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蔡元培思想對于的思想政治的影響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蔡元培的社會道德思想邏輯嚴謹，自成體系，公義、公德、公禮作為主要內容，以自由、平等、親愛為核心精神，并以社會有機體論和天賦人權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對國民性的反思與改造為其出發點和歸宿點，在近代思想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關鍵詞]蔡元培；社會道德；《(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與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動和教育貢獻一直備受關注和高度評價。而實際上，他在近代修身、倫理教科書的編譯領域也有出色的成就，但卻長期被學界忽視。他曾于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6月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卸職后與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編輯上又有長期的合作，他所編輯和翻譯的修身、倫理類教科書有：《中學修身教科書》(1907—1908年版)，《倫理學原理》((德)泡爾生著，蔡元培編譯，1909年版)，《(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1912年版，據《中學修身教科書》修訂)，《中國倫理學史》(1927年版)，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些書集中反映了他的倫理道德思想，這里僅以可查的《(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為例，專論其社會道德思想。

一、公義、公德、公禮是其主要內容

在該書中，蔡元培將其社會道德思想概括為公義、公德和公禮三大方面。公義是蔡元培社會道德思想體系的重點內容，他用了較多的筆墨來論述。他認為公義是“不侵他人權利”，“人與人互不相侵，而公義立矣”，即認為公義是對所有人的普遍要求，非個別要求。這與我國傳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世思想極為相合。而權利為何?他指出，“吾人之權利，莫重于生命、財產、名譽”。即三者是人權中最重要的三個，且其重要性依序遞減，三者的得失關系到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發展。因此，要求人們尊重人權，不侵害他人人權。如何做呢?首先，要敬畏生命，不傷害他人的生命。他認為，“蓋一人之權利，即以其一人利害之關系為范圍，過此以往，則制裁之任在于國家矣”，“刑罰之權，屬于國家，而非私人之所得與”，即只有國家有刑罰之權，而個人沒有傷害他人生命的權力。因此他主張，人際之間發生沖突或個人乃至國家權利受到侵犯時，應秉持“法治”精神，先去尋求法律的調解和保護，而不應選擇決斗、復仇等野蠻方式。同時，他又肯定了正當防衛的合法性，認為人們雖然沒有侵害他人的權利，但有自我保護的權利。其次，不侵害他人的財產。他認為，財產是人們辛勤勞動所得，是人們生存與生活的物質基礎，“財產之可重，次于生命，而盜竊之罪，次于殺傷”，因此，對于他人的財產權，決不可侵害。具體而言：不能盜竊、誘騙和欺詐；借貸他人財產，要按期償還，并償付利息；替人保管財物者，應當妥善保管，使其完好無損；貿易時，應講信用，遵守商業道德；被借者和保管者在索取報酬時，但應以市價為準，不可無限索取。最后，要不損害他人的名譽。他認為，名譽是人的“無形財產”，“第二性命”。可保之生前，傳之身后，裨益子孫，人們愛護之“或過于生命”。因此，對待他人之名譽，不僅不能損害，還要加以保護。具體而言就是，不能讒誣、誹謗，要替人隱惡、隱私，“成人之美而救其過”，評人論事，應“平心以判之”。但又強調，替人隱私和隱惡也要有限度，不能與社會利益相沖突。

公德是其社會道德思想的核心內容。他認為，守“公義”。只能不侵害他人權利，卻不能裨益他人，因此。守“公義”之外，還要行“公德”，他將之稱為博愛與公益，即愛護同類和做對公眾有益之事。首先。以博愛之心愛護同類。他指出，博愛之必要不僅在于人類有“同類相恤之天性”，有“不忍”之心，還在于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弱勢群體歷代皆有，無法避免。他接著指出了行善助人的原則，其一要目的純正，應為愛而善，不可為名利而善；其二要遵循由近及遠的順序，由愛家人開始，再到愛國人與整個人類；其三要圖永久之利，不可養成受者的依賴心。其次，開世務，興公益。他認為，行善助人只對少數人有益，而公益則對人人有益，因此，行善助人之外，還要開世務、興公益。他主張人們走出家庭，舉辦各種正當職業，以各盡其職裨益社會，或興辦修河渠、繕堤防、筑港埠、開道路、拓荒蕪、設醫院、建學校、設圖書館、建育嬰堂與養老院等公益事業。最后，愛護公共財產。

