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赫爾岑和平解放農民的思想芻議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在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前夕，赫爾岑創辦《鐘聲》雜志，宣傳農民解放。在農民解放方式上，他主張通過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地主與農民和平協商的方式來廢除農奴制。赫爾岑掙扎、搖擺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但是自由主義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風。

論文關鍵詞：赫爾岑；解放農民；《鐘聲》雜志；俄國農奴制改革

A.H.赫爾岑是19世紀俄國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

1855年3月，亞歷山大二世著手調查農民問題，準備農奴制改革。此時正流亡倫敦的赫爾岑意識到，應當抓住這一時機，及時對俄國關于農民解放等問題的爭論作出反應。1857年7月1日，赫爾岑創辦并出版了《鐘聲》雜志(Konoxon)，向國內人民宣傳農民解放的思想，在俄國農民解放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列寧在1912年赫爾岑誕辰100周年時，發表《紀念赫爾岑》一文。列寧指出，《鐘聲》雜志的創辦打破了俄國出版界“奴隸般的沉默”，肯定赫爾岑是“舉起偉大的斗爭旗幟來反對這個惡魔(沙皇專制制度)的第一人。”

對于赫爾岑和平解放農民的主張，列寧指出，“赫爾岑是地主貴族中的人……他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產生了(在《鐘聲》中)他對‘上層’發出的自由主義呼吁。”但是，列寧認為，赫爾岑最終放棄了對沙皇的幻想，因此，“盡管赫爾岑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動搖不定，但是，民主主義畢竟還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風”。列寧的論斷對后來的歷史學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很多人都贊同列寧的觀點，如塔塔里諾娃認為，赫爾岑“自上而下”和平解放農民的主張是由于受到貴族革命者世界觀的影響而犯的離開了革命原則的錯誤。甚至在近年俄羅斯新聞史的專著中，把赫爾岑的貴族出身使“他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作為對赫爾岑在俄羅斯新聞出版史上思想貢獻的評價。

筆者認為，研究者斷章取義地對赫爾岑農民和平解放思想進行的批判，有失公允，也有一定的誤導性。要作出客觀的評價，就應該全面地分析這一主張提出的出發點，因此，重新解讀《鐘聲》是非常必要的。

亞歷山大二世在農奴制和專制統治面臨全面危機的情況下，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維護自身統治。同時，他希望貴族地主能夠參與到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護他們的利益。部分開明地主也意識到農奴制給俄國帶來的落后，主張改革國策，但他們主張承認地主土地所有制。農民不堪忍受日益殘酷的壓迫，隨時可能起來革命。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進行革命的宣傳鼓動，他們號召農民通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方式，自己解放自己。

赫爾岑曾親身經歷了法國1848年六月起義、親眼看到起義工人被槍殺的血腥場景。這一經歷使他成為一個堅定的人道主義者。“我們越是深刻地，嚴肅地審視西方世界，我們越是細致地研究我們周圍的現象……我們對流血變革的厭惡就越強烈。他希望俄國可以通過“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廢除農奴制，和平解放農民，赫爾岑也在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身上看到了希望。因此他在《鐘聲》第1期的社論中，提出《鐘聲》的宣傳要本著“反對暴力、堅持理性”的原則進行。赫爾岑很清楚，“職業革命家不會贊同這種方式，但我們仍堅持我們的原則……我們誠摯地選擇人類和平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流血的發展道路。

1856年4月11日，亞歷山大二世對莫斯科貴族代表發表演說，表達了自上而下解放農民的意向:“先生們，最好是從上面解放農民而不是等待他們從下面解放自己。赫爾岑在《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信》中，表達了對主張“自上而下”解放農民的沙皇的“深深的和莊嚴的謝意”，并說:“(如果)和平地實現解放，那么亞歷山大二世的王朝將在歷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但是，沙皇主張改革的原因是懼怕農民革命推翻自身的統治，而赫爾岑主要考慮的是俄國和俄國人民的利益。赫爾岑正是看到了革命的人民，相信人民革命的破壞性，因此，為了避免暴力革命給俄國帶來的流血和社會動蕩，他主張和平解放農民。

