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三農”問題應面對的四個方面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為解決矛盾日趨突出的“三農”問題，國家近兩年以來出臺了許多前所未有扶持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政策。目前正在全國大多數省市開始實施的農村稅費改革，以及與之配套的鄉鎮機構改革，特別是農業稅的緩征和免征，對三農問題的緩解起到了積極影響，尤其是在減輕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上取得明顯的效果。但由于這種改革是單方面的，尚未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全面和核心部分，一些新的矛盾也隨之暴露和產生，并在逐步影響著三農問題最終解決的效果。這些矛盾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農民對土地需求的擴張,加劇了人地相爭的的矛盾,使農村土地糾紛成為引發農村沖突的新的導火索。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不斷完善，國家支農政策的逐步出臺，農業效益有了顯著的提高，農民收入有了明顯的增長，農村土地收益開始回升。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停滯一段時間后，又進入了一輪新的高潮期。土地的增值所帶來的土地糾紛，將成為農村沖突的新導火索。這種土地糾紛與過去的不同，由過去的為改善溫飽等基本生存條件的單一、單戶的簡單的土地糾紛為維護土地公平使用權等農民的自身權益而發生的群體的、多層次的、復雜化的土地糾紛。首先，農村可耕地面積在逐年減少，農村人均耕地占有量在不斷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城鎮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非農產業圈占農村土地的風氣日趨高漲，農民可耕種的土地成幾何數下降。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加劇了土地污染、水土流失和耕地沙漠化進程，使農村耕地資源逐年減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其次，農村土地承包格局并沒有隨時間的變化而改變，不斷減少的農村土地存量與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增量不相匹配。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家庭人口的增減，特別是進城打工人員的回流,耕地的自然退化和非農產業不斷占用，無論是存量，還是農戶的人均占有量都發生了變化。但農村土地的分配格局二十年沒有隨之得到改變，農戶與農戶之間，農村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的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越來越明顯。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以按人配地的方式，將農村土地均衡的分配給每一個在冊的農村人口。但由于人們對三十年不變的政策的曲解，使得農村土地占有一直滯留在上世紀的分配格局上沒有變化。其實國家政策規定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其實質應該是農村土地實行農戶家庭經營承包的政策三十年不變，是相對農村改革前的土地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而言的。而不是說每個農戶承包的土地面積總量一定要保持三十年不變，如果是這樣，那么,某戶舉家遷走，在外地安家落戶多年，那他承包的農村土地不要閑置到他三十年的承包期滿？又如，原有一戶家有十口人，因各種原因現在只剩二口人，那他種不了的土地就讓它拋荒？因此，這種對政策的曲解，造成農村土地不能因時制宜地調整。一方面使長住農村的農民沒有地或少地，只有高價去承租別人的土地，既浪費了人力資源，又增加了這部分種田農民的負擔。另一方面，那些離開農村土地，從事非農業產業或者進城打工，并在城里安居樂業的人，他們在首輪承包的農村土地不是被拋荒，就是高價轉讓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戶，收取高額差價利潤。無形地增加了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對國家政策的抱怨，對鄉村干部辦事不力的憎恨，人為地為農村土地沖突埋下了隱患。其三、農村稅費改革使農民負擔大幅度降低，農民從種田中嘗到甜頭，農民的種田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村土地成為搶手貨。前幾年，由于農產品總量的相對過剩，以糧食為主的大宗農產品成為買方市場，價格比較低。