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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播學庫恩范式融合競爭

[摘要]：

對庫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質含義考察與分析，范式具有創新循環性、命題示范性與動態競爭性。作為新興發展的傳播學，由于學科的邊緣性與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顯露出尚未成熟與缺乏獨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與借鑒的主流解決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質與規律，而是應強調多范式之間的競爭機制，以此促進學科的成熟與獨立，形成科學客觀的一元獨大或雙元交織上升的傳播學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urrentmainstreamstrategy.Onthecontrary,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來，對于回答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問題，學者與研究人員已經有相當積極的嘗試與貢獻。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時，“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們也有所涉及，但一般點到為止。面對多范式的現狀，研究者們給出的解決方案幾乎達成難得的共識——融合或相互借鑒。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學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國傳播學的學科發展與建設呢？當前，三十年中國傳播學正處于一個多范式并存階段，對其進行研究的獨特意義在于“對其自身研究的本質和合理性有自覺的反思和觀照”（金兼斌，1999）。“傳播學拒絕反思，將意味著傳播學的研究仍將停滯不前，傳播領域將進一步充滿困惑。屆時，不僅僅是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甚至傳播學這一學科的生存權也會受到質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將在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現狀與背景下，通過對范式概念的本質分析，對中國傳播學范式的選擇與走向提出一孔之見。

一、文獻綜述

通過考察文獻發現，“是什么”的核心內容歸結為一個分類問題。總體看來，“二分法”與“三分法”比例最高。“二分法”將中國傳播學研究范式劃分為定量與定性（卜衛，1994）；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芮必峰，1995）；歐洲批判傳統與美國經驗傳統（丁淦林，1998）；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梅瓊林，王志永，2006）。“三分法”的代表觀點有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批判研究（金兼斌，1999；蔡騏，2005）；經驗－功能、控制論、結構主義方法論（陳衛星，2004）；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楊茵娟，2004）；經驗主義的實證傳統、否定性思維的批判傳統、文化主義的詮釋傳統（藏海群，2005）。“四分法”的代表者有：經驗主義范式、批判主義范式、技術主義范式、新人本主義范式（胡翼青，2004）。

顯然，中國傳播學研究范式可以一直“N”分下去，而目前公認的傳播研究范式趨予以下四種：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即強調實證分析，把傳播研究當作一種“常態科學”（normalscience）研究；詮釋研究范式，認為世界是動態的，意義和知識的產生取決于觀察和認識時的具體場景（context），是一種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互動過程；批判研究范式：站在權力宰制的層面，從社會權力結構的運作角度分析社會現象和傳播現象。技術主義研究范式，即以技術為研究核心，對傳媒形態的發展和變化如何影響社會和人做深入而獨到研究（沈馨，戴元光：2007：77）。雖然“分類式范式說”難脫西方傳播學研究范式在中國的全面性映證與折射的窠臼，但無可否認的是，對于中國傳播學研究方法與范式的總結與闡述對學科發展具有積極的內省意義.。

金兼斌文中通過對范式（金文中所用為“典范”）概念的梳理并探討了范式的分類，比較了三種西方傳播學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批判研究），犀利地指出大陸傳播學研究為“邊陲中的邊陲”，貫之以“封閉型”的大陸傳播學研究風格（蘇鑰機語），對學術典范缺乏尊重，過于強調“中國特色”，論述仍未脫離敘述和憑空議論的風格，在方法的運用上隨意了一些（金兼斌，1999）。可以說，金文是最早運用范式的概念對中國傳播學進行觀照與反思的研究成果之一，提出了“先規范，后特色，百花齊放”的發展思路。一方面要強調對學術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強調某種研究范式，指出研究問題的性質、角度以及當時具體的研究環境和條件，才是決定研究范式選擇的根木考量因素（金兼斌，1999）。

在金文的基礎上，蔡騏結合中國社會語境對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的選擇與現狀進行了闡述，其主要觀點為，目前在中國傳播學研究居主導地位依然是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社會科學范式在中國呈現的是一種上升趨勢，傳播研究的詮釋范式在國內表現得最弱，但呈現出一種新動力的特征（蔡騏，2004：49-51）。究其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批判傳統對中國學者“具有一種天生的血緣上的親切感”（蔡騏，2004：50），這使得他們非常容易接受并發展這種研究范式。由此得出一種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種偶然結果，事實上它受制于該學科的知識傳統。范式的采納和發展與特定的歷史社會語境相關。最后提出多元范式并存的解決思路，克服定量與定性，實然與應然的二元對立。

