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劫貧濟富與民主化管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九十年代后期以來，各競爭性行業一輪接一輪地展開了激烈的價格戰，中國經濟第一次陷入通貨緊縮的危機。然而，就在競爭性商品價格不斷下降，競爭性產業利潤大幅度萎縮，部分企業瀕臨破產倒閉，工人大批失業，農民收入大幅下降之際，鐵路、郵政、民航、電力、保險、石油、大學、大醫院等全國性壟斷部門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卻不降反升，自來水、煤氣、供暖、公交等地方或城市壟斷的服務價格也在上升。由于嘗到壟斷的甜頭，吃到競爭的苦頭，競爭性企業結成價格同盟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各地方的保護主義措施也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因此，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怎么辦？破除壟斷，引進競爭！人們不假思索地認為。即使是市政公用企業，即使是自然壟斷企業也可以引進競爭，也必須引進競爭。即使那些拆分難度很大的業務，如電信與鐵路的基礎網，也要將其大卸八塊。人們想象著，只要有了競爭，價格就會下降，服務就會改善。不僅如此，經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熏陶，許多人相信，競爭是善，壟斷是惡。因此反壟斷不但是經濟利益的要求，還是向惡勢力作斗爭，具有道義上的光環。

然而，壟斷恰恰是競爭的必然結果，兩極分化也恰恰是競爭的必然結果，正如排泄是吃飯的必然結果一樣。真正能夠遏制壟斷力量的是民主化管制，真正能夠抑制兩極分化的仍然是民主。

一、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壟斷全球化

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全球化意味著競爭全球化，意味著各國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無障礙的激烈競爭，因此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紀。但是，不知道人們想過沒有，全球500強幾乎都是在本國乃至國際上具有壟斷地位的跨國公司，其資產總額至少在100億美元以上。全球競爭首先是這些壟斷性公司的國際競爭，而全球競爭的結果則將是壟斷從一國走向國際。目前微軟已經享有全球壟斷地位，波音和空客兩家聯合壟斷了全球大型民航客機制造業。隨著投資自由化的推進，國家保護的消失，可以預見，更多的行業將形成一家或數家公司壟斷的局面。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兼并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每年的收購兼并金額持續陡升，1998年高達2.4萬億美元，前十大兼并案的平均兼并金額達607億美元，其中埃克森兼并美孚案值高達863.6億美元。1999年購并額進一步上升到3。3萬億美元，2000年又增至3.5萬美元，是年初，美國在線購并時代華納案值高達3500億美元。經過這十年的各國內兼并、跨國兼并跨洲兼并，著名的如有德國戴姆勒－奔馳收購美國克萊斯勒，英國石油與美國石油合并，美國福特公司收購日本三菱等，壟斷正在迅速地從一國走向全球。

因此，二十一世紀國際經濟的真正特點恐怕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全球壟斷。激烈的競爭將不是在國際壟斷寡頭間展開，而將在眾多配套廠商間展開。小企業將為爭取壟斷企業的青睞而激烈競爭，各國將為爭取壟斷企業到本國開設生產基地而競爭。當中國熱切迎接財富論壇500強會議召開時，我們發現，這個世界的真正主宰者就是這500家全球性壟斷公司。國際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是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全球有實用價值的專利90％左右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這些大公司都擁有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控制著從原料開采收購、生產制造到產品零售的全過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驗室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師，可以調動的資金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影響媒體的能力也遠遠超過各國政府。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擁有上千億美元資產的大跨國公司在內部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其各子公司在人事上受公司總部任命，在財務上也不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而是通過轉移定價等方法逃避稅收，逃避與子公司的合作方分享利益，從而實現全公司利益最大化。例如，德國大眾高價出售發動機給上海大眾汽車公司，使上海大眾的利潤大部分轉移至德國大眾。

這意味著，美日歐各國經濟的主導性力量是各大壟斷公司，其主導性經濟調節機制是計劃調節機制。盡管這些壟斷公司之間也會展開激烈的競爭，但更多的時候是這些壟斷公司相互達成價格默契，共同控制市場。例如，美國三大汽車廠商之間的很少開展價格戰，它們之間的競爭主要體現在新車型研制，巨額廣告費用投入等方面。當優質廉價的日本汽車進入美國市場后，美國三大汽車廠的反映并不是跟著降低價格，而是通過美國商務部要求日本廠商實行自動出口限制。當然，在那些很難形成寡頭壟斷的行業，如紡織業，農業，旅館業，餐飲業等，以及為壟斷性公司提供配件的廠商間，都存在激烈的競爭。即使如此，在這些行業也仍然有行業協會的協調，使競爭壓力不時得以緩解。

