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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0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籠罩著，統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形勢改觀了。當中國的文人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對中國已經看得很透了，他寫道：“歷史的發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如果說馬克思講的“舊中國”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預見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時也理解為舊中國的傳統和黃色文明的迅速解體，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現代新聞學在中國立足的艱難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

朦朧地意識到中國古老的交往體制面臨危機的，首先是一些較多地接觸西方文化的中國文人。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他們向西方尋求現代新聞學的觀念，撰寫有關現代報紙的論文，著手創辦國人自己的現代報紙，以嘗試自強御侮的新方法。圖強意識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喚起了新聞學的啟蒙。但是，這種啟蒙還必須依賴于天朝心態這根思想支柱。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盡管可以用許多贊美的詞匯描述西方新聞事業的發達和交往的開放，但卻都把這些視為“仿于中國之邸抄”（汪康年），“抑亦鄉校之遺意也”（王韜），“竊取我中國作誓作誥之遺意，以為傳檄露布之先聲也”（陳衍）。“西學原本中國考”之類的文字，在早期國人所寫的有關現代報紙的論文中，幾乎篇篇要加以重復。傳統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在新聞學啟蒙中顯然居支配地位；為洋務運動到的一系列“國事”服務，始終是新聞學啟蒙的主旋律。在這一總體環境中，即使感到需要發出“危言”，也得以承認“同治中興”為前提。鄭觀應的著名論文《日報》（上、下兩篇），便是這樣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page_break]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早期鼓吹新聞學啟蒙的梁啟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著眼點。在其“新民說”的新觀念下，他摒棄了泰西報紙中國源的舊論（雖然有些含糊），而認為現代報紙與中國的古代采風和邸報性質不同，并為啟蒙中的中國新聞學提供了言論出版自由、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新內容，設計了一套通過現代報紙改造國民素質的方案。從新聞學的“東化”到梁啟超喊出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梁啟超只是一位中國新聞學史上的過渡人物。在他那里，新聞學始終不是“學”，而是“術”；現代報紙和通訊社，只是服務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種現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證報刊史資料時，可以心平氣和地講出邸報與現代報刊的性質差別，而一輪到他宣傳自己的報紙作用時，便又把斷爛朝報搬出來打動人心：“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為先輩，姑無置論。......”（4）即使擺脫了天朝心態，這時的政治依然要求新聞學服務于它的一時需要。梁啟超在回憶往事時這樣作了結論：“惟好攘臂扼腕以談政治，政治談以外，并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有所在，凡歸政治而已。”（5）。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會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解決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政體解體，學而優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于袁世凱和兩大強權的時空地帶，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對這一時期，不少論著反復談及“科學”和“民主”這兩個口號，卻忽視了“自由”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相當多的論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和西化、中化的論題上，卻沒有著意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不朽建樹；近年的一些論著所重視的五四風云人物幾乎是一致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這位具有中國式的溫良恭儉讓風度、推崇古希臘精神的美育、倡導希伯來平等意識的五四風云人物。

正是五四時期強烈的自由意識，打破了古老中國學術的大一統和一元化，開啟了一個兼容并蓄的學術多元化時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論”的志愿，使中國出現了現代文學、哲學、史學、語言學等等一系列獨立的學科和各種學派。中國的新聞學經過40年的啟蒙之后，也順利地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獨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根基，與其他學科相比，在中國的獨立存在更為困難。只有五四時期，新聞學具有完全獨立的品格。

隨著救亡運動的再次興起和持續，政治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成為新聞學的主旋律，甚至與之合一。中國的新聞學何以會如此命蹇時乖？它如何以獨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林？在此，歷史的回顧和分析是必要的。

“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是在具體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點和歸宿。商品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東化”了。

西方傳教士們創辦的現代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以后，國人很自然地是從中國的歷史環境角度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時代的太史采風、謗木諫鼓之類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雖然所有人都認識到現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具體運用僅可達到“通上下”這一點。[page_break]

