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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一個新態的全球政治現象

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泛濫，構成了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危機和地區性威脅的主要因素之一，對國際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從美國俄克拉何馬城聯邦政府大樓的爆炸聲，到日本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案；從英國倫敦的大爆炸，到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大鬧科倫坡；從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到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大使館的劇烈爆炸……國際恐怖主義浪潮越來越顯示出席卷全球的趨勢。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在性質、形式、規模、手段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其他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販賣武器等）一起成為人類社會的公害。

1.主體類型多樣化與小型化趨勢

冷戰后，世界范圍內各種類型的種族、宗教和國內沖突此起彼伏，期間一些原已銷聲匿跡或日漸衰微的恐怖組織和網絡再度興起，同時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組織。由于恐怖主義導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戰后恐怖主義出現了泛濫的態勢。

目前最為活躍的國際恐怖主義，從特點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民族（種族）主義的恐怖主義。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離主義并要求實現自治。例如歐洲新法西斯主義、庫爾德工人黨和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義。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為代表。（3）高技術類型的恐怖主義。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通過制造和散布恐怖來打擊目標，主要包括經濟恐怖主義和電腦恐怖主義等。（注：參見孟祥青：《冷戰后恐怖主義的新特征及其泛濫之原因》，《世界經濟與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諸如黑手黨組織、國際販毒集團、極左革命恐怖組織等國際恐怖主義類型。

此外，新型的“個體化恐怖主義”的生長和發案率的增長，顯示出國際恐怖主義小型化的發展趨勢。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庫什納指出，昔日那種等級森嚴或者“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的模式將不復存在。現在的恐怖活動——無論是傳統形式的恐怖活動還是網上恐怖活動——都更象是自由職業者或個人行為。（注：湯姆·里甘：《當恐怖分子轉向因特網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7年7月1日。參見《參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屬于任何一個恐怖組織，也不受任何國家的資助或明顯不代表恐怖主義支持國的利益，但是他們實施了最為致命的恐怖行動。這些“個體化恐怖主義”及其恐怖活動，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威脅正日趨加大。因此，21世紀國際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隸屬于任何組織的個人，或是雖隸屬于某組織但其行動又獨立于該組織的個人。同時，許多專家指出，網上黑客襲擊將很可能成為“個體化恐怖主義”的典型反映。

2.手段科技化與網絡化偏好

恐怖分子在實施恐怖活動中使用了許多先進的高技術產品，例如移動電話和一些更加精密的炸彈武器等。1996年沙特阿拉伯發生的炸彈爆炸案就具有這一特征。恐怖分子還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化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核武器等。1995年日本東京地鐵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沙林毒氣案，致使5500多人中毒，這似乎證實了哥侖比斯的預想，“如果恐怖主義分子在未來把手中的步槍和炸彈換成神經毒氣、粗糙的核裝置、熱尋導彈和其它種種可怕的武器，那將會給人類帶來深刻的消極影響……更為麻煩的設想是，恐怖分子策劃用化學污染一個城市的空氣或供水系統。”（注：西奧多·A·哥侖比斯：《權力與正義》，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476頁。）人類似乎已經進入了所謂的“超級恐怖主義時代”。

90年代以來，電腦和網絡恐怖活動日益引人注目。這是以“弱”擊“強”的一種新方法，尤其可以在力量強大的對方實施某項行動的關鍵時刻加以擾亂。意大利物理研究所的電腦曾被“不速之客”打開數小時之久；一個自稱“長槍黨武裝”的組織在竊取電腦里的情報后，還留下了一份充滿恐怖的公報。1999年蘭德公司在一項題為《對付新的恐怖主義》的報告中把新興的網絡恐怖組織簡稱為“SPIN”，即分散、多中心、思想自成體系的綜合網絡。網上恐怖襲擊可以使國內外恐怖分子的破壞行動得逞，而恐怖分子自己卻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對于網上的匿名操作，則很難辨明其究竟是某個國家政府所為，還是出自某個恐怖分子，抑或來自一些玩電腦的孩子。（注：湯姆·里甘：《當恐怖分子轉向因特網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7年7月1日。參見《參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隨著因特網的迅速發展，美國已開始考慮實施“基礎設施防御”計劃，以幫助政府和企業對付電腦網絡被用于削弱公眾信心、摧毀至關緊要的服務業、擾亂經濟或破壞軍事能力的潛在可能性。

