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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民營經濟的地位與作用

（一）發展民營經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生產力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的力量，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過去，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縛，人們未能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的實際出發，導致在實踐中把民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除，形成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阻礙和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我們是在生產力和科技、教育比較落后、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五大以來，正是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日益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我們國家已從貧窮落后的短缺經濟進入到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民營經濟的作用功不可沒。綜觀當前經濟比較發達、走在全國各省、市、區前列的浙江、江蘇等省，都是民營經濟發展較快的省、市，廣東也是其中之一。回顧改革開放20多年，廣東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不理喻“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花力氣引進外資，并鼓勵內地民間投資，把投資者、生產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流通活躍起來，使投資者、生產者、消費者各得其所，使廣東從經濟比較落后的農業省，轉變為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之一。實踐證明，發展民營經濟是現階段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客觀要求。

（二）發展民營經濟是強國富民之路

黨和國家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實施多年。當前，我國已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許多勞動者也都有了勞動結余，個人財產亦在逐漸增加，個人財產的增加，勢將發展為民間財產，這是可喜的現象。由此，我們可以鼓勵、支持和引導民間財產轉化為民間資本，投入擴大再生產。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富裕，就是人們勞動創造財富、積累財富、進行再生產的過程。因此，貫徹落實“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讓民間資本活躍起來，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積累，促進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社會擴大再生產的持續進行，是“打開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拓寬強國富民之路，實現“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進而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三）民營經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生力軍

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的、基本的立足點。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的方針，根據形勢需要實施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近幾年來，國家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經濟政策，收到明顯效果。但是，過去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特定內容是，增發國債，籌集資金，主要用于投資項目。而目前，我國財政赤字不小，債務亦不輕，長此以往，財力將不堪重負，財政政策調控經濟的能力將逐步下降，甚而影響國民經濟的運行。因此，必須研究新舉措，逐步從舉債的局面中走出來。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正是對癥下藥的良方。而擴大內需，不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都是人民群眾的購買力及其投資欲望和消費欲望的反映。因此，要有效地擴大內需就必須切實貫徹“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發展民營經濟正是有力舉措。正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所指出，“民營經濟在創造供給的同時也創造了需求”。積極發展民營經濟，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以民間資金代替發行國債，拉動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由此可見，民營經濟既是增添我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又為拉動國內需求開辟了新的途徑。

（四）發展民營經濟是拓寬社會就業的重要渠道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就業問題，關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系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促進就業是國家實行的長期戰略和政策。而擴大就業的根本出路要靠經濟的發展，發展民營經濟正好是能大大地促進就業，特別是我國當前的民營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對創造就業機會起著獨特作用，廣東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情況就是最有力的證明，2001年廣東全省勞動力就業人數比上年增加81.8萬人，其中國企的就業人數減少71萬人，而個體和私營經濟配置的勞動力增加54萬人，占全省勞動力增加總量的66%.而且，發展民營經濟不僅能增加城鎮人員就業，還可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有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可見，發展民營經濟是拓寬就業的重要渠道。而擴大就業又能推動經濟的發展，實現發展經濟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創造就業的新局面。

二、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

（一）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

1.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逐漸得到全社會共識和肯定。回顧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與社會對其地位的肯定緊密相連。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個體經濟重又出現；個體經濟的作業者被稱為“個體勞動者”。1982年后，開始出現私營企業，逐漸形成私營經濟。1988年第二次修憲，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把民營經濟的地位界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把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提出在政治上應該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進一步解決了理論認識問題，掃除了思想障礙，標志著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和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機遇。目前我國工商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已超過1000萬家，安置著大約70%的職工就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左右，出口總額占的份額亦將近60%，保持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

