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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稅收政策在縮小地區貧富差距方面具有顯著效果。針對現有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應當及時糾正向東部地區過度傾斜的累退性導向，以實現地區范疇上的公平對待，并避免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出現各地爭設各類開發區、園區的風潮。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結構差異，應積極推動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實現產業優化和升級，以自動調整區域稅負分布狀況。此外，消費行為及其結構也會在微觀層面對稅負分布及歸宿產生影響。對區域性因素的擾動進行計量分析，可以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促進區域稅負分布格局的合理化。

[關鍵詞]稅收負擔；區域歸宿；優惠政策；產業結構；消費者行為

一、我國稅負區域性分布概況

通常，稅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是被用來衡量宏觀稅收負擔大小的一項主要指標，并以此在地區間和國際間進行比較。如果以各地區稅收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這一指標為基礎來考察，一個力求實現區域宏觀稅負公平的稅制體系，應當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累進性。即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其稅收占GDP的比重越大。而且，這種稅負差異程度應當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所代表的區際經濟水平(貧富)差異相適應。本文將首先以此對我國區域性稅負總體狀況作一簡單概括。以下分析采用國家統計部門關于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經濟概念及地區分類，以保持統計描述口徑的一致。

按照東、中、西部的經濟帶劃分，以2004年為例，三大經濟區域平均稅收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分別為7.83％、5.58％和7.19％。盡管從趨勢上看，呈現出東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最低的格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GDP總量中占到58.38％的東部地區，其稅收收入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僅比西部地區高出個0.64個百分點，占到近1／4GDP總量的中部地區該項指標甚至低于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在全國GDP總量中所占權重只有16.9％。就此而言，三大經濟區域之間稅負分布存在失衡現象，在西部地區反映更為嚴重。

二、影響我國區域性稅負歸宿的宏觀政策分析

從稅收縱向公平的原則出發，稅收政策體現在區域負擔方面的作用應當是以縮小地區間差異為主，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累進性并未得到顯著體現，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累退。造成區域稅負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配合“梯度推進”和“優先發展”戰略，國家在稅收方面給予東部地區一系列減稅、免稅優惠政策。由于很多稅收優惠政策按地區設置，主要集中在經濟特區、高新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工業園區等，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東、中、西部城市群發展失衡。在我國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的過程中，已先后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遼中南四大城市群。而這四大城市群主體都分布在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所產生的輻射作用很有限。因此，傾斜的稅收政策進一步擴大了東部發達區域與中西部欠發達區域之間本來就存在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從而加劇了區域間資源流動的失衡。

此外，由于我國近年來致力于引進外資，涉及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明顯多于內資企業，而外資企業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1994年稅改之后，外資企業仍享有包括優惠稅率、兩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在內的多項“超國民待遇”。由于外資企業的地域分布特點，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在引起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的同時，也加劇了我國宏觀稅負歸宿分配的區域不合理現象。值得指出的是，今年兩會期間，企業所得稅法的修訂獲得高票通過，內、外資兩種類型企業將實行稅率為25％的同一企業所得稅標準，最早將于2008年開始實施，這無疑將有效地對此類稅負地區歸宿失衡現象起到積極的糾正作用。

由此可見，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無論從政策規定方面，還是在執行結果上，都強化了東部地區的政策優勢，從而出現東部地區在地區生產總值快速增長的同時，稅收收入所占比重并未同比提高的現象，因此而產生的稅負分布區域性不均衡，則使得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2．區域性產業結構差異。不可否認，地區經濟結構差異，也是造成稅負區域分布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同發達地區相比，以資源初級開發利用為主體的經濟以及粗放型發展方式，是西部乃至中部地區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在特殊的地理、自然以及社會條件的長期影響作用下，西部地區已經形成以農業和能源、礦產采掘等資源初級加工為主體，以部分機械、電子工業和以煙酒等為重點的農產品加工業為次主體的獨特產業結構。

由于經濟構成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使得部分稅種的稅負分布呈現出顯著的區域性。首先，以增值額為計稅基礎的增值稅作為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應當是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的。根據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況，東部地區國民經濟的增幅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然而增值稅在其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差異沒有呈現出東高西低的趨勢。應當看到，在我國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結構中，東部地區是占有一定優勢的。由于現行增值稅只允許在銷售收入中扣除原材料等勞動對象的價值，而對固定資產折舊價值進項稅額不予抵扣，這樣就使得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重工業的稅負高于有機構成較低的輕工業。而如前所述，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工業生產力布局是：中西部地區偏重于基礎材料、工業能源和交通運輸，而東部地區以輕工業為主。顯然，生產型增值稅的稅負傾向于由中西部地區承擔。

