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國農民家庭發展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研究綜述

1、有關概念

家庭：由具有婚姻、血緣或收養關系的人們組成長期共同生活的群體。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群體形式。

本文作者著重從家庭結構、家庭功能、家庭關系三個基本方面來探索家庭的發展變化。

家庭結構：指家庭成員的組合狀況。它是家庭中的代際結構和人口結構的統一組合形式。家庭結構主要從家庭規模、家庭類型這兩個方面來體現。

家庭功能：指家庭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從生產功能來闡述。

家庭關系：是指生活在一個家庭內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

2、研究目的和意義

作者認為，嘗試用個案訪談的方法來生動的了解中國東南沿海一個家庭百年來在歷史洪流中的興衰，以其作為一個典型部分真實的反映20世紀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家庭的產生、發展，并洞察當時的社會歷史，然后從家庭的建立、家庭結構、家庭關系的方面來探討當代中國家庭的發展趨勢，是一項相當有意義和內涵的工作，同時對于作者來說，還能夠了解自己的家鄉和家庭的歷史，實則一件幸事。

二、方法論說明

作者嘗試用個案訪談的方法來試圖描繪和反映當代中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家庭發展。個案訪談是一種重要的質的調查研究方法，著眼于打破擁有文字權的主流意識，具有顛覆性的意義，適用于弱勢群體。它可以隨時調整訪談大綱，補充文字歷史的不足。作者認為，它是一種比較注重人性、注重事物的生命歷程、注重普通或特殊群體聲音的調查方法，這與社工的理念不謀而合。雖說個案訪談受種種干擾因素（如當事人的主觀意識、訪談員的素質等）的影響，但它不要求冷漠的量化和統計，體現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保存了最真的聲音，是一種非常重要、非常感性的調查方法。這次訪談似乎更能讓我們積極的用心地去做，訪談員與被訪者之間的互動經歷也讓彼此收獲頗多，訪談的資料也成有生命的……

浙江省蕭山縣（后撤縣設市，今為杭州市蕭山區）戴村鄉丁村是浙北丘陵地帶的一個村莊，那里一半是竹山，三分是水，兩分是田，田以種植水稻、茶樹和棉花為主。19世紀末周文軒憑其勤勞和生財有道蓋了周家大院，并買下三百畝良田、一座竹山和兩個竹園，在當地顯赫一時。大院正堂（家庭議事、祭祀和辦紅白喜事的地方）、東西廂房和偏屋構成。大院對面還有7間廂房。按當地的風俗，婚姻由媒人說媒，男女雙方不得見面，僅將雙方生辰八字放于灶頭，若半月內家中平安無事，再由父母做主成婚。在家中么子結婚滿月后就要分戶，年老的父母和長子一起住，由其子共同贍養。東廂房本為正房，可風水先生測定西為上，周文軒及長子子庚就住西廂房，把東廂房給了么子子根，次子子文則要得大院對面的7間廂房。若有大事就在正堂議事，逢年過節或紅白喜事都有全院人一起操辦。周文軒死后，家業（一山二園、百畝良田及西廂房）由長子繼承，可子庚沒幾年便賭光了大部分家產，只剩下竹園和房子。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在中國很多地方（包括浙北）施毒氣，加上醫學不發達，子庚三兄弟皆因染上毒氣而亡，次子子文的兩個兒子也早夭了。長房長子易貴因與父不和被貶出院外，自在半里路外立戶。易定因負責照顧得精神病的易文而得西廂房，易庚則得西廂偏房。么房長子易紅16歲時經人介紹去杭州天窗帽店做學徒，就再也沒有回過大院，因此東廂房給了次子易先，么子易章得東廂偏房。在這戰亂時期，易貴參軍干革命，易先做了一段時期的保長，而其余的易字輩皆靠挑私鹽、賣竹和茶葉或幫人務農所得來換米維持家里的生計，女人們都不識字，在家做家務、帶小孩、繡花養蠶。大事由院中最年長的男性做主、全院承擔，各戶細事由各戶家長做主。

