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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包括四個基本要素: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積累、技術變革與創新。根據這個理論，各國的經濟增長量是其在特定階段的資本規模，技術水平，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函數。其中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資源均與人口素質有密切關系。而高等教育在提高人口素質過程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高等教育對現代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

從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每一次持續的經濟高速成長，都離不開這個國家或地區人力資源的先行發展。從1871到1914年的四十三年間，美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相當于英國的88%提高到91%，進入20世紀，美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20世紀90年代起，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新經濟革命以全新的面貌，高速地推動著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西方發達國家迎來了一個新的高速發展期，同時經濟發展的門檻降低，新興經濟體得以迅速拉近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總量方面的差距，世界經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在此期間，技術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產品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一個充分競爭的世界市場逐步形成，電子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生產特征對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和個人素質提出了新的高要求。同時，高素質的勞動力對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傳統工業經濟需要巨額的資本和大量自然資源，高投入、高消耗、高產出，但自然資源的總量是有限的，生態環境對工業排放物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近年要求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呼聲和國際壓力驟增，如果不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加以控制，則必將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傳統增長模式遇到了瓶頸，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就必須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新經濟，大力培養高素質的人才資源尤為重要，而作為培養高素質人才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就必然肩負這一責無旁貸的使命。同時，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越來越重要。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偏重于學歷和應試能力，而忽視職業技能的傾向，以至于基礎產業亟需的加工技術、服務技術勞動力不足，普通高校畢業生理論脫離實際，動手能力差的現象比較嚴重，已經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甚至學生本人和家長認識到。這種片面追求學歷的現象，使得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也在追求學歷和應付各種考試和認證證書的道路上，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教育資源與國民經濟的需求相脫節，社會和個人的大量投入成為無效、低效耗費，嚴重浪費了社會和個人的資源。

二、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分類

高等教育階段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有多種分類方法，其中按照支付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根據經濟學家約翰•斯通提出的教育成本分擔與補償理論，主要應由學生、學生的父母、納稅人和高校四方面共同分擔高等教育成本。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社會變革日新月異的今天，高等教育也必然要深化改革，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一理論可以成為我們改革的一項理論依據。伴隨著這些變革，我國新的教育成本分擔與補償制度逐步建立和形成，高等教育的費用由學生及其父母，當然，以中國的社會現實，主要是父母分擔一部分，政府和社會承擔另一部分。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入是一種投資，以獲取投資收益為目的，個體量入為出，自主選擇投資方向，投入個人掌握的資源，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達到全社會效益最大化，因此這一模式的建立可以合理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擴大受教育人群，有助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與此同時，分擔教育成本的主體都可以從中獲得經濟效益，從而刺激了各個主體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積極性，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加快了高等教育發展，使全民的總體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在高等教育階段，確定學生及其家庭所分擔的教育成本高低，需要考慮全社會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因此必須綜合計算家庭的消費能力，我們通過應用國際通行的恩格爾系數來計算: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2000年的49.1降低到2007年的43.1，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2000年的39.4降低到2007年的36.3。盡管可能存在國家持續調控糧食等農副產品價格，城鄉剪刀差繼續擴大的因素，但城鄉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的大趨勢是不可否認的。根據上述理論，中國高等教育收費標準應控制在總教育成本的20%～25%，大學生每年學費控制在2500～4000之間，可以根據各地區不同的經濟水平進行適當調整。

三、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個人投資的成本

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是指高等教育接收者受教育期間所產生的全部直接和間接費用。個人的高等教育成本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的高等教育直接支出、受教育期間的生活費用，以及在此期間放棄的收入，即機會成本。在政府受多方面條件限制、對高等教育投資不足的經濟條件下，推進主體多元化的人力資本投資，對于提高全民高等教育水平，保持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地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有了極大增長，生活水平發生了飛躍式的提高;另一方面，作為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居民儲蓄存款，呈現連年穩步增長趨勢。我國居民儲蓄存款改革開放之初是210.6億元，到2003年9月突破10萬億元，2008年已經達到21萬億元。這說明，現階段我國居民有能力進行多元化投資，居民的投資欲望具備了基本的經濟條件，［2］而教育作為個人和家庭的一個重要基礎投資項目，勢必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個人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一個基本主體，具有經濟主體所具有的一般屬性，其中之一是預期性。根據預期性原理，個人投資高等教育主要有兩點動機:一是通過投資接受教育提高自身或子女的知識技能，在遠期換回更多的經濟利益回報，包括進入理想的行業，獲取理想的社會地位;二是精神上的滿足和心理上的享受，如提高個人文化修養。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國居民普遍存在片面追求高學歷的傾向，較高的學歷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心理優勢，家長一般也愿意為子女獲取較高學歷繼續投入資源。從社會范圍來看，教育費用換取到的不只是新生勞動力勞動技能的提高，還能實現舊產業的升級和催生新的產業，不僅有助于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還能提高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受教育者在工作中把從高等教育中獲得的專業技能、學習能力與生產要素相結合，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不僅能夠補償教育投入，還能增加社會財富。從個人方面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決定了其就業機會和收入，以及收入的穩定性。受到更高水平教育的個人，社會為其支付的教育投資也更多，出于公平角度出發，愈要根據所受教育總量的多少，繳納更多部分的高等教育學費，以補償社會，即普通大眾、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為他們所負擔的費用。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從國家承擔全部費用，到少量交納學雜費，直到1994年起，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除個別專業和領域外，我國逐步提高高校學生承擔高教成本的比例。1997年，大學生學雜費收費平均為2500－3000元/年•人，到1999年上升為平均2769元/年•人，進入21世紀后，學生負擔的學費處于持續攀升狀態。到2000年，個人和家庭支付的總的學雜費等直接費用達到217億元，占整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22%，比1999年增加了四個百分點。個人和家庭不斷擴大的高等教育投入，減輕了政府和社會的壓力，為擴大我國的受教育人群、提高人口素質、支撐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個人投資的收益