3.高度隨意性與高度組織化并存

傳統的恐怖主義旨在改變世界，通常有明確的政治宣言，譬如推翻殖民統治或資本主義制度。與此相比，冷戰后新型的恐怖主義通常由那些認為世界是無法拯救的人所采取，他們多數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和行動安排，其恐怖行動往往只是源于狂熱的虛無主義憤慨。恐怖主義從原來的“唯政治目標的恐怖主義”轉變成“多目標的恐怖主義”，甚至不再求師出有名。恐怖主義動機的復雜化、目標設定的隨意性和行動的隱蔽性造成了恐怖活動的不可預測性和殘忍性。“冷戰時期我們至少能料到危險將來自哪個方向，而現在卻不知何時何地就會遭殃”。（注：費朗吉·貝爾克斯：《圣戰的回聲》，法國《費加羅報》1996年11月4日。轉引自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頁。）冷戰的終結并沒有帶來永久和平，相反是安全感的降低。

在大量分散的、隨意性強的恐怖活動四面出擊的同時，一些組織嚴密并可能帶有官方背景的恐怖分子所制造的大型恐怖事件也給被襲擊方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大使館遭炸彈襲擊后，號稱伊斯蘭圣地解放軍的恐怖主義組織宣稱他們對這兩起恐怖事件負責。為取得這兩次行動的成功，他們已在中東反復練習了數十年。（注：斯科特·彼得森：《恐怖活動的大致趨勢》，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8年8月10日。轉引自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這些有組織的恐怖集團要挾人質、襲擊無辜，精心策劃并發動了許多高強度的恐怖事件。

4.行動范圍的擴張與大國（美國）焦點的形成

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雖然未在數量上大大超越冷戰期間的恐怖事件，甚至有所下降（注：例如，世界范圍內1987年一共爆發了665次恐怖事件，1996年全年的恐怖事件則只有296例。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因素是意識形態化革命恐怖組織的衰減、中東和平進程的推進以及國際反恐怖主義初步合作的成效等。），但恐怖主義發生的范圍有了大幅度的擴張。冷戰時期，恐怖主義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和亞非拉一些不發達國家。冷戰后恐怖主義的發展，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的國際化，具體表現在：恐怖主義的動因常常是國際矛盾的激化：恐怖主義的目的常常是爭奪國際范圍內的利益；恐怖主義襲擊的對象已不只是本國政府或有關人員，而更多地指向別國政府，甚至是一些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各國恐怖主義組織之間的跨國合作與聯手行動日益擴大。一方面，較不發達和不發達國家的恐怖主義延續、轉化或進一步激化、蔓延，形成此消彼長和不斷增生的局勢：中東的以色列、埃及、阿爾及利亞，巴爾干的前南斯拉夫，非洲的布隆迪、盧旺達，東南亞的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以及前蘇聯地區都是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頻繁的國家和地區。另一方面，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打破了西方國家標榜的“文明”“安全”的神話：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本土及海外利益成為恐怖主義經常打擊的對象。恐怖主義數量很大，范圍很廣，我們平時耳聞目睹的一些事例，僅僅是當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冰山一角”。現階段，中東、美國、西歐、拉美、東南亞和前蘇聯地區是恐怖主義活動的六大熱點地區。

恐怖主義是對國際穩定的一種破壞和弱化，而所謂維護國際穩定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美國在國際反恐怖主義運動中處于領導地位，極力充當維護世界安全的超級大國角色，并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強權政治，由此更多地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打擊對象。美國的政策、公民和安全越來越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首要攻擊目標。1995年，全球共發生恐怖主義事件440起，其中涉及侵犯美國利益的恐怖案件占22.5％左右；1996年全球恐怖事件共296起，其中涉及侵害美國利益的約占24.7％。因此死亡的美國公民，1995年為10人，1996年增加到24人；因此受傷的美國公民1995年為60人，1996年則達250人。（注："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5",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6,p.71—73;"PattemsofGlobalTerrorism1996",UnitedStateDepartmentofState,April1997,P.70—74.）據統計，整個90年代，將近40％的國際恐怖活動是針對美國和美國人的。這些恐怖主義行動絕大多數發生于美國海外，但已有越來越多的恐怖主義行動發生在美國本土。在各種恐怖主義襲擊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最大，本·拉登被美國人視為恐怖主義的魔頭。美國頻繁遭受恐怖分子的襲擊，這對美國公民的利益、美國政府的形象和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二、宏觀變量分析：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成因

