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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普世價值”成為一些人熱議的話題。“普世價值”倡導者們普遍認同世界上有適用于一切時代、一切人的“普世價值”。雖然他們對“普世價值”的理解不很一致，甚至還彼此矛盾，但從一些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提出“普世價值”主要有兩條根據：第一，人類有普遍而共同的人性，在向善的天性及理性的驅使下，逐漸形成了超越時代與地域限制、全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等；第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類面臨困擾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問題，產生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在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過程中，需要有突破國家、民族與階級的藩籬，把全人類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并以此為指導的“普世價值”，從而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這些依據本身是否科學？從這些依據出發，能否必然得出“普世價值”的結論？本文就這些問題作點分析與思考。

一、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有適用一切時代與一切人的“普世價值”

從抽象的人出發，頌揚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即人類的共性，以此來論證“普世價值”的存在，這是“普世價值”鼓吹者們的首要理論依據。

以人為出發點，把人類的共性即區別于神性、獸性的人性，當作衡量一切的標尺，作為考察人類社會與人類歷史的根據，這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觀”與思維方法。幾個世紀以來，“人性論”一直是西方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潮的理論基礎。早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就曾打出“人性”這面旗幟，主張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性的自由反對封建專制。在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人道主義者又提出“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積極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進程。作為世界觀的“人性論”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有其歷史進步意義。它的提出，加速了封建制度滅亡，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并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統治地位的鞏固，作為先進階級的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后，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就喪失了它唯一的反封建的革命內容，而完全變成資產階級用來制止人民反抗資本剝削的工具了。

現在，一些人重新拾起西方“人性論”這塊招牌，他們把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所確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公正、人道、人權等價值觀，當作普遍而永恒的人性訴求，當成現代人類價值的唯一尺度，奉為至高、神圣的“普世價值”，想以此來誤導中國的改革。

有人宣稱，在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等這些“普世價值”面前，沒必要區分姓“資”姓“社”。有人喊出“解放思想就要確立‘普世價值’”的口號，主張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理論創新，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跟國際上的民主、憲政等主流觀念接軌。有人斷言：人類的現代化就是要實現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的現代化。他們主張，中國在21世紀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認同這些“普世價值”，融入到人類的主流文明中去，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還有一些人隨意曲解中央領導人簽署的文件或講話中的個別詞句，為其鼓吹的“普世價值”張目，攻擊不贊成他們觀點的人。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已經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了。從一些人的言論中不難看出，他們宣揚所謂“普世價值”、鼓吹所謂“憲政改革”，實質是要取消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人性？人性與“普世價值”有關系嗎？這是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問題。應當看到，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人性的存在，但又認為人性是具體的，應歷史地考察。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和不同的社會集團，以及由于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教養、心里特征等等，人性有它的紛繁的演變和分化。[1](P584）與從抽象的人、人性出發來說明人類社會與人類歷史的唯心主義“人性論”不同，馬克思主義立足于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說明人、人性、人的本質等問題，從而作出了唯物主義的科學解釋。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有自然性、動物性的一面，但人的自然性、動物性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社會中的人。人們在日常的生產與交換的過程中，相互之間結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人作用于自然的生產力同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運動，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p56)這就徹底說清了人的特點、特性、特征。高度評價馬克思的這一偉大論斷，他指出：人是什么一種動物，“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即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3](p83)他還接著說：不應說人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人類社會中逐漸形成了這樣一些社會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這樣的一些社會集團即是指階級。其中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的階級是統治階級，被占有的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人類自結成社會以來，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在同屬于階級社會中，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在階級社會里，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每個人總要隸屬于某個階級。階級關系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屬性。受其經濟地位所決定，不同的階級對同一問題的認識，往往有很大的差異，甚至截然相反。即便屬于同一階級的不同階層以及屬于同一階層的不同個人，他們的觀念也不可能完全一樣，也有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多樣性。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作為觀念的人性、人的本性，從來就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也不是全人類的共同精神。它屬于歷史范疇，是受到一定時代的社會關系的影響，反映一定階級利益的觀念形態。人的階級性反映在人性觀上，就使得人的本性必然受到階級性的制約，從而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階級色彩。因此，指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4](p827)

