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剖析機會觀下的創業延伸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引言

創業活動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不僅涉及機會的搜尋與識別、企業家知識和能力、資源獲取和協調（Shane&Venkataraman，2000）等諸多方面，同時也受到個人、組織、環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相對獨立又彼此關聯，使得整個創業研究的內容體系極其龐雜。而現有文獻對這一研究領域的介紹，多是按不同學科（或理論）背景分類的進行，很少涉及到各理論分支間內在關系、以及整個創業理論演進的邏輯線索，并客觀上導致對創業研究理解上的混亂。為此，本文試圖以機會為線索，對創業理論延展脈絡進行梳理。

二、構建主義和企業家特質

早期的創業研究是受到一種構建主義機會觀點的影響，認為創業機會出現是建立在企業家對環境因素的覺察、解釋、和理解基礎上的（Duttaetal.，2005），機會是由企業家構建而來的。這種觀點主要源自熊彼特的思想，在熊彼特及其追隨者看來，創業機會是經濟自我變遷過程的結果，而啟動這一變遷的駕馭者是創新的企業家，他們通過創造性毀滅打破了市場均衡，才使得經濟在循環流轉中實現增長。企業家沒有發現機會，相反，他們利用經濟中發生的技術變革和創新優勢創造了機會。顯然，按照熊彼特的邏輯，創業機會只不過是“貨物、服務、原料、市場和組織方法，通過新的手段、目的，或者手段—目的關系引進而構建的情形”（Eckhardt&Shane，2003），而企業家的自主性、創新性、冒險、主動性發展、競爭進取等個人特質決定了創業的方向（Lumpkin&Dess，1996），企業家必須是直覺敏銳，富有創意，而企業家個人這種內在的特質也是難以模仿的。從而，區分企業家與非企業家不同的不同自然地稱為創業研究內必須解決的內容。

創業研究中關于企業家個人先天心性特質的探究，就是沿著這一分析路徑而展開的。1961年McClelland首開先河，提出了企業家的“成就需求”觀，認為經濟發達國家通常更具開放性、更加關注人的自我實現，這種社會標準和價值觀對人們從事創業活動有著重要影響，而企業家則是那些具有高度成就需求和強烈的自信心、能獨立的解決問題、愿意承擔適度風險和個人責任的人，因此，也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量。McClelland的這一工作奠基了了以心理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進行企業家研究的基礎，并得到了此后眾多學者的追隨。諸如：Brockhaus（1980）企業家的“風險傾向”的討論，Shapero（1977）關于企業家“內控性”影響創業行為的考查，Schere（1982）以“模糊忍耐性”對企業家與經營者差異的區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McClelland工作的延伸。

與探究企業家先天因素不同的是，也有一些學者強調了背景因素的重要性，認為成為企業家的決定不僅取決個人的特點和心理特征，而是基于更多的東西（Chrisetal.，2008）。他們試圖運用人口統計學的方法，從企業家后天的心路歷程，如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企業家的之前社會經歷等方面尋找相關問題的答案，探討其對創業行為的影響。盡管人們一直相信企業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心理特征（Gartner，1988）。然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似乎并沒有給這一論點提供有力的支持，諸如性別、年齡、教育、地位和籍貫等用來描述企業家（現有或潛在）的變量似乎很少或根本沒有影響個人的創業傾向，不可能由此對人們是否做出這樣事業或生活方式選擇作出預測（Hatten&Ruhland，1995年）。

從這一研究線路目前的進展來看，盡管很多學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見地的觀點，但總體上圍繞企業家個人特質的考察，結果是令人失望的。正如Mitchell&Ronald（2002）指出的那樣，“企業家性格”為基礎以鑒別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的獨特貢獻的研究的失敗，導致了創業文獻的一個真空，這個真空一直在等待填補。

三、機會存在與機會識別

與熊彼特及其追隨者們把創業機會歸結為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由企業家構建而成不同的是，一些學者（如：Busenitz，1996年）從實證主義或者現實主義的立場提出了相反觀點，他們認為機會獨立存在于環境中，主要是等待被發現（Duttaetal.，2005）。在這一實證（或現實）主義的機會本體論下，“打破經濟循環流轉”所需要的成就需求、自信、風險傾向等“企業家精神”，也就不再是研究個人創業的關鍵了。當然，機會雖然在給定環境下可能已存在，但機會選擇和實施的質量則決定于企業家個人認識和利用機會的能力（Chandler&Hanks，1994）。因此，考查創業機會的識別問題，即企業家能否具有過人的“警覺性”，使其能“有效覺察”給定的環境中存在的利潤機會，顯得尤為必要了。

