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體育數字論文：體育數字的價值理性探索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本文作者：倪京帥肖煥禹工作單位：上海體育學院

中國體育數字崇拜發展軌跡與表現形態

工具理性的歷史形成新中國成立后，經濟上一窮二白，在政治和經濟上沒有足夠話語權的情況下，因此象征性的符號更能夠為社會各界所接受，體育就成為這種增強民族凝聚力、改善并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符號。許多中國人都有“東亞病夫”的民族痛苦，“全國第一”、“世界第一”等聲音，既是體育中的一種進步，也是中國在世界中尋找高度與肯定的聲音。從1953年吳傳玉為中國獲得首枚重大國際比賽金牌以來，中國體育每一年都在不斷創造著新的數字和符號（見表1），這些符號和數字無不反映了體育在那個物質匱乏、人們精神生活空虛的時代環境下，體育所具有的特殊精神感召力。數字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數字文化關系社會民生。當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變革，體育的發展觀念與發展方式也必然需要做出變革與調整。1958年全面運動的開始，數字開始在報告中失去了誠信和良知。1958年制定了《體育運動10年規劃》，提出“在10年左右爭取主要運動項目趕上世界水平”。在群眾體育方面同樣以趕超英美為目標，大搞體育鍛煉“誓師大會”、“體育躍進月”，導致群眾體育活動的虛報浮夸風和形式主義泛濫［3］。而從1966年開始的10年，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里，廣大教練員和運動員們以國家利益為重，刻苦訓練，依然在乒乓球、羽毛球等項目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數字崇拜在特定的時期作為一種重要的精神力量，對社會文化整合與發展具有助推作用，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數字體現了一個民族和時代的精神或潮流，成為時代或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象征。這類數字崇拜如果在有限度的范圍內有序而理性地推展，會對社會大眾產生某種正確的導向作用［3］。中國體育的數字崇拜，就是形成的以金牌為體育發展的終極目標，追求數量的數字崇拜體系。在建國初期，政府建構這種符號體系有利于促進國人在精神領域形成以體育為載體的本土性的價值共識，形成持久的集體凝聚力與文化紐帶，從而達成民族與國家認同，提升民族自信。工具理性的盛行1976年11月26日國際奧委會恢復了我國的合法地位，從1984年中國代表團開始參加夏季奧運會后，奧運會成為了中國運動健兒爭金奪銀、為國爭光的場所，中國體育數字符號不斷強化，進入了中國體育數字崇拜的興盛期。從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共拿到163枚夏季奧運金牌、9枚冬奧會金牌，至于其他國際比賽的金牌，也是數量眾多。截止2009年8月，新中國60年來奪得的世界冠軍總數已經累計達到2326個。從圖1可以看到，在已經參加的7屆奧運會上，除了1988年代表團發揮失常金牌數跌落至第11名外，中國有4次都排在金牌榜第4名的位置，2004年雅典奧運金牌榜排在第2名的位置上，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金牌數歷史性地超越了美國，締造了中國體育發展史上的奇跡，帶給國人巨大的自豪感。科學主義本應面對體育的自然價值，揭示體育運動給人體帶來的積極改變，但一直以來，中國體育工具理性盛行，體育的發展過分強調政治功能，強調體育的工具性，體育等同于金牌，把體育當做強國符號。金牌成為政治宣揚的工具，數字成為國民崇拜的對象。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體育的數字崇拜實際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數字應用，體現在人們對于崇拜的數字舍棄自我，超越主體，并將自己的希望、情感、敬慕都付諸數字。中國體育數字崇拜的工具理性表現形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家體委建立了與我國當時經濟情況相適應的競技體育發展的舉國體制，集中國家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競技體育。在舉國體制系統下，運動員的培養一般都要經歷少體校、體工隊、國家隊的三級訓練網模式，運動員從進入少體校到最終獲得奧運會金牌，后面聯系著一整條社會關系鏈條，包括運動員、教練員、各省市體育局等，這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關系鏈條。長期以來，由于體育系統內的一些人對于體育功能及任務認識上的偏差，加上奧運會、全運會等競技體育成績是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標，致使體育部門形成了以金牌來考核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員的畸形體制；以奧運會、全運會為代表的各級層面的賽事決定了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員的經費、獎金、職稱、待遇等；在實際運行中，中國體育的數字崇拜越來越偏向競技體育，金牌和獎牌的數字已與名譽、地位、利益直接掛鉤，表現出工具理性的特征。一些體育管理者在追求形式化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對數字的崇拜現象，使深刻復雜的體育發展活動變成了簡單化的數字追求活動。這種數字崇拜現象的基本內容，是將體育中的所有活動都用金牌數字的方式來表示。用數字來顯示體育的奮斗目標，用數字來表現體育的發展成果，用數字來評價幾乎所有體育活動的水平。一些地區和部門為片面追求獎牌數的增加，甚至不惜以犧牲全民健身、荒廢民生體育為代價。“唯金牌論”和功利體育的大行其道，致使篡改年齡、服用禁藥、黑哨假球等體壇亂象屢禁不止，致使國民體質連年滑坡的趨勢始終得不到有效遏制。可以說，這樣的體育發展模式，已經與推進公共體育、強健群眾體魄漸行漸遠［4］。