加之農民每年每畝農田承擔的負擔高達300元以上，農民種田不僅沒有效益，而且有時還是呈負增長，土地大面積荒廢，農村勞動力大部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隨意轉讓承包土地，任意改變土地用途和棄田拋荒的現象比比皆是，從而打破了原有的、規范的分配農村土地的機制。人多地少，人少地多，賬實不符，成為當前農民土地占有形式上的通病。而從2002年開始，國家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特別是今年開始的農業稅減免，使農民負擔大幅度下降，平均每畝減幅在200元左右。農民種田開始有了利潤，土地重新引起了農民的關注！原來從事非農業的農民，開始爭奪自己已丟失多年或轉讓多次的首輪承包土地。其四、國家逐漸加大的對農村的政策扶持力度，使農村土地的比較效益開始顯現，土地重新燃起了大多數農民的致富希望，加劇了農民更多地占有農村土地的欲望。特別是新的農村土地管理辦法的出臺，規范了土地的補償標準，保障了被征用土地的農民獲得補償的權利。過去幾年并不起眼的一畝土地，現在可賣到幾千元，甚至上萬元，使一部分貧窮的農民，把他自己承包的土地當成脫貧的希望。一部分已解決溫飽的農民，把它當成財富積累的途徑。農村土地再次成為引發農村沖突的導火索！調查中發現：有一個縣市僅2003-2004上半年就發生農村土地糾紛106起，其中上訪到省級以上部門的有3起，縣級以上的21起，鄉鎮自己內部解決的43起，村組調解的39起。其中，因土地糾紛死亡2人，致殘6人，打傷50多人。

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波動風險,以及農村稅費改革所帶來的成本風險,將成為影響下一輪農業增效的不確定的因素和農民穩定增收的最大障礙。上一年的農業增效給農民帶來收入增加的喜悅的同時，也為今年農民對新一輪農業形勢的走向產生了一些憂慮。突出表現在市場價格和改革成本的不確定因素將會給2005年的農業持續增效帶來的風險，即農產品價格的市場風險、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市場風險和農村稅費配套改革的成本風險。這三種風險對農業增效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農產品價格的市場風險，增大了農業增效的波動，影響了農民增收。近幾年農業增收，特別是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能達到2936元,為近七年來農民收入的新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農產品提價，而農產品價格到目前為止已接近極限，好多農產價格已超出國外同類農產價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面對入世的沖擊，已無法招架。國家今后的農產品價格政策提升還有多大的增幅空間,現在很難料定。因此,農產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帶來了農業增效的不穩定,造成了農民增收的波動。其次，是農資產品的價格的市場風險，增大了農生產成本的波動，增大了農業增效的風險。隨著農業生產資料農村合作社的解體，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被個體工商戶所取代。由于缺乏規范的質量監督體系、合理的價格調控機制，假冒農藥、化肥、農膜、農機具等農用生產資料，充斥農村市場。農民每年因假冒的農業生產資料造成的損失占農民年收入的10%-15%。農業生產資料市場和價格的壟斷經營，使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攀升。雖然今年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但獲利的只是生產農業生產資料的廠商和營運商，農民并未有從國家優惠政策上獲利。調查發現：今年化肥每噸上漲了200元，農藥農膜上漲了30%左右，種子上漲了15%。農產品價格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波動，影響農民增收和農民對農業的投入，帶來了農業效益的波動，遏制了農業增效的潛力。其三、農村稅費配套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涉農服務體系,使農民失去了農業技術和農業基礎設施的支撐,增大了農業風險。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由于農業科技的開發、儲備不足，農業科技體制和推廣體系的不適應，使得農業技術的進步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本來就不高，還不及發達國家的50%。即便如此，但由于農村稅費改革的最初設計的不合理，致使本來就不很完善的的農村科技推廣體系因轉制而面臨癱瘓。（一）鄉鎮農技站、畜牧站和水產站的解體，農民失去農業技術部門的支撐。