解放后，1950年至1955年，周家20幾口只擁有竹園和周家大院，所以時成分定為貧下中農，每人分得四分田（十分為一畝，包括山田），易字輩的人大都在家務農，而建山、根揚這一輩的人都上了學，包括女孩（以前女孩是不能上學的）。各戶平時相互幫忙，比如農忙時幫忙收割和播種，分擔家務，有事則一起商量一起承擔。

1956年后，當時村里成立了互助組和初級公社，后來又成立了高級，農民的土地、牲畜及大農具都入了社，農民變成了社員，靠工分吃飯，土地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村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由生產隊、大隊和公社的各級干部負責管理，每戶只留少量自留地和副業。在丁村由20-30戶成立為一個生產隊，家中有勞動力的成年男女都要去勞動掙工分，周家大院內的各戶基本上在一個生產隊上工，各戶平時相互幫忙，比如照看孩子、分擔家務或者互相接濟，有事則一起商量決定分擔。易貴當上了戴村鄉的鄉長,但于60年代初就病死了。由于易字輩的都讀過兩三年私塾，因此，易先做了生產隊的會計，易庚做了小學教師，在后來的“劃右派”政治運動中，易庚因寫104張大字報而坐牢長達五六年。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讓丁村一帶好多人死于饑餓和肺結核，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拋下年幼的孩子病死了。易庚的兩個兒子根揚和跟秋因父坐牢、母病死，大院各戶又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兩兄弟最后由其外婆接去撫養長大，根秋成年后沒再回過大院。

1966年，。1968年，丁村學校停課，兩年后恢復正常，因為易先在解放前作過保長，他的兩個女兒因為家庭成分問題不能再升學。在運動中，大院正堂門梁上的那塊象征大方之家的匾額被毀，國富為搶救那塊匾額而在運動中出了意外，變得瘋瘋癲癲，由其兄國昌照顧，大院各戶也不時接濟和幫忙照料。74年丁村各生產隊歸并到戴村大隊，生產由大隊統一安排。根揚成年后回到大院住在西廂偏房，在隊里務農，時值知識青年下鄉，根揚與一女知青戀愛成婚。70年代根揚他們那一輩的婚姻不再像他們父輩那樣，而是自由戀愛或先由媒人介紹認識，然后自主婚姻，擇偶的范圍也廣了，不再局限于二三十里之內，但仍在方圓百里之內。金星那一輩除易先的兩個女兒外都讀到初中。

1978年改革開放，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極大地解放了農村勞動力，東南沿海首先富起來，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迅速，金星搞個體、跑運輸，大江南北的走，后來搬出了東廂偏房，自己造了三層小洋樓，成了萬元戶，妻子高中畢業出去打工，后來在當地的鄉鎮企業上班，有一個女兒。月星在當地的私營礦廠里開采石礦，也另起小樓，有一個兒子在上高中。根揚農轉非，在鎮上的航管所（屬于國營單位）工作，舉家遷至鎮上，有一個兒子，在杭州市里工作。85年，國榮因與其妻關系緊張，在一次大吵大鬧之后喝農藥自殺，其妻帶女再嫁。國昌一直在家務農，其妻在村里的鄉鎮企業當臨時工，其兒子和女兒都考上了大學，女兒后來嫁到了外省。各戶的關系也慢慢疏遠了，周家正堂也成了一個擺設，周家大院在人去樓空之后像一塊石碑一面印證這這個家庭的興衰歷程，一面又默默注視著未來。

四、家庭歷史變遷分析

1、家庭功能的變遷

雖然解放前的中國農村家庭總體來說，從事的是自給自足單一的農業生產，既是生產的基本單位，又是生活的基本單位，但對于東南沿海屬丘陵地區的農民家庭來說卻不是如此，由于山丘多地少、經濟作物（如毛竹、茶樹、棉花、桑樹）與水稻的種植并重，去城里跑船、作學徒和挑私鹽是當時那一帶的農民除了務農之外的三大謀生之路。周家由于人多地少（田地早給周子庚輸光了，只留了一點），易紅去城里做學徒，易先、易庚去幫工或挑私鹽，易榮、易定則在家務農，女人們在家做家務、帶孩子、侍奉老人、繡花。（這些分工全由當時的大家長周子庚做決定），所以當時的浙北農村不是單純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反而有著相當繁榮的簡單商品經濟的萌芽，這可能就是改革開放后，沿海一帶的農民可以較快的轉變觀念，擺脫土地的束縛，率先富起來的內部原因之一。