公禮，即社會公共禮儀，在蔡元培那里，稱為禮讓與威儀。他認為，與人相處，不僅要講理，更要講情，只有情理兼顧，才能有利于社會和諧與進步。而禮是“本乎感情而發為儀節”，其要在“不傷彼我之感情，麗互表其相愛相敬之誠”，“以愛敬為本”，即以情感為根本的，因此，與人相處講情感，就要講禮儀。蔡元培所講的禮的核心內容是禮讓，即謙讓。他認為，日常交際中，只有互相謙讓，才能少生沖突，不傷感情。但又指出，謙讓也要有限度，分場合，要有所讓，有所不讓。在日常交際中應以謙讓為美德，而在思想與信仰上就不能一味謙讓，而應堅持自己的立場。接著又指出，人們身處社會，不僅要對個人禮讓，還要對社會全體禮讓。而對于社會全體之禮讓，就稱為威儀。“威儀者，對于社會之禮讓也。”這就要求人們在各種公眾場合，如道路、宴會、葬禮等場合，都要遵循一定的公共禮儀。

概言之，即以義相守，以德相期，依禮而行。這不僅是蔡元培的待人之道，也是他對公眾與團體之道。他的社會道德體系著重強調了對“公”的責任與義務，即要求人們守“公義”，講“公德”，行“公禮”(即公共禮儀)，不是從利私著眼，而是從利公著眼，要求人們為了社會的安寧秩序而踐履社會道德。

二、自由、平等、親愛是其核心精神

隨著民初共和體制的確立，民初的修身教科書都將自由、平等、親愛等價值列入德目中。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系列的初小、高小教科書都將自由、平等、親愛列入其中，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制中華”系列的初小、高小教科書還將三者視為共和國民精神著重強調，如初小教科書第8冊中講道，“共和國民之精神有三：其一日自由。人民依法律之保障，其身體、家宅、財產、營業、言論、著作、集會、結社、書信、遷徙、信教，皆得自由。”“其二日平等。共和國之人民，在人格上、法律上，皆為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其三日親愛。共和國中，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然非各不相顧，如散沙然，遂可以為國也”，而應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教民親睦”，“互相親愛”。可見，自由、平等、親愛在民初已經成為普遍價值。蔡元培于其1912年發表的《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也曾將此三者標舉為公民道德的核心內容。他說：“何謂公民道德?日：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日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于是矣。”在他同年所編的《(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中，他也將此貫徹于他的社會道德思想之中。正是意識到人們都有平等的天賦人權和自由，且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他才要求人們守“公義”，不侵犯他人的人權。同時，他還意識到自由與平等的相對性，他所講的自由是“法律自由”，即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相對自由，而他所指代的平等也是相對平等，而非絕對的平等主義，是法律與人格上的平等，在社會地位、職業分工、長幼輩分上又允許有差別。他的公德、公禮思想，則集中反映了親愛的價值。他認為，人類有“同類相恤”與同情弱者的天性，因此，在守公義之外，還要講公德、行公禮，對同類心存博愛，彼此互助，相互禮讓，各盡其職，參與公益事業，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公共禮儀。因此，蔡元培的社會道德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由、平等、親愛。

