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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三農”問題一直處于升溫之中,逐漸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再次成為繼20世紀80年代以來連續幾個中央一號文件鎖定的主題,并被提到“全面小康的難中之難”、“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等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作為學術研究的“三農”問題理論,是現代化與改革開放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在總結現代化建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依據中國特有的國情,對農業、農民、農村問題進行調查與分析研究,既分析這三者的內在聯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三農”問題理論,并以此作為認識實踐、分析問題的理論框架。理論學術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與社會各界的重視,1993年,黨中央出臺了《90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一次把農業、農村和農民一起稱為“三農”,從整體與聯系的高度來重視和解決這一系統問題。與年輕的“三農”問題理論相比,“三農”問題作為客觀存在則早已根植于歷史與現實的土壤之中,并隨著時代的推移而不斷變化其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歷史就是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史,一個以農民活動為主體而構成的歷史。歷史上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問題的集中暴發。這種“三農”問題存在在前,“三農”概念形成在后的現象,多少有點像小孩長大以后再取學名這一社會現象。“三農”問題有點像一堆亂麻,剪不斷,理還亂。而“三農”問題的形成則有復雜的歷史根源與現實原因。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環境影響;既有歷史因素的積淀,又有現實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與中國特殊的國情及現代化模式分不開。

從歷史根源來說,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與農民大國,是早熟的農業文明古國,小農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這就是“三農”問題形成的歷史根源。這一歷史根源對“三農”問題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響。———就經濟而言,農業是古代中國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特征。這種使用簡單生產工具進行個體生產的小農經濟,具有經營規模狹小、生產力低下、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等特征。這種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的盛衰往往決定著歷代專制王朝的盛衰和整個社會的治亂。而且,這種分散的小農經濟雖然規模十分細小,內容比較簡單,彼此不產生分工與聯系,但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再生能力極強,只要有簡單的工具和一塊土地,這種經濟很快就會被復制出來。因此,雖然朝代更替不斷,你方唱罷我登臺,但小農經濟基礎卻從未動搖,一直在延續。雖然專制政治已走進歷史,但這種小農經濟仍在程度不同地影響著農業與農民,滋生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政治影響而言,在封建專制時代,農民既是小生產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負擔沉重、生活困難,農民問題逐漸積累,最終演變為周期性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失敗,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茍延殘喘;而農民起義成功,則意味著農民領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為一代君王。因此,農民起義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成為封建專制制度再生與復制的重要杠桿。在中國歷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時期小王朝更替不算),雖然直接由農民起義建立的王朝只有四個,但幾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與農民起義有關。因此,黑格爾說,從本質上說,中國沒有歷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與復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點與終點的轉換而已。

周期性農民起義的原因很多,但都與土地兼并有關。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又有本質區別。以明清為例,我國明清之際的土地兼并大致與英國圈地運動同期。據史書記載,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達到嚴重的程度,僅宦官頭目魏忠賢兼并的土地就多達100萬畝以上,超過當今一個縣的耕地面積。清兵入關后,又對土地進行瘋狂的掠奪,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頒布圈地令,土地兼并與集中的程度遠遠高于同期進行圈地的英國。但同樣是圈地,卻存在著目的與手段的本質區別。英國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經濟的刺激,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收益,進而增加了社會的總財富;而中國的土地兼并則是統治階級擴充自己財富和勢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會總財富,只不過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劇社會矛盾與社會動蕩。英國的圈地更多是通過經濟手段,通過競爭逐漸淘汰小生產者,消滅封建小農,從而提高了土地的經濟效益,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加快了現代化進程,使之成為地球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而明清時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統治階級依靠強權與特權進行的,把廣大以土地為命根子的農民逼上梁山,引發周期性的社會危機。不同的目的與手段,導致了不同結果:圈地在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動蕩,阻礙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而英國的圈地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工業革命的進程。雖然歷史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與小私有者而養成的特殊性格與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產生影響。

———就社會心理而言,農業、農村與農民是組成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傳統文化最深厚的土壤與資源。中國農民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根,其身上積淀與傳載了許多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良傳統,如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結構中有不少與現代化不相適應,如安土重遷的人生哲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農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狹隘、保守、封閉、愚昧、迷信等問題。而且這些精神包袱是潤物細無聲般長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內在性、穩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農民,并使培養新型農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三農”問題的形成不僅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又與社會轉型分不開,甚至可以說,“三農”問題就是現代化所引起的社會轉型的產物,是一種轉型之痛。這種轉型之痛主要源于兩個方面:即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特殊的現代化模式。從一般規律來說,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現代化包含緊密相連不能分割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農業的分化解體,一方面是現代工業社會的整合生成。根據現代化的經典理論,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國民經濟的工業化與人口的城市化。隨著現代化的啟動與推進,城市逐漸取代農村而成為整個社會的重心、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社會的支柱產業。這種現代化不可避免地給“三農”帶來三大趨勢:一是工業化的推進與產業結構的升級造成農業的小部門化,農業由支柱產業變為一般產業再變為小比例產業,發達國家農業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進與非農就業的增多造成農民人數的減少,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由絕對優勢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發達國家農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農民的職業化,由傳統農民變為現代農民,由Peasant變為Farmer,由先賦性身份變為后致性的職業選擇。在這種趨勢中,城鄉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城鄉關系表現為城市的鄉村化;而在工業時代,則表現為鄉村的城市化。這意味著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逐漸變為中心與邊緣、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在一定時期內,城市的興起與農村的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城鄉差距、工農差距開始形成,鄉村社會承受著前所未有的轉型之痛。日本社會學家蓮見音彥在其著作《苦惱的農村———國家政策與農村社會的變化》一書中分析了現代化引起的農村社會的變局,以及由這種變局引發的苦惱。這種苦惱就是現代化引起的不適應癥與陣痛,就是一種由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的轉型之痛。