胡翼青認為，中國傳播學在“華麗”的外衣下顯露出致命的范式危機并呼喚范式革命。如果傳播學范式危機無法解除且沒有提出新的傳播學研究范式，那么傳播學這一學科的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將不復存在。胡翼青分析了經驗主義、批判主義、技術主義的優劣勢之后，提出一個新的范式：新人本主義范式。強調回歸主體性，經驗主義和技術主義轉身于人本主義，傳統與批判兩大學派的融合，主張人本主義方法論，跨學科研究的一體化。他的新人本主義的核心假設在于用“信息人”取代了“經濟人”，指出傳播主體的行為是復雜的，不斷變化的，幾乎沒有一定的規律。傳播主體的行為不是簡單的和機械的，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主體是完全不同的（胡翼青，2004：226），并斷言新人本主義傳播學范式將成為傳播學的主流范式（胡翼青，2004：231）。

二、范式的本質

范式目前看來多少帶一點“時髦”的意味。學術界同樣是不乏流行詞的。一旦用多了，就有“濫用”、“誤用”之嫌，原來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了。探究范式的本質成為本文必作的功課之一。單純從詞源考察，范式（paradigm）含有“共同顯示”之義，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義。將“平凡而單簿”的單詞轉變成一個“繁蕪而富有彈性”的概念始于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成名大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事實上，庫恩從未對“范式”做出一個明確的、嚴格的、統一的定義。也許正是如此留給后來者巨大的探索空間，所以學界才對該概念抱有極大的熱情與興趣，幾十年來經久不衰。

（一）范式的背景

范式概念是繼證偽思想而發展的一個新興概念，往往被看作是互為對立。證偽來自于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其代表作《科學發現的邏輯》和《猜測與反駁》中提出了科學知識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科學進步由四個階段組成。這個四個階段分別為：提出問題——猜測——反駁——產生新問題。他強調了科學研究的主體的能力作用，把科學家對學術的批判（即懷疑、猜測、爭鳴和反駁）精神視為知識發展的動力之一。波普爾的基本論點是“我們能夠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所以學術界把波普爾的學說稱為“批判理性主義”或“證偽主義”。這一理論的缺陷在于波普爾過于強調批判和證偽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單憑一次“判決性實驗”就可以推翻一門理論，則是言過其實了。面對人們將范式作為證偽的挑戰者的論調，庫恩卻認為他與他的老師（前輩）的科學觀幾乎完全一致，認為他們“都關心獲得科學知識的那個動態過程，而不那么關注科學研究產品的那種邏輯結構，都反對科學通過積累而進步的觀點，都強調舊理論被一個與之不相容的新理論所拋棄，所取代的那個革命過程；都特別關注由于舊理論往往應付不了邏輯、經驗或觀察的挑戰而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那種作用”（庫恩，1987：1）。庫恩甚至認為他與波普爾所持的觀點僅僅是“看的方式”有所不同，即所謂的將鴨子看成是兔子（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實驗）。然而，對于證偽主義的缺陷，庫恩的態度也相當明確：“我同卡爾爵士明顯分歧之處：我對強烈遵循傳統的重要性的強調和我對‘證偽’一詞語義隱含的不滿”（庫恩，1987：3）。庫恩對于波普爾將一門理論在進行應用的嘗試中遭受失敗稱作為“證偽”或“反駁”表現得非常“驚訝”，并直截了當地指出：“卡爾爵士犯了把日常研究的特點用于偶發的革命事件上的錯誤，因為在革命事件中科學進展最為明顯，但因此卻完全忽略了科學的日常活動”（庫恩，1987：24）。雖然庫恩將危機與科學革命看作是科學進步與累積的核心因素，但同時他更看重甚至是“悍衛”常規科學的。這是因為他認為常規科學絕大多數情況下發揮著范式的作用，“常規科學的目的盡管并不在于尋求新事物，起初甚至還傾向于壓制新事物，但也可以同樣有效地引起新事物的產生”（庫恩，1980：53）因此，范式理論出現后，務實的科學家越來越多地研究庫恩的東西，而不是波普爾的東西，特別是在新興學科領域。