冷戰后，在蘇東劇變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政局動蕩。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內部凝聚力大大減弱，各種社會矛盾突顯。中東、中亞、拉美等一些國家和地區恐怖主義的發展，與其經濟貧困、政局動亂、政治腐敗相輔相成。西方發達國家遭受恐怖活動襲擊愈益頻繁，則與其社會危機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規范缺失相伴相隨。從根本上說，恐怖主義是一國范圍內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圍內南北發展不平衡這兩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惡性腫瘤。（注：孟祥青：《恐怖主義，當今世界的大敵》，《世界知識》，1996年第五期。）

1.兩極格局消弭與矛盾釋放：民族（種族）主義、宗教意識形態

冷戰時期，世界受兩極格局的支配，東西矛盾掩蓋和簡化了民族（種族）和宗教矛盾，整個世界在冷戰的陰影下、在美蘇對峙中保持著壓抑的和平。（注：這并不表明冷戰時期不存在意識形態沖突之外的民族（種族）、宗教關系上的恐怖主義活動，只是說明冷戰后這兩個方面的恐怖主義活動在數量和力度上有明顯的增長。）冷戰結束后，世界一下子從美蘇爭霸的羅網中掙脫出來，國際制約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東西矛盾壓制著的各種次要或局部沖突，都從潘多拉的魔盒中釋放了出來。

第一，民族矛盾和種族沖突是當前國際恐怖主義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戰以后，許多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民族和種族矛盾得以釋放，并泛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中東地區的阿以民族矛盾、東歐及巴爾干的武裝沖突等都是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歷史問題，冷戰的終結使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為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導火線。同時，最早由西方大國為演變前蘇東國家而助長的民族分離浪潮，在冷戰后卻猛烈地沖擊著它們自己。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獨立運動的興起，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潛伏的民族危機，無疑為恐怖組織的壯大提供了社會基礎。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是由極端民族主義者組成的。1991年，這類恐怖活動就占全部恐怖活動的約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參見林宏宇：《國際恐怖主義問題淺析》，《國際關系學院學報》，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間的文化分歧和意識形態差異，構成了孕育國際恐怖主義的文明沖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勢力內部的派別紛爭，使這一沖突更加復雜化。90年代，大約有25％的恐怖主義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種若靜：《恐怖主義——冷戰后國際安全新課題》，《檢查日報》1996年10月13日。）在各類恐怖主義活動中，冷戰后發展最快、影響最大的要屬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主張恢復伊斯蘭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制度。90年代以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西亞北非地區再度崛起。在這一地區，穆斯林占人口多數，因此原教旨主義的主張極易得到人們的共鳴。與此同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迅速向中亞、東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以及歐美擴散，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影響的恐怖宗教力量。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出飽受貧困之苦的下層群眾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而且也說明，作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運動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其反美、反西方、均貧富的主張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同時也應看到，世界形勢劇變，原有的價值規范被沖破，宗教作為一種超自然的神靈崇拜，滿足了人們尋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蘭極端組織已具備了高度組織化的特征（如哈馬斯），其資金來源也顯得十分隱秘而難于查實，它們遠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組織來得棘手。

2.國家間競爭與沖突

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泛濫，反映了主權國家在增進相互合作的同時，彼此間以利益為核心的競爭和沖突尖銳化。在從冷戰的“正戰論（正義戰爭論）”時代向冷戰后的“脫正戰論”時代的過渡時期，國家間因利益沖突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逐漸趨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戰以后》，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第71頁。）。國際恐怖主義作為戰爭的一種轉化形式或輔助形式，將會被更多地運用。大戰爆發可能性的降低和戰爭的弱化，會導致恐怖主義的強化，以釋放國家間日益膨脹的各種矛盾。