在赫爾岑的眼里，貴族是“維護農奴制度的強盜、吃人的魔鬼、人販子……是大俄羅斯土地上繁衍的豺狼”，“是政府和人民的天敵”。赫爾岑一再把改革不能順利推行的責任歸咎于貴族，呼吁他們主動放棄不正當的特權，停止對農奴制改革的頑固抵抗，配合沙皇政府進行改革。

1857年1月15日，亞歷山大二世主持成立了一個討論農民問題的秘密委員會。1857年11月20日，維爾納省總督納濟莫夫向沙皇呈遞奏折，表示當地貴族愿意不帶土地解放農民。亞歷山大二世如獲至寶，立即審閱并給納濟莫夫圣旨，允許立陶宛各省(維爾那、科瓦和格羅德諾)著手起草《關于整頓和改善地主的農民的生活》的草案。詔令同時發至各省并在報上公開發表。這樣，俄國解放農民的問題公開化了。秘密委員會于1858年初改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集中領導改革的準備工作。沙皇的改革行動引起了大多數地主的反對，“彼得堡的貴族地主開始游說國王不要將詔令通報全國”。赫爾岑認為農民很可能從上層統治者手中和平獲得解放，他對沙皇的幻想增強了。他在《不公開的審判意味著什么?》中，一再為沙皇開脫，他說是貴族制造了農奴制，是貴族“將農奴制的繩索套在農民身上”。貴族是俄國農奴制度長期存在的原因，農民之所以不能獲得解放，是因為貴族從中作梗。由于貴族地主的阻撓，“政府……準備強制著手解放農民”氣他說他“衷心希望看到亞歷山大二世能違抗貴族的意志而為解放農民作出‘努力”。同時，赫爾岑希望“貴族尊重沙皇高尚的愿望”，他警告貴族說，如果他們不能認清形勢，自動放棄農奴制這種不正當的權利，阻礙解放農民的進程，那么“歷史將同亞歷山大陛下和俄羅斯人民一道審判你們，請好自為之!從赫爾岑的這篇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有著根深蒂固的“好沙皇、壞貴族的觀念”。他還沒有認清，沙皇和貴族其實是一丘之貉，都是農奴制的維護者，是人民的敵人。

赫爾岑被沙皇的“解放”承諾感動了，他在第9期《鐘聲》中發表《再過三年》一文，赫爾岑表示不再把沙皇當作敵人，而是要幫助沙皇完成解放農民的事業。他對亞歷山大二世說:“你勝利了，加加利人!赫爾岑說:“保留著農奴制的俄國是可恥的，我們激動地……聆聽俄國的運動和消息……亞歷山大二世和我們在一起，為俄國偉大的未來而努力，從他執政之日起，農民開始獲得解放。”他稱亞歷山大二世為“開創俄國歷史新紀元的活動家，他的名字將永載史冊”。他向貴族指出拖延改革的后果:“如果貴族拖延解放農奴，頑固地堅持自己的不正當的權利……那么，對于被馴服、無辜的、對專制制度重新燃起怒火的農民來說，如果解放的詔令到來得太晚的話，那時他們將向老爺頭上拋出斧子，即使是鎮壓，貴族的脖子和腦袋也不再相連了。

赫爾岑對沙皇的幻想和溢美之詞引起了許多俄國讀者的反對。《鐘聲》編輯部收到許多讀者的信件，批評赫爾岑在政治上的不徹底，呼吁赫爾岑丟掉對沙皇的幻想，號召農民起來革命。

對于讀者的指責，赫爾岑在《有人指責我們》一文中再次闡述了《鐘聲》雜志對待解放農民方式問題的立場。他強調說，對于俄羅斯和《鐘聲》，農民能否得到實質的解放是根本性的問題，《鐘聲》不準備爭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解放的手段問題。“不管是對于我們還是對于俄羅斯，解放農民是基本的、實質性的間題之一。至于這個解放是從‘上層’開始還是從‘下層’開始，我們都表示擁護……我們不主張爭論手段問題’。仔細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赫爾岑把宣傳農民解放作為根本問題，同時他并沒有放棄自己和平解放農民的原則。

