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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初的一步：勞動工資制

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問題的決議》的規定，建立后不必急于改變原分配制度；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可改行工資制，其他地方仍然采用“三包一獎”或“以產定工制”等按勞動日計酬制度，條件成熟后再加以改變；的“分配制度無論是工資制或者按勞動日計酬，也還都是''''按勞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1北戴河會議上，在談到供給制問題的同時又提出，不要馬上廢除工資制度，將來再取消。這可看作是初期實行按勞分配制度的政策環境。

從1957年底開始，在長達半年之久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期間，徐水縣實行勞力大協作，并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創辦了各種形式的農忙食堂和“地頭食堂”。1958年夏收中，全縣263個農業社建立集體倉庫，除去交公糧和銷售之外的糧食全部入庫，社員吃糧按人定量由糧庫供應。截止到1958年6月底，有公共食堂的農業社達235個，在食堂就餐人員達12，000左右。2這些食堂的出現和衍生帶有極大的自發性和臨時性。

然而，這種狀況很快發生變化。在全國與徐水有著互動關系的“”氣氛中，7月1日晚，徐水縣委召開緊急電話會議，要求全縣搞共產主義大協作。7日，縣委發出關于改革勞動組織和家務勞動普遍實行勞動大協作的指示，要求為適應當前生產“躍進”形勢，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和生活集體化，并就建立食堂等問題展開群眾性的鳴放辯論，認為“共產主義的因素正在全縣萌芽。”38月4日，視察徐水，當農業社主任李江生匯報完當地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集體農莊的發展歷程后，他反復強調：“我看農莊不如好”，“還是好”。4這推動了徐水乃至全國化運動的迅速開展。大寺各莊當晚即成立“東方紅八四”，宣布一切個人財產全部歸集體，社員實行工資制。

8月11日，徐水縣委《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草案）》規定：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農業社分配由原來的勞動工分改為工薪制，定期評級；工薪級別分為五級，每月20元者為第一級，14元者為第二級，10元者為第三級，8元者為第四級，5元者為第五級。25日，縣委公布《關于實行工資制的草案》，認為原按勞分配制度已不能適應現時的和共產主義勞動協作制度，“而勞動工資制是按勞預支制度的新發展，是適應目前生產需要的較好的分配形式，它不僅可以減少夏秋兩季預分的繁雜手續，便于改變經營管理；而且可以大大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社員的思想覺悟和勞動效率。”5該草案規定勞動工資制繼續遵循“多扣少分，積極擴大公共積累”的原則，確定1958年仍以過去小社為單位進行核算分配，分配比例為當年農業總收入的15%左右；全縣統一采用七級工資制，各級工資人員比例以兩頭小中間大的形式確定為一級占5%，二級占10%，三、四級各占25%，五級占20%，六級占10%，七級占5%；工資的支付形式采取憑飯票在食堂吃飯，憑日用品供應證在供銷部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節余部分待秋后換回貨幣后以現金補齊；實行工資制的范圍是一般經常參加生產的男女整半勞力（包括社干部），實行基本工資加獎勵的辦法，而不經常參加勞動的輔助勞力則實行計件工資或日工資制。之后，全縣開展鳴放辯論，推行勞動工資制。

從整體上分析，勞動工資制的按勞分配性質還是很突出的，沒有完全廢除貨幣流通和現金交易。但是，這種七級工資制起點低、級差小，不同等級和崗位之間的收入差別無幾，因而這種拉平差距的分配方法難以真正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不利于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分配制度上開始了“大鍋飯”的首次實踐，為實行供給制進行了“開路先鋒”式的試驗。

二、全民供給制的實施

從現有文件和材料看，中共中央對于立即實行供給制是比較謹慎的。在北戴河會議上，雖然多次談到要取消薪金制，恢復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但他也同時表明：“吃飯不要錢的辦法，可以逐步實行，暫時不定，明年是否實行，到時候再看”。6由于等中央領導人的明確表態，“問題的決議中沒有提這件事”。79月10日，劉少奇視察河北，針對“什么都不要錢”的供給制說：實物工資和供給制還是有區別的，供給制不算錢也不給錢，給實物算錢就是工資形式；搞供給制，也不要搞許多項目，開始先搞糧食，項目少些，逐步來，一項一項增加。視察徐水期間，劉少奇在肯定工資制的同時，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和貨幣的比例以滿足社員復雜的生活需要。他要求縣委對全縣工、農、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帳，并強調全民所有制并不就是共產主義的，向共產主義過渡需要具備一定的現實條件。