為此，一些學者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企業家信息搜尋與知識經驗上，認為市場知識和信息差距是“一些人而不是其它別的人”準確捕獲機會的主要原因，企業家要準確識別機會，首先必須收集和利用來自外部環境的所有信息，以形成并保持一種信息不對稱，使他們能夠看到其它人看不到或忽視的新機遇（Stewartetal.，1999）。Dutta等（2005）強調了此前經營經驗的重要性，認為建立在個人歷史和經驗基礎上，通過對信息連接而獲得的推論，往往代表“非常好的”的思想，要遠比那些此前未被連接的各種信息碎片更有價值。Gaglio（1997）認為企業家以前的創業經驗可以為其提供一個處理信息的框架或心理模式，汲取以往經營經驗的能力可以影響其收集信息的數量和質量。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先前經驗有其局限性，未必嚴格提高機會識別的能力，經驗有限的企業家可以使用簡化模式來指導其搜索，經驗豐富的企業家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它們可能會因過分自信、科目盲點、錯覺控制等、也可能會使信息搜索行為過于狹窄（Ucbasaran，etal.，2001）。

另外一些學者從認知心理學等相關理論出發，著重機會識別過程中企業家認知模式特點的研究。諸如，Busenitz（1992）討論了企業家認知偏好、啟發程序與戰略決策之間的關系。Baron（1998年）考查了企業家的認知機制，如：逆向思維，（心理）歸因風格（AttributionalStyle），規劃幻想（PlanningFallacy）和自我正當性辯護（Self-justification），認為這對于解釋為什么企業家做其所做有重要的作用。Busenitz&Barney（1997年）認為往往要在根本沒有歷史趨勢、過去績效、以及周邊有沒有將被接受的新產品或服務方面等具體市場信息的前提下做出決定，但企業家可以從中通過獨特的啟發性邏輯方法解釋信息的新組合，從而獲得新的洞見。Kickul&Jill（2009）等人研究了分析或直覺兩個不同認知方式的在企業家創業自我效能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有直觀認知風格的人更自信他們有能力識別機會，而對他們評價、規劃和組織資源的能力沒有多大信心。相反，分析認知風格的人士更相信他們進行評估、計劃、并調動各種資源的能力，但覺得對他們查找和識別新的機會的能力沒有信心。

就目前情況看，從機會存在觀出發，考查企業家認知特點仍然是創業研究仍然是廣泛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對以學習為線索，對企業家認知啟發性、知識和行動之間的互動關系探討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Holcomb，etal.，2009）。

四、機會利用與創業環境

機會存在觀不僅突出了機會識別的重要性，同時也隱含著一個不言自明的邏輯。既然創業機會獨立于企業家而存在，機會的出現是企業家對環境因素覺察和理解，這就意味著，創業機會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一系列創業環境條件，這種條件導致企業家或企業家團隊或者通過現有或新建企業，在市場上推出一個或多個新的產品或服務（Duttaetal.2005）。因此，只關注企業家個人的個性行為特點，把社會、經濟和政治基礎視為客觀外在的創業研究是有缺陷的（VandeVen，1993），需要進一步從外部環境條件來理解創業機會以及創業的性質，探討什么樣的創業環境條件更有利于生成有利可圖的機會、進而有利于企業家對機會的利用。目前，關于環境創業研究的理論視點主要有資源依附理論和種群生態理論兩種。

在資源依附理論的追隨者看來環境是組織必須去適應的一系列外部條件，組織不能從內部創造一切必要的資源，組織與環境要素之間存在交易關系（Pfeffer&Salancik，1978），新企業的創建、生存和發展與其獲取可預測的、穩定的必備資源的能力具有直接關系。依據這一判斷，他們一般將其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在環境條件對新企業的創建以及企業經營的影響上。如：Gartner（1985）在他提出的創業分析框架中，強調了創業環境的重要性，他認為這些環境因素，包括風險資本的可得性、受過良好教育的熟練勞動力、現代化交通通訊設施、便捷的供應商和客戶等等；Pennings（1982）的研究認為可利用的金融資源、大的城市區域、大學的培訓和研究等因素被發現在增加新企業創建頻率方面非常重要，Romanelli（1989）在研究了環境條件和組織追求的競爭策略之間的關系后認為，充足的可利用資源是企業能否順利創建的關鍵因素，環境中資源的可得性不僅關系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也會影響到新企業融入環境的能力。

種群生態學則主要依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把組織（企業）類比為有機生命體，并從環境承載能力、組織種群密度、合法化、競爭等方面來研究組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Hannan&Carroll，1992），而企業的生成（即創業問題）變成了導致組織種群規模（企業數目）變化的進化和選擇問題。與資源依附觀簡單地把組織行為看成是對資源環境一種機械回應不同的是，種群生態學的分析框架中，組織在試圖“適應”環境方面似乎更加活躍（Ucbasaran，etal.，2001）。種群生態學學者認為自然選擇過程影響著組織種群在時間和空間的分布，而合法性和競爭性兩個相互對的程序則是決定組織種群密度的關鍵因素。當組織種群密度低時，合法性程序中占主導地位，導致企業生成率上升，死亡率下降，而組織種群密度高時，則由競爭性程序主導，情況就會相反（Alessandro，1995），從而，新企業的創建受到群體內部、種群之間以及體制因素的影響（Aldrich，1990）。當然，地理障礙的阻隔使得資源在空間分布上產生異質性，使得響應于組織密度的合法性和競爭性程序可能會取決于界定組織人口的地理邊界（Carroll&Wade，1991），進而對組織種群生態的進化產生后果深遠的影響（Singh，1993）。這就是說，新企業的創建會受到環境的資源供給與承載能力影響（Specht，1993）。