2.民營經濟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確立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以后，民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從廣東的情況看，到2002年底，全省有個體工商戶175.3萬戶，注冊資本436.2億元，私營企業25.9萬戶，注冊資本3380.1億元；共有從業人員495萬人。廣東民營工業企業總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95年的6.7%上升到23.5%.工業增加值占全省工業增加值的33%.從稅收收入上來分析，2002年廣東國稅收入中，國有企業、國有聯營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納稅總量大致占稅收總量的33%.來自民營經濟的稅收收入則從1980年占總收入的0.9%上升到21%.尤其是黨的十四大之后，民營經濟發展更為迅速，從1992～1997年廣東民營經濟繳納的稅收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1997年黨的十五大之后，年均增長速度高達33%，比同一時期，來自國有經濟稅收的增速12.5%高出20個百分點。可見廣東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

3.民營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強勁。從廣東社會投資完成的情況看，1995年民營經濟在社會投資的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為10.7%，到2001年底全省社會投資中，民營經濟的投資上升到16.5%，從1990年至2001年的11年間，民營經濟的投資額增長11倍，而同期國有經濟投資只增長3.6倍。從投資額的增速，可見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發展后勁。

（二）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在充分肯定民營經濟發展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種種阻礙。

1.政府環境不夠理想。主要是存在一些歧視政策，民營企業未能真正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對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存在許多限制，一些外企可以進入的行業，卻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至于那些壟斷、半壟斷的行業如鐵路、電信、電力、市政設施等，民營企業更只能望門興嘆。再是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夠。部門服務意識差，有的甚至對民營企業“卡、壓、拿”，民營企業普遍存在審批難、用地難等諸多問題。

2.市場環境差。民營企業大多數由于規模較小，資信度較低，可供抵押的物品少，所以他們向銀行貸款和利用商業信用等方面融資較難。如最近崛起的民營影視企業資金緊缺，卻因無法取得擔保，銀行對其經營效果不好判斷，而無法取得貸款，金融支持的缺失，直接限制著企業的發展。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資金需求遠遠得不到滿足，據調查，66.9%的民營企業將資金不足列為不利于企業發展的最主要問題。前些時候，社會上三角債情況普遍，造成社會信用不理想，銀行不敢把錢放貸給企業，企業不敢把貨交給另一企業，生怕貨出去了，錢收不回來，血本無歸。這種現象，嚴重地阻礙著民營企業的發展。

3.觀念處境堪憂。從廣東的情況看，嚴重的問題是，民營企業主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心態，本來資金緊缺已是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而小富即安的心態又阻礙著許多民營企業不敢進入資本市場，而不進入資本市場，企業就不可能做大做強，這就造成廣東的民營企業只停留在產品經營階段，不能做到產品經營與資本經營相結合。因而企業不同程度地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弱、生產集中度不高、產業協作水平低、科技水平低、缺乏競爭力等問題。表現在管理形式上是家族式的產權與管理，而管理的落后又阻礙著企業繼續發展壯大。

此外，極少數民營企業急功近利，不重視規范經營和守法經營，有的甚至搞假冒偽劣、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也大大地影響了民營企業的信譽，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

（三）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的稅收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和稅收收入的重要支柱，這與我國對民營企業的稅收扶持密切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涉及到稅收方面的問題也暴露得越來越多，也反映出我國現行稅收優惠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1.政策針對性不強、不規范。我國現行中小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稅收雖有優惠，但沒有從其特殊性考慮，優惠主要是針對城鎮待業人員再就業、福利企業、校辦工廠的優惠。未能從“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高度制定優惠政策，忽視了中小企業競爭能力的培育，而更多的是將稅收優惠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手段。影響了稅收宏觀調控職能的發揮。同時，由于優惠措施出臺于不同時期、不同經濟背景，而且大多以補充或通知的形式出現，較為零散，沒有一個明晰的思路，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也不夠規范，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證。