對新技術、新品種缺乏認識和了解，致使農業耕作方式、農業生產工具和農業種植技術仍然停滯在小農經濟時代，遠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糧食生產仍以解決人們的溫飽為目的，其它大宗農產品也結構單一，模式雷同，品質低劣，是同品種的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缺乏相應市場競爭力。（二）是水管站農機站的轉型，使本來就處于劣勢的鄉鎮基礎設施更是雪上加霜。特別是農田水利設施，鄉村道路的養護與維修面臨癱瘓。缺乏農業科技的支撐,使農產品的品質和價格缺乏市場競爭力;缺乏農田水利和道路交通等農業基礎設施的支撐,增大了農業豐收的風險。農業作為一種靠天收的弱勢產業,要承擔巨大的自然風險,面對日趨疲軟的農業基層設施,農業保豐收將會更難。三是國有渠道的解體,使農民一下子失去了面對市場的國家保護屏障。特別是糧食、棉花等收購部門的轉制，公正、公平的國有農產品交易市場被利欲熏心的農產品中間商販壟斷的民間市場所取代，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只能流動于不規范的民間市場。農產品中間商的暴利欺詐，小農意識的僥幸投機心理，加大了農業效益的波動趨勢。

這種風險的產生就其原因:一是2004年國家積極的宏觀農業政策在使農也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為下一年的農業增收帶來了壓力。近幾年,“三農”問題已進入各界視野，特別是引起了中央高層近些年來從未有的關注。國家對“三農”的投入，無論是農產品價格的增長幅度，還是國家扶農資金的投入都已達到一定的極值，加之2004年時少有的風調雨順年，使得農作物總量增長很大，農民收入增加明顯，農村經濟也步入發展軌道。但這種政策因素已接近極點，2005年能否堅挺下去，還要看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的走向。而氣候狀況更是一個不可確定的因素。而這兩個方面的不確定性，加劇了市場風險的不確定。二是政策因素造成的。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改革步伐的加快，計劃經濟體系已被打破，但市場經濟體系還未健全。特別是在農村，計劃經濟的烙印還深深地影響著農民的行事準則。中國是一個地域差異，文化差異很大的國家，完全的計劃經濟或完全的市場經濟都是行不通的。正如中國現行的體制,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不是傳統意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樣,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完全的計劃經濟，無論是生產方式、生產目的、農作物布局和農產品種類，還是農民的行為都因管得太死，使農民喪失了進取意識，農業科技失去創新活力，農產品失去市場競爭力，這已被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的現實所證實。而完全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在目前中國這種經濟成分復雜,東西中地域經濟水平差異很大,農業和工業、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速度極不平衡的情況下，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會因一時放的太開，農民還缺乏準確的市場判斷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面對突如其來的市場沖擊，不知所措。盲目模仿，投機買賣，增大了農業風險成本。

“三農”問題中首先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中最重要的是農村青年的問題，農村青年是農民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農村稅費及配套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收入，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對社會的抱怨心理和不滿情緒。但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增長,農村新增勞動力的不斷涌現,農村土地資源逐年減少,就業機會逐年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呈逐年上升趨勢。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特別是農村青年的走向，成為農民問題關注的焦點。農村青年穩,則農民穩,國家經濟發展就穩;農村青年動蕩,則農村動蕩,國家就動蕩。農村青年將成為誘發農民風潮的新的不確定因素。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村青年的數量近幾年將呈上升趨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中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年代，尤其是農村人口增長的更快。