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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鄧小平就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觀點：農業是根本，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之一；中國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實現兩個飛躍；農業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問題；農業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等等。這一系列理論觀點相互聯系，構成了系統的農業經濟思想，對新時期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糧食；發展；科技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重要性在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中歷來倍受重視，關注農業的發展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態度。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之一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多次論述了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形成了系統的農業經濟思想，對新時期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一、農業是根本，是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之一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這是一個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均普遍發生作用的規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正經歷著逐步由農業大國轉向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進程，農業的發展、農村的進步、農民問題的解決，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絕對必要條件。鄧小平在規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藍圖時，高度評價了農業的戰略地位，指出：“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中，“農業也是重點”。［2］從而為我國農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作出了準確的定位，這也是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的出發點。對此，鄧小平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農業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農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離不開的第一產業，也是重要的“基礎產業”。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規律。農業在產品、市場、生產要素、外匯、環境等五個方面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幾次大的起伏，都是因為農業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3］沒有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的進步，國民經濟將失去發展的基礎。因此，鄧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時，始終不忘農業。

第二，農村的穩定，是全社會穩定和安定的基礎。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國，當時其中80%是農民，這樣龐大的群體能否穩定，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局面穩定與否。所以，鄧小平在談到我國農村改革基本經驗時指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要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4］“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

第三，農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體現。而我國人口中的絕大部分生活在農村，農民是我國人民的主體，農民的狀況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國情之一。他們的生活狀況如何是我們規劃共同富裕歷程的前提，也是我們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鄧小平在規劃現代化建設藍圖時，考慮的兩個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實際上就是從農村考慮的。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步驟時，鄧小平也著重從這一群體出發，指出：要實現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6］“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

二、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高水平的集體經濟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國農業發展經歷了曲折的歷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取得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在后來的實踐中，由于我們黨對領導全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農業在化和運動中遭到了嚴重挫折。上世紀60年代初，農業一度在經濟政策的調整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好景不長，接著，的極左路線極大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嚴重破壞了農業集體經濟。

新時期，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是什么？由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過程中，我們怎樣正確把握農業長期改革和發展的全局？這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在農業領域里的體現，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在理論上突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鄧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導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沖破重重阻力，在我國農村全面鋪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振興了整個農業，給農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農村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從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中，鄧小平為我國農業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兩個飛躍”思想，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第一次飛躍”的核心內容，也是新時期我們黨在農村的一項長期基本政策。在這一飛躍的實現過程中，鄧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可以說，早在60年代他就萌發了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安徽、湖南、廣東、廣西等省的農民自發地搞起了各種形式的包工、包產到戶，當時的中央內部對此看法不一。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了當時農民的這一創造。1962年7月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的講話時，他提出了支持的觀點：“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9］這在當時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當然，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當時的包產到戶僅僅是曇花一現。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農村再次興起大包干，鄧小平自始至終給予了肯定。當時，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戶農民冒風險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戶，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反響，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想不通，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堅決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發表了講話，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熱情，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國推行。此后，他還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談到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顯著變化和深刻意義，正如萬里同志后來所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農戶分散生產經營形式引入到集體經濟，賦予農民相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產生了以農戶為主的相對獨立的新的經營層次。這樣會不會削弱和改變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呢？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此，鄧小平充分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堅定性，始終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總方向。上世紀60年代，他在談到要使包產到戶合法化時，強調指出：“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12］把鞏固集體經濟與鞏固社會主義相聯系，闡述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總的方向。上世紀80年代，他在肯定包產到戶時，針對部分同志的擔心，又一次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13］上世紀90年代，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經驗基礎上，他在強調應當長期堅持這一制度的同時，再次強調：要“發展集體經濟”，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高水平的集體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農業經營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變革，極大地調動了億萬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和活力。但是，這種經營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為基礎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規模經營格局。由于我國人口多耕地少，這種經營方式從長遠來看會成為進一步提高農業效益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實現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為此，鄧小平遵循實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14］這條道路也就是，我們在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在有條件的地方、群眾愿意的情況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化、適度集約化之路。可以說，這也是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農業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問題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人類社會要生存，一個國家要發展，首要的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如果連飯都吃不飽，那就根本談不上別的發展。因此，在確立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同時，鄧小平多次強調了糧食生產的重要地位。在談到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時，他特別指出：“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