這種區域型經濟結構所造成的稅負差異，在資源稅上體現得更加明顯。從2004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區資源稅所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比東部地區平均高出1倍多。這一方面體現出地理因素所決定的特有經濟結構，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中西部地區在總體上還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的水平，仍依賴于低附加值產業。需要注意的是，山西、江西、黑龍江、內蒙古、陜西、青海等是近兩年增長率提高較快的省份，因為這些地區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隨著能源價格的大幅上漲，中西部地區會出現資源拉動型的快速增長，從而提高其地區生產總值。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國有企業稅負偏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區域性稅負差異產生影響。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非國有經濟迅猛發展，而所貢獻的稅收卻增長緩慢。盡管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以及虧損面擴大的趨勢仍然存在，但其承擔半數以上財政收入的分配格局仍被保持著。在我國經濟布局中，產業乃至企業的設置具有強烈的地域特征。中西部地區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主，而東部地區中小型企業的比重則明顯偏高。因此，不同所有制企業稅負不公的現象，也進一步加重了東部地區低而中西部地區高的區域稅負分布失衡狀況。

三、我國區域性稅負歸宿的微觀分析——基于消費結構

上述分析主要針對的是影響區域稅負差異的政策因素，實際上，個體消費者及其消費行為也會在微觀層面對稅負分布及歸宿產生重要影響，因為他們處在轉嫁鏈條的末端，對于商品服務類課稅尤為如此。除了收入和價格以及相應的彈性狀況會成為決定居民消費行為，進而作用于商品課稅稅負歸宿分布的主要變量之外，就現實經濟情況而言，區域性因素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如果能夠測度出區域因素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對于稅負分布的區域性說明，無疑將是有益的。然而，通常在時間序列或截面數據模型中，區域因素都是歸人擾動項的潛變量。因此，本文采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數據資料相結合的PanelData模型，以使不可觀測的潛變量所產生的影響變得可以識別。根據2004年和2003年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資料，可以就七大類商品的城鎮居民消費分別建立消費支出模型矩陣方程組：Yitk=ak+bkxu+zik+uitk，其中：i=1，2，…，31；t=1，2；k=1，2，…，7，分別代表七大類商品。Yitk,表示某地區i的城鎮居民家庭t年的人均第k類商品消費支出矩陣，xit則表示某地區i的城鎮居民家庭在第t年的可支配收入，zik代表區域性因素對消費行為的影響矩陣，

令Yikxi、uik分別表示地區i的關于第k類商品Y、x和u在時間上的均值，Yik、x1、utk則分別表示在t年關于第k類商品各地區Y、x和u的均值。整理可得區域性影響的矩陣表達式為：zik=Yik-Y-bk(xi-X)

從模型計算及其檢驗結果看，除了居住類和醫療保健類商品支出模型擬合優度稍差以外，其他各項均表現出較好的擬合優度。處于不同地區的城鎮居民，其消費行為的確受到區域性因素影響，而且部分省區一些大類商品影響程度顯著，區域性影響zi值如下表所示。結果顯示，從食品類支出區域性差異狀況來說，東部地區總體比中西部地區更為重視食品類消費，上海、廣東、福建、重慶等地表現出較高的z。值；而河北、山西、山東、黑龍江、吉林、河南、內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食品支出的zi為較低負值。由此可見，區域性因素與地域消費習慣和傳統習俗密切相關。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注重食品類消費，其基礎是對食品消費結構及質量不斷升級的需求，也是當地飲食文化的一種表現。如果單純從恩格爾系數分析，則可能會得出與其實際生活水平相悖的結論。從稅負歸宿的社會學角度看，由于各地區對食品類商品消費份額的不同，也會在消費者一方形成相應的稅負分布格局。而且這種因區域性影響因素產生的稅負，在非流動性或流動性受限的情況下，將很難在不同地區間轉嫁。

就衣著類商品支出區域影響值zi而言，東部地區中的大多數省份均小于零，而中部、西部兩大區域中的大多數省份為正。仔細觀察計算結果，可以進一步發現，該項區域性影響指標還表現出較強的南北差異，地理位置上處于西北、東北的省份zi均大于零，而南方大多數省份zi值為負。由于受到地理條件、氣候、傳統習慣等因素影響，北方地區的城鎮居民對衣著類消費有著更強的需求，從而在消費者所承擔的一方形成稅負分布的南北差異。而醫療保健類商品消費支出也體現出了類似的趨勢。