據權威機構估計，農村每年新增農村勞動力500萬。這新增的500萬農村青年既是一支龐大的產業新生力量，又使本來嚴峻的就業形勢面臨更大的難題。二、農村青年的文化素質呈下降趨勢。前些年，由于農民收入來源結構單一，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主體，而農業效益低下，農民收入減少，許多貧困家庭面對農民子弟得高額學費只好望而生畏，一般只讀到小學程度就止步。農村女孩的文化程度則更低。據有關資料顯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出生的農村青年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占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4%，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農村青年文化程度低，影響了他們接受新知識、掌握新技術的能力，無形的縮小了他們的就業范圍。許多農村青年只好從事第一產業，在城市也只能干那些很多市民不愿干的臟活，累活和危險工作。報酬低，社會保障差，被人瞧不起，增大了他們的自卑感。三、農村青年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由于農村資源的存量與農村勞動力的增量不相匹配，每年新增的500萬青年勞動力無法扎根于廣袤的農村，而一度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大就業天地的鄉鎮企業，在經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每年1300萬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崗位的輝煌后，進于上世紀九十中期，由于經不住市場經濟的沖擊，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呈逐年下降趨勢，每年接受不到300萬人。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則每年排斥農村勞動力在350萬人左右。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拖家帶口離開他們祖祖輩輩世代生活的農村，涌向就業形勢本來就嚴峻的城市。但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產業結構的提升，高科技的引進和國家對城市下崗工人就業力度的加大，許多低文化，低技能的農村青年，被天然地排斥在外，只好游離于農村和城市之間。四、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年的逆反心理在暗自滋生。隨著大量農村青年離鄉背井，一股不可小視青年民工潮波濤洶涌。民工流民化，流民青年化，青年理論化，理論歧途化,已成為農村青年動向的真實寫照。在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年中，一部分人用自己的知識和頭腦，用現代文明武裝自己，很快的適應了城市生活。但農民身份成一張永久烙在他們心靈上的名片，無論他們多么富有，在城市人眼里總是低一等。面對城里人的白眼，使他們的思想變得激進,行為變得偏執。更多的人則是在感嘆自身能力弱小和孤立無助的同時，迷茫了前途和心智，對未來的走向，產生了極度的恐懼心理。在喪失了對社會正義和公信力的信心后，沉湎于迷信和歪理邪說之中。有的游離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同時，給社會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五、農村青年將成為民間農民維權組織里的骨干分子和中堅力量。隨著三農問題的公開化，尖銳化和復雜化，農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開始從分散的、隱蔽的向各級組織祈求個人利益，向公開的、有組織的民間農民維權組織方向發展。形成正式綱領，統一口號。祈求的目的再也不僅是個人利益，而是代表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利益。農民維權組織中的代表也由過去文化層次較低的中老年農民，向青年農民過渡，并逐步成為代表中的骨干和核心。農村青年的加入，使本來就復雜化的民間農民維權組織，充滿更大的變數。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留守農村的青年中的優秀分子，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政治頭腦。他們中很多人都有進城打工的經歷，親歷過城里的繁華，飽受過因農民身份受到城里人蔑視的屈辱，他們對國家政策的了解，社會發展動態的信息，比他們的上訪前輩更熟悉，更快捷。再與分流的國家公務員，待業的大學生和城市的下崗人員頻繁的接觸，也更多地接受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更易沖動和采取過激的行為。如果四者結合在一起，那對社會的沖擊程度將無法估量！