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宣揚的這種衡量上切的抽象人性原則，自他們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存在嚴重的局限性。資產階級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公平、正義、人道等口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愿望，但這些觀念本身并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他們在歷史觀上依舊停留在唯心主義。尤其當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穩固后，他們竭力抹殺人性的階級性，想方設法閹割其階級屬性，把它們看作某種自然的永恒的東西，看作衡量一切包括人類歷史的標準與尺度。費爾巴哈就明確說“凡是與人相適合、相適應的東西，便是善的；凡是與人相矛盾的東西，便是惡的、劣的。”［5］(P434）實際上，這種沒有階級屬性的抽象人性、人的天性與理性，在階級社會里是不會存在的。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直批判資產階級的這一人性觀。恩格斯曾針對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敏銳地指出：這個所謂的理性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目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6](P356）

列寧更尖銳地指出：“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么說，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地回避這些問題，必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的利益、剝削者的利益。只要閉口不談這些問題，不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謊話和偽善，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用形式上承認自由和平等來掩蓋工人、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即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居民在經濟方面事實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7](p423~424)因此，根本不存在超越階級適用于一切人的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等“普世價值”。

以民主為例。從根本土說，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和階級統治的方式。民主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可以相互借鑒甚至效仿，但這沒有也不可能抹煞不同社會制度間的本質區別。因此，從來就沒有什么“一般民主”、“純粹民主”或者“普世民主”。有的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階級的民主。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匯里，總是要講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要講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民主前面的這些限定詞，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們點明了民主的階級性、民主的本質。

在現實世界中也沒有什么超越時空、不分國界的“普世”民主。美國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歷屆總統把向世界推廣民主與自由當作己任。然而這個西方世界的民主“樣板”，為建立世界霸權以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美國大肆向別國兜售自己的價值觀。如果你拒絕它的價值觀，輕則說你不民主、獨裁、專制，重則動用武力，用刺刀輸出民主，或搞“顏色革命”推翻現政權。

總之，把人看成“萬物的尺度”，只講人性的一面，不講人性的另一面，完全拋開人的社會性，拋開歷史的人，拋開具體的人，抽象談論并不存在的“普世”人性，這首先是只見其一不見其二、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形而上學。其次，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完全脫離一定時代的社會關系，來論證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那些“普世價值”都是歷史地產生，不可避免受到時代的局限而并不“普世”），這在世界觀上徹底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原則，從而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潭。

也有人把中國傳統的真、善、美、仁、義、禮、智、信等儒家觀念與倫理，當作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的道德本性，認為儒家思想在處理人際關系乃至國際關系中越來越顯示自己的“普世價值”。對于在中國古代長期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也要歷史地看，作具體的分析。儒家學說從根本土講是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國家學說。儒家的道德觀表面上是約束所有人的行為規范，但實質上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曾針對孔子道德論的重要范疇“知仁勇”，作了這樣精辟的分析：“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涂觀念。”[9]（P162~163）因此，很難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歷史地產生而又歷史地消退的儒家思想，說成是能適用于一切時代與一切人的“普世價值”。

二、人類有解決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的需要，但統治階級總會從自身利益出發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共同的利益需求并沒有形成能解決全人類共同問題的“普世價值”

人類有解決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的需要，是“普世價值”提出者的另一個依據。有人認為，隨著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與聯系日益密切與加深，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的“普世價值”更加凸顯了出來。因為人類面臨著許多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問題。共同性的問題產生了共同的利益，必然帶來更多共同的價值體驗與意識，孕育出反映全人類利益需求的“普世價值”。全人類的共同問題的存在，需要用“普世”性的價值觀規范人類的行為，指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以及全球新秩序的形成。當代及未來的全球人類，應該突破狹隘視野，要有“人類意識”或“全球意識”，從“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問題，建立共同遵循的價值標準和倫理原則，以協調大家的行為。

