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財政政策潛力有多大
時間:2022-05-19 0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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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國民經濟趨冷、市場低迷、內需不足的大背景下,財政政策當仁不讓地走到宏觀調控的前臺,在巨大的“追光燈”的照耀下,擔起啟動需求的主角。在上半年頻頻出手微調之后,8月底隆重推出1000億轉貸國債,對國民經濟進行反周期調節。輿論普遍認為,這筆巨額國債將對拉動經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人們對財政政策在此番啟動經濟過程中還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財政政策還有潛力可挖嗎?就這個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著名財政專家、財政部財科所付所長賈康。賈康認為,在千億元國債出臺后,財政政策在當前經濟背景下,仍然大有可為。
貼息杠桿“四兩撥千斤”
說到財政政策,人們總會想到,我國中央財政手頭拮據,地方財政也不堪重負。因此,靠財政直接出錢不現實,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經濟。那么能不能運用杠桿作用和市場經濟下的趨利規律,尋找一個靠財政政策四兩撥千斤的辦法呢?賈康提出,財政貼息在引導社會投資上便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所謂財政貼息,即財政只代為支付部分(特別情況下也可是全部)貸款利息,由項目本身負責貸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償付。這樣可以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和協調引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來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行為。賈康舉例說:如果金融機構年貸款利率水平為10%,某一基礎設施項目需要資金100億元,卻只能承擔5%的年利率,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原理,它無法從商業性貸款渠道得到所需資金。但若由財政承擔另外5%的年利息,對于貸款方來說,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從而愿意向項目提供資金。這樣財政不僅有效地支持了該項目的建設,而且用5%的貼息資金引導了相當于100%的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杠桿效應高達20倍。在同一個例子中,即使財政作全額貼息,也是以10億元預算內資金拉動引致了100億元的社會資金流入重點建設項目。這樣事半功倍的措施,財政何樂而不為呢?據估計,當前我國約有近10萬億元的社會資金。投資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資金來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導機制。財政運用貼息方式進行政策性融資,第一,并未對原已十分緊張的預算內財力施加更大的壓力,只是將原有資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變為財政貼息,可行性強;第二,時滯期限短,項目確立后可立刻付諸實施,對社會投資需求的拉動作用近乎立竿見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桿作用明顯,其效用放大倍數等于1/貼息率。貼息資金通過政策性優惠、彌補項目直接經濟效益方面的缺陷,體現國家產業政策,是政策性融資的有效工具。
減稅不行可以減負
在當前企業效益滑坡、庫存增加的情況下,一些人提出“減稅”的主張,賈康認為,在我國目前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仍應注意財政收入的增長,減稅總體上操作余地不大。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財政不斷減稅讓利,財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不斷下降。1994年以來的新體制雖然阻止了“兩個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顯上升。因而中央財政的困境沒有緩解。從財政收入按項目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出,各項稅收仍是財政收入的主體,但近年來預算外收入增長很快,從1993年相當于財政總收入的32.9%發展為1996年的52.6%,當年甚至超過了中央財政收入。這些預算外收入分布面廣,數額巨大,擠占并侵蝕了稅基,其中相當一部分處于財政監控范圍之外,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宏觀調控需要必要的財力作為后盾,從目前財政實力和宏觀稅負看,并沒有什么減稅的余地。并且我們仍應努力加強稅收征管,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保證財力增長。同時,我們應進一步規范預算外收支,使“費”、“稅”合理歸位,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項目,降低某些收費標準,減輕企業、居民(特別是農民)的負擔。
國債發行尚有余力
繼1000億元國債之后,財政在發行國債上還有沒有潛力可挖?
賈康認為如果妥善解決債務依存度與債務負擔率之間的矛盾,國債規律仍又以擴大。
他說,目前我國實施國債政策的最大矛盾是兩個銜量指標間存在嚴重的沖突。一是債務依存度,它反映一國的財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舉債支持的,即債務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財政支出額。根據各國實際經驗,這一指標應控制在15%-20%之間為宜。而我國卻已大大超過了這一范圍,特別是在舉債還債完全由中央負擔的情況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已高達50%以上,似乎已沒有繼續發債的余地。二是債務負擔率,它衡量一個國家承受債務的潛力,等于當期國債余額/當年GDP。國際上通常認為這一指標不應超過45%-50%。而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僅遠遠未達到這一警戒線,也比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水平低得多,目前僅為7%左右。就此看,似乎國債規模可以進一步擴大并有巨大的潛力可挖。
分析這一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GDP中財政收入的比重過低,而且國債平均期限太短。現實的經濟情況要求我國的國債規模只能擴大,不能縮小,因此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是,適度擴增國債規模必須納入“提高兩個比重、振興國家財政”的統一部署之中,并相應優化國債的期限結構和品種結構。財政應抓住目前金融機構連續降息的有利時機,增加中長期國債的發行,降低國債籌資成本,充分挖掘社會資金為國家建設所用。財政可以面對不同的應債人發行專門用于國家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特種國債、金融債券,同時積極穩妥地增發外債。
推動外貿,財政大有可為
賈康建議,我國外貿出口速度不斷滑落,財政政策應考慮采取必要的短期應變措施,并將其與長期財稅對策銜接起來:進一步適當而較平緩地提高出口退稅率。
提高出口退稅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國家財力的制約,也要面臨將來是否可以繼續的困擾。因此,提高出口退稅率必須全面考慮,審慎決策。在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具體選擇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幾個因素:第一,出口產品在我國歷年對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較大發展空間。第二,出口產品的主要銷售地區為歐美國家。東南亞和日本由于本幣貶值,需求大幅萎縮,即使將出口這一地區的產品提高退稅率,意義也不會很大。第三,出口產品具有產業關聯度高,對出口退稅依賴性大的特點。這類產品倘若不提高退稅率,便有失去市場并發生較大連續反應的危險。
加快退稅的進度,簡化退稅程序。近年來,拖欠出口企業應退稅款的規模不斷擴大,由于退稅不能足額及時到位,加大企業利息負擔,造成企業資金周轉困難。退稅時滯成為導致出口企業虧損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籌集退稅資金仍不能及時退稅的情況下,應對國家確需重點支持的外貿企業貸款實行貼息。
繼續保持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改進現有的稅收優惠方式。現階段,完全取消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使“國民待遇”一步到位的條件并不成熟。但在肯定對外商投資稅收優惠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應積極對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加以改進,以便更加有利于吸引外資和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的調整。首先,應考慮將地區優惠改為項目優惠,即對符合我國產業政策的項目不論其所在區域而給予優惠。其次,以多種形式的優惠措施相結合代替現行的以減免稅為主的稅收優惠措施,即在運用減免稅等優惠措施的同時,采取一些非減免的辦法,如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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