離崗分流作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由于在操作過程中的簡單化，造成執行過程中的反復，成為穩定基層政權的新的不確定因素。精簡機構，簡化職能，裁減人員，降低財政支出，減輕農民負擔作為農村稅費配套改革的目標，無可厚非。但不切實際的一刀切，未免過于簡單化。首先，以精簡機構為名的七站八所的轉體，將一些與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息息相關的重點涉農部門一并改制，激化了農民與鄉村干部和基層政權的對立情緒。將農技站、水管站等涉農部門從國家財政補貼序列中完全退出，必然會導致他們的自動解體，這樣會使本來就不健全的農村科技推廣體系土崩瓦解。因為失去了農業技術部門的支撐，農民就無法掌握新技術，認識新品種，農產品就會失去競爭力。會使本來就處于弱勢的農田水利、鄉村道路更是岌岌可危。特別是河湖地區，農業一旦失去了農田水利設施的保障，就會增大農業豐收的風險，增大農民增收的不確定因素。勢必會導致農民對對這種改革正確性的懷疑，增大農民對鄉村干部無視農業減產農民減收的抱怨和敵視情緒，爆發對鄉村基層政權不滿的過激行為。其次以減輕負擔為名，對鄉村利益分配如格局的調整，減少了村級收入來源，使村日常工作處于癱瘓狀態。以枯竭村級行政成本為目的的農村減負,雖然達到了減輕農民負擔的效果,但也加速了村級財力的赤貧化進程。村集體本無積累，國家又無財政支持，農民集資又缺乏政依據，因此，村級政權組織無力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解決農村五保戶特貧戶的社會救助上滿足農村和貧困農民的需求。試驗型的村委會選舉辦法和失去農民熱情參與，村委會成員的產生不是流于形式，就是采取賄選，家族房頭和黑惡勢力滲透干擾霸選。有些村級組織甚至被人稱為家族勢力、黑惡勢力的看家狗！這及降低了村級組織在農民中的威信，又使它的可信度和號召力大打折扣。而村干部待遇無法保障，使他們也高興樂得個“無為而治。”不是當個維持會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到處混一口劣質酒菜來打發時光。就是把它作為撈起政治資本，侵吞集體資產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損害農民的利益。于是上級斥責他們無能，農民罵他們無用！上級的斥責，農民的謾罵，讓村干部兩頭受氣。村級政權形同虛設！宗族組織，黑惡勢力趁虛而入，動搖了基層政權根本。其三以裁減職數為名的鄉鎮配套改革，增大了鄉鎮政權的對立面，給農村基層政權的穩定帶來了不確定的因素。鄉鎮公務員下崗分流，使農村穩定問題復雜化。因為這些改革的地方，在分流政策的制定上不科學，巨大排外情緒干擾下產生的結果，使這部分離崗分流下來的人員的抵觸情緒很大。一是這些分流人員中雖大多數是外鄉人，但他們中得很多人是通過自己的真才實學而得來的。有文化，有見識，有政治頭腦。二是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本來就是鄉鎮干部中的精英，長期扮演的是重要角色。對國家政策十分熟悉，對上級處事原則也十分了解，對官場的內幕也十分清楚，在地方也有一定的威信。三是這些人都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和經濟基礎。無論是在政界、知識界、經濟界，還是城鎮市民和鄉村農民中都保持一定的聯系和影響。同時這些人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調動社會經濟資源的手段。多年的從政經驗使他們熟知如何最大限度的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和能量，如果他們以擁有的經濟、社會資源與調動其他社會經濟資源的手段結合在一起，對社會穩定的沖擊不可估量，甚至會導致鄉鎮政權的癱瘓！正因為如此，對社會的破壞程度和對公眾的影響力也就更大。大鬧鄉鎮機關，封堵縣市府門，上訪省、市、中央，一批又一批，大有星火燎燃之勢。給各級政府造成很大壓力，給地方的安定和基層政權的穩定造成很大影響。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政治風波，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像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那樣的歷史劇變，是因為在農村，沒有明顯的貧富懸殊，鄉村政權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很強；在城市，沒有下崗工人，破產市民，城市社區組織功能健全；在青年中，沒有待業的大學生和流民化的農村青年，愛國激情在他們身上沒有泯滅，而現在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前的有，不是消亡，就是被偏激的理論所取代，迷亂了人們的心智！鄉鎮分流人員若再與農村青年，待業大學生，城市流民匯合在一起，對社會的沖擊更是不堪設想！不僅會使鄉村政權處于癱瘓狀態，而且會影響到國家政權的穩定，前蘇聯和東歐巨變就是前車之鑒！