1858年7月1日是《鐘聲》創刊一周年紀念日，此時跟離沙皇頒布改善農民生活的詔書已經有十個月了，農民解放的事業遲遲沒有進展。

赫爾岑在第18期老鐘聲》上刊登了《1858年7月1日》一文。他在文中一改往日對沙皇的信任和幻想，表示了對沙皇的懷疑和批評。他寫道:“亞歷山大二世辜負了在他剛繼位時俄國人民對他的期望……我們的《鐘聲》警告他已誤人歧途。警告他俄國正在受難，他自己的處境也很危險，然而這都被他當成耳旁風。赫爾岑在1860年第1期《鐘聲》上，再一次指責沙皇政府拖延改革。赫爾岑指出，沙皇的猶豫和動搖阻礙了改革的順利推行。這是赫爾岑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一次引人注意的批評。這次，赫爾岑不再為沙皇開脫責任。但是，赫爾岑還是對亞歷山大二世呼吁，請他清醒過來，繼續作為農民的解放者寫人歷史，而不是作為反對自由的暴君遺臭萬年。

1860年3月1日，《鐘聲》第科期刊登了一封署名為“俄羅斯農夫”的讀者來信，批評赫爾岑“為自由主義老爺們的話所迷惑”，勸告他放棄“好沙皇”的觀念，讓《鐘聲》雜志發出革命的號召。赫爾岑在回信中寫道，只要對和平結局還存在哪怕一點希望，編輯部是不會號召訴諸斧頭的。除非在改革的過程中發生了非常荒謬的事情，否則《鐘聲》是不會放棄對和平解放農民的希望的。赫爾岑說:“我們之間的分歧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手段上的，不是原則上的而是行動方式上的。”“您代表我們方面的一種激進的意見。不過，在號召人們拿起斧頭之前，應當掌握運動的主動權，應當有組織，應當有計劃。這是赫爾岑立場的值得注意的變化，在這里，他反對對手段問題進行爭論。這也是赫爾岑在1861年改革之前，對暴力革命表示支持。距離沙皇對莫斯科貴族演講已經有差不多四年的時間。這四年里，政府解放農民的工作進展緩慢，而且提出的綱領也是有利于貴族地主的。赫爾岑看到，農民如果不能獲得實質性的解放，農民暴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建議農民起義要有組織有計劃。

他鄭重地聲明:“不要責備我們，我們堅持到最后的極限了，該公開叛變了……再見吧!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祝一路平安!一路平安!謹此。

赫爾岑是一個堅定的人道主義者，他始終反對暴力革命、暴動流血給社會帶來的動蕩和混亂，他希望俄國可以通過“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廢除農奴制，和平解放農民。因此，在改革農奴制的具體方式上，赫爾岑贊成通過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地主與農民和平協商的方式來廢除農奴制。但是，當他看到沙皇政府改革過程中的拖延和根本維護貴族地主利益的立場時，赫爾岑意識到農民通過“自上而下”改革獲得解放的希望很渺茫，于是，他又表示贊成“自下而上”的解放。從1857-1860年赫爾岑的農民解放宣傳中，我們可以看出，赫爾岑對沙皇的態度經歷了幻想、失望、絕望到宣布“公開叛變”的變化;在農民解放的方式上，經歷了由主張“和平解放”，到非正面地表示不反對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變化，體現了他思想的變化。但是，赫爾岑始終都沒有放棄對沙皇政府和貴族的人道主義呼吁，希望以此來喚醒他們的良知，主動地和平解放農民。赫爾岑掙扎、搖擺于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但是自由主義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風。赫爾岑對農奴制的批判和反對農奴制的斗爭在俄國解放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