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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國前后（1948-1953年），陳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他在六次勞大報告中提出解放區工會工作任務，標志著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工會工作方針的根本轉變。之后，他將工會工作置于國家建設的大局中，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論述，如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關心工人的切身利益，重視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等，這些思想和主張豐富了建國初期的工運方針，推動了建國前后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工會工作，為新中國工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關鍵詞］陳云；工人階級；工會工作

陳云同志，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國工人運動的卓越領袖。1948年10月至1953年5月陳云同志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新中國建立前后，隨著解放戰場的全面勝利，全國工人運動走向統一，工會工作發生根本轉變并蓬勃發展，如何開展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陳云同志擔任全總主席以后，雖然同時還負責沈陽和中央政府的財經工作。但他對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高度重視，并對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論述和指示。陳云同志在此歷史重大轉折時期，以其深厚的理論修養，認真研究新情況和新問題，對確定新中國工人運動的方針，發展工運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總之，陳云同志的工人運動思想、經濟思想、建黨思想和哲學思想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關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國共產黨面臨建立新政權并鞏固新政權這一重大問題。在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是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依靠貧民百姓，還是依靠其他，黨內許多人對此認識不足，思想也不統一。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同志在會上明確提出，在全國解放戰爭不斷勝利的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1]這一時期，陳云同志在接管城市、發展經濟和指導工人運動過程中，就工人階級的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推行企業民主化管理等問題多次發表重要論述，為把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落到實處作出了重要貢獻。（一）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方針，闡明工人階級是人民政權的領導階級陳云從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出發，高度評價了工人階級在建立新型人民政權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建立新型政權必須堅持工人階級在人民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新中國建立前夕，在解放區，陳云同志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已經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具有國家主人翁的氣魄。他指出，“解放區的職工運動是在一種完全新的條件下進行的。工人階級已經獲得解放，并成為人民政權的領導階級，在國營、公營和合作經營的企業中，職工們已經是企業的主人。”[2]“工人階級是一個干大事的階級，要解放全中國四億七千萬人，要把人類數千年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3]同時他還指出，工人階級現在為新民主主義而奮斗，將來還要為社會主義而奮斗。（二）堅持依靠工人辦企業，推行企業管理民主化隨著解放戰爭不斷勝利，黨要從解放城市轉變為管理和建設城市。陳云強調，建設城市，發展生產，為人民辦事，我們要依靠工人階級，要聽取工人的意見。他指出，“工人是工廠里直接勞動的，人數最多，是最重要的。”“工人不僅是工廠的主人，又是國家的主人。”[4]由于剛解放，有一些工廠對依靠工人階級辦好工廠的觀點還比較模糊，許多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對生產依靠工人的觀點還不明確。針對這一情況，陳云高度重視，致函重工業部，“請該部即速徹底查明報告。”[5]為了改善國營、公營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工作，陳云提出，要在企業中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民主改革，逐步改變舊的管理制度，工廠要組織職代會，討論職工在生產、生活中共同關心的問題。對于中央的一些重大決定，也要通過工會和職代會貫徹落實。為了貫徹中央“保護工廠，防止破壞”的決定，陳云在簽發的重工業部《關于實行緊急檢查給各大公司、各獨立工廠的指示》中指出，“各級機構必須主動地與黨支部及工會取得密切的聯系，通過工廠管理委員會及職工代表會討論貫徹執行。”[6]為此，1949年5月，全總下發了《關于在國營公營企業中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與工廠職工代表會議的決定》。同年8月，華北人民政府頒布了新中國第一個企業民主管理的法規性文件。1950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指出“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的制度，乃是目前改造舊的官僚資本企業為新民主主義人民企業的中心環節。”[7]1952年2月，政務院財經委發出指示，進一步強調進行企業民主化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是推行企業管理民主化的中心環節。