遺憾的是，當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放眼西望時，居然只看到競爭，看不到壟斷，只看到市場，看不到計劃，并由此形成了競爭崇拜。但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即，如果我們仍然看不到西方經濟的主導性力量是各大壟斷公司的現實，那么中國無數的小競爭者必將成為西方大壟斷公司的盤中美餐。

二、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壟斷

其實，比較接近經濟學教科書的自由競爭時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美國在1840年以前的經濟大體如此，每一個行業都有數以萬計、十萬計的廠商，最大的企業雇員不過50人，最大的商號則不過10人。然而，即使那時，也存在壟斷力量。我們知道，1840年以前，美國還沒有鐵路、電報，交通、通訊及不方便，全國市場被分割成無數個地方市場，在每個地方市場上，有各種各樣的同業公會控制著價格和競爭。隨著鐵路、電報和煤炭的使用，地方性企業開始在全國市場展開競爭，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開始形成。然而，短短十幾年功夫，全國性競爭激烈就導致了全國性通貨緊縮。全部商品的批發價格指數自1869年的151降至1886年的82，農產品在同一時期自128降至68，金屬和金屬產品則自227降至110。對大多數制造廠商來說，應付產量上升和價格下跌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形成全國性的同業公會，縮減生產以維持價格。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此種聯盟已經成了大部分美國產業界正常做生意方式的一部分了。單是五金工業，就有50多家不同的同業公會管理著許多生產專業化產品的卡特爾。各種工業都是如此。只有紡織工業、服裝工業、出版工業和印刷工業的同業公會較少。隨后，同行公會進一步演化為卡特爾、托拉斯，壟斷程度越來越加深。1893年，美國實施反壟斷法以后，托拉斯又進一步演化為一體化公司。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實際執行情況是，只反價格同盟，不反一體化公司。由此，供產銷一體化的壟斷性公司迅速發展，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基本控制了美國經濟。一體化公司的優勢在于，它把大量原先由市場交易完成的協調內部化，即用看得見的手代替了看不見的手，用計劃代替了市場，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整體競爭力，因此能夠提供更優質廉價的商品，從而擊敗其競爭對手，完成對市場的壟斷。同一時期，歐洲和日本的企業仍未完成一體化，仍停留于價格同盟階段，不能獲得大規模生產、大規模銷售的效率，故紛紛敗在美國企業的腳下，歐洲人驚呼“美國的侵略”，而日本人則干脆加高貿易壁壘，一心一意經營“大東亞共榮圈”。二戰結束后，歐洲、日本企業吸取教訓，學習美國的一體化經營，加上相對低廉的工資成本，才漸漸從美國企業手中奪回市場份額。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都是從高度分散的競爭走向高度壟斷的競爭的歷史。雖然至今仍然沒有一家企業稱得上對絕對壟斷全球市場，但是市場結構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卻是不爭的事實。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則是轉換成本越來越高。例如，微軟仍然沒有壟斷微機操作系統，但使用視窗軟件的消費者卻感覺到轉換系統的成本很高。只要視窗的售價低于轉換成本，即使比爾·蓋茨享受著10000％的暴利，消費者也只能接受。這意味著，蓋茨成為世界首富靠的就是他在全球范圍內的壟斷，即使不是絕對壟斷。地域性壟斷企業如供暖、自來水等公用企業，以及房地產業等則對該地域內的消費者享有壟斷優勢。消費者只能通過改變居住地來抵制地域性壟斷的盤剝，而改變居住地的成本同樣是非常高昂的。