上個世紀60年代洪仁?的《資政新篇》，是國人最早論證現代報紙意義的文獻，它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大大小小29條改革建議，顯示出這位接觸過西方文化的農民領袖的敏銳眼光。其中第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新聞篇即報紙，暗柜即意見箱）洪仁?并非沒有需要和傳統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于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末官方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認識于洪仁?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下）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禪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扁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隆無不蒸蒸日上，......將見直道復行于天下矣”。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本身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均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也”（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傳統的“重民”、“民本”思想貫穿其中。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下）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證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質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象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確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看，這里的語態顯然都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退，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6）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7）《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剛剛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代報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現了歷史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page_break]

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侮、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報章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侮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和義務。

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表現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寫道：“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鄰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于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當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于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8）廣大的政治胸懷和昂揚的政治熱情，使新聞學的啟蒙者們（主要是維新派）把實現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代報紙。“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9）怪不得梁啟超要高呼“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10）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盟，除了現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無形中也在起作用。新聞學在國人看來，類似于文論詩話，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實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韜、鄭觀應、陳熾那里，新聞學只是作為“術”而被部分接受。他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擁護中國的傳統。“蓋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鄭觀應），“形而上者謂之道，修道之謂教，......亙千萬世而不容或變者也”（陳熾），等等，表達有異，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維新派的新聞學啟蒙者那里，他們雖然幾乎接受了與現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的肯定性認識和情感，其心里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想從中發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一致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因此，現代新聞學與中國傳統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的差異，遠沒有被揭示出來。就象剛學會外語的人，總要在心里把外國話譯成本國語后才能講出來一樣，翻譯本身亦是一種“東化”。

例如西方詞匯里的“發言”、“表達”、“嘴巴”、“機關報”等等，總是與一定的主體相連的，不帶有被動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機構，專為別人當喇叭而沒有獨立意識時，才使用相當于中文“喉舌”一詞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傳聲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許缺乏與西方相應的詞匯，當梁啟超在中國第一次將“喉舌”用于比喻現代報紙作用時，即使他很清楚這個“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傳聲筒，但它在中國讀者頭腦中閃現的只能是本國現實和歷史中相應的喉舌模式。何況，梁啟超自己對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11）“清議報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12）這里的“喉舌”與政治相聯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簡單的反向運用，頗有革命色彩，卻未能跳出傳統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在百日維新失敗后，轉而思考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向國人提供了一系列現代新聞學觀念。然而，這些觀念被模糊和銷蝕掉了與儒家傳統絕對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論證這些新觀念的文章里，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教師之師”。（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的“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現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專制”的主張；（14）現代輿論理論，為他教練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據。（15）[page_break]

梁啟超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帶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脫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無論如何，這些新聞學的啟蒙者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他們有關新聞學的論文，不論帶有多少中國的傳統色彩，畢竟是創造性的。正是通過這些文章，現代新聞學的大部分觀念被簡單地介紹到中國。特別是梁啟超，他那帶著感情的筆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聞學觀點，構成了新聞學啟蒙和新聞學創立之間的必要的思想環節。

自由意識和新聞學的創立

隋唐以來，將文人的絕大部分招納入政，一向是中國傳統的輿論控制體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國的文人以仕途為唯一理想歸宿，自由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視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陳代謝往往只發生在官僚文人階層（嚴格地說，中國只有文人，沒有知識分子）。中國新聞學啟蒙者的歷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嚴復在維新運動高漲時講過幾天“自由為體”，但很快連“自由”一詞也不提了，他所譯密爾《論自由》一書，出版時改成了《群己權界論》。梁啟超對現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減”（16）如果說他們缺少些什么，那就是個體的心靈自由。他們作為洋務派或維新派整體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揚文字，講出一番泰西報紙如何的宏論；而一旦實現個體心靈自由的條件具備了，他們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國之少年”，24歲的現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辛亥革命的勝利，袁世凱的垮臺，昔日仕途的廢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給新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從未有的心靈的解放。他們不象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五四新文化，其特點若從學術研究角度講，即在于它補充了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中所缺乏的個體自由意識。若沒有這種補充，新聞學也許將永遠以啟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國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17）這便是五四新青年發出的第一聲吶喊。