就整個創業環境研究的縱向歷程來看，早期的文獻主要集中于創業的一般環境條件、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創業環境條件的描述性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在規范創業環境中的作用三個方面（Harrison&Mason，1994）。到1997年以后，隨著全球創業觀察（GlobeEntrepreneurshipMonitor）項目的開展，由該項目提出的一個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規、社會文化、基礎設施等九個方面的系統分析框架，得到多數學者的效仿，從而引領了當前這一分支研究的主流。

五、人和機會的連接：社會網絡

近年來，受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發展的影響，基于社會網絡研究而形成的“人和機會連接”的觀點受到越來越多的追捧。新經濟社會認為，經濟行為以社會關系網絡為條件的，有目的行動企圖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轉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社會關系包括團體內的“強關系”和團體間的“弱關系”，其中“弱關系”是團體間信息交流與擴散十分有價值的“橋”，擁有“弱連接”多的人可以擁有信息流優勢，往往能更好地得到工作（Granovetter，1973）。作為弱關系理論的延伸和補充，Burt（1992）發展了結構洞理論，認為群體間的弱關系就是市場的社會結構之洞，結構洞的存在為其網絡跨中越這些洞的個體創造了一種競爭優勢，占據了“結構洞連接橋”的位置的個人或群體，就可能擁有這這一位置中的作為權力的資產（Burt，2000）。

社會網絡的研究導致了創業機會性質的全新解讀。既然行動者在網絡結構中的不同位置，對資源流動、進而創業成果產生重要影響（Hoanga&Antoncic，2003），跨越結構洞既可以使作為聯絡焦點的行動者接觸到更多的新信息，同時又反過來可能會刺激行動者及其組織學習和內部能力發展，并進而能提高績效（Baumetal.，2000），從而，結構洞對于經紀人（Broker）之間的信息流是一種機會，也是一種控制把結構洞兩邊的人連接起來的項目的機會（Burt，2000）。這種結構化理論客觀上表達了兩層含義，一方面，機會源自于特定的人對結構洞的跨越，機會因行動者而存在；另一方面，相對于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行動者是誰是次要（Hoanga&Antoncic，2003），機會不能獨立于社會網絡結構而存在。循著這一分析邏輯，Yolanda等（2006）從結構化的視點出發，認為企業家和機會之間存在一個遞歸的二元進程，而不能作為單獨和不同的領域，創業是人與機會統一。

就現有文獻看，理論界對社會網絡問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尋求對“網絡如何影響到創業過程，導致創業者或其公司的積極成果”的理解上，其主要內容包括網絡關系（交換）的內容，網絡關系治理，以及網絡結構模式幾個方面（Hoanga&Antoncic，2003）。這些研究不僅支持了社會網絡關系對于企業家在創業過程獲取資源發揮了關鍵性作用（Aldrich&Zimmer，1986）的判斷，同時也說明嵌入社會網絡是組織能夠獲得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手段（Aldrich&Fiol，1994）。另一類學者考察則主要放在創業活動本身對企業家（或其組織）社會網絡關系發展的影響上。如：Johannisson（1996）的一研究考察了新生的和現有企業家的在開始時期以及和6年結束時期的網絡變化情況，Hansen（2000）采用截面數據研究了創造過程的不同階段的不同類別的個人或企業的網絡結構基本的過程動態，Hite（2005）考察了新興企業嵌入式網絡關系的進化過程和路徑。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網絡從初期局限于業務關系逐步，演變為后期多樣化社會關系的發展趨勢。此外，新近興起的戰略創業研究，也就是“人和機會的連接”觀點在戰略管理領域的延伸。戰略創業將機會作為目標引入戰略分析框架，試圖通過機會尋求和優勢尋求的結合，建立和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在一定程度豐富了社會網絡研究的內涵。

六、結束語

至此，我們對創業理論研究發展的主要脈絡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我們認為，盡管創業研究因其自身涉及問題的復雜性和各研究分支理論背景的多樣性，使得其不同內容之間相互混雜而模糊不清，但其內部存在著一致的邏輯線索。從認識論根源，創業理論流派的分化是在于不同學者對機會性質的理解不同。而正是由于這種理解上的差異，才使得人們能夠通過不同視角的解讀加深對創業現象的理解，而創業研究本身也在這在不斷爭論中日漸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