中國農民家庭是經濟利益、政治利益、血緣關系、感情交流、撫養贍養的統一體，其中經濟利益是決定因素，中國農民家庭的本質是一個經濟單位。費孝通認為，組織家庭的目的是為了從事生產、維持生存。

解放前，周家各戶男女各司其事，各有分工，共同生產、共同生活、相互合作，經濟收入支出統一分配，各戶有著密切不可分的經濟和利益聯系。

1950年——1955年，全國實行，分田到戶，一切非公有制經濟被取消了，男人們不能再挑私鹽，女人們也不能拿蠶繭和茶葉去賣了。周家每人分到四分田（十分為一畝），易紅也在杭州從學徒成了工人，這時周家各戶成了基本獨立的經濟單位，不再是共同生產，以周家為經濟單位，因而各戶的經濟聯系和利益聯系開始弱化，但周家大院內的各事仍一起商量一起承擔，各戶經常相互幫忙務農或相互接濟，在感情上仍密切往來。

1956年后，周家各戶都入了公社，周家成年男女都成為公社成員，這時周家各戶的經濟聯系更加削弱，各戶不再是獨立的經濟單位，而是與村里其他家庭成員共同構成丁村公社這個經濟單位，各戶上工拿到工分以維持一戶生活，只有在困難的時候各戶才相互幫忙，比如照看孩子。因為各戶成員都是屬于一個生產隊的，各戶之間沒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厲害關系，所以各戶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在政治上，先是因為易貴是鄉長，是共產黨員，而易先在解放前做過保長，因而兩家逐漸疏離；后來易庚被劃為右派，各戶為自保“清白”，相互推讓，讓本應由周家各戶分擔撫養的易庚的兩個兒子無所歸依，成為各戶利益的犧牲品，在這次矛盾沖突中，周家各戶的感情聯系幾乎割斷。

改革開放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東南沿海大力搞活農村經濟，周家各戶的經濟利益又擺到了第一位，由于各戶的經濟基礎獨立，相互之間沒有密切的經濟厲害關系，再加上各戶致富的先后和程度不一致，且先后遷出大院另立門戶，更加使得周家各戶的經濟、政治，尤其是感情聯系表面化和松散。

2、家庭結構的變遷

解放前，由于戰亂和醫學不發達，周家人丁并不是很興旺，這時的周家屬于聯合家庭：50年代末，由于自然災害和疾病，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早逝，所以都只生了2個，且易明和易竹早夭，所以周家的家庭規模是緩慢增長，后來60年代由于政策提倡多生，加上醫學發展，所以周家人口達到了最興旺的時候，這時的周家屬于多個主干家庭和聯合家庭的聯合體（因為周家各戶各起爐灶，各自承擔各戶主要生產和家務，各戶收入各自籌劃支配，父母若在世則由其子共同贍養但吃住在長子家）；改革開放后，農村實行計劃生育，每戶只生1-2個孩子（頭一胎若生男則只準生這一胎，頭一胎若生女則準再生一胎），家庭規模逐漸小型化，周家各戶先后遷出大院，實質上成為各個核心家庭，只在名義上成為周家各房。

3、家庭關系的變遷

舊中國社會的農民家庭封建思想很濃厚，在父權夫權之上還有一個“天”。在丁村方圓百里，男女雙方能否成婚，媒人的撮合和父母的決定雖都是重要因素，但若在雙方生辰八字放在灶頭的半個月里家里有什么風吹草動，那么即使媒人說破嘴或父母再怎么滿意這樁婚事都只能作罷，因為“天意“違背不得。周家大院蓋成之后本應按照“父子長幼、東上西下”分配居室，但因風水先生說“天意”是“西上東下”，周文軒便與長子周子庚住西廂房。至今在農村，封建思想仍有一定的殘留，周家的子孫們至今都認為那個風水先生說謊（收了小人的錢把“東上西下”說成“西下東上”），使得周家的入住違背了“天意”，所以大院才敗落得如此荒涼。