但是，在當時“一日等于二十年”的“躍進”形勢下，這種原則性的約束框架迅速被打破，各大媒體開始大力宣傳供給制，將工資制當作“資產階級法權”加以批判，開展關于供給制問題的大討論，“非現金結算”的觀點也開始提出并廣泛流傳，這促使各地忽視客觀條件“大干快上“，迅速取消具有按勞分配性質的分配制度，實行各種形式的”按需分配“。徐水亦概莫能外。

早在視察徐水后的第二天，徐水縣委召開共產主義思想文化躍進大會。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在會上講：“共產主義公社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內。......過去個人吃個人，現在有食堂，集體化了，小孩也管，老頭也管，從生下來到燒成灰”，“食堂吃飯可以多吃，多吃多拿錢，要吃飽”。8當時兼任徐水縣委副書記的作家康濯以其特有的浪漫情懷描繪到：“幼兒園不是家長負擔，吃的糧食、玩具，全部由社里統一開支。成立公社時還宣布，從秋后起，全社取消糧食定量制，愛吃多少吃多少。”9由此開始了供給制的初步醞釀。

徐水縣化運動發展迅猛，到8月17日，全縣已正式成立7個。9月初，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和徐水縣委有關部門組成工作組對徐水漕河所屬工業企業的勞動工資、勞保福利和企業管理等進行系統調研，為分配制度的進一步變動提供指導。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也來到徐水，要求進一步縮小差別，實行供給制。109月15日，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后改為徐水）成立，實行縣級政社合一，一級核算，共負盈虧，為實行全民供給制奠定了組織基礎和保障。9月20日，徐水縣委通過《關于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這是徐水縣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具體措施，也是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的基本內核。

解放后，盡管徐水縣的工農業生產有較快發展，但要實現全民所有制和全民供給制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徐水縣委卻主觀地認為“目前全縣的農業社都已轉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工農林牧漁多種經營配合的全縣范圍的，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鑒于當前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生產水平的提高以及廣大工農群眾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提高的新形勢，已不適于繼續采取記工分紅、工資制等按勞取酬的分配制度，而需要采取一種向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過渡的分配制度，這已作為群眾的迫切要求。經過人們的醞釀討論，我們已經找到了全民實行供給制的分配方法。”11這可看作是徐水縣委實行全民供給制的所謂理論依據。供給制試行草案規定：供給范圍包括農民（含大、中、小學生）、工人（包括縣營、各公社工廠工人、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人）、干部（包括黨、政、工、團、武及企業事業單位的干部、勤雜人員）、職員（包括教員、商業人員）及一切在徐水工作的人員；供給標準則本著公社成員大體平等基本上各有所得，每人生活費稍有提高而又不絕對平均的精神，農民、工人、干部的供給標準略有差別，其中又適當地各分幾等。根據這樣的指導原則，供給制草案在伙食、服裝和日用品、津貼費、衛生醫療文娛等四方面做了詳細而煩瑣的供給等級和標準劃定：每人每年發給單衣2身（棉衣2年1身）、單鞋4雙、棉鞋1雙、襪子3雙、毛巾2條、肥皂3塊等，不分等級按人口供給，干部和工人的生活日用品有少數物品的數量稍高于農民；伙食部分農民每人每月5元，工人每人每月12元或15元，干部每人每月12元或18元。除供給實物外，還根據勞動態度和技術高低發給工人、農民、干部和教育者不同的貨幣津貼，農民分1、2、3元三等，工人分1、3、5、7、10、12、16元七等，干部、教員和勤雜人

員分6、8、12、16元四等；干部和工人家屬一律按農民待遇供給。

從總體上看，這個供給制方案只能是低標準的基本生活供給制，試行草案也承認“在當前直接供應物資的品種還不能滿足男女老幼之間生活必需品復雜需要的情況下，還輔助發一定數量的津貼作為彌補。......所以現行的供給制還不是我們最終目的，而是向''''各取所需''''過渡的一個重要步驟。”12