[8]陳云還要求工人要承擔主人翁的責任，積極參加管理工作，大膽提意見。他在沈陽工人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要特別告訴全體工友，要大膽提意見，凡屬對生產有好處的意見，都可以提。”[9]對于職代會，陳云強調要經常開，便于經常把工廠的情況和工人的意見反映上來，改善我們的工作。職代會不僅要求主要領導和工人代表參加，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員都要參加。同時陳云強調，“我們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有組織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廠管好。”[10]由于堅持依靠工人辦企業，讓工人參與工廠管理，工人的積極性得到極大的調動，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超過了日本和國民黨時期的標準。“這就是說，在工廠中并未增加設備，也不是增加開工率，僅僅是由于工礦企業實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技師、職員的工作積極性，在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的增產運動中，增加了產量。”[11]到中國工會七大召開前，在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全國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議已被采納實行者達48萬9千余件，因而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國家創造和節省了大量財富。”[12]據統計，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3年，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11.8%，在工業總產值增加額中，由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增加的產值占48.6%。[13]

二、關于重視發揮工會組織作用的思想

1947年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以后，中國革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打倒、解放全中國已為期不遠。這種形勢下，陳云在1948年8月六次勞大上作了《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報告，報告正確分析了解放區和全國解放以后的形勢，明確提出了職工運動應當采取完全新的方針和政策。報告提出“解放區工會工作的任務，是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下，團結全體職工，積極勞動，遵守紀律，以及保護職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職工等，使職工在國營、公營和合作經營的企業中發揮管理能力，在私營企業中起監督作用，在個體勞動中促進技術改良和生產合作。”[14]這一工運方針和任務，集中體現了中共中央當時對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指導思想，同未取得政權條件下的工運方針相比，有著根本區別。在1949年7月召開的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六次勞大提出的方針。他認為，六次勞大解決的問題是綱領性的。這次會議貫徹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在蘇聯沒有，在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沒有，是我們獨有的。[15]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工會必須圍繞著恢復和發展生產這個城市的中心任務開展工作，在發展生產事業的基礎上，改善工人和其他人民群眾的生活。[16]這次會議進一步明確和完善了六次勞大的工運路線、方針。1949年5-8月，全國總工會分別在天津召開了華北第一屆職工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貫徹和完善六次勞大制定的工運方針，解決全國勝利形勢下工會工作的重要問題。陳云在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國家經濟情況和工人運動的任務報告。新中國建立后，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按照六次勞大確定的工運方針，全國總工會提出了工會工作的五項具體任務：（1）動員和組織工人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2）組織和教育工人以實際行動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政權；（3）保護工人階級利益，改善工人生活；（4）加強對職工的政治文化技術教育；（5）搞好工會自身建設。[17]陳云擔任全國總工會主席期間，主張工會組織在領導工人抓生產，積極參與經濟建設的同時，要保護職工的日常利益，組織職工提高政治文化技術水平，加強工會組織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他的這些政策主張豐富了六次勞大確定的工運方針，進一步推動了工會組織的發展和工會各項工作的開展，使我國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為恢復經濟、鞏固新生政權做出了重要貢獻。（一）工會的首要任務是領導工人抓生產，搞經濟建設。解放初期，國家面臨艱巨的恢復和發展經濟的任務。工會組織同樣面臨新的挑戰和考驗，陳云指出：“工廠和企業迅速復工是保護工廠、安定人心、解決職工生活問題的最好辦法，恢復生產越快，工廠保護會越好，職工生活問題就越容易解決，社會治安也會越好。”[18]各級工會組織要發動和組織職工克服困難、搶修機器設備、恢復和發展生產。1949年全總在《關于紀念“二七”二十六周年的通知》中要求，在新解放地區遭受了破壞的工廠企業中，職工們要努力修復機器，獻納器材，以便早日開工生產。之后，陳云進一步提出了工會的首要任務是領導工人抓生產，搞經濟建設。他在會見商務印書館工會主席石敏良時指出：解放了，工會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領導工人抓生產，搞經濟建設。[19]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以后，工會積極組織廣大職工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中紡六廠6月份產量大大超過5月，棉紡部產量由11700磅增至23021磅、織布部產量由278匹增至759匹。”