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當然，說以上四方面是三農問題的焦點，并不是說農村經濟的遲緩發展，農業主體的弱勢地位，農民收入的城鄉差別等方面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是因為這些問題的產生是歷史和體制原因形成，它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對農村的影響也不在一夜之間就會形成。但目前正是農村改革處于最關鍵的時刻，也是農村新舊體制沖突最激烈的時刻，農村利益格局重新調整的時刻，各種矛盾公開較量的時刻。如不正確處理好以上四個方面的焦點問題，它們就像一個充滿汽油的火藥桶一樣，隨時都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爆炸。為此：

必須從長遠的高度,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的長效機制。農村土地分配方式，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社、大隊和生產小隊三級所有，改革為現在的按人配地,農戶承包的農村家庭經營承包責任制，無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使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農民收入有了明顯的增長。但在國家規定農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大政策下，如何因時、因地相宜制定正確理解和貫徹黨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三十年不變的細則和條例，對于這件關乎農村發展前途的重大工作，在改革的二十年里無論是國家政策部門，還是具體執行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沒有做，或者沒有認真的做，這不能說這不是農村改革二十年中的一大失誤！首先,要澄清農村土地三十年不變的真實內涵。我認為，農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是指把農村土地使用權由原來村集體的共同享有使用權，變為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分戶享有使用權的這種土地使用權的政策機制三十年不變，是針對宏觀層面來講的。而不是人們目前理解的某一家庭所承包土地總量一定要保持三十年不變。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這既符合辯證唯物論，又是農村土地使用權的微觀層面。其實,在首輪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推行十年后,很多地方也著手開始進行農村土地的二輪承包,只是由于農村家庭人口和農村土地面積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農民從村集體的人身依附中解脫出來,農民的思想也隨之變得開明和活躍。那種鄉村干部一言九鼎的神話，在農村土地二輪承包中破滅。抵制和抗爭的群體事件層出不窮，最終使農村土地的二輪承包被迫夭折。以后由于農業效益的反復，鄉村干部威信的下降，而那時國家正被國有企業改制忙得不可開交，也無力顧及農村土地延包之事。因此，這項涉及到千家萬戶利益,又延滯近十年的農村土地延包工作被永久的擱置下來，這也就成了模糊人們觀念的重要原因！所以，只有正確理解農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真正內涵，才能夠解放人們的思想，開闊人們的視野。才能打破目前人們在農村土地使用權爭論不休上的僵局，農村深化改革才能穩步持續下去，其它矛盾也隨之得到化解。其次,重新登記確定農業從業人口,這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關鍵一步。因為只有落實了農業從業人口數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分配農村土地使用權，最大限度地擴大農業從業人口的土地資源占有量。同時也可以從挨家挨戶的登記造冊中擠干農業從業人口水分，從而收回閑置和私下轉包多年農村承包土地來擴大新一輪承包土地的總量，增大人均占有量。其三,重新核定農村土地承包權。這是規范農村土地承包制必須要走的一步，也是落實國家農村土地政策的重要步驟。在原有承包權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在鄉鎮的統一領導下，以村為單位，成立農村土地評估小組，通過核定農戶承包面積，界定承包戶土地使用權四至方位，確定承包土地種類和土地質差,分等定級來保護合法承包戶的權益，減少因土地權界問題而產生的糾紛。同時為農村土地今后能出租、轉讓、入股、互換和抵押，提供重要依據。通過收回長年閑置承包地，特別是對那些閑置多年，在核實土地使用權時又不愿交出承包地或私下轉包的，要采取強制收回或征收承包土地閑置費或承包土地私下轉租費。用征收閑置承包土地費的手段來維護農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嚴肅性！其四、保護無地農業人口的權益。在重新登記農業人口，核實承包地權時，如確有農業人口耕地占有量嚴重失衡，甚至完全靠租賃別人的承包地來維持生計的農戶，又是世代都生活在這里的農業人口，要適度調劑承包土地來維持他們的基本生計。主要從收回的閑置承包地,拋荒的承包地和村組集體農田中解決。如仍無法解決，要進行適度的經濟補償。補償資金從征收的承包地閑置費或承包地私下轉讓費中解決，以次來緩和農村矛盾