（二）定義范式

一般認為，庫恩對范式給出較為清晰的一個解釋（也是引用最為頻繁的）是將范式看作一種科學成就，一種具有兩個特點的科學成就。這兩個特點為：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堅定的擁護者（科學共同體）吸引過來，使他們不再去進行科學活動中各種形式的競爭；足以毫無限制地為一批重新組合起來的科學工作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庫恩在該定義的基礎上不斷地變化著范式的外延與內涵，并且成為反對者或批評者的有力證據，同時也為支持者或信徒們帶來不少的困惑。

對“令人費解”的范式概念給出最為清晰概括與梳理的是英國劍橋語言研究室的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她通過對庫恩文本的忠實性解讀，羅列出二十一種范式描述：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一個神話；一門“哲學”，或一簇啟迪智慧的問題；一本教科書，或經典著作；一個完整的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作為一種模式；一個科學成就；一個類比；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一個習慣法上公認的方式；一種工具的來源；一種規范的解說；一個裝置或儀器操作規范；一副反常的紙牌；一個工具制造廠；一套政治制度；一種適用于準形而上學的“標準”；一個可以指引知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理；一個普遍的認識論觀點；一種新的觀察方式；某種定義廣大實在領域的東西（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77-83）。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將庫恩的范式的二十一種含義總結并分類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為“一種形而上學觀念或實體”，因而將這種哲學方面的范式稱作形而上學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第二部分是社會學方面的，將其稱作社會學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最后一類范式稱為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構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84）。簡言之，形而上學范式，社會學范式和構造范式。

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審察庫恩原文而將迷惑的范式剝減整合成為三組含義，這三組含義將范式的本質凸顯出來。第一，社會學范式概念的獨創性在于揭示出范式是在還沒有理論時起作用的那種力量，即一套科學習慣，一個可以凝聚科學共同體的顯著成就，指出范式比抽象出來的概念、定律、理論和觀點更為重要（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84）。正因為如此，對于新興學科而言，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說”。第二，瑪格麗特•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堅持以常規科學為中心的后果：從哲學上講，范式是一種能作解難題工具的人造物，而不是形而上學世界觀。在常規理論尚未產生（沒有先例）的新興學科里，一門新鮮的技巧、或是想象，再是一種能透視這一領域的洞察力，這些人造物一起構成了范式（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89）。第三，正是因為范式是構造而成的，因為范式是用來類比的具體“圖象”，一種“看的方式”（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97-98）。庫恩將科學范式的變革同“重看”一幅可作兩種解釋的格式塔圖象（或一種格式塔心理學實驗）反復進行比較，因而提出“變革即重看”的觀點。

（三）范式的核心特征

簡言之，范式是由理論要素（構造范式）、心理要素（社會學范式）以及聯結這兩個要素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形而上學范式）要素組成的。理論要素包括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實驗技術和設備；心理要素包括科學家團體從事科學活動的共同心理功能，諸如信念、直覺、審美、靈感、頓悟、價值判斷等；本體論、方法論要素起著世界觀、思維方式、研究綱領的作用，以此指導科學共同體的工作。通過上述分析，范式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3點（參見圖1）：

1．范式的創新循環性

圍繞范式的相關概念有：常規科學、反常、非常科學、科學革命、科學成就。首尾相連的兩個概念常規科學與科學成就之間的關系簡言之為：一項公認科學成就最終將被后學者常規化，成為常規科學。因此，這一組概念實則是具有可循環性的。范式產生常規科學，常規科學中隱藏著反常，由于反常現象的出現造成危機，危機的挑戰壓力導致非常科學與科學革命，最后產生科學成就，而科學成就即象征著一個新的范式。這里顯然存在一個循環論證：我們先是把范式定義為一個業已完成的成就，然后，從另一個角度，又可說這個成就是用來改進某個已經存在的范式的（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88）。

2．范式的命題示范性

范式在實際應用中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或一組可供模仿的范例式研究方法與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研究問題與派生命題，并吸引研究者的研究興趣，于是產生一批追隨者，形成有著共同旨趣與方向的科學共同體。而取得最大成就并贏得學術尊重的研究成果極易成為一種新范式的代名詞，指引著后學者如何確立選題、路徑，發揮著示范性的作用。