對于居住類商品消費，zi值較高的地區為天津、上海、北京和廣東，這顯然與其身為各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有關，要素的不斷集聚無疑加強了居住類消費需求。因此，區域性影響與其房價的不斷攀升呈現一致趨勢。就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區域性影響而言，中部地區的省份(除了湖南之外)均表現出對該項消費較低的需求，而其他大多數地區差異并不大。

從交通和通訊類商品來看，西部地區各省份表現出較強的需求。與東部、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各省份大多地處高原，山區眾多，地域遼闊，交通及通訊條件有限且成本較高，對此類商品消費的高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因素決定的。

在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區域影響方面，觀察東中西三大經濟帶總體情況，并沒有呈現出顯著差異。而有趣的是，不同區域的文化中心的zi值均比較高，例如，東部地區的北京、上海；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西部地區的陜西、甘肅。

此外，西藏地區居民消費行為表現出了獨特的地域特征。其食品類、衣著類、交通通訊類消費支出的zi值均為全國各地區中最高，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類zi值為全國最低。這種特征顯然與其常年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地理條件及民族習慣密不可分。由此可見，從區域角度來說，對不同大類商品課稅在上述地區所產生的影響各有差異，從而會造成與之相關的稅負分布呈現出一定的區域性特征。

四、改善區域性稅負歸宿不均衡狀況的幾點建議

首先，針對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應采取到期后不再延長、不再批準新設等措施，逐步縮小優惠的特定區域范圍，以實現地區范疇上的公平對待。不可否認，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在帶動特區、開發區等地經濟快速起步，成為區域經濟發展龍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區域間經濟差距過大的問題已日益凸顯。顯然，主要適用于經濟特區、高新技術開發區、保稅區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帶有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的特征，間接造成了上述區域發展失衡格局的形成。如果繼續保持下去，則會引起不同地區之間變相的惡性稅收競爭及地方與中央的政策博弈。

在現階段經濟社會全面和諧發展的要求下，應當對這種累退性的導向政策予以及時糾正，以避免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出現各地爭設新區、開發區、各類園區的新風潮，促使各地切實通過增強自身城市綜合競爭力和公共服務水平來集聚資本、人力等關鍵要素，獲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而不是依賴于稅收方面的簡單出讓，以此來為東、中、西部各大經濟區域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財稅政策空間。同時，應當盡快推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法案的落實，在對環保型綠色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適當保持一定優惠的同時，對污染嚴重、技術落后、以犧牲可持續性發展作為代價的低效產業，應當堅決取消稅收優惠支持，甚至課以重稅。

其次，區域性稅收政策的作用范圍應充分考慮內資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如前所述，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結構存在差異，應當力求在解決稅負分布區域失衡問題的同時，促使各地實現產業優化和升級。例如，在東北三省消費型增值稅試點的基礎上，一方面應盡快將增值稅改革在更大范圍內推行，以免出現新的區域稅負不公平現象，另一方面則應幫助老工業基地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對于過度依靠資源采掘的中西部地區，應在盡可能降低其資源稅比重的同時，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第三產業，打好產業更新換代的基礎，謀求可持續性發展；而對于不斷出現的新經濟體和經濟形式，應當及時將其納入稅收政策的管理范圍，使稅負分布格局能正確反映各經濟形式在新時期的發展狀況及貢獻。

此外，為了全面考慮稅收負擔格局的公平狀況，在對相關稅收政策進行制定或調整時，應當重視對不同地區居民消費行為的微觀層面研究，從而更好地掌握商品消費類課稅的區域分布特征。從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區域性影響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到，處于稅負承擔末端的消費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區域性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往往隱藏在政策背后不易察覺。因此，在對食品類、衣著類、居住類等大類商品及服務消費項目進行課稅時，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因所屬地域不同而形成消費需求特征及消費行為差異，因為與上述大類商品消費行為相關的總體居民稅收負擔也會在區域影響因素的作用下出現相應的分布格局。我國地域遼闊、地理條件差異顯著，而且民族眾多、傳統文化習俗多樣。如果對不同地區的消費特征有所認識和了解，則在所涉及到的稅收政策制定調整過程中，就能夠將區域性因素的擾動納入影響變量范疇，從而更好地從社會學角度預測和把握稅負的承擔狀況，從而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促進區域稅收負擔分布格局的均衡化、合理化，為公平原則的真正實現提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