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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緣起

現代社會中，政治參與（politicalparticipa-tion）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核心指標，“當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許他們要求民主參與并把民主參與視為一種權利的時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實的民主。”[1]何謂政治參與呢？學者李良棟指出“所謂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各種方式參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和規則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為。”[2]它可以分為制度化參與、非制度化參與兩種類型，這是從政治參與的關系而言的，如果從參與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自動參與、消極參與和動員參與等。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過程中，引導公民充分有序的參與到民主化進程之中是政治民主發展的必要條件，學者帕特曼和麥克弗森指出，“只有通過參與才能促進人類發展，強化政治效能感，弱化人們對權力中心的疏離感，培養對集體問題的關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種積極的、具有知識并能夠對政治事務更敏銳興趣的公民。”[3]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嶄新的農民群體，其能否有效的參與到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之中是決定他們能否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因素。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目前學界還存在著爭論。一般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4]新生代農民工從數量占了農民工的大多數，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在我國2億左右農民工中，16～30歲的新生代民工已經占到了61%，已成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主流。他們通過辛勤勞動為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遺憾的是他們在政治上少有保障，不能通過自身的能力和有效的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他們是被“邊緣化的一族”，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新生代農民工的這一群體必然愈來愈龐大，但因為他們缺乏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他們實際上也被邊緣化了。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他們進城的目的已經發生了變化，賺錢已經不是主要目的，他們在迫切希望融入城市的同時，既要爭取自身的經濟利益，也渴望在城市中通過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而擁有“話語權”。

然而，當前社會還沒有為他們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提供可行的參與渠道，他們實際上處于“政治邊緣人”的地位。農民工的這種“政治性貧困”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政治文化水平不高是他們難以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原因。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是現代政治學理論的重要內容，其內涵是指社會中的階級、團體和個人在長期的政治社會化和政治實踐中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下所形成的、直接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心理模式和政治行為模式。作為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現象，政治文化是政治的靈魂，經濟的杠桿，文化的中樞。和諧的政治文化可以促進社會的進步，畸形的政治文化則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政治文化雖然屬于觀念形態，但其產生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根源。馬克思指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因此，當現實的物質生活發生變化時，其政治文化也相應發生變化，并通過人們的行為表現出來。從本質上看，民主政治是一種文化、價值觀和一系列的行為規范。一種社會如果具備了與民主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基礎，那么其制度性民主才能深入到社會的里層并趨于常態化，從而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就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適宜于民主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和一個社會的公民具備一定的現代政治文化水平既可以促進民主制度的完善和作用的充分發揮，又可以使民主制度本身的價值得到彰顯，實現人們進行積極政治參與的愿望。民主的本質要求是一個社會的公民能進行積極的政治參與，這需要合適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相應的政治文化作為支撐。美國著名學者阿爾蒙德和維巴指出，只有在參與型政治文化背景下，公民才會既對個人與政治系統做出積極的政治取向，又在行動上對政治系統做出積極的政治取向，從而使民主政治在普遍參與到基礎上發展起來。[5]二位學者的觀點正確的指出了參與型的政治文化與公民的政治參與之間必然關系。構建和諧的政治民主需要參與型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應。只有具備了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才可能出現具有強烈參與意識的公民。一般來說，一個社會的公民具備參與型的現代政治文化要達到三個基本要求：公民對政治要有一定的認知水平；公民要有個體獨立的意識；公民應具備參政意識和相應的法制觀念。

二、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文化及其對自身政治參與的影響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新移民，其文化背景中積淀了深重的傳統因素，構成了制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不利的政治文化背景。同時，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性的增強，他們逐步具備了現代公民意識，其思想中的傳統政治文化與當代政治文化并存，導致其政治參與的積極與消極并存。

