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議印度人口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2000年5月11日，印度官方確認該國人口突破10億大關，政府頒布《國家人口政策2000)成為印度歷史上首次制訂的計劃生育綱要性文件（注：①李文云：“印度人口突破十億”，《人民日報》，2000年5月2日。），印度人口以及帶來的壓力問題引起本國和世界的關注。另一方面，90年代以來印度在成功地處理了國際收支危機后，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6.1%（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成為世界上又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就經濟潛力而言，印度和中國一樣，擁有令人興奮的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印度的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便就很有意義。

一、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標準。

在論證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都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系統相關關系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注：李建民、王金營：“中國生育率下降經濟后果的計量分析”，《人口與經濟》2000年第1期，第8-P16。）這樣，在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時便缺少一個統一的科學標準。人多一定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嗎？僅從人口密度上來講，根據資料（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國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韓國469人，英國239人，德國230人。這些國家或地區并不認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問題，有的國家還苦于生育率低和勞動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妨礙是不科學的。

在討論印度人口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壓力可考慮：人口與消費、人口與投資、人口與分配、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耕地、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等。本文主要從需求角度探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妨礙按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觀點是從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通過如下途徑實現：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杜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于按照這樣的途徑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二、對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選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數據，是因為1991年6月拉奧上臺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印度對傳統的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進行了大膽改革，1991年7月了“經濟改革計劃”，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口與投資的實證分析。

按人口對經濟增長妨礙的這條途徑看，人口增長壓力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集中在消費品生產方面而不是生產資料生產方而。同時人口增長會減少個人儲蓄，特別是用于投資的儲蓄更加困難。這就妨礙生產的改進和增加，限制經濟增長。這樣來看人口增長應該與儲蓄和投資增長的受阻有一種強相關關系。現將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長與投資及儲蓄聯起來分析：

表1：（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1、表格中①、⑤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統計基數不統一，這里對①做了一下處理，（⑤1994年數據缺失，為了計算的方使估計為19.0）。

2、②③④數據見Im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數據缺失），第513頁，并進行了計算。

3、⑥數據見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從表1的數據可直觀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長率（Pr)、投資率(Ir)、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私人存款增長率(PDr)定其存款增長率(TDr)的年度變化軌跡發現：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出整體回落的趨勢，與經濟增長關系不大，這應該說是七十年代以來印度推行“國民節育”人口政策的結果，當然也有經濟發展帶來的子女撫養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響，不過至少可以判斷人口增長率下降帶有極強的外生性。而投資率(Ir)尤其是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與經濟周期性波動幾乎一致，經歷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穩定回落，帶有極強的內生性。而對經濟發展后勁很重要的儲蓄的變動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滯后性。

從表1中數據可看到經濟增長(GDPr)與投資(Ir、GFCr)的關系比校緊密，但人口與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并不明顯，儲蓄(PDr、TDr)的變動甚至與投資的關系都不明顯，人口增長、儲蓄、投資都有各自獨特的變動途徑，這是一個與前面的推斷很矛盾的結果。為更好地驗證這個結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與投資率，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是用SPS510。0軟件做出來的。）。

附圖

據此也可以得到結論：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和投資率的相關性很差；人口增長，儲蓄存款和投資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徑。

從另一角度來，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社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一條途徑要發揮作用還依賴于這樣一種假設：印度經濟發展是“投資約束型”而不是“需求約束型”，這一條件在“短缺經濟”成立。但“短缺經濟”只是“轉型經濟”國家特有的現象。且對印度來講經濟發展沒有“投資瓶頸”的問題。這里有三個表現：(1)，對外開放，外資大量涌入(實際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只要自己不搞封閉，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資機會，不會沒有投資資金的涌入，全球僅游動資金就有10幾億美元)。(2)，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匯儲備增加。見表3：

表3。（單位：DI和PD為億印度盧比，FR為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見Int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數據同Worldlnvestrnent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過并不影響問題的析。

這樣看來，印度經濟發展尤其是到了現在不是缺少資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資機會，告別“投資饑渴”，挑戰“需求不足”。這可能是印度經濟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戰。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宏觀經濟學中有“乘數原理”，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通過如下渠道由“乘數效應”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1)，新增人口增多—消費人口增多—消費需求增多～經濟增長。(2)，新增人口增多—對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資增多—經濟增長。1998年印度個人平均消費支出為287美元，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來。

在論述印度人口壓力時往往從人口和投資的關系出發強調對投資的妨礙性，其實只要換個角度，就有不一樣的結論。看這樣一條途徑：人口增長—總體消費增加—刺激內需—乘數效應（同時對投資乘數效應）—經濟發展受到鼓勵。如果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便涉及到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這是典型的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講積累與消費應該有一個最佳比例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僅就目前而言，并沒有人能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論證，從根本上講無法判斷出增加投資或是增加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大。各國具體經濟情況不一樣，有的可能需要較高的投資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國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現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分析：

表4：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單位：%）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總投資(I)2.65-1.024.134.52-0.341.801.84