壟斷的形成從技術上看有多種原因，在高固定資本投入、低經營成本的產業，如鐵路、電信、房地產、汽車、飛機、計算機、互聯網等產業，競爭到壟斷的過程會非常迅速。但是，壟斷形成的根本原因卻是競爭。競爭其實是經濟戰爭，戰爭的規律則是弱肉強食。即使在技術上不利于壟斷迅速形成的行業，壟斷程度也在不斷增大。例如零售業，這是一個低固定資本投入，高經營成本的產業。但是美國零售市場上沃爾－瑪特一家就占了零售市場份額的1／3，幾乎囊括了全部利潤豐厚的零售業務。憑借著其零售業務的強大地位，沃爾－瑪特可以采購到最低價格、最優質量的商品，以采購成本的數倍到數十倍的價格出售。其實從日常生活中我們就可以觀察到，甚至餐飲業的壟斷程度都會在競爭中不斷提高。經營好的飯店顧客盈門，而相鄰飯店卻可能門可羅雀，于是同一地區同一檔次的飯店數量越來越少，而其規模卻越來越大，后來的競爭者的進入門檻會越來越高。可口可樂是飲料業的超級帝國，靠每年50億美元的巨額廣告投入在人們的心里建立起了高品質的壟斷地位，使人們在購買飲料時情愿接受可口可樂遠超過成本的定價。

三、壟斷能否被打破？

應該承認，在從競爭走向壟斷的過程中，消費者事實上是與壟斷性公司結成了同盟的。能夠成長為一體化壟斷性公司的企業都是依靠更優質的服務和更低廉的價格贏得消費者，打敗競爭性小公司的。然而，一但其壟斷地位穩固，壟斷性公司完全有可能濫用壟斷地位，索取遠高于其實際經營成本的價格，而消費者卻只能接受其令人窒息的擁抱。事實上，由于壟斷性公司不再需要考慮奪取市場份額，完全有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按照所謂進入扼制價格原則定價，在此定價下，新進入者將無利可圖，而壟斷者卻利潤豐厚。

問題就在這里，當壟斷性公司如此定價時，沒有任何頭腦正常的投資者敢冒風險進入該行業。根據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壟斷導致資源的低效配置。因此，應該打破壟斷，形成有效競爭，辦法就是由政府出面分拆壟斷性公司，使新投資者有可能進入該行業。

中國電信體制改革正是本著這一理念。某報最近發表評論說：過去，只有中國電信一家，今天，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等7大電信運營公司并存，至少是形成了競爭的態勢。但是，從消費者角度看，效果可能并不明顯。打破壟斷是為了競爭，競爭最終應該讓消費者得實惠。從這點看，電信體制改革不是完成了，而是很有必要進一步深化，應該將改革進行到底。該評論最后說，壟斷已經打破，更要徹底打破，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是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對于廣大電信消費者，隨著電信改革的不斷深入、壟斷的徹底打破，體驗真正做上帝的滋味不會再遙遠。

其實，打破壟斷恰恰靠的是行政、法律手段，而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卻是從競爭走向壟斷。靠行政手段固然可以一時打破壟斷，但殘酷的市場競爭卻會重新形成壟斷。1996年美國電信改革法案實施以后，電信業一時間蓬勃發展，年投資額高達1000多億美元，到處在鋪設光纜，到處在采購電信設備，長途電信價格甚至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然而，短短四年之后，大批電信企業倒閉，電信企業的市場價值一落千丈，甚至三大電信巨頭At＆t，Worldcom，Sprint都瀕臨破產。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今后，貝爾、SBC，Verizon三大公司將可能壟斷整個電信市場。美國消費者在體驗了四年真正做上帝的滋味后，很可能又要接受新的電信壟斷巨頭的宰割。

美國電信業競爭的社會成本極為高昂，估計高達3000億美元左右的投資化為嚴重過剩的電信資源，納斯達克股市失去近六萬多億美元的市值，并且直接觸發了美國經濟從繁榮走向衰退。而其追求的形成有效競爭的改革目標，卻并未實現。用前述評論的語言總結這場電信改革可以說，壟斷無法打破，即使打破也會重新形成壟斷，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規律，是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美國持有效市場理念的人不懂得這一規律，已經在實踐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中國的追隨者能夠幸免嗎？