有人甚至提出，“普世價值”是全人類的最高價值標準。在當代的全球性社會中，要始終堅持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以是否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為評判人們行為和活動合理與否、得當與否、正義與否的最高標準，以一切服從人類的共同利益的方針處理個人利益、群體利益與人類的共同利益之間出現的矛盾，以促進世界的和諧發展。

應當看到，在各國聯系與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世界確實存在諸如核威脅、恐怖主義、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帶有全球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直接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國際社會以及有關責任國，重視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加強國際協調和合作，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但共同的需求以及由此促成的共識本身，會不會產生超越國家與民族界限、適用于一切時代與一切人的“普世價值”？會不會存在高于一切的“普世價值”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階級社會中，作為國際社會主體的國家、各國政府，在認識和處理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時，從來沒有把全人類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當作制定內外政策的根本依據，而總要從本國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出發。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超越國家利益、階級利益的全人類共同利益，更談不止有高于一切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要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利益觀談起。

馬克思主義認為，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原始社會除外）是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則進行活動的。歷史和現實表明，利益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產生和實現的。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和精神需要，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以及獲得必要的享受和發展，人們必須獲取一定的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在實現自身利益的活動中，既體現為人與物的關系，即人對物的占有，同時也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由誰來占有物以及怎樣占有物。也就是說，利益總是在一定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實現的。其中生產關系規定著人們實現利益的方式。因此，利益在本質上屬于社會關系的范疇，它的實現方式完全由社會關系的性質所決定。

在階級社會里，階級利益是所有社會成員之間利益關系的基礎。表面上看，國家仿佛是代表全社會成員的利益，但實際上它是個“虛幻的共同體”，在本質上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主要靠攫取剩余價值實現自身的利益，而工人階級主要以出賣勞動力實現自身的利益。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有了飛速的發展，社會財富總量急劇增加，但在另一方面，資本家階級運用經濟、政治等各種手段，占有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造成了社會的兩級分化，使得廣大工人階級以及其他勞動者越來越貧困。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已經從一國內的貧富分化與階級對立，演變成全球范圍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分化與斗爭，廣大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對于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雖然它們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與要求，但這些問題不是脫離歷史與現實而自發產生的，總是與特定時期的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既包括一國內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系，也包括國際范圍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由于在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人們，有著各自的利益取向和價值觀，他們對包括全人類共同問題在內的許多問題的看法與評判標準千差萬別。在世界范圍內，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之間仍然存在矛盾，有時斗爭還很尖銳。因此，在認識、對待和處理全人類的共同問題時，各個國家以及他們的代言人的態度、做法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總要從本國的利益出發，按照有利于統治階級利益的原則，來考慮和處理這些共同問題。

例如，和平一直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但這種善良的愿望在階級社會里是無法根本實現的。因為暴力與戰爭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他們不會放棄這一有效的統治方式。即便在冷戰已經結束的今天，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為維護資本在世界的統治，不但沒有主動放棄軍備與核武器，相反以各種理由加強新式武器的研制與核武庫的儲備，強化軍事同盟和國際軍事組織，并不斷發動對外軍事行動。北約并沒有隨著華約的解散而跟著解散，相反西方主要國家更加強化它的軍事職能，就是明顯的例證。

美國作為當今最強的軍事大國，在冷戰結束后更是加強了對外軍事行動。有人統計，美國在二戰后從1945－2008年這63年時間里，共參加了全球30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2.1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而在冷戰結束后，即從1991年到2008年17年時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2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1.4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其中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更是較大規模的戰爭。美國發動對外戰爭，本質上是美國壟斷資本的階級本性的反映，服務于對外搞霸權的戰略利益。目的是要維護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實現資本對全球資源的掠奪與控制，從而延續美國的發展模式。