（一）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塑造的不利因素

1、臣民文化和小農意識的影響。政治文化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社會環境的發展具有不同步性。新生代農民工多數成長在農村，其童年是在農村環境中度過，中國傳統文化在農村積淀的最為深厚，農村傳統文化對他們的成長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傳統文化在老一代農民工身上表現的最為典型，這種表現也不可避免地傳承給新生代農民工。所以，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文化就是老一代的傳統政治文化，也就是農民的傳統政治文化。學者徐勇指出，農民是一個特殊的具有雙重性特點的階級，其傳統的政治文化也具有雙重性，集中表現為“對皇權無限崇拜而又極力疏遠的二元情感；逆來順受與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態；均平與特權觀念共存一體的雙重人格。”[6]農民的這種傳統文化也可以稱為臣民文化。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文化水平上比老一代農民工高一些，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要強一些，跟進時代的步伐要快一些，進城以后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市民文化的熏陶，但其思想深處仍然固守著傳統的政治情感、交織著矛盾的政治態度和不自覺的形成自己都不愿意承認的政治人格。但農村和城市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當兩種不同的世界交替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時，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左右和指導著他們的政治實踐，當環境的變化超過認識水平時或觸及到他們切身利益時，他們要么延續著老一代農民工逆來順受或“進而遠之”的基本政治態度，要么通過極端、暴力方式來實踐著他們的政治行為。從源頭上分析，臣民文化的經濟根基是小農經濟。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積淀的等級觀念、迷信思想、個人崇拜意識等集中表現為農民政治意識中的小農意識濃厚，建立在小農意識基礎之上的傳統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著走出鄉村踏進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思想中的小農意識嚴重的制約了其在工作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延續著父輩們的逆來順受的人格特性，在政治上鸚鵡學舌，毫無主見，缺乏參與政治的熱情。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忍氣吞聲，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放棄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或者通過自裁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現實的不滿，發生在深圳富士康“十三連跳”的悲劇就是對他們行為的最好詮釋。可以這么說，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既有傳統的元素又有現代的元素，也就是說他們既是傳統的人又是現代的人，而在新生代農民工這種“新舊集合體”中，“傳統人”的特性往往表現的最為突出。“傳統社會成員用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論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認為一切聽天由命，事物的發展注定如此。”[7]這種特性是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大敵。所以，幫助青年農民工獲得“現代人”的身份，是實現其有效政治參與的關鍵所在。正如韋伯斯特所說：“現代社會的成員不聽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精神。他們隨時準備克服障礙，表現出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和對世界的理性與科學態度。”

2、自身素質相對較低影響其現代公民文化的培養。所謂公民文化“是一種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至于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入，但卻是溫和的；存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9]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在文化程度上有了較大的提高，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擁有高中或中專的學歷，但當今時代知識更新的速度異常迅速，他們原有的知識水平在飛速發展的時代面前是遠遠不夠的。一般而言，公民綜合素質的高低與是否具有現代公民文化成正相關關系，而現代公民文化又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基礎。“公民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保持民主政體有效運行的一般原動力。[10]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的主體意識不強，政治價值觀仍然受制于傳統的政治文化，政治心態仍處于感性的狀態，表現在政治參與上就是被動、感性的參與，缺乏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意識和能力，沒有社會責任感和主人公意識。政治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綜合素質是培養現代公民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是形成現代政治文化的前提。

（二）高速流動性的城市生活使新生代農民工逐步具有了現代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社會中地位的自我認識，也是公民自覺地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以自覺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為思想來源，把國家主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的自我認識。公民意識對提高公民政治參與水平起著重要的作用，公民意識包括主體意識、法制意識、政治寬容意識、民主參與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等要素。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變遷的加劇，農民工的流動性逐漸加強的趨勢。這種流動有利于培育農民工的現代公民意識。有學者指出，流動對農民工的政治文化的影響沿著傳統與現代兩維系度變遷，流動帶給農民的是傳統性的不斷削弱和現代性的不斷增強。[11]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在不同城市間流動的頻率在增加，而且其職業變化也更為頻繁。資料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人均工作時間為3.76年，而人均所從事的工作達4.12個”[12]新生代農民工這種加速流動的趨勢，對其內在的的思想文化的提高和對城市生活的融入都是最為重要的，帕克指出：“城市改造著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勞動分工和細密的職業劃分，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習俗姿態，這些新變化在不多幾代人的時間內就使人們產生了巨大的改變。”[13]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際之間、不同職業之間快速流動的同時，不自覺地受到城市現代公民文化和思想的感染，客觀上使其公民文化即現代政治文化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提升。若要使新生代農民工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培養其現代公民意識是必要途徑。現代公民意識強調自由理性精神和個性、參與、開拓、維權、創造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社會角色意識和公共精神。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農民工來自農村，其文化底蘊中農村的傳統文化中臣民文化根深蒂固，新生代農民工在有些方面還呈現“農夫”的特性。另外，我國公民文化建設的歷史還比較短，總體上現代公民文化建設還比較落后，再加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人為的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設置了重重障礙，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向“現代公民”的轉化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全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三、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水平的幾點建議