有人說，美國的壟斷是競爭中形成的壟斷，是經濟性壟斷。而中國電信、電力的壟斷是行政性壟斷，是未經過競爭的壟斷。因此，即使美國公司的壟斷不應該破除，沒有能破除，中國的行政性壟斷也應該破除，應該能破除。其實，只要是壟斷，無論是競爭中形成的壟斷還是行政壟斷，都有可能濫用壟斷地位。對于消費者來說，其意義是一樣的，都得支付高額費用。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大公司高級經理的收入與工人相比急劇上升，1980年兩者之比僅為40：1，到1999年時達到475：1。這是美國大公司憑借其壟斷地位向顧客索取高價的明證。發達國家工資水平是發展中國家的十倍乃至數十倍，同樣是發達國家的壟斷性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索取高價的明證。如果說要破除壟斷，首先要破除美日歐跨國公司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其次，美國的經濟性壟斷難以破除，中國的行政性壟斷恐怕也難以破除。電信、鐵路、電力等部門素有自然壟斷部門之稱，拆分難度很大，拆分成本很高，而重新形成壟斷卻很容易。

根本的問題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市場的統一，壟斷而不是競爭必然成為經濟生活的主導力量。要在二十一世紀貫徹十八世紀形成的自由競爭理念，恐怕比“駱駝穿過針的眼”還要難哩。

四、反壟斷的新思路：民主化管制

當壟斷成為無所不在的現實時，真正從普通公眾利益出發的選擇恐怕只能是對壟斷性公司進行民主化管制。事實上，管制而不是拆散一體化壟斷公司正是美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司法實踐。還在托拉斯剛剛興起，遭到州和聯邦法院和州議會的攻擊時，新澤西州議會即通過了普通公司法，該法允許制造廠商在州內和州外購買和擁有其它企業的股份。一年后，當美國國會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規定“以托拉斯或其它限制生意的形式的聯合”為非法時，在新澤西州注冊的控股公司立即取代了托拉斯，合法地把幾個州的許多企業的經營設備合并成一個大的、單一的聯合企業。隨后，美國企業兼并活動高潮迭起，紛紛將托拉斯合并成控股公司。1895年，在聯邦政府控告美國制糖公司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宣稱，一體化的制造業股份公司，而不是獨立制造公司的聯合，不違反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緊接著在1897年的橫貫密蘇里貨運協會案件、1898年的聯合運輸公司案件（它牽涉到東部干線協會），以及1899年的阿迪斯頓鋼管和鋼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都作出了清晰和準確的判決，任何生意公司的聯合，如果是為了凍結價格或分配市場，那就觸犯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受這些判決的影響，1899年美國再次涌動企業合并大潮，一年中合并數目相當于前九年的總和，并且合并后的企業取消各成員公司，統一經營調度人財物供產銷。這些壟斷性大企業成長為美國產業界的精英，并使美國從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一的傳統個人式資本主義轉變成兩權分離的現代經理式資本主義，即所謂現代工商企業。

不錯，這些壟斷性的現代工商企業的成長一直遭到民眾的反對。信奉自由競爭的經濟學家們也都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大型企業。輿論普遍認為，壟斷即罪惡。但是，這并沒能阻擋美國經濟的壟斷化。到1947年時，美國200家最大的企業就占全部制造公司資產額的47.2％。1963年，這一比例上升為56.3％。1968年，更增長至60.9％。這些龐大的企業是各種基金的提供者，也集中了大部分研究與開發力量，成為新技術的發源地。這些公司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二十年冷戰期間政府的主要承包商。它們也是向政府的原子能計劃和太空計劃提供硬設備的公司。它們還是繼續對歐洲和其他海外生意人提出“美國的挑戰”的公司。說到底，這些大壟斷公司正是美國經濟成功的奧秘所在。

因此，從60年代起，美國學術界和輿論對壟斷與兼并的敵視態度有了較大的改變，開始認識到形成壟斷的經濟合理性。其中，法律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崛起對輿論的轉變功不可沒。法律經濟學認為，解決經濟司法問題需要經濟學分析的幫助，而不能僅僅依靠法律原則做出絕對判斷。因此，是否應該禁止兼并取決于收益和代價的權衡。兼并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可以使生產成本下降，這是社會收益；同時兼并又會帶來企業對市場的支配力即壟斷力量的增長，使企業可以濫用壟斷地位索取高價，這是社會代價。那么究竟如何權衡呢？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企業的縱向一體化或壟斷化的原因在于市場的失效。經濟活動在時間上的密切相關要求當事各方訂立永久性的契約，但由于當事各方利用永久性契約的不完備性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卻使永久性契約難以訂立。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密切相關，要求交易各方充分溝通信息，以提高復雜整體生產的效率，但在各生產環節分屬于不同所有者的情況下，信息成為各當事人謀求優勢地位的重要武器而難以溝通。因此，隨著技術的進展和市場的擴大，市場協調的失效情況就越來越嚴重，相應地，管理協調就變得越來越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地阻止兼并、拆散壟斷就不能夠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面對壟斷者日益增長的市場支配力，面對壟斷者用看得見的手協調從原料到消費者的全部流程，只能用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加以調控，即只能用管制的辦法來反對壟斷者濫用壟斷地位。學術界和輿論界的態度轉變為八十年代起美國乃至世界上規模越來越大的兼并、合并鋪平了道路。