3．范式的動態競爭性

社會科學家比起自然科學家，對同一社會問題及其本質往往很難達成共識，有的甚至存在著顯著的分歧性，特別是在新興學科領域。在學科剛剛開始思考新問題的萌芽期間，會有較長時間處于無范式階段。當新興學科進入尚未成熟的發展時期時，一般會出現多元范式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多元范式階段象征著含苞欲放的欣欣向榮。然則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實則需要一種競爭張力，渴望出現一個雖較粗略但卻深刻的主范式，群雄割據的雜亂局面趨于秩序化。這一主范式或者淘汰那些淺顯的對手，或者設法將它們歸附于己，從而以一個相對統一的范式指導科學研究，剔除混亂與盲目。

圖1：范式核心特征

三、融合或競爭？

大家把這一研究看作沙漠里的一片“綠洲”，研究中路過這里，稍作休息又匆匆離去。現在，人們把它看作平原上的一個“村落”，他們紛紛在此“安營扎寨”、“娶妻生子”。于是，“村落”內人口增加，活動頻繁，往來熱絡，從此逐漸由“路人”變為“熟人”（邵培仁，1999：40）。這一段文字生動描述了中國傳播學的繁榮進程。但是傳播理論的表面繁榮，恰恰是因為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是理論，傳播學尚處于尋找范式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狀態（張卓，2007）。在理想條件下，科學應該系統性地向前發展，可以一箭雙雕，既發現新的知識，又不斷積累經過仔細驗證過的知識……這種理想的科學研究是自律的，不斷積累信度和效度都很高的結論（希倫•A•洛厄里，梅爾文•L•德弗勒，2004：5）。但遺憾的是，在現實的科學研究中，事情卻并不會如此井井有條。顯然，中國傳播學發展即將三十年。然而，傳播學在中國從一開始就隸屬于新聞學，而新聞學又依附于中國文學。中國文學是純粹的人文學科，其成員中鮮有掌握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傳播學研究隊伍中有許多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的學者加入），這就造成了我國傳播學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學術視野不夠開闊、方法訓練不夠全面（主要問題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張國良，2005：123-124）。即便在傳播學的發源地美國，實證主義研究者也有同感，大眾傳播的研究極不系統。這是一個從沒有被精確地規劃過的領域，過去研究媒介的學者也來自不同的學科。媒介研究并不是按照科學的理想模式，有條理地、有秩序地、高效地向前發展的（希倫•A•洛厄里,梅爾文•L•德弗勒，2004：5-6）。

在此背景下，西方傳播界進行過兩次有關傳播學學術身份與研究范式的大討論，即1983年“領域的騷動”（FermentintheField）和1993年“領域的未來”（TheFutureoftheField）。這兩次論戰在傳播學史上堪稱經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較之以往傳播學學術身份已經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認可與確定，但有關研究范式的討論從未停息。尤其是對年輕的中國傳播學而言，西方傳播學曾經經歷的問題與困境，正在逐一顯現。其中兩個根本問題倍受困擾：一是有關傳播學的學科地位：傳播學究竟是獨立的學科還是進入其他學科研究的一個“簡單易入”的大門或通道？二是有關傳播學的研究方法：經驗研究與批判研究應該各自為陣、相互對立，還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張卓，2007）

針對多元研究范式，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絕大多數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互相融合這個折衷之道，或者說采用一種平衡智慧。通過對范式本質的考察發現，傳播學學者對多元范式關系處理與走向探索帶有人為的主觀色彩，更多地是一廂情愿，或者僅僅是面對爭議、爭鳴、碰撞的一種保守主義的學術策略而已。根據科學范式的本質或本性，以及前文的分析，新興學科的多元范式階段中各個范式之間呈現的應該是競爭性的關系（而非融合），通俗而言，即是誰科學成就大，示范性強，派生新問題的能力強，誰將獨領風騷或占據霸主地位。正如庫恩一再強調的是一種理論成為規范（在1980版中譯者將范式翻譯成為規范），一定要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好，但并不一定要解釋，事實上也從未解釋過一切可能碰到的事實。庫恩對范式的競爭狀況有這么一段描述：規范的涌現怎樣影響到這個領域工作集體的結構的。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中，當個人或集體第一次達到了能夠吸引下一代大多數實踐工作者的綜合時，老的學派就逐漸消逝了。這部分是由于這個學派的成員轉變到新的規范方面去。但是總會有那么一些人墨守成規，于是他們干脆被排除出這個行業，從此，他們的工作就再也無人理睬了。新的規范意味著這個領域有了新的更嚴格的規定。誰如果不肯或不能同它協調起來，就會陷于孤立，或者依附到別的集團那里去（庫恩，1980：15）。瑪格麗特•瑪斯特曼論述到，“大家都把種種科學理論的逐步跨臺歸咎于它們在經驗上最終被證偽……卻沒有一個人（庫恩之前）把理論的垮臺歸咎于：由于理論必須在自己的核心處擁有一些具體類推的范式來為其基本規定下定義，并依據這些范式的效力強烈地限制理論的范圍，因而一旦理論擴展得太遠，那是由于自己的過失而垮臺了，完全沒有必要強調是由于自然界的不合作”（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07）。

