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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儺”是巫文化的一種，起源于原始民族的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一種世界性的、以驅鬼逐疫為目的的宗教活動。在中國，宋以前的儺儀以“以惡制惡”為特征，具有官方性質，是國家在季春、仲秋、季冬時舉行的重大祭典，元代以后，儺祭儀式逐漸轉到民間，并與節令習俗相結合，更具有酬神、娛人的色彩，至今以儺祭、儺戲、儺舞等形式活躍在許多傳統村落社區中，其外在表現是通過面具裝扮的儀式，象征“神靈附體”，以舞蹈、戲劇等表演形式象征“神力”驅鎮鬼祟和不祥之物的過程。隨著儺文化的發展和地方化，部分地區如江西、福建等省還形成了舉行儺祭儀式、表演的特定場所空間，即儺廟建筑。在這其中，江西萍鄉地區儺廟建筑形制完備，功能齊全，保存數量較多，具有典型范例價值，分析儺廟建筑產生的社會淵源和形制特點，繼而總結其審美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在建筑學層面對儺文化研究的有益補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豐富和深化民間信仰建筑的類型研究。

1儺廟建筑的社會性淵源

設立儺廟建筑以祀儺神是江西、福建等地儺文化的特征，盡管如此，在各地域儺文化中，儺廟并不是一個必備的要素。如貴州西北山區的“撮泰吉”作為一種較為原始的儺戲，地點一般選擇在村旁山間的平地上，貴州東北土家族的儺堂戲，則在主家住宅中設置祭壇[1]。再如安徽池州儺，是在祠堂、堂屋、社壇、社樹下等范圍內活動[2]。總的來說，儺廟的設立與否、規模形制取決于地方儺文化的不同發展傾向，以及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就贛西儺來說，其儺廟的普遍建立反映了以下社會淵源：其一，贛西儺有較為集中明確的神明崇拜，有助于祭祀建筑的獨立化。在萍鄉宜春地區，最普遍供奉的儺神是如前所述的“三元將軍”，配洞口；一，小枧，均廟貌崇隆。”[5]這其中既有單一姓氏的宗族建廟，也有多家宗族共建的，后者如小枧儺廟，就由李、方、張、何等姓氏合建，小枧儺廟又名遵宣一祠，其所在的上粟縣有第二公祠、第三公祠等，一祠對應十甲，一甲又對應一自然村落，從而使祠廟與村落宗族聯系起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儺廟建筑的規模。其三，贛西儺廟不僅在特定的節慶時間舉辦活動，在日常生活中也發展成為了村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中心。“在萍鄉民間，百姓無論是新屋落成、喬遷新居，還是生子作壽等，只要逢迎喜事，都會舉行儺事即‘喜儺’活動，敬儺神，演儺舞，增加喜慶氛圍”[6]。儺廟也影響到村民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神圣場所，其周圍進行的買賣交易應該是誠信無欺的，加之每次儺事活動的舉行吸引大量的人流，因此儺廟周邊往往進一步演變為墟市。如小枧儺廟附近就形成了每月初二、初十二、初二十二的定期墟市，這也使得儺廟建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2典型案例及儺廟形制特征

贛西地區的儺神信仰以唐葛周“三元將軍”為主，“三元”是神格化的先賢，指周代厲王時期的三位諫官唐宏、葛雍、周武。在贛西地區，供奉“三元將軍”的儺廟分布廣泛，有“五里一將軍，十里一儺廟”之稱，20世紀50年代初萍鄉有廟52座，至今保存20余座，這里列舉小枧儺廟、石洞口儺廟、德化庵三座較為典型的儺廟建筑分析探討，并總結其形制特征。2.1小枧儺廟。小枧儺廟位于楊岐山腳下，起源于晚唐，廟址屢經變遷，最早位于田心村棋下，宋代搬至石源村境內的仙帝廟內，明洪武年間（1374年）廟址又遷至田心村水口山，清代中期（1740年）毀于火災，同年重建，保留至今。清同治十年甲戌（公元1874年）儺廟又有所擴建，主體左右兩翼增加了觀音殿與“古楊子廟”（現改名長山社）（圖1~2）。小枧儺廟建筑群包括廟宇主體、風雨亭、廣場、酒樓和廂房等。風雨亭設于廟前，但在20世紀50年代拆除，風雨亭對面是戲臺，戲臺與大殿軸線錯開，并不相對，戲臺與大殿之間是可容納兩千人的廣場，兩邊為廂房和酒樓。廟宇主體坐東北朝西南，主體為磚木結構，硬山屋頂，設“三山式”馬頭墻，山面磚墻均承重。布局為三間兩進，由前堂、天井、后殿三部分組成，內部為抬梁和穿斗混合式木構架，天井上方立有“百盞神燈”，后廳正殿頂部設有八邊形藻井，藻井施以彩繪裝飾，儺案上供主神唐、葛、周三大將軍的樟木面具，并有其他面具配祀。2.2石洞口儺廟。石洞口儺廟（圖3）位于上栗縣赤山鎮豐泉村，始建于明代初期。建筑群由廟宇、風雨亭、戲臺和酒樓組成，其中廟宇為明代遺構，坐西朝東，與小枧儺廟類似，主體采用磚木結構，用當地紅磚砌筑，硬山屋頂，“三山式”馬頭墻。正面面闊三間，凹形門斗，門頭上書“儺神廟”三字，前廳與后殿都由四方斗形天井采光，是石洞口儺廟建筑空間的特別之處。神壇上供三元將軍之首唐玄面具。廟前有近年重建的風雨亭、戲臺，均為歇山屋頂，雖為重建，但氣質尚可，與古建筑較為協調。2.3德化庵。德化庵（圖5）儺廟位于下埠鎮潭塘村，始建于唐代。廟建于一山坡之上，山坡下有一眼古泉，名“三元仙泉”，也受人供奉。儺廟現狀主要包括廟宇和戲臺、有較多部分新修，破壞舊觀，但仍保留清初格局和部分構架，此外留有雍正四年鐵香爐一對，道光時期鐵鑄鐘一座。廟宇為硬山屋頂，設馬頭墻，前端為兩次跌落，后部為三次跌落。平面格局為三開間，僅有一進，殿內無柱，以墻分隔，并形成前廳和后殿兩個空間，前廳頂部天花做一缺口，屋面上局部不覆瓦，實現高位采光。后殿又分為三部分，中殿主祀三元將軍，設有供案、神龕，頂部有八角形轉六角形藻井，儺帳內保存儺面具21支。左右兩殿配祀觀音、包公，均設神像，值得一提的觀音殿前還有一座“關圣帝君”小廟，可謂廟中廟，墻壁上均施以彩畫。廟宇對面為戲臺，戲臺為新建，設有藻井。