通過上文分析，筆者認為若要實現新生代農民工有序的政治參與，提高他們現代政治文化水平是關鍵。“政治文化是構成政治系統成員的心理傾向和主觀意識，他們所接受和具備的政治文化指導和決定著他們的行為。”[14]塑造和諧的政治文化環境、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水平有很多措施，例如，要處理好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關系；要處理好與西方政治文化的關系等。本文主要著眼于青年農民工的特點，從提高其政治參與水平、養成其法制觀念、形成其獨立的政治人格等著手，從而達到提高青年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水平的目的。

（一）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水平

“一個社會的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本身的政治發展。”[15]新生代農民工成長于我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雖然其文化程度較父輩高出“一截子”，但離現代公民素質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當前，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機制還沒有形成，形成這種有序的政治參與機制，除了需要有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還要有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而這種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取決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的高低。學者艾森斯塔特指出：“中國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關懷他的臣民并使之處于監管之下；但是政權的意識形態取向，卻幾乎沒有在民眾之中造成多少積極而長久的政治參與。”[16]艾森斯特在這里強調，有序的政治參與是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參與渠道的互動才能實現。我國經歷了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上所積淀的這種“人治”文化因素要比城市居民更為厚重。因此，要提高他們的政治參與水平，必須在提高他們現代文化水平的同時，加強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以達到中共十六大報告所要求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17]。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新生代農民工出現“政治冷漠”的局面，又可以防止因為形成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所引發的政治參與的混亂局面。同時，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水平，塑造和諧的參與型政治文化，還要提高其政治認知能力。這種能力即包括增強他們對政治參與合法性的認識，對基本政治理念的了解；也需要他們對一些政治流程、和相關的國家機關有比較詳細的了解，這樣才能保證其政治參與有較高的效益。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合法、有效的政治參與，并經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其政治情感在不知不覺中培養起來，實現“自在性”的政治參與（功利性、動員性的政治參與）到“自為性”的政治參與(自覺自愿的政治參與)的轉化，這樣，適合新生代農民工的參與型政治文化才能逐漸形成。

（二）培養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制觀念

法律既能約束人們的行為，也能維護人們的權益。一個社會能否保持和諧穩定的狀態，一方面取決于法律體系的是否健全，另一方面也決定于社會成員的法制觀念強弱。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新型農民工，雖然在文化水平上高于其父輩，但其法制觀念也比上一代農民工要顯得淡漠，在一些城市的農民工違法犯罪中，新生代農民工是其犯罪的主體，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而法制觀念的淡漠直接影響其政治參與的有效性。用法制的觀念改造青年農民工傳統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將他們傳統的政治文化注入法治的內容，才能使這種倫理道德變成對自身該行為的進行有效的調節。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政治文化就是法治文化，塑造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政治文化就是塑造法治文化。筆者認為，培養青年農民工的法治文化的基本內容應當包含以下內容：第一，依法規范自己行為的社會原則。第二，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廣泛認同。第三，依法調節個體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斯?韋伯(MarxWeber)曾經指出“因為，近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形式的規章辦事的行政機關……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這樣的行政機關只有在西方才處于一種相對來說合法的和形式上的完善的狀態，從而一直有利于經濟活動。”[18]韋伯的這段話在強調法律對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意在說明有意義的法律制度在西方國家以外社會的缺失。現代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兩千多年的漫長社會中，法律只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玩偶，法治精神無從談起。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雖然愈來愈健全，但是傳統的經濟體制弊端還是如影隨形。正如韋伯所指出的，“在中國，由于缺乏一種形式上受到保證的法律和一種理性的管理與司法，加之存在著俸祿體系和根植于中國人的‘倫理’里、而為官僚階層與候補官員所特別抱持的那種態度，所以不可能產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業資本主義”[19]生活在這新舊體制加速轉換時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傳統的“人治”思想和現代法制思想交替左右其行為，當法律沒有成為政府規范自己行政權力、提高行政能力的必要工具時，“人治”觀念往往主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造成他們對于政治參與的冷漠或者用一種“爆發”的方式來實現逐漸的政治參與，達到維權的目的。所以，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大力開展普法教育的同時，政府在權力運作中也要運用法律對其權力進行規范和調整，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法律契約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對于流動性比較大、思想觀念相對比較保守、法律意識比較淡薄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其意義非同尋常。