再以全球環境問題為例。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人類生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生態危機，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與提供這種支持的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面對這樣一個關系人類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占有優勢且先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有責任也有能力在應對全球環境問題上承擔更大的義務，不但要保護好本國的環境，而且要幫助發展中國家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之間的矛盾。然而一些不負責任的西方大國，不但不顧國際公約肆意排放有害物質，而且還把全球環境問題的責任，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環保觀念落后、過度開發資源、環保技術手段滯后、政府的政策不到位等等，閉口不談自己的責任與義務。

美國是當今最富有的國家，但美國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產量的34％，并制造出大致相當的污染物。據研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國人現在的生活方式，從資源的角度看，我們需要4個地球，從環境的角度看，需要9個地球。美國遲遲不肯加入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而改變地球氣溫持續上升的《京都議定書》，主要是擔心履行《京都議定書》有可能大幅降低美國GDP增長，影響到美國人的生活質量與生活方式。很顯然，即便像美國送樣最發達的國家，在處理全球問題時首先會考慮本國利益，絕不會把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全人類共同問題，作為處理內外政策的出發點：更談不上按照“普世價值”的要求，為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改變美國的發展模式，降低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與消費方式，停止資本輸出和對外擴張，放棄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的圖謀。

對于全球環境問題的根源，西方的生態社會主義者道出了其中的奧秘。他們認為，資本家個人的自私與貪婪的本性，決定了全球生態問題不斷惡化的必然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全球生態危機存在必然聯系。因為追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資本家把自然看作掠奪并獲取利潤的對象。在平均利潤率呈下降趨勢的情況下，只有借助科學技術的力量，對自然資源進行過度的掠奪，才能保證個別企業的利潤。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總是設法逃避因生產而造成環境污染的治理費用，他們或是將它轉嫁給自然與社會（如把廢氣排入大氣層，讓廢水流入江河，卻讓政府最終是普通百姓承擔治理環境的責任），或是轉移給子孫后代，讓后代去支付這筆費用。

在國際范圍內，發達國家更是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時機設法將環境問題、生態危機轉嫁給別國，特別是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采取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的掠奪，即發達國家將一些高耗費、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把垃圾場建在這些國家，直接掠奪那里的土地、自然資源、潔凈的空氣和干凈的水源。一種是間接的掠奪，即強大的外國資本伙同資本所在國的上層階級，通過政府制定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政策，迫使農村大量公有土地私有化并被帶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農民為了在所剩不多的土地上求生存，不得不過度耕作，這導致土地的貧瘠甚至沙化。同時，在市場開放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受到發達國家農產品的巨大挑戰，這就迫使發展中國家為降低農產品成本而對有限土地進行掠奪性開發，這也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枯竭與環境破壞。因此，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當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只有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土解決生態危機，拯救人類的生存環境。

從根本上說，代表人類共同利益的主體是世界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由于世界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力量還處于統治地位，世界人民還不能聯合起來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因此，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還不能從根本土得到解決。相反地，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還會想方設法阻撓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實現，成為障礙歷史前進的落后力量，使得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日益惡化。他們不意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利，不愿意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不愿意承擔相應的環境問題的責任。因此，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并沒有形成能解決全人類共同問題的“普世價值”。為本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依然是各國處理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在處理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時，西方大國并沒有、也不會把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看得高于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戈爾巴喬夫是認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他還推崇“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他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階級、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并以此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要求國際關系人道主義化，排除國際舞臺上兩大體系的對抗，“全人類邁向大合作”。他認為“新思維”的核心就是“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10］（P183）他還把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追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作全人類共同的價值。

然而，西方并不買他這套。相反，西方敵對勢力步步緊逼，加緊對蘇聯的和平演變。最終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蘇聯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與階級分析方法，無視階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的客觀存在，無視國際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復雜而尖銳的斗爭，頌揚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類共同利益，在客觀上起到了解除蘇共的思想武裝、迎合西方和平演變戰略需要的作用。同時蘇聯在他鼓吹的所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指導下，逐步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結果蘇聯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這些錯誤主張，成為蘇聯亡黨亡國的精神毒劑，其教訓依然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