中國體育數字崇拜轉型的民意基礎和歷史條件

同時應注意到，這種崇拜心理的正向效應的作用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那么它將走向負向，產生與正向效應相反的負向效應，這是一種破壞作用。中國經濟轉型下的體育轉型中國社會經歷了30年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沉重枷鎖，走上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至今，走的是一條以資源消耗和廉價勞動力為主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隨著時代和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多。1995年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時代背景下，中央開始意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大環境下，體育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必然會受到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影響，開始走集約型發展的道路，才能與國家宏觀層面的經濟政策走向一致，保持協調發展［6］。因此中國體育發展方向已經具備由量變向質變，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變的現實可能。國民體育意識的轉變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提高，20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046元，中國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超過3000圖1歷屆奧運會中國所獲金牌數和獎牌數美元，表明中國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的時期，居民生活方式開始從以衣食為主的生存型向享受型、發展型加速轉變。在工具理性的基礎上，人們在自我意識的更深層面體味著人生價值，不斷促使著價值理性確立新的人生終極意義與目標。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斷增加，富裕起來的老百姓越來越注重生活質量和品位，因此精神文化的消費也越來越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看待金牌的視角早已發生改變，不再以比賽輸贏或金牌多寡來衡量奧運體育代表團的成敗，同時普通民眾運動休閑和健康意識不斷增強，開始更多關注大眾體育和國民體質的切實提升。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在文化興邦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發展與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很不平衡，迫切需要增強我們的文化力量，形成自己的文化優勢，建設文化強國。體育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體育同樣擔負著重要的責任。長期以來，我們國家把體育等同于競技體育，注重體育的外在政治功能，而忽視了體育自身文化功能的挖掘。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指出：體育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尤其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7］。中國體育之前所奉行的金牌戰略，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重塑國家形象、振奮民族精神的權宜之計。價值理性具有優先性，可以進入工具理性不能進入的意義世界，沒有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價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同樣沒有價值理性統攝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8］。因此從體育發展的本質規律來看，發展體育文化具有更強的生命力，而發展以國民健康為主的群眾體育文化是中國體育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人類對于數字崇拜有著共通性和延續性，數字崇拜在特定的時代與歷史語境中帶有某種合理性，特別是作為民族與文化的象征符號崇拜，對于促進文化融合、民族認同具有積極意義，它能發揮國家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所無法達成的社會動員及國家整合效能。北京奧運會后，在新的社會語境中，中國體育數字崇拜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向的民意基礎已經形成，中國體育掙脫金牌的枷鎖，尋求戰略轉型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選擇。