五四時期政治文化領域的風云人物，如陳獨秀、、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闡發的一系列與新聞學有關的政治自由理論，實際上為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傳播鋪平了道路。這些論證無一不與人的自我覺醒相關。陳獨秀敏銳地看到了中國學術不發達的根本原因：學術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陳詞：“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圣。......妄稱‘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以自貶抑。......學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達，豈可得乎？”（18）“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19）對個體心靈自由的熱烈追求，同樣流注筆端。他寫道：“自由之價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或遠在生命以上。”（20）“余愛自信之言論，余尤愛自由之言論。蓋言論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雖不必合于真理，而與真理為鄰。......余故以真理之權威，張言論之權威，以言論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與并世明達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個問題上，五四時期普遍而強烈的自由意識，在陳獨秀、的論證中表現出思想認識的深刻性。

第一，對言論思想自由的認識。在他們那里，言論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啟超式的宣傳口號，而是進行了理性思考的問題。陳獨秀說：“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進化的第一重要條件。”（22）“謀個性之發展也“。（23）也認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24）“此與文化進步最有關系者也。”（25）[page_break]

鑒于這個認識的基本前提，他們都主張言論和思想（不是行動）的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對言論和思想的強力壓制。寫道：“無論什么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柔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于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假使一種學說確與情理相背,我以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為大背情理的學說,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隱蔽起來，很有容易被人誤信的危險。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26）陳獨秀也認為：“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么罪惡。”（27）這種對思想言論兼容的態度,也表現在他們編輯的報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反對意見，不論能夠接受與否，只要不是謾罵，均留有一欄之地。陳獨秀把它稱為“討論自由之自由權”。（28）

或許會有人說，難道言論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嗎？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見。他指出：“法律是為保守現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為創造將來的文明。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也都是從前的言論自由，對于他同時的法律文明批評反抗創造出來的。”基于這種強烈的反省意識，他認為：“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29）他對中國文化的“靜”的特點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動”，對“靜”進行了一次沖擊。從自身的現在跳出來，站在將來的位置反觀自身，永遠認為現在需要改變，這種在西方新教傳統下才可能有的意識，出現在中國五四新青年中，實在是一大進步。言論思想自由在這里不再糾纏是否允許講某些話，而是有更為深遠的意義。

對比一下馬克思的論述，能夠更清晰地看到陳獨秀的論證與西方文化的聯系。馬克思寫道：“法律的發展不可能沒有對法律的批評，因為對法律的任何批評都會在公民的腦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內心，引起與現存法律的不協調，又因為這種不協調給人的感覺是不滿，所以，如果報刊無權喚起人們對現存法定秩序的不滿，它就不可能忠誠地參與國家的發展。”（30）顯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馬克思用這個觀點批評普魯士政府對輿論的鉗制；陳獨秀則要用這個觀點喚起人民認識不具備自身反省機制的中國傳統文化。

或許還會有人說，難道誹謗、泄密的言論也自由嗎？作了回答。問題在于除了誹謗、泄密的明條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國，首推中國及俄羅斯”，從而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幾個國家的憲法經驗十分重視。指出：“吾以為關于出版，絕不可施行檢閱制度，除犯誹謗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條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國以嚴禁檢閱制度揭于憲法明文中為宜也。蓋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當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當使人得非以察是。”（31）顯然，努力要人們扭轉中國傳統法制的觀念，不要總想著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變思路，考慮憲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鄭觀應首次提出“善訂報館章程”的朦朧認識，到這里，這種認識已經變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現代化了。