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壓力在時時提醒我們要時刻重視糧食的生產。如果不首先解決吃飯問題，不解決溫飽問題，局面將難以想像，一切都無從談起。1982年5月，鄧小平在同一位外國元首談論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說：“重視發展農業，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16］目前，我國由于人口的基數大，每年仍以近千萬的速度增長，僅僅考慮硬性的生存性消費，糧食消費也會每年以相應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慮到消費結構的變化，對糧食的需求則更大。而我們的耕地卻一度以每年三四百萬畝的速度在減少，諸如非農建設占用耕地、農業結構調整占用耕地、災毀耕地等等。即使不考慮耕地減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我國后備土地資源可開發耕地約為1億畝，通過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約1億畝，工礦廢棄地復墾可增加的耕地約1400萬畝，合計僅僅只有2億多畝。從上我們可以概括出我國的糧食生產所面臨的形勢，一是需求量不斷增長，二是供應量增長有限，糧食的供求矛盾將長期存在。針對糧食生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83年，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農業要有全面規劃，首先要增產糧食。2000年要生產多少糧食，人均糧食達到多少斤才算基本過關，這要好好計算。2000年總要做到糧食基本過關，這是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中國每人平均每年總要吃四五百斤糧食，還要有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做到糧食基本過關并不容易，要從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一些地方領導對抓農業的熱情不夠，把創政績放在農業之外，農業基建投資嚴重不足，農村亂收費、亂攤派致使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的現象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國的糧食出現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別下降2.2%、2.5%和2.5%，糧食總產量在1990年達到4.46億噸以后連續4年俳徊不前。針對這一問題，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們注意：“農田基本建設投資少，農業生產水平降低，中國農業將進入新的徘徊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

總之，在新的形勢下，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則是基礎的基礎。糧食問題至關重要，它不僅僅是農業問題，還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生存與安全問題，關系到中國的未來和前途問題。

四、農業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

經濟學家邁克爾•P•托達羅在《經濟發展》一書中談到農業問題時，將世界農業分為兩種不同的耕作類型：一是發達國家的高效農業。在這種農業中，生產力水平和每個農民的產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極少量的農民便能夠供養整個國家的人口；另一是發展中國家的低效率和低生產率的農業。（在這種農業中，農業部門在許多情況下僅僅只能供養農業人口，根本談不上供養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甚至連最起碼的生存水平都無法滿足。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現狀，但從另一個角度我們通過比較也可以找出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業問題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傳統低效低產出的落后農業轉向現代高效優質農業，把農業發展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走“科教興農”之路。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在農業發展進程中，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科技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農民的整體科技水平、農業科技人員相對數量等方面，還存在相當大差距。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也培養了相當數量的農業科技人員，但大部分流到非農業部門，使得我國每萬名農業人口僅擁有6名左右的農業科技人員，而西方發達國家則是40多。同時，我國農民文化程度低，對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對科技的內在需求，農業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僅負擔耕地0.32公頃，年生產糧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養3～4人，發達國家每個農業勞動力負擔耕地可達100～200公頃，年生產糧食數10萬公斤，可供養80～90人。

針對這樣的對比差距，鄧小平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角度出發，闡述了“科教興農”的思想。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19］“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20］政策可以影響人的積極性，科技則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能否在生產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則最終取決于農業科技的發展、普及、推廣與應用。我國屬于耕地資源緊缺國家，不論從現實角度講，還是從長遠角度看，要使我國農業真正走向現代化，必須更多地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這是加速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

農業科學技術水平發展，離不開數量充足的農業科技人才，離不開重大科研項目的突破。對此鄧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切實組織農業科學重點項目的攻關。”［21］而農業科學技術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機械化，二是農業的生物化。即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推廣和應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相對稀缺的農業大國來說，農業生物技術的突破與應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鄧小平在談到農業科技時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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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學技術作用的發揮，根本上說，最終還必須通過農民來完成，因此，必須不斷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和科技水平。對此，鄧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各類學校的發展比例時就說：“特別是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只有廣大農民的素質得到了切實提高，才能使他們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強，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運用到農業經濟領域，才能使科學技術由潛在的生產力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

另外，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還包括：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建立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濟；高度重視鄉鎮企業的發展；強調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這些思想觀點與上述幾個方面一同構成了系統的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貫穿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之中，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指導思想。

【摘要】鄧小平就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觀點：農業是根本，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之一；中國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實現兩個飛躍；農業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問題；農業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等等。這一系列理論觀點相互聯系，構成了系統的農業經濟思想，對新時期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糧食；發展；科技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重要性在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中歷來倍受重視，關注農業的發展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態度。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之一和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多次論述了農業發展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形成了系統的農業經濟思想，對新時期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一、農業是根本，是經濟發展戰略重點之一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這是一個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均普遍發生作用的規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正經歷著逐步由農業大國轉向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進程，農業的發展、農村的進步、農民問題的解決，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絕對必要條件。鄧小平在規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藍圖時，高度評價了農業的戰略地位，指出：“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1］在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中，“農業也是重點”。［2］從而為我國農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作出了準確的定位，這也是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的出發點。對此，鄧小平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農業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農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離不開的第一產業，也是重要的“基礎產業”。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規律。農業在產品、市場、生產要素、外匯、環境等五個方面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幾次大的起伏，都是因為農業的大起大落引起的。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3］沒有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業的進步，國民經濟將失去發展的基礎。因此，鄧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時，始終不忘農業。