[20]針對解放前后生產上的困難，陳云要求工會發動工人討論，如何維持和增加生產，渡過困難。[21]1951年2月，在中財委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業會議上，陳云指出，黨、政、工、團均以提高生產作為自己最基本的任務。同時他還要求，工會要積極組織和提倡勞動競賽和勞動英雄運動。在陳云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到1952年，參加競賽的職工包括工人、技術人員和職員，達282萬人，占全體職工的80%以上。[22]在領導經濟建設的具體工作過程中，陳云還十分注意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要求工會從源頭上參與一些經濟政策的制定。1950年5月，針對工商業的困難，對分配給公私企業的加工訂貨量進行調整，陳云指出，“加工的原則：第一，按困難大小規定加工量的多少；第二，保證質量。以后的具體分配和保證，由工商局、工商聯、同業公會、工會及有關管理部分協商進行，由工商局統一管理。”[23]1950年12月，國家對棉紗棉布實行統購，為使統購價格、工繳費、成品標準等項的規定趨于合理，陳云提出，“由當地政府的工商局主持，工商聯、總工會參加，召集國營花紗布公司及公私紗廠共同協商，提出具體方案，經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批準實施之。”[24]1951年5月，針對棉花供應不足，造成工廠停工的情況，陳云對全國進行部署，提出了六點辦法，要求公私廠方與當地工會立即實施，他說，“以上理由與六點辦法，你們有何意見請即告。如無意見，請即與公私廠方及當地工會具體布置。”[25]1951年7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討論工商聯工作會議上，陳云提出，在大、中城市要成立包括總工會等有關人員組成的工商工作委員會。[26]1952年6月，針對私營企業在承制國家的加工訂貨中存在偷工減料和規格不具體，損害國家利益的問題，陳云指出，“我們已令各地財委注意檢查，中央貿易部亦準備于最近兩月在各大城市分別召開有關各業的規格會議，請工商局、各加工企業、工商聯和工會等有關部門來參加，按照各地各業的實際情形商訂具體的加工訂貨規格，作為嚴守標準。同時，各大城市也準備在工商局領導下，吸收各訂貨機關、工商聯和工會等有關部門，組織加工訂貨的評議委員會，來處理驗收中的爭論問題。”[27]（二）黨政工要分工合作，注意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1949年1月18日，陳云主持中共中央東北局例會。在討論企業中黨的工作問題時他指出：黨委不應代替行政工作，否則也就取消了黨的工作。在政府中，各部、局現在的黨委要轉為部務會議、局務會議，行政工作問題由部務、局務會議解決，在部務、局務會議中另外組建黨組。在工廠中，現在的黨委要轉為管理委員會，另外重新組建一個黨委；黨支部要公開活動，設立辦公室；凡以工會形式出面更有利者，均應由工會去辦，工廠要解決工會的辦公用房和經費問題。針對有些同志搞慣了一元化，一進工廠就要求一元化，當廠長的各種權力一把抓的情況，陳云強調，“要提倡分工合作，反對獨霸一切。要特別提醒做行政工作的同志，注意發揮黨組織和工會的作用。”[28]1949年7-8月，在全國工會工作會議強調，工會要主動和行政搞好關系，并取得黨委對工會工作的領導與支持，同時要求黨委和行政方面要幫助工會解決實際問題，是黨政工三位一體，共同搞好生產。[29]（三）組織工會不應限于體力勞動者，盡量爭取所有職工加入工會。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建立工會，把工人組織起來是工會工作的首要任務。在六次勞大上，陳云就明確提出了要盡量爭取所有職工加入工會的觀點。他指出，“工會會員的征收，必須本著自愿原則，盡量爭取所有職工加入工會。”[30]由于受到“左”傾關門主義影響，工會組織建設緩慢。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共有職工809萬人，其中組織起來的職工僅有370萬人，僅占45.7%。就是工人運動發展比較快比較早的東北，110多萬產業工人中，有組織的工人不過49余萬人。針對這種情況，1949年7-8月，全總召開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和解決工會組織問題。、、等都親自到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批評了工會組織發展中存在的“關門主義”現象，指出“除了破壞分子及資本家之外，一切職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國民黨工會的工作人員，只要改造可能的，都應包括在工會組織之內。”[31]為更廣泛地把職工群眾都組織到工會中來，陳云認為，必須解決對工會組織的認識問題，并克服組織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傾向，把工人階級隊伍各個階層的群眾都作為工會組織發展的對象。1950年4月21日，他在討論《工會法》時說：“我在江西時期召集過行政會議，這些會議群眾性不夠，等于是首長講話。俱樂部會議就很能解決問題，比如吃飯、點燈等許多事情都可以在會上解決，而且可以從這些會議中反映出許多問題來。今天的工會也起到了這種作用。因此，凡在一個企業工作的職工，都應允許其參加該企業的工會。如果有一兩個人偏偏不能加入工會，就不大好。”“在政府機關工作的職員、干部、公務員也可組成工會，組織工會不限于體力勞動者。”[32]在陳云的積極推動下，工會會員從1949年底的370萬人增加到1952年的1002.3萬人，產業工人有90%以上都參加了工會，工會基層組織有20.7萬個。[33]他還要求工會要轉變工作作風，增強對職工群眾的吸引力、凝聚力。他說，“工會須有切實的真正能夠解決群眾需要的經常工作，同時必須徹底整頓目前工會工作中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風，使工會真正成為職工自己的組織。”[34]（四）工會要組織職工進行政治、文化、技術學習，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新中國建立初期，職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占職工總數60-80%，在煤礦、礦山、建筑、搬運等行業的職工以及紡織女工中甚至有90%的文盲、半文盲。有些煤礦、建筑工程隊的基層干部都是文盲、半文盲。大多數生產工人技術水平較低。在全國300萬產業職工中，文化技術水平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僅占約10%。針對這種情況，陳云多次要求工會組織職工進行學習。他指出，“在當地黨委領導下，由行政與工會組織全體工人進行政治、文化、技術學習。”[35]1949年1月，陳云在沈陽工人代表大會上指出，要挑選政治覺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進心的工人，到學校去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科學水平。[36]他還要求工會組織要多辦學習班，提高工人政治覺悟。