第二，對自由政治（民主主義）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多次對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庸俗化理解進行了辯正。許多剛剛接受民主觀念的人，常常將自由政治簡單地看作“少數服從多數”，并且從這種粗陋的認識導出凡多數人統治合理的結論。則指出：”愚嘗論之，多數政治與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數強制少數，而在使一問題發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態度，為充分的討論，詳確的商榷，求一個公同的認可。”（33）“意謂少數之公認，非迫于多數之強力，乃發于自由之信念，其服從非服從多數勢力之自身，乃服從表示公認之方法。”“使多數者挾其意志之總計以制少數，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斷其徒勞而無功。”（34）他贊同“輿論政治”、“民聲政治”這類尊重多數人意見的概念，但一再強調：“切不可由此遽以斷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譯的差異。--引者注）的基礎，亦在多數之強力。”（35）[page_break]

在這場多數政治與自由政治的論戰中，的視點依然是人的心靈自由。如果在多數人的勢力和少數人的理性之間選擇，他寧可站在后者一邊。基于這種立場，他贊同密爾（舊釋穆勒）的觀點，寫道：“穆勒著《自由》一書，于言論自由之理，闡發尤為盡致。綜其要旨，乃在謂‘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眾同而禁一異者，無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權力之所出，無論其為國會，其為政府，用之如是，皆為悖逆。......’。”（36）“專恃強力的政治，不論其權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數，終不能壓服少數懷異者的意思”。（37）在看來，衡量自由政治的實現程度，不在于看多數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數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壓制，因為多數本身已經給予了自己自由。

對比同一時期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的論述，同樣可以清晰地看到的這個認識與西方文化的聯系。盧森堡寫道：“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于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凈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權，它就不起作用了。”（38）與盧森堡的思路顯然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更學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現實的意義（對俄國十月革命后意識形態政策的批評）。在五四以前的中國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中，象這樣的“自由信念”，是絕不會出現的。

第三，對黨見輿論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論證頗為出色，其要點是區分黨見與輿論，反對將黨見與輿論完全視為一物。他寫道：“黨見輿論，亦未可始終視為一物。黨見乃輿論之一部分而非全體，黨見乃輿論之發展而非究竟。從輿論以行庶政，為立憲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則政乃苛政，黨乃私黨也。”“憲政實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諸輿論，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則雖由優秀政黨掌握政權，號稱政黨政治則可，號稱立憲政治則猶未可。”（39）陳獨秀本人是有鮮明“黨見”的，并且很熱心于政治。他提出區分黨見與輿論時，談的雖然是憲政，實際上這一認識貫穿《新青年》前期的整個活動，它使學術研究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并非不過問），促進了各學科在兼容的氛圍里得以創建和發展。即使論戰中包含一定黨見，也絕無后來人們用“兩條路線斗爭”觀察的那樣劍拔弩張，而是客客氣氣，稱兄道弟，學術研究高于黨見。“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40）

陳獨秀、的以上論述，對新聞學的創立而言，實際上構成了它的理論基礎。這些思想認識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那里，便具體表現為這樣一個辦學方針：“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41）為培養學生的自由意識,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說,便要求學生摒棄舊傳統的仕途之路，“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便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被蔡元培從《晨報》編輯部聘請到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的，同時他還是校長室秘書。若只有五四時期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和追求內心自由的新思潮，而無蔡元培對新聞學的熱心提倡，依當時新聞學在國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國新聞學的歷史就沒有那么長了。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對中國新聞學的貢獻，不亞于陳獨秀、在新聞學基礎理論方面所做的創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時，在北京沙灘那座蜚聲中外的紅樓三層，由蔡元培發起組織、徐寶璜幫助籌建的第一個新聞學術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凡事先有術而后有學。”“外國之新聞學，起于新聞發展之后。”中國的報紙，“全持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茍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聞學之意也。”成立大會上，徐寶璜作了題為”新聞紙之職務及盡職之方法”的報告。也到會講了話。研究會的兩位導師是徐寶璜和邵飄萍。1919年2月，蔡元培當選為會長，徐寶璜當選為副會長。研究會還出版《新聞周刊》。[page_break]

