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有效自我調整提升適應力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社會網絡破裂對身份認同的影響；相關政策及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用土地轉為非農用地、對失地農民的認識也日漸由宏觀走向微觀,研究視角不斷創新、喪失土地不僅意味著工作機會的喪失、建立于親緣和地緣關系基礎上的核心關系圈破裂、失地農民進城后將面臨多種風險、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的解體是導致失地農民邊緣化的重要原因、造成各種社會剝奪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各種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和缺失、失地農民身份認同與角色轉換過程是物質形態與觀念形態雙重變革的過程、政府須積極轉變職能,發揮主要作用等，具體請詳見。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用土地轉為非農用地,失地農民成為龐大的社會群體。而這群人是被社會機制從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村熟人社區中剝離,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去適應并融入城市生活,屬被動城市化群體[1]。近幾年,對失地農民身份認同的研究受到各方面專家學者的重視,對失地農民的認識也日漸由宏觀走向微觀,研究視角不斷創新。但目前關于社會支持網絡破裂對失地農民身份認同影響的研究尚無人涉及,本文初步分析了社會支持網絡破裂對失地農民身份認同的影響。

二、社會網絡破裂對身份認同的影響

對于失地農民,喪失土地不僅意味著工作機會的喪失,個體心理的強烈失落和變遷也意味著原有社會關系網的解體,而這種解體對失地農民這一弱勢群體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因而嚴重影響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建立于親緣和地緣關系基礎上的核心關系圈破裂,帶來親情友情的撕裂和生活的無所適從,造成失地農民入城后情感和精神支持的缺失,不利于他們實現身份認同。喪失土地后,一部分農民被安置到了該社區過起了市民生活,而另一部分居民被安排到其他社區或并未搬遷。訪談發現他們在被分割兩地的情況下更多選擇電話聯系而不是相互走動。有研究表明打電話事實上只起到保持相互關系的作用[2],并不能增強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情感支持與陪伴支持在失地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起重要作用,尤其當他們的身份認同處于困境時更是如此,起減緩壓力的作用,而情感支持與陪伴支持等精神支持多是由親屬、朋友和鄰居提供[3],原有基于親緣、地緣關系的核心關系圈破裂,導致失地農民缺乏必要的精神支持,這不利于他們度過身份認同困境。

第二,失地農民進城后將面臨多種風險,同一社會網絡中人們的高度“同質性”使得他們在面對風險時“共同無力”,而“互惠性”的缺失又使他們與當地居民的社會關系無法建立起來,這種社會網的真空狀態讓孤立的個體無法規避風險,面對風險的無力是造成他們身份認同障礙的重要原因。賀雪峰把“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村莊內部關系的能力”稱為社會關聯度[4]。進入新社區后農民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原有社會組織結構解體,社會網絡遭破壞,社會關聯度降低,居民調用社會資源能力進一步下降。即使原有社會網依然存在,但由于同樣遭遇失地問題,高度同質性使得他們在遭遇風險時不能相互給予幫助。在原有社會網不能發揮支持作用時,新社會網絡也難以建立。研究表明失地農民的交往對象多是同村農民而非其他小區市民,他們在遇到困難時很少向當地居民求助,除了有自己的群體歸屬感外,更多的是缺少建立這種社會關系的紐帶互惠的交換。交換意味著雙方處于相對對等的位置并占有對方需要卻不擁有的資源。剛剛市民化的農民無論在公共資源的占有還是社會資源的支配上都處于弱勢地位,此情況下無對等可言,新社會關系網也就無法建立。原有社會網絡破裂及新社會網絡重建困難使失地農民的社會網絡幾乎處于真空狀態,這使得他們在面臨各種風險及困難時集體無力。面臨的各種困境中最突出的是就業困難,就業是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難以融入城市影響了他們對市民身份的主觀認同,進而陷入認同焦慮和認同困惑的身份認同危機。

第三,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的解體是導致失地農民邊緣化的重要原因,而正式社會支持網的缺失更從制度設計上將失地農民拋到主流社會之外,阻礙他們順利實現市民身份認同。在社會剝離過程中的社會剝奪是失地農民身份認同危機產生的現實原因,而造成各種社會剝奪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各種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和缺失。如土地產權制度中產權主體的虛置和模糊、我國相關法律未對公共利益做明確界定、征地補償標準低、征地安置方式不完善、關于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等。正式社會支持網的缺失加劇了失地農民的相對剝奪感,進一步阻礙了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的進程,在社會網絡的真空中失地農民失去了提升自己和獲得發展的社會資本,從而被主流社會日益邊緣化。

三、相關政策及建議

失地農民身份認同與角色轉換過程是物質形態與觀念形態雙重變革的過程,其實質是失地農民定位新社會角色、內化新角色行為規范、增強新角色扮演能力的心理及社會環境的轉變過程[10]。這不僅需要政府為其創造良好的外部社會經濟條件,同時也需要失地農民不斷充實自己,有效進行自我調整,提升自身適應能力。

本文提出幾個促進失地農民身份認同與角色轉換的建議:一,政府的支持。在協助建構失地農民新身份認同時,政府須積極轉變職能,發揮主要作用,除提供適當經濟支持,還應積極幫助他們實現職業轉變;二,相關制度的變革。相關部門應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及創新和改革國家土地征用補償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體系;三,失地農民自我素質的提高。失地農民自己應正視現實、轉變觀念,使自己的思想行為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并提高自我素質,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做好應對城市生活的準備;四,良好社會文化的營造。改變農民受歧視的排斥氛圍,營造有利于失地農民觀念轉變的社會環境,使其盡快從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上縮小同城市居民的差異,使其真正進入城市主體社會。

參考文獻

[1]賀雪鋒:《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4

[2]賀寨平:“國外社會支持網研究綜述”[J],《國外社會科學》,2001(1):7682

[3]張海波、童星:“被動城市化群體城市適應性與現代性獲得中的自我認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農民的實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2):86106

[4]張文宏、阮丹青:“城鄉居民的社會支持網”,《社會學研究》,1999(3):1223

[5]趙同春:“失地農民角色轉換研究[J]”,《民族論壇》,2007(7):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