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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批評與電視研究

為了把本書的主題、性質和范圍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書所提的“電視批評”的具體含義與研究范疇。2000年6月，著者在《電視批評論》中認為，電視批評就是指“以電視節(jié)目的欣賞為基礎，以電視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各樣的電視節(jié)目及同節(jié)目相關的電視現象、電視思潮、電視受眾、電視創(chuàng)作等為對象的一種科學研究活動”。[1]此后，經過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結合中國電視批評理論及實踐的發(fā)展狀況，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電視批評學》中，對這一概念修訂為——“電視批評是以對電視節(jié)目的賞析為基礎，以相關理論為背景，以各種具體的電視節(jié)目、電視現象、電視理念、電視創(chuàng)作者等為對象的旨在進行價值判斷的一種研究活動”[2]。在此前后，胡智鋒、周安華、時統(tǒng)宇、徐荃樂、王君超、劉建明、李道新、應天常等各位學者，也都從不同角度，或側重于藝術或側重于傳播對電視批評的概念規(guī)范問題進行了論述。[3]

從總體實踐來看，這些論述都側重于從批評本身進行界定，而對其在電視研究中的學科定位與自身譜系卻均缺乏必要的觀照與清晰地梳理。在本書中，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問題，著者借鑒劉若愚先生在《文學理論》中所提出的對文學研究的學科分類方法[4]，主張把電視研究從宏觀體系上整體劃分為電視史和電視批評兩大門類。這里的電視批評，實際上包含了具體的電視批評實踐和電視理論研究兩個方面（見圖1-1）。本書的研究對象與敘述范圍，即圍繞以上兩個方面展開，對電視批評整體進行歷史向度上的梳理、統(tǒng)納與評點。因此，從本質上說，本書的主要指向是歷史的，其次則是分析和評點的（參見圖1-2）。

二、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原因

作為與中國電視傳播事業(yè)同步進行的媒介現象，中國電視批評已經走過了近五十年的發(fā)展歷程，然而，與在發(fā)展時間長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比起來，中國電視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媒介批評的研究，無論是在體系的完備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卻都還鮮有可與之相提并論之處。這當然有歷史延承和學科積淀差異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卻還是長期以來電視批評理論體系自身建構意建構意識的匱乏與缺失。無論從實踐發(fā)展還是學科建構上，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已成為中國電視研究發(fā)展的必然之舉。

（一）完善電視批評學科體系建設的需要

作為與中國電視傳播事業(yè)同步進行的媒介現象，中國電視批評實踐已經走過了近五十年的發(fā)展歷程，然而，與在發(fā)展時間長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比起來，中國電視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媒介批評的研究，無論是在體系的完備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卻都還鮮有可與之相提并論之處。這當然有歷史延承和學科積淀差異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卻還是長期以來電視批評理論體系自身建構意識的匱乏與缺失。雖然自2000年歐陽宏生教授的《電視批評論》出版以來，有關電視批評的理論著作紛紛問世，但真正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學術視野對電視批評進行縱向梳理和系統(tǒng)整合的著作卻并沒有出現。

在這些著作中，劉建明的《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評：揭開公開中立的面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視批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曹祖龍的《影視批評學大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陳犀禾/吳小麗的《影視批評：理論與實踐》（上海大學出版，2003）、時統(tǒng)宇的《電視批評理論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劉曄原的《電視劇批評與欣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沈義貞的《影視批評學導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李巖的《媒介批評——立場范疇命題方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歐陽宏生等人的《電視批評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張文娟的《電視文藝生態(tài)批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王艷玲的《在無序中探索有序：20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文藝批評理論研究》（新華出版社，2007）、雷躍捷的《媒介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研究的最新狀況和最高成果。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側重的研究視域和理論成果豐富、發(fā)展了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的內容體系，但正如上文所說，真正將研究的視角放在歷史發(fā)展的縱深向度上，對中國電視批評現象和理論探索過程進行系統(tǒng)性分析和歷史性整合的著作卻并沒有出現（劉建明教授的《中國媒介批評史》研究工作雖已基本告竣，但其重點卻在對中國媒介批評思想狀況的研究而不在對具體媒介領域的分析上，其作為社會思想發(fā)展史的意義也要遠遠大于其作為具體媒介批評史的意義）。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早已擁有自己批評史的狀況相比，中國電視研究領域批評史建構的滯后與缺失已經讓電視批評實踐和學科建設在現實發(fā)展面前遭遇到了嚴重的瓶頸制約和身份質疑。喪失了扎實深厚的史學生長平臺，電視批評實踐的輝煌也就失去發(fā)展的鏡鑒和檢點的基礎，而理應由其承擔的指導現實、瞻望未來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這種狀況下隨之宣告失位，這已經成為令實踐者和研究者倍感憂心的問題之一。