羅森加蘭特（KarlErikRosengren）在其論文《傳播學研究：一個范式還是四個？》（Rosengren，1983）中對“騷動”做了詳細解釋：“確信無疑，這是一個騷動的領域。知識性騷動：批判學者和經驗主義學者激烈地互相斗爭，互相輕視，或者，小心謹慎地去尋找一個暫定協議。國際性騷動：來自舊世界和新世界的學者與社會科學家碰到一起，并且對對方奇怪的思維方式感到驚訝。來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數據和理論把文化多樣性帶入了知識觀點的沖突之中。政治性騷動：激進的批評家、自由主義改革者和保守的現狀維護者用傳播研究來扶持他們的政治爭論”（張卓，2007）。作為學術邊陲的中國傳播學，這種“騷動”之感也應有所波及。而這種“騷動”可以看作是一種范式間的初級階段的競爭或者是不完全式粗糙競爭，而相應地，“騷動”局面絕對不可能蘊藏所謂的融合與和諧的格調。因此，中國傳播學無論是多元范式還是雙范式，都應遵循范式的本性驅動而參與競爭并爭奪學科領導的控制權。

正如培根的方法論格言：從錯誤中比從混亂中更易于出現真理。在展開競爭之前，筆者的建議是重讀傳播學早期經典研究，重估前規范時期科學成就，以及重大科學成就的研究方法與程序設計，并以此形成常規科學的應有規范，以此凝聚并培養一批接受獨立成熟的學科范式下訓練而成的科學共同體。庫恩例舉的科學成就絕大部分來自于自然科學，如我們熟悉的“托勒密（或哥白尼）天文學”、“亞里士多德（或牛頓）力學”、“微料（或波動）光學”、“達爾文生物學”等所描述的研究傳統與公認范例。而新興發展中的傳播學領域哪些才稱得上科學成就呢？

庫恩將具有范式意義的科學成就比作里程碑。無獨有偶，在洛厄里與德弗勒的專著《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談到兩個主要標準：第一個標準是它們必須具有歷史意義，包括獨創性的角度；學科理論發展中的轉折點；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問題至今仍是學術研究的焦點。第二標準是研究方法，即這類研究為大眾傳播研究到達先進水平樹立了學習典范（希倫•A•洛厄里,梅爾文•L•德弗勒，2004：2）。可見，范式的核心價值體現在對快速勃興與崛起的新學科或者新領域的初學者、后來者的指導、促進意義。這是因為范式就像一套可復制的、可供模仿的入門工具，能夠有效地劃定邊界、發酵靈感與挖掘命題，吸引有志于該學科領域的初學人員的積極加入，并引導他們如何在新領域起步與啟動新嘗試（嚴格講，對于缺乏歷史厚重、學術源淵、成就積淀的新興學科而言，每一位加入者都是新人或新手）。可以斷定，經過時間考驗的最具效用的理論工具與科學程序（范式）才會被加入者與后來者所繼承與創新，這是一個淘汰與選擇的過程。綜上所述，新興學科（如傳播學）范式之間的競爭是新興學科（如傳播學）發展壯大的客觀規律，而“和稀泥”式的融合與相互借鑒看視包容開放，事實上是一個缺乏互動的封閉系統，只會使學科漸漸失去活力與潛力，陷入迷失與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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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瑪格麗特•瑪斯特曼(1987).范式的本質.載于伊姆雷•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主編.批判與知識的增長(73-115頁)(周寄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著于1970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MargaretMasterman(1970/1987).TheNatureofaParadigm.InImreLahatos,AlanMusgrave(Eds.).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pp.73-115).Beijing:HuaxiaPublishingCo.,Ltd.]

[19]希倫•A•洛厄里，梅爾文•L•德弗勒(2004).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劉海貴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著于1995年由美國LongmanPublishers出版).[ShearonA.Lowery,MelvinL.Defleur(1995/2004).Milestonesin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MediaEffects(3rdEd.).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