第二，農村的穩定，是全社會穩定和安定的基礎。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國，當時其中80%是農民，這樣龐大的群體能否穩定，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局面穩定與否。所以，鄧小平在談到我國農村改革基本經驗時指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要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4］“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

第三，農民富裕是全民富裕的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體現。而我國人口中的絕大部分生活在農村，農民是我國人民的主體，農民的狀況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國情之一。他們的生活狀況如何是我們規劃共同富裕歷程的前提，也是我們衡量共同富裕的真正尺度。因此，鄧小平在規劃現代化建設藍圖時，考慮的兩個前提，即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實際上就是從農村考慮的。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步驟時，鄧小平也著重從這一群體出發，指出：要實現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6］“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

二、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高水平的集體經濟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國農業發展經歷了曲折的歷程。解放后的三年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取得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在后來的實踐中，由于我們黨對領導全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農業在化和運動中遭到了嚴重挫折。上世紀60年代初，農業一度在經濟政策的調整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好景不長，接著，的極左路線極大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嚴重破壞了農業集體經濟。

新時期，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是什么？由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過程中，我們怎樣正確把握農業長期改革和發展的全局？這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在農業領域里的體現，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在理論上突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中央支持和鄧小平同志的大力倡導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沖破重重阻力，在我國農村全面鋪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振興了整個農業，給農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農村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正是從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中，鄧小平為我國農業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90年3月3日，他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兩個飛躍”思想，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第一次飛躍”的核心內容，也是新時期我們黨在農村的一項長期基本政策。在這一飛躍的實現過程中，鄧小平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可以說，早在60年代他就萌發了這一思想。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安徽、湖南、廣東、廣西等省的農民自發地搞起了各種形式的包工、包產到戶，當時的中央內部對此看法不一。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了當時農民的這一創造。1962年7月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的講話時，他提出了支持的觀點：“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9］這在當時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當然，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當時的包產到戶僅僅是曇花一現。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農村再次興起大包干，鄧小平自始至終給予了肯定。當時，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18戶農民冒風險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戶，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反響，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想不通，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堅決予以支持。1980年5月，他就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發表了講話，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0］他的支持和肯定，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熱情，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得以在全國推行。此后，他還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談到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顯著變化和深刻意義，正如萬里同志后來所說：“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農戶分散生產經營形式引入到集體經濟，賦予農民相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產生了以農戶為主的相對獨立的新的經營層次。這樣會不會削弱和改變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呢？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此，鄧小平充分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堅定性，始終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總方向。上世紀60年代，他在談到要使包產到戶合法化時，強調指出：“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12］把鞏固集體經濟與鞏固社會主義相聯系，闡述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總的方向。上世紀80年代，他在肯定包產到戶時，針對部分同志的擔心，又一次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13］上世紀90年代，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十年左右的經驗基礎上，他在強調應當長期堅持這一制度的同時，再次強調：要“發展集體經濟”，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高水平的集體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農業經營方式上引起了根本性的變革，極大地調動了億萬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生機和活力。但是，這種經營方式是以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為基礎的，形成了分散的、平均的、小規模經營格局。由于我國人口多耕地少，這種經營方式從長遠來看會成為進一步提高農業效益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實現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為此，鄧小平遵循實事求是精神，指出：“我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14］這條道路也就是，我們在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在有條件的地方、群眾愿意的情況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化、適度集約化之路。可以說，這也是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農業的主要問題是糧食問題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人類社會要生存，一個國家要發展，首要的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如果連飯都吃不飽，那就根本談不上別的發展。因此，在確立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同時，鄧小平多次強調了糧食生產的重要地位。在談到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時，他特別指出：“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