（二）研治中國媒介通史尤其是廣播電視通史的需要

中國廣播電視通史的研究從1987年《當代中國的廣播電視》出版以來，逐漸步入到全新的發(fā)展階段。1991年，郭鎮(zhèn)之教授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專門以電視媒介發(fā)展為研究對象的通史著作《中國電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國電視媒體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間的發(fā)展歷程。之后，于廣華主編的《中央電視臺簡史》（人民出版社，1993）、鐘藝兵/黃望南主編的《中國電視藝術發(fā)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張慶/胡星亮主編的《中國電視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6）、楊偉光主編的《中央電視臺發(fā)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陳志昂主編的《中國電視藝術通史》（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廣播電視發(fā)展史》（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趙玉明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通史》（上、下）（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2004）、喬云霞編著的《中國廣播電視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劉習良主編的《中國電視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等以廣電通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紛紛問世。這其間，郭鎮(zhèn)之教授的《中國電視史》（文化藝術出版社）也在1997年簡編修訂后再次出版發(fā)行。但是，這些以“簡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學著作卻無一例外地面臨著專題史研究不足的尷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評價的那樣，中國廣播電視專題史研究的匱乏與薄弱“使得大部頭的‘簡史’、‘通史’的內容顯得先天不足”，通過對“通史”或“簡史”的閱讀，我們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記錄，而不能對諸如體制的變遷、制度的建設、節(jié)目形態(tài)的遞進和沿革等有一個全面、系統(tǒng)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構電視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基礎性專題史（包括文化史、批評史、傳播史、藝術史和各種具體形態(tài)具體領域內的研究史）的研究便顯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實上，也只有這樣，電視批評研究的學術話語和實踐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發(fā)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長遠切實的層面上對電視媒體傳播實踐活動形成指導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電視批評現存史料的需要

作為一個有始無終的開放現象，電視批評已經完成了一段相對獨立的發(fā)展歷程，積累了大量的批評史實和相關資料。根據《中國廣播電視年鑒》和中國期刊網的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98年一年，全國就出版和發(fā)表有關電視研究的書籍與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這一數字達到261部/4419篇，5年內增幅達到150.96%和50.41%。無論是從“鑒古”的層面上，還是從“知今”的層面上，對這些史實和資料進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經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為。美國媒介批評家RobertLShayon曾說，媒介批評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還要重要，[6]從這個角度上也可以說，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建構，也有著超越電視批評學術研究狹隘一隅的普泛性社會意義。

三、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視野維度

中國電視批評實踐一向分為業(yè)務性電視批評和理論性電視批評兩個大的域疇，業(yè)務性電視批評多就業(yè)務實踐中的某個具體問題而展開，諸如對電視新聞電視綜藝電視劇電視紀錄片電視專題片電視廣告等具體節(jié)目形態(tài)的批評、對節(jié)目主持人的批評、對節(jié)目傳播藝術和傳播效果的批評、對電視媒體具體管理和運營環(huán)節(jié)的批評等；理論性批評則多就電視自身建設和本質問題的研究而展開，它又包含了三個方面，“一是電視本質理論發(fā)展的研究；二是對電視外部關系理論的研究,包括電視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內容；三是對電視本體理論的研究。電視本體理論包括電視傳播學電視藝術學電視語言學電視心理學電視美學等五個方面的內容。”[7]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撐起了電視批評業(yè)務與理論研究的多重維度，從而也成為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所必須直面相對的對象和場域（參見圖1-3）。