3贛西儺廟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

儺廟作為民間信仰類建筑，其審美特征蘊含在人們神明觀念對建筑形態的感性表達中，贛西儺廟所主要供奉的“三元將軍”是中國廣泛存在的三元崇拜的表現形式之一，歷史淵源悠久，且“三元”與“三官”多有滲透結合，正如賴全指出，“道教徒把‘三官’信仰和‘三元’這一概念結合起來，豐富了‘三官’這個宗教符號的內涵”[7]，因此三元將軍廟在其他許多地方也以三官廟的形式存在，不同的是，贛西此類廟宇具有“儺”的精神內核，表現出特定的建筑形態和審美關系，總的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即建筑形態建構的務實性態度，建筑功能布局的娛樂性心理和建筑空間意境的神秘性體驗。3.1建筑形態建構的務實態度。有別于佛教徒對于超脫輪回的虔誠信仰、道家方士對于羽化登仙的執著修煉，民間老百姓的泛神崇拜多務實通俗，在現世生活中祈求趨吉禳兇，避禍求福。陳志華先生寫道，“漢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功利主義的實用主義，這種精神也主宰著漢民族的泛神崇拜，使它極具功利色彩，有明確的實用目的”[8]。在贛西的民間信仰中，人們供養“三元將軍”等神明，這些神明相應“實現”人們的愿望，人神關系由此建立在現實主義的互惠基礎之上，而非追求來世和天堂的宗教迷狂，表現在人們為神靈所建造的居所——儺廟建筑中，其規模和尺度往往頗為適度。在上文列舉的三個實例中，可以看到儺廟一般采用民居樣式，而非官式做法，形制都不超過三間兩進，可見這些儺廟不以炫耀神明的榮耀為目的，表現出儺神信仰中的務實性態度。這種務實性態度還表現在和其他神明的合祀上，由于神明都有特定的職司，往往會出現主神所不能滿足的功利性要求，這就需要請來其他神明進行補充。朱永春先生指出，“民間信仰不具有排他性，故民間信仰祠廟能容不同門派的神祗于一堂”[9]，如小枧儺廟左為觀音殿，右為長山社（祭祀當地社神），表現在建筑上是兩翼毗連各增建了一座廟宇，德化庵則是在同一建筑空間內明間祭祀主神，次間祭祀觀音和包公，如此還不能滿足所有需求，又添了間“廟中廟”關圣殿（圖7）。值得注意的這些增添在建筑形態上都屬于并列關系，而非中軸線上的延長，正因為各個神明屬于不同系統，互不從屬，僅有主次、而無尊卑，因此不會像佛教等宗教建筑在中軸線上安排不同等級的殿堂。儺廟通過并列的方式和其他類型信仰相結合，顯然非常靈活地滿足了民眾多方面的要求。3.2建筑功能布局的娛樂心理。贛西儺廟都設有戲臺、空屋場，布局完整的，往往還設有看戲的酒樓。可見演戲看戲是儺廟建筑的主要使用功能之一，在儺祭誕生之初，具有表演性質的巫術儀式就伴隨而生，這時儺祭中有關鬼神的信仰甚至還未產生，因此儺祭中的觀演空間實際上是先于信仰空間而存在的。陳泳超認為，“儺的本義是專指歲末進行，以驅鎮巫術為主要手段的象征性逐疫活動”，古儺既非“酬神”，也非“娛人”，但已有儀式表演的要素，如周代儺儀：“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10]——《周禮•夏官》入唐以后，儺儀開始具有明顯的酬神性質，而到宋代，儺儀的戲曲化傾向進一步加強，娛人的色彩已非常突出：“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并用皇城親事官，請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魅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丑惡魅肥，裝判官，又裝鐘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余人”[11]。——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元明清時期，儺儀由官方轉到民間，這時候關于鬼神的信仰已經淡化，娛樂的氣氛更加濃厚，時人寫道，“巫師戴面舞傞傞，歲晏鄉風競逐儺”[12]，這種娛樂化傾向一直延續到今日。