三、社會有機體論和天賦人權說是其理論基礎

社會有機體論是19世紀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種重要理論觀點，最早由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提出，他在其《社會學原理》中詳盡闡述了這一理論。他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兩者的一個重要共性就是整體內的各部分相互依存，一部分的變化會影響到其他部分。這一理論隨著1903年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傳入中國后，對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蔡元培的《(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也深受其影響，該理論還成為其社會道德思想的理論基石。他指出，社會是趨向相同的多個個體集合而成的有機體，“凡趨向相同利害與共之人，集而為群”，即為社會，“一人即社會之一分子，一分子之危害，必有關于全體之平和，猶之人身雖僅傷其一處，而即有害于全體之健康也”，即認為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彼此影響的密切關系，個體的發展狀況會影響到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而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也影響和制約著個體的發展高度。因此，個體在為己的同時，對他人和社會整體也要盡一定責任和義務，惟有如此，個體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而正是社會對個體發展如此重要，社會道德思想才成為必要。

天賦人權說，又稱自然權利說，是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政治與法律思想的重要議題。英國哲學家洛克在《政府論》中對“自然權利”作了界定：“同種或同等的人們既毫無差別的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不存在從屬或受制的關系”，“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美國《獨立宣言》對“自然權利”作了這樣的解釋：“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造物主’那邊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可見，自然權利在資產階級語境中是指人的生存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所有權等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該學說在清末傳人中國，成為進步人士反封建斗爭的重要思想武器。蔡元培也深受影響，這集中反映在他的“公義”思想中。正是意識到人人都有天賦的生命、財產、名譽的權利，并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每個人都有遵守“公義”，不侵害他人人權的義務。公務員之家

四、對國民性的反思與改造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點

近代倫理道德思想的發展是在對國民性的反思中進行的，進步人士很早就認識到中國人缺乏社會道德的弊病。英人庫克曾指出，中國人“缺乏禮節”，“無道德”，他說，“在公共場合，再沒有比中國人更缺乏禮節的了”，“中國人在超出自己家族后，沒有義務觀念”。。英人斯密斯也認為，中國人“有私無公”，“無惻隱之心”，他說，中國人“不但對于‘公家’的事物不負責任，并且這種事物，要是無人當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會漸漸的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中國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種品性，就是惻隱之心或同情心”。梁啟超也認為，中國人“缺公德”，他說，“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主義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眾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群之利，而反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他還指出，中國人“不知法治為何物”。正是意識到中國人缺乏社會道德的劣根性，所以他們無不從加強社會道德建設人手來改造舊道德、確立新道德，蔡元培也不例外。在書中，蔡元培的社會道德思想并不是無的放矢，面面俱到的，而是針對人們的認識誤區、生活陋俗及錯誤作法來重點展開的，是建立在對國民性反思的基礎之上的。因為認識到中國人缺乏社會觀念的弊病，所以用了較多的筆墨來論述社會道德；意識到國人重“德治”輕“法治”的不足，在論述“公義”時重點強調了依法維權的重要性；針對復仇、決斗等野蠻遺風，對其弊端進行了著重分析，以示警戒；著力點出了國人在參與公共事業、維護公共財物和遵守公共禮儀上的缺憾，并注重對國人公共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培養。因此可以說，對國民性的反思和改造是其社會道德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綜上所述，蔡元培的社會道德思想不僅自成體系，且邏輯嚴謹，體現了他建構近代社會道德思想體系的自覺性。在他的社會道德思想體系中，公義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低層次的要求，博愛與公德是較高層次的要求，在公義和公德之外，對容色儀表、言行舉止還有禮儀的要求。公義要求不侵害人，博愛、公德、禮儀，要求愛人與敬人，三者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道德思想體系。且以自由、平等、親愛貫徹其間，構成其思想靈魂。從思想內容上看，其思想還具有中西匯通的特點。既因襲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又借鑒了西方的某些思想成分。如以西方的天賦人權說與人權平等思想作為闡發公義思想的理論前提，以西方的財產觀來修正中國傳統的義利觀，用傳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思想來附會消極道德與積極道德。通過考察《(訂正)中學修身教科書》，不僅可以明晰蔡元培的社會道德思想，并且能夠了解讀著這些教科書長大的那代人的社會道德思想概況，對于改善當今德育教科書的概念化與抽象化的弊病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