供給制試行草案公布后，“全縣歡騰一片，一致熱烈擁護”，人們抬著“慶賀全民實行供給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紅匾，高呼“擁護實行供給制”、“以實際行動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口號游行歡慶。此后在全縣通過財政糧食部推行全民供給制，即干部、工人、職工取消薪金，社員取消按勞取酬，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死葬等統稱“十五包”全部由縣財政全力承擔。供給制實施之初，縣委農村工作部的領導宣稱：“今年糧食大豐收，從現在開始，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13；許多干部發揚“共產主義”風格，不領津貼只到食堂用餐，家屬也開始就地吃食堂。

從上可以看出，徐水分配制度的變動有一個鮮明的地域特色--“十五包”的全民供給制。徐水在全國帶頭推行全民供給制，對全國各地分配制度的變動和“左”傾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催化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徐水工作組根據河北省委一屆六次全會提出的農業社員逐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制的精神，曾于9月22日作出《關于工業企業實行半供給制半工資制度及用人制度、勞動保護制度的意見》，指出目前應暫時以伙食部分（包括主食、副食、燃料）實行供給制，衣著、日用品和其他開支部分實行工資制，并提出要恰當把握伙食標準和工資標準。但是，這個意見在供給制試行草案的沖擊下沒有來得及向徐水縣委提出。可見，徐水實行全民供給制已遠遠超出上級的政治預料，其激進程度可見一斑。這與徐水作為“共產主義試點”的現實地位和要求有關，又與基層干部在重重壓力下的“政績”心理有關，--愈接近基層，措施亦愈激進。這也使得他們最早感受到經濟實力的制約，從而不得不再次變動分配制度。

三、全民供給制的困境

供給制在全縣推行后，首先遇到的困境是可操作性問題。徐水縣委在共產主義試點的熱浪中倉促制訂供給制草案，沒有發動干部民主討論，更由于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支撐，因此供給制草案公布后，意見紛紜，變動頻繁。第一次變動是將原津貼標準改為：工人1、2、4、8元；農民0.5、1.5、2元；干部（包括教員、勤雜人員）2、3、5、8元。這樣工人、干部的最高津貼都降低了1/2，農民的最高津貼標準則降低了1/3，干部和農民的最低標準亦有所降低。第二次變動集中在伙食標準方面：農民由5元降到4.8元，中等以上學生由5元提到6元，幸福院的老人由3元提到4.5元，幼兒園幼兒由4元降到3元；工人改為平均12元的標準，干部的18元高標準降低到15元。而省、地、縣委徐水工作組在一個報告中又對一些標準提出詳細的修改參考意見：農民勞動力每月平均5元的伙食費過低，應該將工人的伙食標準分為11、13、15三個等級；工人的津貼標準和等級應該和干部一致起來，農民的3個津貼標準又似乎較少，勤雜人員的津貼標準有些太高；其他生活日用品可以通過現金發給等等。在整個制訂和修改供給標準的過程中，人為主觀性的因素非常濃重，這就標明了從一開始，供給制就不是科學和理智的產物。

10月9日，徐水縣委綜合各種修改意見通過《關于實行供給制的試行修正草案》，12日縣政府配發《關于全民實行供給制收入分配試行說明》。這個供給制修正草案中的主要供給指標較之第一個草案均有所下降，反映了實際經濟狀況對供給制的制約。

表1供給制試行草案與試行修正草案主要供給標準變化對照表（單位：元）

農民（人均每月）

工人（人均每月）

干部（人均每月）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伙食

5

5

15/12

12/8

18/12

15/12

津貼費

3/2/1

2/1

1/3/5/7/10/12/16

1/2/4/8

16/12/8/6

8/5/3/2

說明：服裝、日用品一項供給項目煩瑣而復雜。衣服供給變化為每人每年服裝布24尺，其他物品如鞋子、襪子、毛巾、香皂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縮減，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10月28日，徐水縣政府發出調整非農業人口糧食定量供應標準的通知，從而廢止了“敞開肚皮吃飯”的許諾，這反映出當時糧食供應已經趨于緊張，不得不將糧食供應納入到嚴格的計劃框架內進行調節。11月3日，縣政府制訂出《關于供給制的實施細則（草案）》，這個細則雖然沒有再次降低供給水平，但是根據糧食定量供應標準做了一系列調整，如對伙食部分的供給就規定應遵循的原則是“有什么糧食供什么糧食（紅薯在內）供什么糧食吃什么糧食”，對每人每月的糧食消費做了明確而嚴格的量的規定，并特別注明農民吃肉問題要“自養自決”。這是全民供給制開始走向解體的預兆。