2.優惠方式簡單，造成優惠政策的低效。我國有關稅收優惠規定局限于稅率優惠和減免稅直接優惠形式，沒有采用國際通行的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延期納稅等間接優惠做法。對促進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大力振興裝備制造業的效用不明顯。同時，直接減免稅的做法不僅造成收入絕對額的減少，而且優惠對象也僅限于取得收益的企業，無法適應不同類型民營企業發展的要求。增值稅方面，由于政策受益面過于狹隘，“點高面低”現象十分突出。此外，缺乏降低投資風險、引導人才流向、降低企業負擔等方面的政策，不利于吸引民間投資進行擴大再生產。

3.非國民待遇。稅收政策存在非“國民待遇”。例如對民營企業所得重復征稅，企業除與國有企業同樣要繳納企業所得稅外，稅后利潤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再有，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權益轉贈資本金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外商企業獲得的利潤用于投資，不管投資該企業還是開辦其他企業，均可獲得退還一定比例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這就是說，外商投資，連企業所得稅都可以退還一部分，而國內個股增資，卻要在已繳足企業所得稅的情況下再繳納個人所得稅，二者待遇差別太大。這種雙重征稅制和歧視性的政策，限制了民間投資者的積極性，不利于“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使稅收對民營企業的扶持政策大打折扣。再如，企業所得稅全額累進稅率的設計使得臨界點附近稅負增長過快，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發展。

4.稅外收費負擔深重。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常把民營企業作為各種費用開支的“搖錢樹”，經常增設名目攤派費用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手段，越是窮的地方，攤派現象越是嚴重，這給民營企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困難。企業困難，經濟難以發展，地方財政更困難，形成惡性循環。這些依托政府強制力量的各種稅外收費和亂攤派、亂集資名目繁多，形成稅費不分、以費代稅、費強稅弱的不良局面，既弱化了稅收的調節分配的職能，又令企業不堪重負，成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絆腳石。

5.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廣東北部山區同南部珠江三角洲的差距，如同全國東西部情況一樣，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占有全省總面積65%、人口占40%的山區，gdp只占17%；而面積和人口各占23%和30%的珠江三角洲，gdp卻占78.6%.從稅收收入角度分析，差距更為懸殊，2002年廣東國稅收入中86.5%來自珠江三角洲，山區的國稅收入只占4.2%.顯然，區域間懸殊的差距，如不及時解決，勢必拖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三、支持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稅收對策

在當前我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的關鍵時期，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解決再就業問題的重要手段。作為稅務部門，應借鑒國外稅收扶持企業發展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積極營造有利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稅收環境，根據公平、效率、法制、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原則，充分發揮稅收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加大稅收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減輕民營企業負擔，引導民營企業行為，幫助民營企業提高自身素質，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力軍，并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規范的稅收支持體系。

（一）調整增值稅政策

第一，取消增值稅兩種納稅人的不平等待遇。增值稅的征稅原則是“增值額多的多征，增值額小的少征，無增值額的不征”，而不是按銷售額多少來界定怎么征、征多少。目前，對小規模納稅人不論其增值額大小，甚至不論有無增值，都得按銷售額和規定的稅率征稅，顯然有失公平，也同增值稅“稅不重征”的立法精神相悖，導致小規模納稅人稅負重于一般納稅人，有“欺負弱小”之嫌。因此建議：①按企業的財務會計是否健全作為劃分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②也可以考慮一律按增值額計征。至于當前有很多小規模納稅人的財務會計管理不健全，應另行采取措施，促使其加強財務會計的管理，不應削足適履，背離稅收的公平原則。第二，逐步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大進項抵扣范圍，調動社會資金進入高新技術領域，鼓勵民間投資，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加快技術進步。

（二）完善所得稅政策

第一，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改變目前外資企業優惠多，內資企業優惠少，使不同所有制企業處于不平等競爭地位的現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實行能體現量能納稅的超額累進稅率，設置含有低稅率的多檔稅率，降低企業稅負，體現對民營企業的公平。第二，對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應用新成果、研究和開發費用、引進新技術等應一視同仁，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對投資者提供技術的收入可減征所得稅；對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可規定起征點，以培育和發展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第三，對民營企業符合產業政策要求，用稅后利潤轉增資本的再投資行為，按一定比例退還再投資部分已繳納的所得稅稅款，以鼓勵企業將所獲利潤用于再投資，擴大企業規模；投資的凈資產可在稅前扣除；對特殊困難企業實行延期納稅等。