五四以后，中國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和學者，如、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高尚德，楊晦等，都曾是新聞學研究會的會員。作為會員的，在研究會聽了半年的新聞學課，他當時對學術研究的認識，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寫道：“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我們當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動,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掃射”。（42）新聞學研究的響應者和倡導者在認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聞學的創立極為順利，沒有發生任何學術論戰。這看來是好事，但也潛藏著新聞學經不起摔打的天生弱點。

就在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前后，中國第一部新聞學著作--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在《東方雜志》連載。第二年，該著的第四稿成書出版，書名《新聞學》。幾乎同時，任白濤在日本寫完了他的《應用新聞學》（1922年出版）第一稿。“幾未，學潮勃發，踉蹌回歸，是為吾書出版之一大頓挫，--在蹉跎復蹉跎中，頻頻造成與吾書以新生命--易稿--之機會。”（任白濤自序）顯然，盡管任白濤沒有處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但他的新聞學著作同樣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強大影響。王拱璧在該書的成書上、胡適在該書的出版上予以了關注。

蔡元培稱徐寶璜的書“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稱任白濤的書是“中國新聞學的頭生兒”。（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供的強烈的個體自由意識，使中國新聞學在啟蒙以后，沒有無限期地等待，獲得了一次獨立生存的天賜良機。

“以新聞為本位”

中國新聞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創立，其意義在于，新聞學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五四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的。創立時期的新聞學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寶璜的《新聞學》、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1918--1919年的講稿，1923年修改后成書出版）和《新聞學總論》（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濤的《應用新聞學》、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許多人實際上僅睜開一條縫）看世界，轉變為從現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

徐寶璜寫道：“自交通日便，人類生活日益紛繁日益充實起來，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過國界及政界，故現時報紙不僅應供給本國政治新聞及本埠新聞，即外國大事與社會上之大事，亦應有明了詳細之記載也。”同樣在談及現代報紙時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寶璜思考的是新聞傳播者的責任，梁啟超想到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看來，不同的出發點，命中注定了新聞學在梁啟超那里最多是“術”，而到徐寶璜那里，學與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稍后出書的戈公振，對問題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報紙“所應承認為功者，為世界之縮小，將人類之種種意識及活動，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相交換而響應。如勞韋爾所言，人類生活之過程，在極小極速之進化內發展，至不許有時間之停留，此均報紙之功。”他的見解已經接近現在關于“地球村”的認識。從現有的資料看，五四時期中國北難的新聞學者并沒有學術交往，相同的認識主要是共同的中國時代背景造就的。

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得一正當解決之學也。”任白濤研究新聞學的初衷如他所說：“學術昌明之現世，凡觸于吾人官能者，無一外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復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圣賢研究之結果，遂于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對于報學史，戈公振作了這樣的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任何定義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些不同的表達，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實：中國的新聞學已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page_break]

說新聞學應當以新聞為本位，就象說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似乎是同義反復。但是，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來說，擺脫政治的旋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如同新聞學啟蒙者都把與國事的聯系置于報紙作用的第一位一樣，新聞學創立者都把傳播新聞置于現代報紙和通訊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寶璜列“新聞紙之職務”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他說：“以真正之新聞，供給社會，乃新聞紙之重要職務”。他要求記者認識“供真正新聞之天職”。王拱璧為《應用新聞學》作序亦云：“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報告于讀者”。戈公振講得更明確：“報紙之元素，新聞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看得最為真切的是邵飄萍。他認為：“構成報紙之最要原料厥惟新聞。”在分析各國新聞事業（包括中國，特別是《申報》）發展史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新聞事業從重政論到重新聞的轉變趨勢：“世界新聞事業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指專司采訪的記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例如我國之新聞事業，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稱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報》，其中只有文章、詩詞或小說等類，新聞不過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蓋重文辭而未重紐斯之時代也。然嗣后逐漸改進以至于今日，其所謂改進之過程，特在紐斯增加與否以為斷。……由是言之，世界無論何國之新聞，即幼稚如我國，發達如歐美，實皆同一漸以紐斯為本位之原則。”盡管在以后的時代里，動蕩的世界政治不斷地使這一轉變趨勢中斷，以致很多人摒棄了這種認識，然而，從當今信息時代的角度看，邵飄萍的見解顯然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以新聞為本位，并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時期政治與學術保持距離的傳統、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新聞學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覺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似乎相同，其出發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那里（特別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報業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計有忠告、向導、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46）這些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的技術。顯然，梁啟超的“天職”指政治義務，而非職業革命。