供給制的實施帶來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使得供給制本身在產生之初就徘徊在各種困境中難以拔足。

其一，供給制實施后的商業活動轉化為以物資分配為主、貨幣為輔的運作模式，商店除飲食服務業務和加工業務外都不再計算盈虧，對從社員中收購到的各種物資一般也不再付給貨幣，而是僅僅開收據單統一上報結算，造成大量“開白條”現象，大大削弱了群眾的售賣觀念，給今后的收購工作設置了無形障礙，“共產風”泛濫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徐水縣1958年建立以后，全縣共平調集體和個人財產總值1，246萬元，其中土地40，487畝，大車906輛，各種機器283臺，農機具42，726件，家具38，748件，磚瓦80，000塊，房屋22，347間，勞動力1，105，629個，糧食118，580斤，大牲畜257頭，豬3，391口，羊980只，樹木410，000株。14

其二，實施供給制后，縣委組織力量在原徐水地區對干部、工人和教員的供給狀況做了一次大型試算調研，發現對人們的實際供給支出較供給制前的工資水平大幅下滑。這里僅列出其調查情況的一個總體概況，略加說明。

表2原徐水縣干部、工人、教員供給制前后情況對照表（單位：元）

供給制前月發工資

供給制后月供給額

供給制前人均月工資

供給制后人均月供給額

干部（3267人）

124，964

56，318

38.28

17.23

工人（2537人）

95，776

43，630

37.75

17.19

合計（5804人）

220，740

99，948

38.03

17.22

注：干部人數中包括教員和商業人員。資料來源：《關于干部、工人、教員實行供給制后重點情況調查說明》（1958.10.13），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22-2。

從上表可以得知，供給制后對干部和工人的供給支出比供給制前的工資支出分別下降54%、54.46%，合計下降54.72%。當時這被宣傳為供給制的一大“優越性”，即大大節省財政開支；但卻是以嚴重背離普通人的經濟理性為前提和代價的，對于有著濃厚未來預期的中國人來講確乎背負了濃重的疑慮和擔憂，這在深層的社會心理基架上對供給制有著天然的離散作用。

其三，實行供給制大大削弱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商莊公社林水村自實行供給制后有4%整半勞動力籍口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顧或回娘家而不經常參加生產勞動，更有一些人經常倒插房門在家睡覺；有的社員在食堂初期趁機往家多打飯以省下干糧，吃不完的則發霉變質造成嚴重浪費；崔莊醫院供給制前日就診人數穩定在90人左右，供給制后陡增至200多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裝病以逃避勞動或趁公費醫療之機撈取藥品；群眾中開始流傳這樣一首詩：“干活吃飯，不干活也吃飯，干不干也吃飯，一、二、三（指一至三元的津貼費，--引者注）”，還有類似這樣的牢騷：“給做工還給錢，這會兒每天做十四個鐘頭的工不給錢”，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思想念頭“歇一天，享受一天，何必急著干？”；一些知識分子對幾無差異的津貼費頗有怨言，城關鎮、孤莊營、高林村、西喇叭地四個學校45名教員有一半多對供給制不滿，并有個別人辭職遠走他鄉；由于生產任務繁重，人口外流不歸現象也逐漸突出，徐水鋼鐵廠一個直屬連80多人一夜之間離去30人。15另據有關統計，從1958年到1962年間，全縣外流人員達3萬余人，平均每年外流約6000多人。16在供給制實施初期，一些基層干部一度采取強迫壓制手段來解決某些經濟糾紛，造成黨群關系緊張；一些人的積怨情緒由于得不到有效疏通而采取極端手段報復，個別食堂因此發生若干起食堂中毒案。

另外，供給制本來是作為解放勞動力的一項重要舉措而提出的，但當供給制全面鋪開后，蔬菜等物資供應不足問題馬上就凸現出來。為使公共食堂能繼續開辦，供給制能繼續發揮作用，縣委只能緊急開展種菜運動，運用軍事化體制組建種植專業班、排大力突擊種菜，而這些人一般都是整半勞動力，無形中抵消了解放出來的一些弱勞力的生產力能量，得不償失。