（三）實施“先期鼓勵”稅收政策

為增強企業固定資產購置和更新能力，提高企業競爭力，建議對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實行提高折舊率和縮短折舊年限的方法加速折舊；對高新技術民營企業可對其利潤再投資部分實行稅收抵免政策；制定合理的稅前列支政策，對企業的新技術研究開發實驗費用允許稅前列支，并允許未盈利企業的開發費用在以后幾年內扣除，以鼓勵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

（四）改善融資環境

資金是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融資難是民營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為此，需要國家立法為民營經濟融資提供稅收支持。稅務機關應加強對民營企業財務管理，使之真實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建立民營企業發展基金，按比例從每年的民營企業稅收收入增長部分中提取；實行對民營企業發展基金捐贈扣除的稅收優惠政策。對擔保機構為民營企業信用擔保取得的業務收入給予一定的營業稅減免優惠。

（五）積極推進稅費改革

稅收負擔之外，我國民營企業的“費負”過重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應進一步規范政府的行政行為和收入機制，明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費用都應主要由用稅人來承擔，不能再向使用者或受用者收取額外費用。要通過規范稅收制度，在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的基礎上，將部分的“費”改為“稅”，增強企業負擔的透明度，并使企業的負擔穩定在合理的水平上，促使民營企業“輕裝上陣”，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六）簡化辦稅程序，建立健全納稅服務體系

稅務部門要實行簡化納稅申報程序，加強稅收宣傳和納稅輔導和納稅培訓等服務，及時將稅收法規政策和重大事項傳達給納稅人，大力推廣稅務制度。提高稅務部門工作效率，實行“限時服務”和“一窗式”服務，降低納稅人的納稅成本。把優化服務和強化管理結合起來，促使民營企業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的基礎上，提高稅收貢獻率。

（七）實施區域協調發展與城鄉協調發展戰略，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發展民營經濟必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絕不能因民營經濟的發展導致兩極分化。因此，民營經濟除了應與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之外，還必須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與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結合起來。目前，我國仍然是生產力比較落后，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并呈現差距擴大趨勢。以廣東為例，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中，珠江三角洲占71.5%，山區只占9.1%.城鄉差距日漸拉大的趨勢尚未能有效地扭轉，1980年廣東農民人均年收入274元，是城鎮職工可支配收入472元的58%，到2002年農民年均收入3912元，只占城鎮職工收入11137元的35%，即是說22年間城鄉人民收入差距拉大了23個百分點，形勢非常嚴峻。因此，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必須同開發貧困山區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結合起來，促進發達地區的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山區轉移，鼓勵、引導和支持民營經濟向山區和農村進軍，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開發具有山區優勢的資源加工型產業，實行政策傾斜，建議對各省的貧困山區也實行國家西部大開發的稅收優惠，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其道路、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其投資環境。同時，要發動山區群眾和廣大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努力改變貧困面貌，力爭自我積累和發展能力得到明顯提高。這對擴大內需和實現共同富裕都有重大作用。近年來國家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投資需求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對拉動消費需求、出口需求的效果卻不甚明顯，所以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城鎮居民的消費出現升級時，貧困山區和廣大農民的消費沒能填補其空白。因而，國內需求仍顯得不足。因此，把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同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結合起來，以促進國內需求，促進貧困山區和廣大農民脫貧奔小康，實現共同富裕。