必須從發展的高度，完善農業機制和農業結構的轉型，加快農村經合組織和農民專業協會的建設步伐。農村正面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新舊體制碰撞的最為激烈。隨著農村稅費配套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民在失去了鄉鎮政府的組織協調，涉農部門技術支撐和農田水利保障的形勢下，面對瞬息萬變的大市場，單個農戶獨自無法應對。因此，面對家庭經營承包制中出現的經營規模小，經營主體分散，組織化程度低的局面，如何解決好家庭生產小規模與農產品大市場大流通的矛盾是解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關鍵。所以，加快農村經合組織和農民專業協會的發展步伐迫在眉睫。這些組織和協會，既是聯系農戶和市場的便捷通道，又可通過它來提高農民的呼聲，維護農民的利益。雖然目前在農村有一些經合組織和專業協會，但它們數量少，結構單一，處于初級階段缺，乏法律意識和規范準則。首先是區域范圍窄，覆蓋面小。大多以一個鄉鎮為中心輻射本鄉農戶。跨鄉鎮，跨縣市的少，跨省的更少。調查中發現：某一縣市2003年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和專業協會只有137個，參加的農戶9486戶，占農戶總數的11.87%。其次是農民獨立法人少，而且很不規范。目前有四種類型，即龍頭企業牽頭型的占31.13%，政府和部門帶動型的占26.77%，機關干部領辦型的占7.19%，能人大戶自辦型的占34.81%。

在交易中，農民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利益受損。其三是結構單一，服務簡單。從調查的情況來看，以種養業為主占總數53.22%，加工業占總數的21.48%，運輸業占總數的9.27%,其他占16.13%。其四是服務的內容大多數是低成本的技術和信息。因此要想使中國農業適應市場化的需要，必須加快農村經合組織建設的步伐，調動政府、企業；個體和專業協會的積極性，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在這一過程，政府重點抓好農業信貸，農業教育培訓，農業科技推廣,農業保險和農業風險基金的儲備,負責跨村、跨鄉鎮的農田水利建設和交通電力的投資。特別是農業保險和農業風險基金的儲備,在明年要作為今年國家的“一降三補”的扶農政策的中重要補充來試點推廣。因為農業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農民不僅要承擔市場風險，還要承擔自然風險。只有建立了農業保險制度和農業風險基金儲備制度，在農民遇到市場風險或自然風險時就能因對無險，并能很快恢復生產。企業和個體負責農產品保鮮、包裝、加工、運輸和銷售。組建負責市場信息、生產資料供應、種養殖技術指導和病蟲害的防治的專業協會。通過農村經合組織和專業協會與千家萬戶的農民組建成多層次多形式的聯合和合作，穩定家庭承包經營，使分散經營的家庭農戶組成各種專業聯合體和規模生產基地，使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農用生產機械得以采用，使家庭承包經營與市場化的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得以解決。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加強對農村輕的引導和教育，密切關注農村青年的走向趨勢。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重點問題，而農村青年問題又是農民問題中的重點。但到現在為止，農村青年問題仍被人們所忽視！中國就是這樣，每一個問題的解決，不是在他產生的萌芽中，而是在他造成危害現實的時候，才去采取取補救措施，那所負的努力和風險就要大得多。因此，對農村青年問題一定要做到未雨綢繆！首先，是提升對農村青年關注的層次。農村青年無論從總量，還是從發展速度對未來中國農村來，乃至中國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度都是無法估量的。因此，中國農村青年的問題，不僅是農村的問題，縣市、鄉鎮重視的問題，而是省，乃至中國最高決策層盡快提到議事日程的大問題！此事不容延誤!其次、是提供農村青年的就業平臺。要解決農村青年的問題，關鍵是要給他們創造更多得就業機會。一是要開展多層次的就業培訓。通過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培訓，來提升他們的文化層次，教育素養和就業技能。