綜上所述，全民供給制的推行從一開始就孕育著極其嚴重的潛在矛盾和風險，供給制不得不進行有限度的調整。

四、退縮與回歸：“雙半”體制的建立

第一次鄭州會議前后，覺察到“”和化運動中出現的諸多尖銳問題，他的思想開始發生某些轉變。10月16日、17日張國忠在天津向匯報工作，指出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所存在的問題。18日河北省委根據對徐水問題的指示，由劉子厚率領一個工作組在徐水作了為期三天的調查研究，21日就主要問題向匯報。對徐水縣存在的一些問題作出重要指示，明確指出要發展商品生產，在分配上不要搞平均主義，不要實行完全的供給制；對私人之間的債務不能一風吹，這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在作風問題上不要講假話、不要壓服，要去掉封建殘余，對家庭問題陰陽五行還要講。他說：“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1729日河北省委書記處開會討論徐水工作和的指示，會議指出徐水縣在搞共產主義試點過程中出現的政策、作風和領導問題，并責成保定地委幫助解決。此時，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試圖通過這次會議規范某些“激進”行為，要“潑點冷水”，“徐水縣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當做了一劑良藥”。18他在會上多次批評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闖”。11月9日就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說：“我們要恢復供給制，但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還是必要的。”19

在中央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的背景下以及鑒于供給制實施中的實際困難，11月9日，徐水縣政府發出關于實行半供給制的通知，并組織力量集中做了兩次關于實行半供給制的試算，論證半供給制的經濟可行性。徐水縣委在關于供給制問題向地委的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大工資部分比例，并且計劃將全部工資用六月底前的工分分配方法一次發給社員，提出公共食堂要堅持自愿原則，對于由于人多而勞力少導致經濟緊張的家戶則多安排生產多得勞動日以增加收入，鼓勵他們發展家庭副業生產等等，這些措施較之全民供給制取向已經有了相當改進。11月30日，徐水縣委《關于財經工作方案（草案）》是“雙半”體制的第一個重要文件，這個方案承認“我縣工農業發展和收入情況在目前還不能全部包起來”，并“為了適當解決社員的積累分配和調動全縣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計劃實行“半供給制半工資制”，其供給部分就是公社所有人吃飯不要錢，全部由公社供給，其工資部分仍是根據按勞取酬和多勞多得原則實行工資加獎勵；規定平均伙食標準大體在每人每月4元左右，包括吃糧、燃料、油鹽、醋、菜等，“總之，供給部分所占比例可占消費總額的50%或多一點。......工資部分可占消費總額的50%或少一點。發工資首先在保證供給部分的前提下，視公社的收入定標準。”20這就由原來的基本生活供給制退回到伙食供給制。12月1日，徐水縣委公布《關于實行半供給半工資制的方案》，對這一體制加以確認。17日縣委《關于大力整頓鞏固的意見》是“雙半”體制的第二個重要文件，這個意見決定在全縣實行公社、生產營和生產連三級核算體制，這就基本上打破了全民供給制的制度壁壘；決定要適當加大1958年按工分分配部分，徹底清理7月至10月的工分，合理評定工資級別，擴大級差（最高級和最低級相差4倍左右）以刺激生產積極性，在保證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增加社員分配比例，并特別規定“生活部分不宜過高過寬，工資部分可適當提高，一般供給部分占消費部分50%為好，最多不要超過60%，有的還可低于50%（供給部分一般只包括吃糧和一般菜金）”21，這個規定與《關于財經工作方案（草案）》對供給部分要“占到消費總額的50%或多一點”相比無疑是個大的轉變，而且對于供給部分內容的壓縮也有由伙食供給制向糧食供給制轉化的趨勢；這個意見還決定采取工資獎勵辦法以鼓動生產積極性，這與供給制內蘊著的完全的“精神激勵”有著本質不同。

