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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時的難點探討

焦璐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國際貨物買賣行為已明顯占據著當今國際貿易領域的重要地位。為了解決交易過程中出現的法律糾紛，世界各國往往以國內法或加入國際公約的形式來保障貨物買賣的順利進行。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是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起草的，它所確立的法律原則被廣泛接受，其中對違約行為的補救措施的法律規定也是引起廣泛關注的。筆者作為律師，從數個案例中體會到，在違約補救行為中，如何正確行使合同解除權是在實踐中會引起許多思考的難點問題。

一、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中“解除合同”這一概念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一）《公約》的英文條款中并未明確使用“解除合同”這一術語，而是使用了“宣告合同無效”（Declarethecontractxdyoided）,它用列舉的形式表明了“宣告合同無效”的幾種情形及其后果。其基本內容是：①“宣告合同無效”必須以向另一方當事人發出通知才生效（第26條）；②“宣告合同無效”是買方或賣方可單方行使的權利（第49條，第64條）；③“宣告合同無效”僅限于合同一方根本違約或違約方在寬限期內仍未履行合同義務或聲明將不在寬限期內履行合同義務（第49條，第64條）；4，“宣告合同無效”解除了各方合同義務。（第81條）

（二）從以上“宣告合同無效”的內容可看出，它和我國《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的性質是基本相同的。我國《合同法》第94條，95條，96條規定的“解除合同”的基本內容是：①“解除合同”必須通知對方（第96條）；②“解除合同”是當事人一方可行使的權利（第94條）；③“解除合同”適用于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第94條）；④“解除合同”后，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第97條）

（三）《公約》中“宣告合同無效”和我國《合同法》中“解除合同”的性質和特點是基本相同的。首先，都是一種形成權，即僅憑一方當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現成的法律關系消滅的權利，其行使無須征得對方當事人的同意。1另外，只要具備法律規定的條件，一方即有權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而無須征得另一方同意或與另一方協商。其次，合同解除是對違約方的一種懲罰，所以，也成為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的一種方式。2最后，一方行使解除合同權必須以向另一方發出解除通知為前提。

二，實踐中按照《公約》行使合同解除權的一些難以操作的法律問題

（一）有關寬限期與根本違約關系的兩個難點

1，實踐中，若賣方遲延交貨，買方是否絕對享有決定寬限期的權利，它影響到是否以根本違約為由宣告解除合同。

《公約》第47條第一款規定，如果賣方不按合同規定的時間履行其義務，買方可以規定一段合理的額外時間，讓賣方履行其義務。《公約》第49條也規定，買方可以不給賣方規定額外的合理時間，就可以立即宣告解除合同。從這條規定的表面意思看來，似乎買方當然享有決定是否給賣方寬限期的權利。但在實踐中，若買方動輒行使此項權利，就難以體現買賣合同的公平合理性。例如，如果買方所需要的是時令性很強的商品，賣方一旦違約，將使買方失去日后脫手商品的絕好時機，那么買方認為賣方的遲延行為已構成根本違約而宣告解除合同則是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懲罰了違約方。但是，如果雙方買賣的是普通的，價格相對穩定的商品，其實賣方的遲延交貨并未構成根本違約，如果買方不給賣方寬限期，卻以根本違約為由予以解除合同，這對賣方來說似乎太不公平。事實上，也有買方因為找到了出價更低的賣方而以根本違約為由而惡意解除合同的例子，而當時法官或仲裁庭不可能明察秋毫。因此，我認為，由于公約并未在給予寬限期的問題上有進一步的規定，所以很難確定該權利是否被恰當行使。

2，另外，即使買方給予了賣方一段寬限期，但對于其時間長短，《公約》僅以“合理”為限。

那么怎樣才算“合理”？在具體案例中，往往買賣雙方各有說法，令人很難作出決斷。

所以說，盡管《公約》有關寬限期的規定是考慮到了國際貨物買賣行為的復雜性和公平

性，但在實踐中，如何行使才是真正體現公約精神，較難把握尺度。

（二）《公約》第49條規定，如賣方違約，則買方可解除合同。實踐中，如何判斷“根本違

約”，標準是什么？

《公約》第25條對“根本違約”下的定義是，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以至于實際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約，除非違反合同一方并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于相同情況下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看來《公約》對根本違反合同所采取的衡量標準是，看違反合同的后果是否使對方蒙受重大損害，即違約后果的嚴重程度。3盡管該條規定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吸收各國法律規定，并調和了兩大法系關于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4但在實踐中以下兩點很難把握：

1，既然損害的嚴重程度為“剝奪了他根據合同規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那么究竟怎樣的違約行為才足以造成此后果？守約方如認定“根本違約”是否確實？這完全需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因為同樣的違約行為在不同情況下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害結果，這影響到是否構成根本違約。例如，賣方交貨時單據不符，交貨地點或商品規格不符，逾期交貨這些行為，看起來較為普遍，但是單據的性質或作用，不符點的多少，逾期交貨的動機是什么，這些因素在不同案件中會帶給守約方程度不同的損害。如果守約方認為某些行為已構成根本違約，會闡述自己的理由，法官或仲裁庭在根據其主張判定這些違約行為是否足以剝奪了守約方“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往往較難定論。

2，“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員標準無明確規定。“同等資格”是否指在該業務領域資歷經驗相當的人？“通情達理”是否指在商業信譽、從業道德方面表現俱佳的當事方？在確定以上概念時，務必需要考察當事方長期的經營表現、習慣做法才能作出判斷，并且每個案件所涉合同的具體意義也要予以考慮，這些因素都會帶來判斷上的難度，從而影響到守約方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

所以我認為，在判定“根本違約”時，除了客觀違約行為，更要充分考慮違約方的主觀動機，這是法律維護公平誠信的交易所必須的。

（三）違約方不交貨時，守約方能否在解除合同后向其索賠合同利益之外預期的利潤？

根據《公約》第74條之規定，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應負的損害賠償額，應與另一方當事人因他違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潤在內的損失額相等。可見，損害賠償的范圍應當包括實際損失和利潤損失兩個方面。實際損失較好理解，即守約方已經支出的各項費用及合同如能履行應獲得的合同利益。但是利潤損失在實踐中較難計算，它是否包括預期的利潤？即守約方已事先計劃好的獲取合同標的后再將標的物轉手而獲取的利潤。而《公約》第74條又同時規定，“這種損害賠償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在訂立合同時，依照他當時已知道或理應知道的事實和情況，對違反合同預料到或理應預料到的可能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