總消費(C)3.033.745.425，885.604.828.01

凈出口(E)-1.010.02-1.180.75-0.54-1.08-1.29

GDP(GDPr)5.45.08.17.47.45.05.8

資料來源：1，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2，GDP數據見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通過觀察表四中的總投資(I)、總消費(C)和凈出口(B)對GDP增長(GDPr)的貢獻可以看到，在印度總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非常顯著的，而投資對GDP的增長作用不是很明顯，凈出口更是發揮了反作用。這和中國比較有較大的區別。（中國就90年代以來，總投資在經濟的增長中大體起到了50%的作用，凈出口在經濟增長中大體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剛好印證了前面的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發揮作用的那條途徑。

為更好地驗證，對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和CDP增長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相關分析。

表5：抽出表4總投資，總消費的增量結果（注：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為投資(Ir)，消費(Cr)對GDP的貢獻是從總量的角度來統計的，而GDP是增量結果，這里需要統一。實際也對表四的數據直接進行了相關性分析，但是結果并不顯著，這也就驗證這里這樣處理的合理性。）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Ir-3.675.150.39-4.822.140.04

Cr0.711.680.46-0.28-0.783.19

GDPr-0.43.1-0.70-2.40.8

表6：線性相關分析結果

附圖

據此可得結論：無論單獨做一元線性相關分析還是做二元線性回歸分析，需求中的總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之間具有比投資更好的相關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顯）；消費對經濟有更強刺激作用。這樣人口規模如果能夠刺激消費，再由消費帶動經濟增長，則印度人口問題就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實際上就需求理論而言，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總是第一位的，資本需求是不能脫離消費需求而獨立存在，消費需求減少，投資需求也會相應減少，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就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兩者存在著相互促進的影響，消費會引導投資，投資收入刺激消費，如此循環。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戶的戶主或成員從新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機會中已經獲得收益。獲得收益的居民戶將可能產生一種乘數效應和新的消費支出，也可能導致新的工商業投資。”（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84頁。）單獨而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轉型期”國家才表現得特別突出。

從一定程度上講，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刺激因素和動力，人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人口增長放慢，消費減少，如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創造出足夠就業機會和產品市場，造成資本閑置和產品過剩，這就是凱恩斯和漢森所提出的“停滯理論”（注：黃乾：“試論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經濟關系認識的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第136-142頁。）。從這一角度來講，印度人口所帶來巨大的國內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后勁很足。當然，這一理論也遭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羅賓遜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勞動的增加，確實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44頁。）。這些批評認為，人口帶來的消費欲望不一定會形成消費需求，實際上有效需求問題是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解決好公平問題，也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應該是在別的領域探討的問題，而且，人口規模的巨大從需求的潛力來講，誰都不會否認。

另外，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90年代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積累（見下表），可以說正是第三產業巨大的從業人口數量才托起了印度經濟的起飛。這一點中國有所不同，90年代以來中國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第二產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70-80%的貢獻率（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這一區別是有很大的意義的，第三產業看消費，第二產業看投資。第三產業是直接面對大眾消費者的，這說明了在印度的經濟增長中，居民消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印度而言經濟增長的重心是在于總需求中的消費。

表7：印度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第一產業1.631.041.490.062.36-0.251.83

第二產業0.951.412.182.901.491.440.98

第三產業2.113.113.403.943.253.392.66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統計基數不統一，但是從相對指標來講不影響分析問題

人口增長放慢對經濟的抑制作用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近鄰日本。日本人口總量已經由停滯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滯乃至下降并沒有為日本的經濟增長帶來推動，相反，日本人口增長的停滯和嚴重老化，正成為經濟缺少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規模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國內總需求也進一步擴大。隨著私營經濟發展，印度出現了一批大壟斷財團，具有極強購買力和消費需求；印度眾多中小企業家，擁有相當經濟實力；改革開放中出現了一大批暴發戶，積累了數億盧比財富，也具有很強購買力；長期以來印度對機關公務人員及知識分子實行較高工資政策，使其成為具有一定購買力的龐大群體；60年代中期以來的“綠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藍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龐大的農村富裕階層。上述種種人形成的中產階級隊伍逐漸擴大，據估計其人數超過2億（注：文富德：“世紀之交的印度經濟發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學南亞所，搜索所得。），這些階層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印度經濟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場潛力極大，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強后勁，而這種市場潛力是由印度人口規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費品普及率

乘車普及率傳真機移動電話

（輛／千人）(1996)（部／萬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90.49355.3

印度4.411.2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2000)。

目前印度人口對耐用消費品的擁有率還不高，因此市場潛力巨大。對印度的經濟發展來講，這是極大的機會。西方跨國公司已注意到這點，盡管印度投資環境還不盡如人意，然而它們都開始紛紛進入印度，這些跨國公司以及印度本國的民族企業未來的發展，乃至印度經濟的增長都要依靠這個巨大的市場。

最后說明一點，本文提出的對印度人口問題的樂觀分析，做出的這些解釋都只是在對已經存在的人口規模找到經濟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