應該指出，即便在這種已相對寬松的“雙半”體制下，徐水縣依然無法承受沉重的財政負擔。是年11月，為全縣社員發工資和部分生活用品共計550萬元。12月又籌集90萬元，按供給制方案統一發放的物品因物資不足和經濟負擔過重而無法兌現。每人應發兩條毛巾，全縣應發144萬條，但實際上只能發72萬條，其他生活用品只發給部分幸福院和幼兒園，至于看電影、洗澡、理發等項目成為鏡花水月。22當時全縣財政收入不足2000萬元（含合并后的容城、安新），與應發工資和進行建設所需相差甚遠，只好挪用商業資金700萬元。23更為嚴峻的是這期間糧食已全面告急，全縣出現饑荒苗頭，縣政府在全縣征購淀粉面條，對甘薯的綜合利用實施限制以保證甘薯作為代食品的供給，并把細糧供應納入到嚴格的計劃軌道；--嚴峻的糧食形勢和政策措施的松動使得供給制無以為繼，大部分公社的公共食堂名存實亡。

但是，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下，“雖然實際工作中有些轉變，但領導思想上并沒有根本轉變。”24當時盡管實行了“雙半”體制，但縣委依然對供給部分的“共產主義“意義樂此不疲，”這種''''半供給、半工資''''的分配制度，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配制度，但從供給部分來講，它已超出了按勞取酬的范圍。這種分配制度為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而創造途徑，這種制度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揚共產主義精神，改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25并且在當時進行的共產主義教育運動中，在”兩條路線“的階級斗爭語境下，大力宣傳半供給半工資分配制度的共產主義意義，”要求把實行這一分配制度的好處宣傳得家喻戶曉，從而大立共產主義思想，大破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思想，樹立和加強為大公、愛大公，為集體愛集體，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產主義品德“。26在承認凡是社員的日常生活用品一律歸社員私有的同時，又規定凡是自留地、地基、宅旁閑地、魚塘、圩田、藕塘、成片林木和果樹等一概歸公社所有，這就相當于把人們的一只腳依然綁在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的戰車上。12月11日，縣委在一份向保定地委的請示中提出要使享受國家薪金待遇的人員即黨團行政、經濟企業、學校和衛生等部門的干部改行供給制，并再次采取桌面算帳的辦法進行可行性論證，這充分顯示出供給制的退縮具有相當局限性，流露出人們對于供給制欲拒還迎、欲棄還留的復雜心態。

徐水縣委這種矛盾心態和做法是中共中央和對于和供給制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存在極大不徹底性的反映。中共中央《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在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以后才可能實現”，“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因此，“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27主張在個人分配制度上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并且明確提出“供給范圍目前不宜過寬。實行供給制并不是使人們的生活清一色”，“隨著生產的發展，工資必須逐步增長”，但同時又堅持認為這種分配制度尤其是供給制部分“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28

五、全民供給制草草收尾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整頓的工作，在不徹底放棄“按需分配”的前提下，對的分配制度進行有限度的修正。11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組協助徐水縣解決搞共產主義試點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徐水縣委在第一書記張國忠主持下，先后召開幾次會議檢查搞共產主義試點和全民供給制及政策和領導作風問題，總結經驗教訓。

12月31日，張國忠代表徐水縣委在關于工作中所犯的缺點錯誤向省委、地委的檢查報告中對實行全民供給制問題做了檢查，認為化后，徐水縣委把擴大的集體所有制誤認為是全民所有制，“莽莽撞撞的把集體所有制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再加上我們過高的估計了58年的生產量和簡單的看群眾生活，實行了全民供給制，打算用縮小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差別密切干群關系，把人少勞多和人多勞少的差別縮小，想鬧到大體平等，不實行或基本不實行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認為提前搞建成共產主義的試點，按勞取酬就落后了，結果，全民供給制規定了15項供應包不起來，曾一度發生混亂現象，這是由于過早的實行供給制，違背客觀規律的結果。”29報告對在推行供給制過程中的工作方法問題也做了較為深刻的自我批評，認為“當時我們......對群眾生活的重大變革不是先考慮復雜的后果，先作試點，而是在不切實的基礎上算大帳，只憑一股熱情，不作細致的調查研究，不從實際出發，感情代替政策，輕率地決定問題，給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30報告還承認在現時采取否定按勞分配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則，在實際條件不成熟的時候進入共產主義的想法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必然行不通，而不適當地宣布全民所有制和實行全民供給制則大大降低了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受到嚴重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必然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這既是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結束的標志，也是作為共產主義試點之內核的供給制“試驗”結束的標志。