在“天”之下的就是父權。在遺產繼承上，長房長子繼承大部分家產，其他各房按長幼分得相應住房和田地，正因為長子的地位僅在家長之下，才有后來的周子庚敗光家產，周家由大地主淪為一戶有著氣派大院、人口興旺，卻少田少產的普通又獨特文化的大戶農民家庭。在周家，家長有權決定各戶的一切生產生活。解放前，在周文軒死后，由周子庚當家時（他死后由周子根當家），他在周家有絕對的權威。他決定各戶的生產分工，絕大部分各戶的收入都由家長統一分配支出。當年長房長子周易貴與其父也既周家家長周子庚鬧翻，從而被剝奪財產繼承權并被逐出周家大院，這就可見父權的威力。解放后，因周子根也已去世，易貴又被逐出，因而周家已無家長，無人攔權，各戶開始分散，周家若有事則由各戶主事男子（這里稱各戶家長，一般是最年長的男子）共同商量決定；改革開放后，中青年男子成為家庭的主要生產者，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也主要來自中青年的收入，老人逐漸喪失了決定家庭事務的權利和地位。在周家各戶，易字輩的老人們（易定、易章）不再是握有家庭權利的主事者，金星、建山他們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長。

父權之下是夫權，周家家長在世時，一部分各戶內部瑣碎事務由各戶家長做主處理，女子基本上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周家最后一任家長子根去世后，各戶大部分事務由各戶家長做主，由于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平等教育，婦女有了參與家政的權利，但是在農村在周家婦女仍然沒有決定家事的權利（一方面是因為男尊女卑思想仍有殘余，另一方面是因為婦女的經濟不獨立），一直到改革開放后，婦女在經濟上逐漸獨立，再加上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婦女在家里有了共同決策的權利，真正實現了男女平等。

解放前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天意”+父母之命，婚域在方圓二三十里之內；解放后，農村在一系列運動和教育中逐漸婚姻自由，媒人介紹成為一種男女雙方認識的途徑，那時的社會流動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政治運動的結果，根揚和上海女知青結婚就是當時知青上山下鄉政治運動下的自主婚姻；那時的婚域主要在方圓百里之內，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加速，婚姻更加自由，婚域更廣，國昌的女兒嫁到了外省就是周家在這一點上的最好證明。

周家由于起初家底殷實，易字輩以上（包括易字輩）的男丁都上過私塾，但周家女子皆不識字；解放以后，講男女平等，女子有了上學學文化的機會，但由于講究“成分”，當過保長的易先的兩個在上小學的女兒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機會。改革開放后，農村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國昌的兒子和女兒都大學畢業，易先的外孫子女也都是高中以上學歷。

4、人口流動

解放前，中國的社會流動是很少的，但屬于東南沿海的浙北地區卻不一樣，這里是簡單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地區，在周家，易先、易庚去挑私鹽，村里還有不少人去跑船，社會流動還是比較有活力的；解放后，計劃經濟，農村實行農業合作社，消滅了一切非公有制的經濟成分，除了政治運動造成的社會流動外，由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流動幾乎是停滯的；改革開放后，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飛速發展，東南沿海的農村農民很快就富起來，金星搞個體，跑運輸，全國各地的走，金星的妻子外出打工，根揚遷居到鎮上，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后農村社會流動加劇（經濟發展的結果）的表現。

內容提要：家庭是社會的單元要素，一個家庭的產生、發展和消亡及其榮辱興衰都烙著社會歷史的印痕，但又有其獨特之處。作者試圖用個案訪談的方法描述一個家庭的起落歷程，試圖在展現這個家庭個別魅力的同時反映當代中國農民家庭的發展趨勢，也許這個個案只能描繪一些當代中國家庭的殘影片狀，但作為一種努力，值得嘗試。

關鍵詞：家庭，歷史變遷，趨勢

參考書目：

1、《當代婚姻家庭》劉炳福著上海三聯出版社1996年4月版

2、《社會學概論》劉豪興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3、《當代中國家庭研究》沈崇麟、楊善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