國家要向關心大學生一樣，加大對農村青年培訓資金的投入。使他們不僅在農田土地上能施展拳腳，而且還在鄉鎮企業，進城打工上有所發展。其三、是拓寬多領域的就業渠道。(1)是取消戶籍制度，讓農村青年享有平等的就業、勞資和其他社會保障。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阻斷農村青年走向多領域發展的桎梏。即使是在鄉鎮企業，對青年農民工也是采取歧視政策。更不用說在城市就業則更是三等公民看待。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工種是青年農民工干的。工資得不保證，工傷得不到救治，勞保和退休保障則更是望塵莫及。總理幫助農民工討工資的報道，既是對總理愛民如子的褒獎，更是城市農民工凄慘遭遇的無聲控訴。(2)消除身份歧視，讓農村青年享有平等的晉升和參與社會、政治的機會。中國的現行體制仍然無法改變農民的兒子世代為民的尷尬處境，農民身份無形的標簽，永遠注定了農民的一生與中國的政治無緣。即便有少數農家子弟走出了農村的土地和深山，走進了政府、商界和上流社會，但他們中的多數也因自身利益，環境的變化早已不再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了。或從來就沒有作過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即使是最具有代表意義的全國人大代表中也沒有一個真正常年扎根于農村土地上的真正意義的農民，充其量是一個與農字有關的政客或技術官僚！因此，由于農民在中國政治生活的消失和稀缺，使農民的聲音從來就沒有被人在國家的高層中高聲吶喊過，農民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所以，消去農民身份的歧視，讓農民，特別是農村青年更多的參與中國的政治生活，獲得與其他人一樣的晉升權力，是保持中國政治力量結構多元化，維護農民利益，保持農村穩定，推進中國真正意義的民主進程的關鍵舉措。其四、加強農村青年的國情教育。對農村青年的關注除了擴大就業渠道，提升他們的政治地位外，還要加強他們的國情教育和愛國教育，讓他們從迷茫和迷惑的心智中解脫出來。對青年的教育,韓國和日本就要比中國做得好，無論是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是影視作品，到處都充滿了愛國情結。而中國目前被金錢和權力的欲望所籠罩，使青年人喪失了理智和信仰，特別是農村青年面對自身的弱小和社會的無助，更容易被人引入歧途！

必須從穩定的高度,妥善處理好鄉鎮配套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農村改革進入了最關鍵的時刻，舊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集團正在重新組合，各種矛盾沖突面臨著公開的激烈較量，農村的穩定在此時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但目前的情況并不樂觀，特別是這次鄉鎮配套改革中出現的新動向，更令人擔憂。為此首先是要密切關注上訪形式的新動向。為了申張正義，反映冤情，過去和現在的主要辦法是逐級上訪。但過去上訪的對象只是單一個地區，單一各部門，為單一件事，單獨上訪，而現在有了新的變化。如在一個縣市，最近所發生的一件上訪事件就令人擔憂。有一財政供給部門，因不滿這次改革中的某些做法進行上訪，堵塞了政府大門。這次上訪的對象中不僅有城鎮的上訪者，還有鄉鎮的；不僅有厲害關聯的部門的人參與，還有企業和社會其他人員共同參與；不僅是白天，而且十二十四小時靜坐。這是一種社會力量的大糾合，也是上訪形式的新動態。再與待業的大學生、分流下崗的機關干部和教師醫生等知識分子匯合在一起，其后果不堪設想！其次是及時理智的化解上訪者的對立情緒。現在的上訪者除了參訪者的成分和動機有新的變化外，參訪者的社會地位、文化層次都有明顯的提高。過去的上訪者大都數是受屈的農民和下崗的工人，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相對低一些。而現在的多是分流下崗的國家公職人員，他們的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都相對高一些，官場背景和社會關系網要復雜些，對黨的政策和解決的辦法都比較了解。因此處理起來要復雜得多。加之隨著鄉鎮配套改革面的不斷擴大和深入,那些分流下崗的國家公職人員就不僅是幾百,幾千,幾萬,甚至是幾十萬!那將是一個龐大的隊伍,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所以要組建素質更高,責任心更強的專業人員和機構來調處這件事。其三盡量將矛盾的對立面控制在最小范圍。消腫減員，是農村配套改革的必然趨勢，誰也無法阻擋。但改革中的問題，是長時間歷史所形成的。比如機構設置太多，人員編制太大，這不是一次改革就能解決的。況且下崗的國家公職人員中不乏有精英分子，裁撤的機構中不少是與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單位。因此，如何因時、因地、因環境優化改革方案，最大限度的愛惜人才，是改革當權者慎之又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