具體表現在：（1）對大國來講，核恐怖使現代戰爭的代價越來越高昂；對小國而言，參與常規戰爭也有可能升級為一場難于承受的災難。利用恐怖活動往往既能達到政治或經濟目的，又不用承擔太大的風險。因此，某些國家為了實現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頭上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暗中卻縱容、支持一批國際恐怖組織。這一支持主要通過提供金錢、庇護、技術專家、訓練營地、武器以及為其辯護的意識形態等得以實現。當然，在冷戰后時代，國際恐怖組織獲取國家支持的難度將不斷增大，原先極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將不愿再冒受國際社會制裁的危險，所以國家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將趨向減少。（2）少數發達國家繼續冷戰思維，為了爭奪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培植利己勢力，對他國內部反政府恐怖活動加以支持。為了推翻薩達姆、肢解伊拉克，美國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組織提供1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以推進其在巴格達等大城市的恐怖活動。（注：吳鵬：《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活動綜述》，《1997年世界軍事年鑒》，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3）除了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和組織恐怖主義活動外，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一些非政府團體或個人——主要指處在國際競爭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也會基于愛國主義情緒而發動對于他國政府或民眾的恐怖襲擊，包括日益增多的網上侵犯。

3.高科技的普及與先進武器技術的擴散

冷戰后，現代科技知識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術的擴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來越先進、手段越來越高超。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案和世界范圍內層出不窮的網絡恐怖襲擊事件無疑給現代社會敲響了警鐘。恐怖分子可以通過正常途徑獲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術器材。發達的電腦信息技術、國際互聯網絡和各種傳媒為恐怖分子搜獵情報和傳遞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學歷、高智商的知識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團中，他們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為恐怖活動服務，并且把襲擊的對象擴大到經濟和信息領域。由于冷戰后國際社會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術的能力，恐怖分子通過黑市購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技術的危險性進一步增大。對恐怖分子來說，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對平民威脅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東京奧姆真理教的毒氣案也許算不上一次成功的襲擊，因為他們原打算要制造更大的傷亡，警察事后在其總部所在地發現了足以使成千上萬人喪命的沙林。這一組織還曾在俄羅斯武器市場上從事采購活動，購買了包括一架直升機在內的設備，以播撒致命的化學物質。另據稱，本·拉登不僅已買到美制“毒刺”式導彈，而且還在中亞地區弄到了核武器。對先進技術和武器的擁有使恐怖主義如虎添翼，大大增強了恐怖主義的威懾力和破壞力。

4.大眾傳媒系統的負效應

現代大眾傳媒系統對國際恐怖主義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新聞媒介無意中成為傳播恐怖主義的環節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義主張代言人的角色。大眾傳媒往往以聳人聽聞的手法報道恐怖主義事件以求吸引聽眾和觀眾，這就容易為恐怖分子用來宣揚他們的“事業”和“使命”，擴大了恐怖效應。發達的現代大眾傳媒使地球各個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個地點上演的恐怖劇，這恰好滿足了恐怖分子擴大其影響、宣傳其主張的欲望。同時，電視、報刊常常充當遇難者家屬的代言人，給政府施加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干擾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義行動計劃。所幸傳媒機構已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美國反恐怖主義專家皮爾在談到對付恐怖主義的工具時，提出了“傳媒自我約束”（MediaSelf－Re－strain）的設想。《芝加哥太陽時報》和《每日新聞》還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則，例如禁止記者與恐怖分子進行談判，改寫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張以避免不加約束的宣傳，必要時可停止或推遲對恐怖活動的報道等等。（注："Terrorism,TheFutureandU.S.ForeignPolicy"byRaphael.F.Perl,CRSIssueBrief,Feb.19,1997.）但這些規則能否被廣為接受，還需要大眾傳媒系統自身的協調。而且，在當今新聞行業競爭激烈的時代，難免會有人打破這些規則。