1950年4月，全總召開了全國職工業余教育會議，同年6月根據全總的建議，政務院了《關于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9月全總和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修正通過了《職工業余教育暫行實施辦法》《各級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組織條例》等草案，推動職工文化教育快速發展。1950年，全國參加各種文化學習的職工為76萬人，1951年增加到202.6萬人，1952年達到了308.3萬人。[37]同時各級工會積極組織技術學習，到中國工會七大召開前，“全國參加業余技術學習的工人有477000人，脫離生產，專門在技術學校學習技術的工人有56000人。”[38]針對工人中黨員不多的情況，陳云要求，要大力發展。他說，“現在工人中的黨員太少，我們要發展，過去發展的少。鐵路八萬職工，只有黨員四千人。十二萬軍工，只有黨員一千多人。應該大大地發展。”[39]（五）重視勞動法令的制定和執行，保護工人利益。新中國建立后，全國總工會除發展壯大工會組織外，還制定和參與制定了一系列法條、條例和有關文件，為工會工作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陳云要求多制定幾種必要可行的勞動保護法規，盡量覆蓋各個方面。他說，關于勞動保護法規，應有單獨應用于學徒的適當的規定。這一時期，工會制定和參與制定的勞動法規多達幾十部，對這些勞動法規的制定陳云都很關心。如《工會法》《勞動保險條例》等一些重要的法規陳云都親自參與討論，并提出了具體意見。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工會法》，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工會的法律。[40]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實施了由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護條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第一個勞動保險條例。[41]同時他還要求工會組織要監督這些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保護工人的利益。對于有些資方不執行勞動法令的情況，他認為，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可以考慮，對那些不執行勞動法令的資方進行批評，糾正他們的做法。[42]為此，各級工會組織建立了群眾監督制度。同時他還關心困難職工的生活問題，他多次強調要關心困難職工，工會要協助政府幫助他們渡過困難。

三、歷史借鑒和現實意義

陳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期間，從全國形勢來看，正是新中國破舊立新、百廢待興時期，在城市解放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依靠什么力量去接收、建設和管理城市問題。陳云關于工人階級地位和工會工作的探索和實踐，保證了工人階級在民主建政、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也推動了工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對于我們今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有重要的歷史借鑒作用。（一）明確提出了工會組織的建設性特征。新中國建立初期，發展生產、恢復經濟、鞏固新生政權是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圍繞這一中心任務，陳云提出工會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領導工人抓生產，搞經濟建設，明確了工會組織建設性特征。之后，陳云將這一政策主張運用于工運實踐中。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會組織的破壞性特性，建設性既是中國工會組織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國工會區別于資本主義工會的根本特征。強調，保持和增強群團組織的先進性，必須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組織動員職工群眾在改革發展穩定第一線建功立業。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學習陳云同志的有關論述，對于工會組織牢牢抓住工人運動時代主題，團結帶領廣大職工群眾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二）明確提出了職工代表大會是民主管理與職工當家作主的渠道。陳云在領導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主張企業實行管理民主化，依靠職工辦工廠，組織職工代表大會，鼓勵職工積極參加工廠管理工作，大膽提意見。組織職工代表大會，實行企業民主管理，職工參與企業管理，既是職工當家作主的平臺和渠道，也是企業實行民主決策與科學決策的基礎。認真學習陳云同志的有關思想，對落實中共十八大以來習關于企業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三）明確提出了工會組織的群眾化。陳云要求工會組織加強作風建設，使工會組織成為職工群眾自己的組織。陳云同志的這一主張在當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既是對中國工會性質的準確定位，又對密切工會與廣大職工群眾的關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尤其是當前有些工會干部還存在“四化”的情況下，學習陳云同志的有關論述，對于貫徹落實提出的工會組織要增強“三性”、去除“四化”，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四）明確指出工會組織要發展工人階級先進性在工運實踐中，陳云一直強調，工會組織要多組織培訓班，組織職工進行政治、文化、技術學習，提高他們政治覺悟與技能水平，以此來發展工人階級先進性。勞動者素質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至關重要。當前，“中國制造”要走向“中國創造”，沒有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沒有作為工人階級主體的產業工人的先進性作為支撐，就很難實現。因此，學習陳云同志的這一論述，對于工會組織教育引導廣大職工群眾不斷提高思想覺悟，提高職工隊伍整體素質，最大限度團結職工群眾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人力支撐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吳綺雯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