總結來看，早在儺祭發展的第一階段，具有觀演性質的場所空間就已經產生，但遠未有固定的形式，而在第二階段，酬神成為儺祭的主要內容，觀看與表演的主體實質上都是神明，并不需要物質化的觀演空間，在第三階段中，“巫儺歌舞逐步融入雜技、巫術等內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與其他地方戲種有所借鑒與交流，甚至出現了儺、戲雜陳的局面。”[13]這一階段，以“娛人”為主要目的的儺祭促成了物質化觀演空間——戲臺、廣場、酒樓等建筑要素的實現。神明作為觀看者這一內涵在形式上沿襲下來，因此戲臺和廟宇是需要相對而設的，但軸線錯開，以免沖撞。而凡人作為實質上的觀看者，促使觀演空間的功能不斷豐富細化。在贛西的大多數儺廟中，戲臺不管舊觀或重建，都是飛檐翹角，造型華麗，內部天花以藻井裝飾，并優化聲學效果。酒樓設廚房、男賓、女賓層等分區，功能齊備（圖8），每當儺祭舉行時人們都大擺宴席，飲酒狂歡，和西方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頗有相通之處。3.3建筑空間意境的神秘體驗。贛西儺廟作為民間信仰文化的組成部分，其建筑和空間形態實際上也反映了當地人們對神靈居所的想象，或者說，反映了人們對世界構成的認識，陳躍紅認為，“儺’使得人力上升（回到萬物）神靈降至（天人合一），于是鬼疫消除，人界平安。可見‘儺’既是兩界相分的產物，同時也是彼此互通的象征。總之，‘儺’的存在證明著兩個世界的存在，即在人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隱秘的世界”[14]，儺廟毫無疑問正是對這種“隱秘世界”的具現，其形式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尤其與中國從原始社會就已開始存在的“洞穴信仰”關系頗為密切。洞穴信仰對于道教建筑和民間廟宇有著深刻的影響，“人們相信洞穴具有使人通于天地、‘反其所生’、回歸到‘太一’的功能。同時，還與地母崇拜及靈魂不死成仙信仰密切相關”[15]。在贛西萍鄉等地，儺祭儀式開始時人們將儺神面具置于轎中，從廟中抬出，稱為“出洞”，結束時則歡送儺神“封洞”，可見儺廟正是洞穴的象征。洞穴的實質在于其內部空間，因此其外觀形式可以樸實無華，而建造廟宇不大興土木，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減少對大地母體傷害的思想。從具體形式上看，大多數儺廟僅有一個石框門洞，有的如石洞口儺廟還做凹形門斗進一步加強洞穴的意象，廟宇外面陽光強烈，內部則昏暗幽深，象征著世界的兩分。相對于外部形態的弱化，內部空間處理則成為儺廟建筑的重點，贛西儺廟多為天井式建筑，在小枧儺廟中，天井將室內空間劃分為前殿和后殿兩部分，并通過光線的明暗交替，進一步區分了人神之間的空間界限，如吳珂描述說，“主殿的前殿和天心的空間是拜神和祈福的場所，通過光作用，空間飄忽不定，增添了神秘色彩，后殿為儺神空間，昏暗的光線中使得空間不可度量。”①此外，大多數儺廟正殿設多邊形藻井，如小枧儺廟為八邊形，德化庵為雙層，斗八轉斗六。藻井除了增加裝飾，隆重氣氛外，其近似洞口的形態應也有其象征性意義，聯系前面提到的洞穴信仰，“洞”同“通”，象征溝通天地、人神兩界，這一點在石洞口神廟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在該建筑中，位于前殿和后殿的兩個四方形斗形天井代替了封閉的藻井，從上窄下闊的天井中進入的漫反射光線灑在正殿供奉的唐玄面具上（圖9），光線撲朔迷離，面具古樸粗獷，營造了神秘、玄奧的空間氣氛，令人情不自禁萌生頂禮膜拜之情。

萍鄉儺廟建筑的產生與發展是民間泛神信仰、地方宗族結構、商業經濟活動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表現在建筑審美文化上，儺廟的建筑形態建構具有務實性，功能布局具有娛樂性，空間體驗具有神秘性色彩，這其中，空間意境的塑造與道教思想頗有淵源，萍鄉所在的贛西地區自古道教文化發達，境內武功山為道教勝地，道觀建筑不可避免地對儺廟建筑產生了影響，對這二者之間的聯系及相互作用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析。

作者:李岳川 漆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