必須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其實并沒有太多新意。正如以研究反托拉斯經濟學見長的新制度經濟學主要學術代表之一奧利弗·E·威廉姆森承認的，錢德勒是他學術上重要的四位導師之一。錢德勒教導他，組織創新是一種重要的而又受到了忽視的現象，這對于理解美國產業具有普遍的影響。在我看來，威廉姆森的理論無非是用看似深奧的學術語言，重新包裝了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用通俗而透徹的語言闡明了的觀點。本文很多觀點和資料即來自《看得見的手》。

中國媒體常常津津樂道微軟拆分案，以此作為美國厲行反壟斷的一個明證。事實上，這的確是一種誤讀。因為最高法院只是禁止微軟窗軟件捆綁瀏覽器，并沒有拆分微軟的核心業務。也就是說，最高法院只是阻止微軟濫用壟斷地位，而并沒有反對微軟對微機操作系統的壟斷。因此，這恰恰是對壟斷性公司實施管制的案例。事實上，就在微軟遭起訴前夕，美國商務部剛剛通過波音對麥道的兼并案，此案在美國國內并沒有遭到輿論界、行政部門和法律部門的任何阻力。有資料表明，波音兼并麥道是美國國防部一手促成的。波音以生產民機為主，而麥道以生產軍機為主。但五角大樓卻將一筆巨額軍機訂單下給了波音，從而迫使利潤狀況良好的麥道接受波音的出價。

某學者曾主張，要像戒掉毒癮一樣戒掉管制。其基本理念當然是市場能自動調節一切，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在目前中國存在大面積腐敗的情況下，這種看法更能贏得人們的贊同。因為管制即賦予政府以管制的權力，而有權力便有腐敗，故戒掉管制即戒掉腐敗。照此邏輯，最徹底的措施便是取消政府。

問題在于，市場自動調節的結果是從競爭走向壟斷，是大量的弱者被淘汰，是強者憑借其技術、資源、信息和組織權力掠奪弱者，一句話，是弱肉強食。被淘汰的弱者不可能按照強者的希望自動從世界上消失掉，他們會組織起來剝奪強者，造成社會的周期性大動蕩。不僅如此，在存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下，一個放棄政府干預的國家往往會敗在有著強力政府干預的國家。例如德國的俾斯麥政府，日本的明治維新政府，二戰后日本的通產省等。事實上，美國從邦聯到聯邦，從弱聯邦到強聯邦，歐洲走向一體化，都是市場競爭呼喚政府干預的最強有力的證明。

看到管制的弊端就呼吁取消管制，這無疑于因噎廢食。中國今天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如何進行有效的管制，是如何把管制從腐敗中解放出來。我想，這個答案就是民主化管制。

五、怎樣進行民主化管制？

如果說管制是壟斷時代真正有效的反壟斷手段，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民主化管制。

對此，我想最首要的任務是樹立對民主化管制必要性的共識和信心。事實上，民主化而不是私有化、市場化、競爭化，恐怕才是中國最迫切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私有化、市場化無非是將社會控制權從政府手中轉到大資本手中。不受侵犯的權力固然會導致高度腐敗，不受侵犯的資本同樣會造成兩極分化。如果沒有民主化，普通民眾很可能“才出狼窩，又入虎穴”，剛剛擺脫權力的控制，又會落入資本的控制，更糟糕的是，甚至落入到權力與資本相勾結的雙重控制中。在今天的中國，權力傍大款、傍跨國公司，與跨國公司、大款依靠權力保護侵犯公眾利益，這是同時存在的現象。資本常常借公眾利益之名來反管制，其實，失去管制的資本就將擁有踐踏公眾利益的無限權力。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由于地方政府怕得罪外資，不敢依據《勞動法》保護工人權益，臺、港、韓、日資企業正在享受不受管制地剝削勞工的權力。工人每天十四五小時地工作，惡劣的工作環境，極低的小時工資，失去人身自身，完全是十九世紀歐洲放任自由市場下的血汗勞工。