四、積極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于2002年6月29日通過了《中小企業促進法》，自2003年1月1日起實施，它為全面推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應以法律為依據，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指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按照政治平等、政策公平、法律保障、放手發展的方針，對民營經濟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消除一切妨礙民營經濟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弊端、政策規定和不合時宜的做法。支持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不僅僅是稅收上要進行扶持，各級政府部門都要切實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扶持民營企業創業和發展，從各方面積極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只有這樣，民營經濟才能持續穩步發展。

（一）進一步提高對民營經濟重要性的共識

在意識形態方面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認識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加大宣傳力度，打破觀念上的束縛，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破除對民營企業的偏見。“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都應該受到鼓勵”。要使廣大民營經濟、個體經營者和員工堅定加快發展的信心，各級政府要對國企、民企“一碗水端平”。所有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增強為非公有制企業服務的責任心和自覺性。努力營造民營企業及其從業人員在社會上有平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經濟上有實惠的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在全國迅速形成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新局面。

（二）創造寬松的市場環境

發展民營經濟，重在給予民營企業同等的國民待遇，放寬市場準入的限制，按照市場原則向民間資本開放包括現代服務業在內的所有可能領域，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序競爭，促進整個社會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充分調動民營經濟發展的積極性。要致力建立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強化市場監管和行業自律，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要維護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堅決取締無照經營，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偷稅漏稅和欺行霸市等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引導民營企業規范經營和守法經營，逐步把市場運行和各項經濟活動納入法規化、規范化軌道，維護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秩序。

（三）優化政務環境

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堅持依法行政原則，完善政府的經濟調控、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強化服務意識，積極構建完善高效的服務體系，為民營企業創業、經營和發展提供全程的優質服務。要充分發揮政府在開拓市場中的組織和推動作用，提升“政府搭臺、民企唱戲”的服務水平，最近廣州成立了由市政府研究室主管的“民間投資協會”，著力引導民間投資方向，拓展民間投資、融資渠道，為民營企業開拓市場、提高產品的市場份額排憂解難、開辟道路無疑是個有益的探索。同時，要按照“精簡高效、行為規范”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最大限度地減少審批手續、審批環節和規范審批程序，為民營企業提供方便、優質、低成本的服務；嚴禁對民營企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要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推動發展各類市場中介組織，加快建立執業標準和監督機制，建設公共性服務平臺，以便在技術進步、信息網絡、對外合作、市場營銷、人員培訓和管理咨詢等方面為民營企業提供社會化、專業化和規范化的服務。定期或不定期組織民營企業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和服務工作進行**評議，并向社會公布評議結果。

（四）完善法制環境

要致力建立**公正的法制環境，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市場經濟公平、公正的原則，清理和修改現行各種歧視和不利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規。加快制定和完善保障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以及個人的合法財富的法規與政策，提高法規、規章政策的統一性和透明度。要把政府的一切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切實營造出一個安全、穩定、和諧和公開、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以調動民營企業家乃至全社會在法律制度下追求個人財富的積極性。建立政策制定過程的意見征詢制度，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必須及時、廣泛公布。政府及其部門出臺與民營企業有關政策和管理措施要充分聽取民營企業的意見。積極開展政策法規的宣講、咨詢和人員培訓，幫助民營企業熟悉相關法規和政策。

（五）營造良好的融資環境

要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運用財政擔保、財政貼息等措施增大對民營企業的融資力度。國有銀行應改變對民營企業的資金需求存在的“惜貸”心理。為拓寬民營企業融資渠道，建議：第一，加快民營企業信用制度建設，逐步建立民營企業信息征集與評價體系，實現民營企業信用查詢、交流和共享的社會化，以企業產品質量、安全生產、依法納稅為重點，推進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合理的企業信用評估和管理體系，以及企業信用信息依法披露制度。第二，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加快建立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分散和化解擔保風險創造條件，積極推動商業性擔保機構和互助擔保機構的建立。也可以由政府成立第三方的擔保公司或擔保機構，為民營企業提供擔保服務。第三，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加快發展與民營企業相適應的各類非國有商業銀行和非銀行商業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