根據項目投資分析理論，針對某一項目的投資決策，原則上取決于個體對此項目的預期投資收益、投資風險的判斷和取舍，同時還取決于與其他項目預期投資收益率的對比。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收益一部分為社會所獲得，即社會收益;另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獲得，個人收益，具體可分為個人直接收益和個人間接收益。個人直接收益是高等教育接受者所獲得的、可以用貨幣衡量的收益。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接受過更多教育的勞動者，其勞動中凝結的人類一般勞動更多，能夠在相等的勞動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因而其得到的貨幣報酬更高。GS．貝克爾在他的《人力資本》中指出，人在其一生中，其工資總體上是按一般規律變化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缺乏經驗的工作初期工資較低，工作經驗豐富、還保有創新精神的中年時期工資達到最高，以后隨著創新力的下降又逐漸下降，但總得工資額遠遠高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另外，高等教育的接受者還可以獲得多種貨幣難以衡量的間接收益。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由于掌握更為全面、專業的知識，所以在職場上有更強的競爭力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其失業率明顯低于只接受過中等教育的勞動者，即使失去工作也容易重新就業。此外，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思維方式，從書本中學習到更多的個人生活圈以外的知識，從而享有多方面的、很難用貨幣直接計量的收益。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收益中非其本人占有，而為社會所獲得部分，稱為社會收益。從物質財富方面來說，在歸因于高等教育的國民收入的增量中，扣除受教育者自身因多得的個人收入外，余下的就是高等教育的社會收益。人們的社會生活除了追求物質財富外，還越來越多的追求精神生活，而這方面的收益是難以量化的，但其社會效用卻是巨大的。高等教育投資的社會收益范圍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類近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生產率不斷提高，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產業的升級和轉型，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等等，都凸顯了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使人有更加全面的基礎知識，它可以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在新的領域不斷有所創造，為全人類造福。因此，在評價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社會收益時，不應該簡單地計算其投入產出比，而應該使用涵蓋社會效益的綜合評價指標，從一個較大的時間跨度去進行分析比較。［3］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和普通投資收益相比有較大的差異。首先，高等教育產出的是無形和難以計量的產品:勞動者的創造力、技能和素質，其只是為生產準備了一個基本條件，而并沒有直接投入生產，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只有當接受教育的勞動者本人進入各產業部門，發揮主觀創造力、自身的能動性，才能創造新的價值，高等教育投資的經濟價值才能體現出來，因此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是長期性、間接性的。其次，高等教育培養出的專業人才，既能促進產業發展和升級，增加社會財富和個人收入，還能改善社會結構，提高人群的精神生活面貌，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再次，高等教育投資，具有收入遞增效應，具有長效性。通過其對產業和社會多方面的影響，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方式能夠發生躍升，實現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因而從長期看其創造的價值非常可觀。

五、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成本收益分析的意義

1.通過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收益分析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在某一特定階段，一個特定主體面對某一問題時，其掌握的資源總是有限的，有限的資源必須投入到最適合它的領域，才能為個人和社會創造最大的價值，教育資源在此方面尤為突出，財力要合理分配，適學年齡也非常狹窄，稍縱即逝。我國目前仍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期，需要兼顧積累和消費，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也是有限的，公共教育資源更需要合理分配，實現效益最大化。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投資相對不足，導致社會高素質人才比重偏低，社會勞動生產率偏低，缺乏科技創新活力，難以滿足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勞動者的要求，導致傳統產業難以升級，新興產業難以壯大，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單一，淪為國際產業鏈最低端的加工者，在國際競爭中處于隨時岌岌可危的劣勢。

2.通過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收益分析，樹立為了產出而投入的教育思路。個人和國家都要量入為出，通過合理預計未來的收益，理性決定現階段的教育投入。教育是一項長期投資，是一項戰略投資，但仍然需要更多聚焦在市場需求和可預見期間的產出問題上，以市場需求引導投資。

3.在教育資源分配過程中，要凸顯政府的主導作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誕生以來，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迅速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角，取代工業經濟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而新經濟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需要政府審時度勢，設定一個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發展戰略，并配套相應的人才培養戰略，以政府為主導，投入教育資源，并引導全社會教育資源的投入方向，實現國家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4.通過高等教育階段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收益分析，提倡系統的人力資本觀，全面改善人文環境。人力資本不同于傳統物質資本，它是依附于人的，其價值的實現取決于人的主觀活動，人的創造性和工作能力，只有在投入工作和科研，在一個合適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和實現其經濟價值。人不僅是“經濟人”，還必然是“社會人”，具備社會屬性，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在人才成為經濟發展源動力的今天，一個全面服務人才、能夠讓人才全面發揮其價值的環境顯得尤為重要。西方經濟學重視邏輯分析的方法，利用數學方法構成模型，得出分析結論，這有其科學的一面，我們應當充分吸收;同時，還要綜合地考慮我國的國情，我們有著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文化，我們是社會主義大國，這意味著人們更多的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人們除了關注自身收益外，比西方人更多地關注其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心理感受和自我滿足感尤其重要。目前，我國法治社會的目標還沒有實現，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有更多一般規律以外的事項需要考慮，而非僅僅是教育投資本身的問題。例如，受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影響，人才所處的人文環境，也是影響人力資本成本與收益的重要方面，例如傳統的社會關系網和現代社會要求的信用和法制就是沖突的。因此，我們要因地制宜的設計我們的人文環境，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揚長避短，為新形勢下充分發揮我國的人力資源優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