許多朋友也同意這種看法，但是他們覺得靠民主化管制來反壟斷是遠水不解近渴。其實不然。民主化是一個過程，如果說政府全部機構和運作過程的民主化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對政府所屬的單個企業的民主化管制和民主化管理則是可以立竿見影的事。真正民主化的價格聽證會完全可以管制壟斷企業的定價，而真正民主化的內部管理也能夠使壟斷企業改善服務，提高質量，降低價格。這些年的實踐說明，與拍賣、租賃、股份化相比，那些通過真民主程序產生廠長或經理的國有企業都很快能夠恢復企業活力。虧損多年的廣西河池地區水泥扭虧為盈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1995年以后，該廠連年虧損，到1998年上半年累計虧損已達994萬元，負債率高達71.97％。1998年8月，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新一輪領導班子走馬上任，接受群眾監督，實行廠務公開，每月10日前公開生產經營、業務服務、福利待遇、政策實施、招待費，公開領導班子成員的工資收入和非工資收入，物資采購和工程項目全部實行招標。結果，廠風廠貌煥然一新，各種費用下降，經濟效益顯著上升。1999年1－4月份產值、銷售收入、實現利稅分別提高了16.8％、14.4％、63.03％。

當然，真民主不容易。但是，合抱之樹，起于毫末。如果我們連對政府企業的民主化管制與民主化管理都沒有信心，又怎能談得上推進民主建設？政府既然可以出于公眾利益選擇市場化，選擇拆分，當然也可以出于更大的公眾利益而選擇民主化管制。如果說不能選擇民主化，那么選擇市場化也很可能不是出于公眾利益。事實上，當學者和輿論探討中國電信該不該被拆分，探討中國電力、鐵路該不該被拆分時，這正是對政府所屬的壟斷企業進行民主化管制的良好開端。如果這些企業是私人所屬企業，恐怕根本沒有公眾置喙的權力。微軟視窗軟件的利潤高達10000％，遠遠超出馬克思當年所說可以讓資本家上絞刑架的300％的利潤，公眾有可曾有權力去質疑微軟的定價？

民主化管制的根本原則將是相關利益各方能夠依照程序進行斗爭和磋商。例如，當我們考慮中國電信的定價時，利益相關方有消費者、股東、管理者、職工、政府、設備供應商、增值服務提供商、競爭者等。所有這些利益相關方的代表組成一個管制委員會，代表們依據一定的規則和程序，考察自身和其他各方的利益要求，通過討價還價達成利益平衡，就可以實現民主化管制。至于民主化管理更多地涉及企業領導人的產生機制，以及企業內部的權力和利益的平衡機制，法國、德國、北歐國家、日本的企業管理和中國鞍鋼憲法都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在此，由于主題所限，就不展開討論了。

六、結束語：復雜的時代需要復雜的頭腦

二十一世紀到來了，但人們的思維卻可能還停留在二十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十八世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崇尚自由競爭的經濟學依然在大學講壇獨領風騷，只不過“穿上了馬甲”，改叫新自由主義。在這個從全球競爭向全球壟斷過度的時代，自由競爭究竟是誰與誰的競爭呢？民族國家紛紛向全球性壟斷公司低頭，爭先恐后地提供更加良好的投資環境，降低稅收，減少福利；配套廠商激烈競爭，爭取壟斷性公司給自己下訂單；各國工人激烈競爭，看誰能夠承受更低的工資，更惡劣的工作環境，更長的工作時間。這史無前例的全球競爭，促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壟斷，形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生存食物鏈，造就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兩極分化。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正是壟斷從一國走向全球的意識形態工具，它使弱者相互在強者面前競爭，而強者則可以漁翁得利。

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復雜時代，漂亮的模型與無恥的謊言融為一體，善良的愿望與罪惡的行徑互為因果。復雜的時代需要復雜的頭腦，否則，中國很可能落入被人賣了還幫人點鈔票的陷阱。同胞們，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