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引發了“三農”問題,而中國特殊的現代化模式則加劇了“三農”問題。著名社會學家M•列維認為,現代化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早發內生型現代化,這類現代化是一個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漸進的變革過程。這一類現代化以英法為典型個案;另一類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化,這類現代化是在自身內部因素軟弱或不足的條件下,外來因素的沖擊與壓力形成為主要推動力。這類現代化大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就屬于這一類型。中國的現代化來得太遲太被動太突然。1840年的“鴉片戰爭”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古老的中國被卷入現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現代化之路。經洋務運動、近代民族工業的產生與發展、一戰期間的經濟發展等幾個階段,中國現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仍為典型的農業國,現代經濟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機器的工業只占17%左右。1949年工業固定資產約為128億元,工業職工僅為300萬人。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就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駛入了現代化的快車道,產業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非農產業占比上升到90%左右,農業占比下降到10%左右。中國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走上了西方現代化國家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用一代人的時間創造了幾代人的奇跡。中國這種后發外生型現代化模式固然有后發優勢,也不可避免存有四大后發劣勢,即由傳統因素的瓦解和現代因素生成的差異性而生成的錯位現象、由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失衡現象、畸變現象與兩難現象等。這種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不可能循序漸進地按現代化的內在規律與時序關系來推進現代化,而是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西方國家在較長時間內實現的現代化,解決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矛盾,又要在同一進程中消除西方國家所經歷的“現代化痛楚”和“發展性危機”,解決現代與后現代的問題,實現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工業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迫在眉睫。

這就等于要在相當程度上把先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的矛盾與任務濃縮為后發外生型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相同階段與相同時期的任務與矛盾,表現為歷時性的風險類型共時態地存在。這種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矛盾的交織使得中國的現代化出現兩大特點:即順序性發展與跳躍性發展的統一、社會發展水平先進性與落后性并存。這些特點加劇了轉型之痛。中國“三農”問題還與中國特定的發展戰略與制度安排分不開。新中國成立以后,鑒于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形勢,為加速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我國實施了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推行“以農補業”政策。從1953年開始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人為地擴大工農產品的不等價變換,以剪刀差、農業稅等形式源源不斷地提取農業剩余,從農村抽取巨額資金支持工業化發展戰略。據測算,1954-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獲取的資金高達5100億元,而1978年-1991年,剪刀差累計高達12329.5億元,相當于同期農業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廣大農民將自己創造的1/5財富無償地貢獻給國家的工業化,而自己收入提高不快。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又通過土地價格的剪刀差從農村抽取資金,支持城市建設。據專家估算,按照當時的征地制度,征地價格大致為實際價格1/20,失地農民一年要為城市建設貢獻1萬億資金,城市越建越美,而農村面貌改變不大,以致形成了“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時代反差。

與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適應,國家又建立了“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社會制度。國家通過戶籍制度把全國人口一分為二,即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以此為依據,國家再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將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通過城市的“單位制”、農村的“公社制”分配給個人。在二元社會結構中,不同的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社會身份,不同身份成員占有不等的社會資源,擁有不同的社會權利,且相互之間存在剛性的制度鴻溝。在這種結構中,農民是二等公民,所占有的資源、享有的權利明顯偏小。而且農民的這種身份又具有先賦性與遺傳性。改革開放以來,政策有所松動,但農民的身份地位改變不大,農民的政治權益、就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政策仍未落實到位,又出現了勞動力價格的剪刀差、農民工權益保護不到位等新問題。

總之,“三農”問題的形成具有復雜的因素,既是歷史與現實相互影響的結果,又是現代化一般規律與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共同作用的產物,還是發展戰略與制度性安排的反彈。“三農”問題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現代化進程中重大的歷史任務。只有當農業轉變為一個正常的、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只有當農民轉變為一個與工人、教師等職業一樣的職業化選擇,只有當農村成為城鄉一體化的農村,"三農"問題才能得到真正解決。而這三項轉變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現實需要,又是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因此,現代化的成功之日,才是“三農”問題的終結之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成之時,也是“三農”問題的解決之日。“三農”問題的終結意味著歷史真正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