六、小結

徐水共產主義試點是1958年全國“”和化運動中的一個典型，其分配制度的變遷亦是分配制度變動的縮影。分配制度經歷了帶有按勞分配性質的工資制→理想的完全供給制→半供給制半工資制→大部分工資制小部分供給制這樣的變動軌跡。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分配制度在超經濟的政治和行政手段主導下變動頻仍，牽一發而動全身，這是由分配制度安排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的制約作用所決定的；初期的最終形成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與工資兩部分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的確定，成為關系分配依據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由于實際經濟實力的制約，“雙半”體制的重心仍然傾斜在供給部分，直到60年代初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后才有所改觀；這種制度設計的出發點意在建設公平公正的社會，但其基要特征卻是平均主義或極端平均主義，其最大弊端是激勵機制的缺失，“這種割斷生活消費（收入）與勞動（支出）的關系，把個人消費品的分配與人的需求直接掛鉤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貧富拉平，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多勞不能多得的結果”31，這必將導致經濟運行的低效、無效乃至負效。平均主義在本質上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平和不公正。

1958年分配制度的變遷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對社會主義的“理想”構建和對共產主義的錯誤解讀是最深厚的認識和思想根源，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莫不如此。這正如鄧小平所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32人為的制度設計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遲滯了社會進步。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這是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本文公開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注釋：

①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宏觀研究和整體著眼已達致相當水平，而以一個案為切入點來觀照分配制度之演進理路的著作和文章尚不多見，忽視了對各個地區不同制度安排下地域特色的研究。據筆者目前所見，代表性著作有張樂天《告別理想——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一書，此書以浙東一村莊為研究對象，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諸多方面對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與研究，分配制度亦多有涉獵，視角獨特，創見新穎。代表性論文有周彪《分配制度的形成——以江蘇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此文以豐富的檔案材料，分析江蘇省分配制度的變動與運行軌跡。本文則截取介于一省一村之間的一縣為研究對象，以期全方位、多層次審視和解讀分配制度之發展進路。徐水縣是河北省中部的一個縣，它在1958年的“”和化運動中以“共產主義試點”獨樹一幟，聞名遐邇。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450.

2張國忠.關于不斷革命全面躍進的報告（1958.6.22）[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4-14.

3關于改革勞動組織和家務勞動普遍實行勞動大協作的指示（1958.7.7）[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4-15.

4偉大領袖視察徐水縣八四大隊時的重要指示（1958.8）[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2-14.

5關于實行工資制的草案（1958.8.25）[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22-7.

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傳（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35.

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傳（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35.

8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第15輯）[Z]，1994.96、98.

9康濯副書記在徐水縣共產主義思想文化大會上的講話（1958.8.5）[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9-3.

10劉煉.風雨伴君行[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102.

11中共徐水縣委關于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N]，徐水報，1958-9-23.

12中共徐水縣委關于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N]，徐水報，1958-9-23.

13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第15輯）[Z]，1994.18.

14孫志杰.記徐水“共產主義”[J].縱橫，2001，（9）.

15《思想動態參考資料（第一、二期）》（1958.10.13、1958.10.22），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8-24、118-25。

16河北省徐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徐水縣志[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92.

1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傳（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86-887.

18謝遠學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紀實（第七部）（上）[M]，人民出版社，2003.741.

1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傳（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94.

20關于財經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21-7.

21關于大力整頓鞏固的意見（1958.12.17）[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13-9.

22河北省徐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徐水縣志[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526.

23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第15輯）[Z]，1994.18.

24劉煉.風雨伴君行[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115.

25關于財經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21-7.

26關于財經工作方案（草案）（1958.11.30）[Z]，徐水縣檔案館，檔案號121-7.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605-607、611.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612.

29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第15輯）[Z]，1994.296.

30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第15輯）[Z]，1994.296.

31陳吉元等.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317.

32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摘要：1958年秋，在“”運動的強力推動下，在全國普遍建立，個人分配領域也由此發生急遽變化。徐水分配制度經歷了勞動工資制、全民供給制和半供給制半工資制的變動。它是1958年分配制度變動的縮影，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

關鍵詞：；分配制度；徐水共產主義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