在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者那里，從事新聞工作和從事政治是有區別的。他們的“天職”之說，認識上已頗有西方新教“天職”（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個特定的勞動領域的終身使命）。（47）請看徐寶璜：“新聞紙之職務甚重。新聞事業，為神圣事業；新聞記者，對于社會，負有重大之責任。”“在政府固為不智，然新聞紙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職務于不盡，亦為不可。蓋為輿論殉，為正誼殉，本為光榮之事”。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在任白濤那里被歸結為這樣兩句話：“筆可焚而良心不可奪，身可殺而事實不可改”。再看戈公振：“為爭絕對的言論自由，應先有一種強固的職業結合。縱報館之主持者以營業關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筆至訪員，為尊重一己職業計，則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驟。果全體認為有采某種行動之必要者，則全體一致進行，寧為玉碎，無為瓦全，......擁護言論自由，室亦國民之天職也。”

如果作一比較，馬克思當年作為《新萊茵報》主編時所持的觀念，與他們很相象。他特殊的無產階級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但在談到一般意義上的報刊時，立即回到了職業使命的意識上，指出：“報刊按其使命（Beruf）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48）從這方面看，中國的新聞學創立者，已具有相當強烈的現代新聞學意識。[page_break]

1989年3月12日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頁。

（2）《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序。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2頁。

（4）《＜清議報＞100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5）《吾今后所以報國者》。

（6）《<知新報>緣起》。

（7）《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8）《<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9）《敬告我同業諸君》。

（10）《<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11）《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12）《<清議報>敘例》。

（13）《<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14）參見《開明專制論》。

（15）參見《致袁世凱書（1912年2月23日）》。

（16）《新民說》。

（17）陳獨秀：《敬告青年》。

（18）《學術獨立》。

（19）陳獨秀：《敬告青年》。

（20）《憲法與思想自由》。

（21）《真理之權威》。

（22）《舊黨的罪惡》。

（23）《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24）《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25）《憲法與思想自由》。

（26）《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27）《舊黨的罪惡》。

（28）《答崇拜王敬軒者》。

（29）《法律與言論自由》。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52頁。

（31）《憲法與思想自由》。

（32）《強力與自由政治》。

（33）《平民主義》。

（34）《強力與自由政治》。

（35）《平民主義》。

（36）《議會之言論》。

（37）《平民主義》。

（38）《論俄國革命》。

（39）《答汪叔潛》。

（40）陳獨秀：”《<新青年>宣言》。

（41）《<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42）《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

（43）徐寶璜《新聞學》蔡序。

（44）《寫在任著新聞學的上言》。

（45）《敬告我同業諸君》。

（46）《<國風報>敘例》。

（47）參見馬.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頁，譯文有改動。

（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4頁。

（50）《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

（51）徐寶璜《新聞學》蔡序。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16頁。

（53）《<紅旗日報>發刊詞》。

（54）張友漁：《新聞的性質和任務》。

（55）張友漁：《讀報也是一門學問》。

（56）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57）鄧穎超《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

（58）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59）胡喬木：《人人要學會寫新聞》。

（60）《報紙也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

（61）《中共中央關于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

（62）彭真：《改造我們的黨報》。

（63）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64）延安：《解放日報》社論《黨與黨報》。

（65）博古：《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么問題》。

（66）《〈新聞學研究〉前言》。

（67）《關于辦好〈解放軍報〉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