（三）培養新生代農民工獨立的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指在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或所具有的特定政治身份，它包含“形而下”的政治技能與“形而上”的政治品質、政治道德。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人格問題實質上是如何做政治人、怎樣做政治人的問題。政治人格的獨立與健全是民主政治意識成長的標識，政治人格水平是判斷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的家庭受傳統的家庭觀念的影響，子女從小就是作為父母的“私人物品”，在依賴型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思想在我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這種“靠”的觀念扼殺不計其數“獨立人格”個體的成長，塑造了無數個毫無個性的個體。梁漱溟指出“在西洋既富于集團生活，所以個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而中國因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個人問題。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為虛位。中國人卻從中間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其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亦各對他負有義務。”[20]由此，梁漱溟得出結論：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所謂倫理本位的社會，就是認為社會是一個被放大的家庭，在這里每一個人都被困在直接或間接由血緣關系所交織起來的大網中，人與人之間因為彼此間存在的直接或間接的倫理關系而相互履行義務，這種倫理關系某種程度上使得個體的主體意識逐步喪失，個體不得不在龐大而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中來艱難地尋覓自身生存的各種資源。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市，脫離的舊的生活圈子，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獲得個體自由，重塑獨立的人格的機會。但新的環境對他們來說那樣的陌生，他們不得不參加了各種老鄉會，來尋求幫助和心靈的慰藉。而各類企業在工作中的嚴格的管理制度，使這些剛剛走出父母約束的年輕人又面臨比家規嚴格百倍的廠規。遠離了血緣的網又投入了制度的網，新生代農民工從這種有血緣依賴轉向制度依賴，其獨立人格的塑造難以實現。依附性的個體必然會造成依附性的政治人格，而依附性的政治人格既難以形成和諧的政治文化，也是與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個體有序的政治參與相悖的。所以，為新生代農民工塑造良好的政治文化就必須培養他們獨立的政治人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使新生代農民工形成獨立的政治人格可以使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盡情發揮個體的主體性，激發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依附性的政治人格只會造就唯唯諾諾、毫無創造激情的奴才。

培養新生代農民工獨立的政治人格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既需要青年農民工對塑造自身獨立政治人格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更需要社會特別是各類企業為培養他們獨立的政治人格創造良好社會環境。企業作為青年農民工的“第二家庭”在這方面更是要扮演關鍵的角色。首先，企業要把他們當“人”看，培養青年農民工個體獨立的意識，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杜絕那種軍事化的管理方式，“讓剛性的廠規變成柔性的關懷，讓首長式的命令變成和風細雨式的教育”[21]企業要建立各種渠道讓青年農民工“沉默的聲音”能傳遞到決策機構，企業的決策機構也充分發揚現代企業精神注意傾聽青年農民工的聲音，要讓青年農民工發揚主人翁精神，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切實維護青年農民工的合法權利。在民主化的企業管理中。青年農民工可以參加企業內的各項管理，在與企業參與型的政治文化中，培養民主意識，平等觀念和法治精神。其次，要創造良好的企業文化，強化他們的“參政”意識。要以企業文化作為塑造青年農民工獨立人格的載體。所謂的企業文化就是以員工為主體，以企業為空間，以企業精神為主要特征的一種文化群體。良好的企業文化是一種無形的教育資源，具有價值導向功能，它為青年農民工提供了一個自我教育的環境，它的導向作用、規范作用、陶冶作用和調適作用對青年農民工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意識、政治價值取向在不知不覺中與良好的企業文化主導的政治文化發生心理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是關系到青年農民工能否最終融入城市的重大問題，只有提高了他們的現代政治文化水平，為他們創造一個和諧的政治文化環境，才能為他們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和順利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條件，我國城市化的最終目標才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