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IMF:金融危機的拯救者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如果在1998年的韓國做一個問卷調查，詢問韓國人“你最痛恨的東西”，大名鼎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很可能會榜上有名。

當時，憤怒的人群在街頭游行，抗議IMF的倒行逆施，就連許多建筑電梯內的關門按鍵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韓國文化中，關這個詞被認為是不吉利、晦氣的象征。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IMF肯定感覺“比竇娥還冤”，處在金融危機中的韓國政府向IMF求援，申請58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IMF同意發放貸款，但提出了將業已破產的韓國第一國民銀行和漢城銀行出售給外國金融機構的條件。因為IMF認為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亞洲銀行體制的缺陷。

危機前30年，東亞國家利用銀行體系作為工業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銀行的管理和信貸分配，導致風險管理的弱化及銀行資產質量下降。IMF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整套政策的重點，在于恢復受援國的外部經濟均衡，維護受援國貨幣在外國投資者與貸款人眼中的信譽。提供的改革方案從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出發，鼓勵各國通過經濟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參與國際競爭，從而實現經濟健康增長。

從外部世界看，這個處方對于韓國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韓國總外債與GDP比率已經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銀行規定的30%警戒線。外匯儲備回升到了990.25億美元，為5年來之最高記錄，居世界第五位。通貨膨脹始終保持在4%這個較低的水平上。

但對普通韓國公民而言，景況就遠沒有那么美妙。僅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韓國人均工資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費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雖然失業率也從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專家指出，在勞動結構中常任性職務工作者比重下降，臨時與計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變韓國公眾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趨勢。

于是，在許多韓國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縱容外國人掠奪自己國家的經濟主權與自己的一日三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評論IMF此次處理東亞金融危機時，也有相似看法，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基金會的首腦們說，緊縮政策將重建人們對泰國經濟的信心。當危機發展到其他東亞國家，并且這些政策的失敗已經很明顯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是眨眨眼，給每一個到它門口求援的國家開出同樣的藥方。我當時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與拉美不同，東亞國家已經實現了預算盈余。緊縮導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不足，而這兩者都是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緊縮政策將無法復蘇東亞經濟，它會把他們推入衰退甚至蕭條，高利率只會摧毀負債的地區企業，導致更多的破產與壞債，壓縮的政府開支將只能使經濟更萎縮。”

如果我們細心地對IMF針對此次金融危機的整個決策機制進行簡單追溯，就會發現對它的追問確實有相當的理由。作為受援國金融監視員的IMF,只能提供診斷與咨詢意見，在實際操作中，IMF并不“強制實行”任何條件，只進行援助條件的“談判”，但談判的所有籌碼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給對方以足夠的時間去達成一致的意見或向本國有關專家咨詢。IMF對各國經濟狀況缺乏客觀、廣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組往往要在幾天、乃至幾周內拿出一個完整的改革方案，這種方案往往凌駕于各國實際情況之上。在本次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Review》中，還沒有對東亞各國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錯誤地認為東亞金融危機已接近尾聲，進而對以韓國為中心的危機第二階段作出詳細的預見與決策分析。

具諷刺意味的是，東亞金融危機五大受災國中惟一沒有接受IMF援助的馬來西亞，2000年經濟增長率居然達到了8.5%的驕人比率。2001年，盡管由于上一年歐美經濟低迷而導致對馬出口產品的打擊，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仍高達7.1%，超過東南亞其他IMF受援國。

馬來西亞成為身體力行拒絕華盛頓共識的第一個國家，當馬哈蒂爾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計劃并宣布在馬來西亞實行外匯管制時，來自“華盛頓共識區”的最權威的聲音都在預測馬來西亞經濟將在3個月內崩潰，然而事實是，馬來西亞已經成為經濟復蘇進程中惟一堪與韓國媲美的國家。

“馬來西亞是繼韓國之后，第二個令信貸體系得以重建的經濟體。”CLSA新興市場戰略研究員克里斯托弗·伍德說。2002年馬來西亞國內貸款數額將增長6%，明年這個數字將達到11%。馬來西亞資產清理機構宣稱該國130億美元不良貸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達成清理意向，這種速度連韓國都望塵莫及，迄今為止韓國清理壞賬的進度也只達到60%。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馬來西亞從英帝國傳承下來的會計和法律體系，另外，馬哈蒂爾本人雷厲風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馬哈蒂爾宣布加入反恐陣營后，華盛頓共識加諸這個國家的最后一道詛咒似乎也煙消云散了。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是IMF一貫秉持的信條，這是由位于華盛頓的地球上最顯赫的三個組織——IMF、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共同澆灌的一株圣草。它堅信自由主義的市場調控是對付危機的根本解決方案。同意和接受這些政策主張，往往成為任何發生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從IMF獲取援助的必要條件。

顛覆的聲音總來自于體系內部，1998年1月，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聯合國大學一次演說中首次提出“后華盛頓共識”的概念。斯蒂格利茨這樣評價華盛頓共識:“往好里說，它是不完全的;往壞里說，它是誤導的。”他總結說，華盛頓共識把金融自由化當成目的本身，而不是實現有效的金融體制的手段;它將私人化視為比促進公平競爭更重要的目標，結果造成大量“私有化尋租”(即不平等地瓜分已有財富而非創造新財富);它依賴少數政策工具(如宏觀穩定、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來實現短期目標(如GDP增長)，而忽視健康與教育、可持續發展，尤其是公平社會和民主的發展。“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廣的發展目標”——這是斯蒂格利茨“后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概念。“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收山之后的索羅斯也在不合時宜地敲打華盛頓共識及其執行者，在其新作《關于全球化》一書中，索羅斯稱:“它們的運作服務于控制它們的富國利益，而常常不利于窮國……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皇帝無衣可穿:IMF的方案未能給市場留下印象。”在索羅斯看來，IMF拯救計劃是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道德冒險，在所有措施中恰恰缺省了“抵消外圍國家的固有劣勢和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游戲場所。”他建議發達國家應當吸納化解更多的金融風險，作出更好安排以處理國際性破產。索羅斯無需翻亞洲金融危機的舊賬就能找到佐證——阿根廷的崩潰再次證明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

索羅斯還試圖從哲學意義上解構華盛頓共識:“我們應在沒有道德意識關注的氛圍中重申道義。雖然指望人類本質發生變化很幼稚，但人類有能力超越狹隘自我的利益追求。正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敗壞了人類本質，它堅持認為通過讓人們追求自我利益而不考慮社會產品產生的途徑，社會產品才能提供最佳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