5.現代化的異化因素

冷戰后時代，現代性伴生了自身的異化因素，生態平衡、人口爆炸、糧食短缺、規范缺失等日益成為全球性的問題。與此相應的是恐怖主義動因和類型的多樣化，當今世界上出現了許多五花八門的組織，它們不再是那種具有崇高“理想”或“主義”的派別，大開殺戒只是為了發泄成員內心累積已久的痛苦和受挫的情感，或者僅僅是為了證明他們自身的存在。1996年，美國破獲了一起積年郵包炸彈案，使警方感到頭痛的是，這個自稱“校園航空殺手”的恐怖分子的動機只是反對科學進步。1997年，美國接連發生多起墮胎診所被炸事件，這是一些反對人工流產的人所進行的攻擊。此外，還有人因環境保護和愛護動物而發動恐怖襲擊。這樣的“自由恐怖主義”比傳統的政治恐怖主義顯得更為可怕。另外，現代化所引發的社會危機深化，包括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失業率居高不下等使社會不滿有增無減，這些都成為恐怖主義泛濫的社會溫床。

三、冷戰后的國際反恐怖主義：“以暴制暴”

冷戰后恐怖主義的泛濫，破壞了國際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損害了人類的基本權益，并引發了全球性的危機和局部的糾紛或武裝沖突，激起了普遍的譴責和反抗。

恐怖事件一旦發生，對策一般只有兩條：懷柔派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強硬派主張用武力制服恐怖分子。90年代以來，強硬派的觀點逐漸占據了主流。許多國家都認為減少恐怖事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堅信恐怖主義不會成功，對恐怖主義決不讓步。強有力的打擊和制裁，會令恐怖分子產生巨大的心理障礙和行動障礙。同時政府的強硬態度，能夠消除恐怖分子討價還價的可能性。為此，許多國家成立了反恐怖主義特種部隊，例如法國的“國家干涉組”、美國國防部的“藍光突擊隊”、英國的“特別空勤團”和意大利的“皮頭套突擊隊”等。俄羅斯對原安全局和反間局所屬“阿爾法”別動隊和“信號期”別動隊賦予了反恐怖主義任務，并增設了代號為“韋加”的特種反核恐怖分隊。這些部隊成員精明強干，多次在國內外的反恐怖主義行動中大顯身手。（注：參見朱素梅：《當代恐怖主義的類型與反恐怖主義》，《國際關系學院學報》，1996年第四期。）

雖然“以暴制暴”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并且在這一基本原則指導下，一些老牌恐怖主義組織，如阿拉伯人民解放陣線和愛爾蘭共和軍等，已開始逐步緩和恐怖主義行徑以實現合法化。但令人擔憂的是，“以暴制暴”使恐怖分子的手段日益升級，而政府的反恐怖手段也極為殘忍。如果“以暴制暴”不僅使用于反擊武裝有地雷和沖鋒槍的恐怖分子，而且施加于那些在公共場合釋放毒氣或微型核彈的恐怖分子，那么民主的西方政府將會變得怎樣的殘暴？以色列未來戰爭專家克萊威爾德（M.Creveld）認為，政府“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你便成了恐怖主義者”。（注：參見《新恐怖主義》，英國《經濟學家》周刊1998年8月15日。）在當代的恐怖主義理論中，最為著名的是“行動—反擊—再行動—再反擊”的循環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政府和恐怖組織之間報復與反報復的結果將是恐怖的不斷升級。在恐怖氣氛的包圍之中，公眾喪失了安全感，從而對政府失去信心，并最終為恐怖組織實現目標創造條件。如果政府為穩定局勢而采取對恐怖主義的鎮壓行動，隨著恐怖活動和鎮壓行動的輪番升級，即“行動—反擊”循環的螺旋上升，最終又會使政府的嚴厲措施侵犯到公民權利，招致民眾反對。

國際恐怖主義性質的變化和威脅度的增加，對各國的反恐怖主義政策及其組織結構提出了挑戰。許多國家在反恐怖主義方面出臺了一些新舉措。1996年，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案，規定政府在4年內增撥10億美元用于聯邦和州政府的反恐怖行動，并規定對駐外機構人員和軍人進行反恐怖訓練。美國國防部還將防范恐怖活動列為軍事研究的重點之一。1999年，日本政府通過加強社團管理以控制邪教組織，從而比較有效地打擊了奧姆真理教的恐怖活動。但就總體而言，國際反恐怖主義事業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