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存的壓力在時時提醒我們要時刻重視糧食的生產。如果不首先解決吃飯問題，不解決溫飽問題，局面將難以想像，一切都無從談起。1982年5月，鄧小平在同一位外國元首談論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說：“重視發展農業，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16］目前，我國由于人口的基數大，每年仍以近千萬的速度增長，僅僅考慮硬性的生存性消費，糧食消費也會每年以相應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考慮到消費結構的變化，對糧食的需求則更大。而我們的耕地卻一度以每年三四百萬畝的速度在減少，諸如非農建設占用耕地、農業結構調整占用耕地、災毀耕地等等。即使不考慮耕地減少因素，耕地的增加也是有限的。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我國后備土地資源可開發耕地約為1億畝，通過土地整理可增加的耕地約1億畝，工礦廢棄地復墾可增加的耕地約1400萬畝，合計僅僅只有2億多畝。從上我們可以概括出我國的糧食生產所面臨的形勢，一是需求量不斷增長，二是供應量增長有限，糧食的供求矛盾將長期存在。針對糧食生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83年，鄧小平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農業要有全面規劃，首先要增產糧食。2000年要生產多少糧食，人均糧食達到多少斤才算基本過關，這要好好計算。2000年總要做到糧食基本過關，這是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中國每人平均每年總要吃四五百斤糧食，還要有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做到糧食基本過關并不容易，要從各方面努力”。

然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一些地方領導對抓農業的熱情不夠，把創政績放在農業之外，農業基建投資嚴重不足，農村亂收費、亂攤派致使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的現象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水平逐年下降。自1985年之后，直到90年代初，我國的糧食出現了4次下降。1985年下降6.9%，1988、1991和1994年分別下降2.2%、2.5%和2.5%，糧食總產量在1990年達到4.46億噸以后連續4年俳徊不前。針對這一問題，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醒我們注意：“農田基本建設投資少，農業生產水平降低，中國農業將進入新的徘徊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

總之，在新的形勢下，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則是基礎的基礎。糧食問題至關重要，它不僅僅是農業問題，還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生存與安全問題，關系到中國的未來和前途問題。

四、農業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

經濟學家邁克爾•P•托達羅在《經濟發展》一書中談到農業問題時，將世界農業分為兩種不同的耕作類型：一是發達國家的高效農業。在這種農業中，生產力水平和每個農民的產出水平都很高，所以極少量的農民便能夠供養整個國家的人口；另一是發展中國家的低效率和低生產率的農業。（在這種農業中，農業部門在許多情況下僅僅只能供養農業人口，根本談不上供養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甚至連最起碼的生存水平都無法滿足。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現狀，但從另一個角度我們通過比較也可以找出解決發展中國家農業問題的出路和希望，那就是由傳統低效低產出的落后農業轉向現代高效優質農業，把農業發展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走“科教興農”之路。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在農業發展進程中，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科技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農民的整體科技水平、農業科技人員相對數量等方面，還存在相當大差距。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也培養了相當數量的農業科技人員，但大部分流到非農業部門，使得我國每萬名農業人口僅擁有6名左右的農業科技人員，而西方發達國家則是40多。同時，我國農民文化程度低，對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也缺少對科技的內在需求，農業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僅負擔耕地0.32公頃，年生產糧食1200～1300公斤，只能供養3～4人，發達國家每個農業勞動力負擔耕地可達100～200公頃，年生產糧食數10萬公斤，可供養80～90人。

針對這樣的對比差距，鄧小平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角度出發，闡述了“科教興農”的思想。他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19］“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20］政策可以影響人的積極性，科技則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高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能否在生產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則最終取決于農業科技的發展、普及、推廣與應用。我國屬于耕地資源緊缺國家，不論從現實角度講，還是從長遠角度看，要使我國農業真正走向現代化，必須更多地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這是加速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

農業科學技術水平發展，離不開數量充足的農業科技人才，離不開重大科研項目的突破。對此鄧小平提出：首先“要大力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切實組織農業科學重點項目的攻關。”［21］而農業科學技術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機械化，二是農業的生物化。即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推廣和應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相對稀缺的農業大國來說，農業生物技術的突破與應用更具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鄧小平在談到農業科技時指出：“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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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學技術作用的發揮，根本上說，最終還必須通過農民來完成，因此，必須不斷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和科技水平。對此，鄧小平早在1978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各類學校的發展比例時就說：“特別是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只有廣大農民的素質得到了切實提高，才能使他們接受科技成果的能力增強，才能使科技成果真正地運用到農業經濟領域，才能使科學技術由潛在的生產力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

另外，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還包括：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建立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濟；高度重視鄉鎮企業的發展；強調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這些思想觀點與上述幾個方面一同構成了系統的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貫穿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之中，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指導思想。

【注釋】

［1］［2］［3］［4］［5］［6］［7］［8］［15］［17］［18］［20］［21］［2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323、324

［10］［13］［14］［16］［19］［2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15、315、362、406、40、108.

［11］張廣友.改革風云中的萬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251

［1］［2］［3］［4］［5］［6］［7］［8］［15］［17］［18］［20］［21］［2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3、17、77、65、237、78、237、355、159、22-23、159、17、23、275.

［9］［1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323、324

［10］［13］［14］［16］［19］［2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15、315、362、406、40、108.

［11］張廣友.改革風云中的萬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