中國體育數字崇拜的價值理性回歸

體育主管部門改變考核評價機制長期以來，中國體育對于金牌的崇拜和癡迷，對于金牌數量的不斷追求，歸根到底是利益的驅動，在數字崇拜的背后，暗藏著一條條的利益鏈條。從單純工具理性審視的結果來看，以金牌考核體育工作不符合工具理性所架構的范式。事實上，把工具理性的方法任意加以推廣，使它變成一種單一數字考核評價方法，不合行為目的性，難以體現人的價值需要。因為運動員的培養過程往往與人的情感、意志相關聯，由于其具有生命性、豐富性、復雜性，是難以用數學的方法將其量化進行計算的。如果單純以金牌數量來考核必然導致人性的工具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價值理性是一種目的理性，它追求行為的合目的性。“人本質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作為手段，只有在以人為目的，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因此，在現有機制下，要想切斷體育系統內的金牌與政績之間的利益糾葛，未來各級體育部門的考核從工具理性轉向價值理性，改革現有的體育評價考核體系成為一種必然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在對體育部門官員的考核中，除了競技體育考核，可以采用金牌和獎牌數量的量化外，其他項目可以采取更有效、適宜的辦法。鑒于此，目前一些地區已經開始明確地淡化金牌考核體系，而國家體育總局已經出臺并正在試行針對群眾體育的“剛性”評價體系，曾長期決定各級體育部門命運的金牌指標已經漸漸轉向。在今后對體育官員的考核中，可以根據修建場地設施的數量、群眾體育賽事等指標，改善群眾鍛煉條件，滿足群眾健身的需求，這種考核辦法比金牌的考核更實在，更有意義。（2）運動會是各級體育行政部門考核的重要場所。目前，中國是世界上舉行綜合性運動會最多的國家，以全運會領銜的綜合性運動會形成了龐大復雜的競賽體系，各類運動會分屬不同部門，競賽成績均與地方政績、選手獎金掛鉤，由此也形成了運動會中極具功利性質的“錦標主義”“金牌主義”。因此，針對大型運動會的瘦身及其考核評價方式變革一直是社會討論的熱點問題。可喜的是，金牌至上的評價體系在一些大型運動會中已經開始出現變化，城市運動會已經不再設置金牌榜，引導各地方運動隊真正將精力放在培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方面。全國體育大會取消獎牌榜，突出全民性、健身性，娛樂性。盡管在改革評價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問題，但這種回歸體育本原、按照體育規律的嘗試卻是積極的、有益的。競技項目的均衡協調發展在競技體育中，奧運奪金的面不廣、點不多，一些優勢項目后備人才的厚度不厚；“119計劃”（田徑、游泳、水上項目）啟動以來仍未取得大的突破；群眾喜聞樂見、國際上影響大的三大球等集體項目的國際競爭力不足［9］。自1984年出征夏季奧運會以來，我國傳統優勢項目跳水、舉重、體操、乒乓球、射擊和羽毛球所摘取的金牌數，占到金牌總數的70%以上，這些項目的發展空間很小。“如何從公眾對競技體育的需求結構轉變調整競技項目的優化發展，努力提升一些群眾喜愛、影響力大的運動項目的競技水平，提高相關賽事的吸引力，豐富國人的精神生活，調動國人參與體育的積極性，帶動體育產業的發展，從而為我國由競技強國向體育強國邁進做出新的貢獻，將是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方式改革的重點”［6］。其實影響我國競技項目平衡發展的最大障礙還是體制。長期以來，中國體育一直奉行競技體育重于群眾體育發展的思路，在特定時期對于提升國家形象，振奮民族精神確實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如果從體育發展的本質規律看，為了追逐金牌數量，依靠行政手段發展某些運動項目，違反事物發展規律，將會影響中國競技體育未來可持續發展。媒體推行多元化的金牌報道隨著現代傳媒業的高度發展，每到世界大賽前，媒體就會開始預測中國代表團出征的前景以及獲得金牌的數量。媒體對于金牌榜的過度渲染，使得廣大民眾過于關注金牌榜，這也成為數字崇拜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想消除體育界的數字崇拜，媒體要起到良好的導向作用，不再把所有的目光、鏡頭都集中給金牌選手，不再以金牌榜的數字作為報道的重點，最起碼，獎牌榜與金牌榜相比，更能體現奧運的參與精神，而唯金牌榜論，正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體育領域的另類展現。北京奧運會上《洛杉磯時報》了一個“人均獎牌榜”，將奧運獎牌數除以全國人口數用來反映了各個國家全民體育的水平，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體現奧運金牌榜的多元價值［10］。這樣的排名可以淡化國家之間的過度競爭，也可以使比賽的數據和金牌的數字更加有趣，也具有更多的社會認知價值。運動員不再以成敗論英雄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工具理性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為啟蒙理性的發展高揚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現了工具理性霸權，從而使得工具理性變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建國以后，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運動員參加比賽不是作為個體的人，而是代表著國家，象征著中國。如果拿到金牌，鮮花和榮譽接踵而來，便成為國家英雄。而一旦發揮不好，便遭遇成為國之罪人的尷尬。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只收獲5枚金牌鎩羽而歸，國人的失意感強烈爆發。而首當其中的就是發揮失常一無所獲的李寧，人們對于李寧過度的希望變成了失望，同情變成了指責［11］。價值理性關懷人性的世界，體現一個人對價值問題的理性思考。價值理性視野中的世界是一個人文的世界，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觀實體，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體混一的世界［8］。體育不僅僅是競技體育，更不是用來拿金牌的工具。體育是對人自身的挑戰，更是一種育人的方式。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用金牌滿足國人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奧運的精神就是參與，工具理性始終只能是實現目標的工具，但絕對不能讓它代替我們的價值，不再以成敗論英雄，讓運動員回歸本性，回歸奧林匹克的本質，這也是中國體育未來的方向。

社會需要崇拜心理，由金牌數量所產生的數字崇拜心理的作用和社會功能，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數字崇拜越來越體現出它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北京奧運會結束后，根據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中國體育掙脫金牌的枷鎖，尋求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戰略轉型，正確看待倫敦奧運會的金牌數字，打破以金牌為導向的數字崇拜，關注群眾體育和國民體質，讓更多人自覺落實大體育和大健康的理念，這是中國體育事業的時代要求和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