，同樣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更是將生產力因素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其中首要的“代表”。因此，不斷地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線，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推動社會發展之一脈相承的根本手段。

第六，同一的政治立場和價值標準。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作為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頁）。鄧小平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檢驗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把包括“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內的“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一切工作成敗得失的標準，把最終達到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同志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內容，強調“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63頁。）顯然，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場和最高價值標準。

證明思想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脈相承關系，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這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思想所具有的恒久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正如其所前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亦如其所后啟的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根源于其科學體系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