廣義的電視批評還包括了電視評論，電視理念批評、電視現象批評、電視節(jié)目形態(tài)批評和電視創(chuàng)作主體批評等均是其在不同發(fā)展向度與研究空間上的拓展。作為電視批評的主要內容之一，電視理念批評承擔著對電視研究理論既建構又解構的任務，它既要從鮮活的具體批評實踐出發(fā)，又需要超越單純的口頭批評實踐，將其中的批評意識抽象升華為具有普泛性指導意義的理論和觀念形態(tài)。電視現象批評，則以其紛紜變幻、富有時代氣息的特點，成為電視批評家為關注的另一項批評內容。所以，對電視現象的批評必須認識到電視現象與電視批評的關系、電視現象批評的現狀與問題。電視節(jié)目也是電視批評的主要對象和立論基礎，電視節(jié)目的形態(tài)是隨著時代進步、社會發(fā)展而不斷變化和創(chuàng)新的，因此，分析電視節(jié)目形態(tài)與電視批評之間的關系也是十分必要的，這甚至是電視批評的主要表征。電視創(chuàng)作主體作為電視傳播和藝術創(chuàng)造的基源，同樣是電視批評所要涉及的重要對象之一，對電視創(chuàng)作者的批評可從技術專業(yè)、藝術美學、思想政治、市場商業(yè)四個價值取向來進行；從批評實踐來看，又可從社會系統(tǒng)、電視系統(tǒng)、創(chuàng)作主體、文本系統(tǒng)四個角度來進行。

從電視批評的空間與范疇來看，電視批評又涵蓋了批評的基本理念、批評的審美闡釋、批評主體的內在意識、批評的方法、批評的文本等內容。電視批評的基本理念有選題視角的針對性，方法理念的科學性、知識的綜合性、對創(chuàng)作實踐的指導性及社會參與的廣泛性等。電視批評具有藝術審美的功能，這就需要我們對包括電視批評中的審美意識、審美心理現象、審美表現以及審美理論等在內的內容進行證述闡釋。另外，作為批評主體的批評家本人也是構成電視批評研究的一重重要維度，批評家的文化修養(yǎng)和思想素質，包括明確的導向意識、開放的美學意識、民族的文化意識敏銳的語言意識、成熟的思維意識、多元的知識結構等，都應該也必須納入到電視批評史的研究視閾中來。

四、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理論范式

（一）以批評理念變遷為線索的結構體系

理論范式是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關鍵，也是建構任何一門學科所必須首先重點解決的問題。所謂的理論范式，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就是指賴以對電視批評活動和理論研究現象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勾描的理論框架與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學科結構上的問題，同時也包含了學科共同體成員所必須一同遵守的批評理念與邏輯架構問題。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研究對象和批評內容可以隨著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隨著電視傳播事業(yè)的變遷而變遷，但架構學科結構的理論體系和引領學科發(fā)展的思維邏輯卻會保持相對地齊整和統(tǒng)一。在這個模式下，中國電視批評理念的變遷和傳播形態(tài)的沿革具有著貫穿歷史古今的線索意義。

以此為基點，觀照中國電視批評近半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可以將其發(fā)展劃分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創(chuàng)時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發(fā)展時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構時期、1993至1999年的理論自覺時期和新世紀以來的多元化建構時期等幾個階段。在這幾個發(fā)展階段中，政治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社會批評理念、精英文化意識主導的歷史審美批評理念、本體建構意識主導的學術批評理念、民族意識與西方理論雜語喧嘩織就的文化批評理念、產業(yè)主管部門與媒體經營者聯(lián)合締造的產業(yè)批評理念相對齊整地占據了各自相應時期的主流話語位置。五個階段、五種批評理念之間的演進與嬗變架構勾描出中國電視批評史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軌跡。

中國電視批評誕生之初，電視批評的主體還主要局限于電視實踐領域的從業(yè)人員。早期的廣播電視刊物《廣播業(yè)務》上的電視批評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賽中的實況轉播》、《電視廣播宣傳中的幾種方式方法》、《電視報道的人物選擇和刻畫》等，幾乎都是創(chuàng)作者和一線操作人員的經驗總結。此外，最早期的中國電視批評主體還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極少數具有較高文化素養(yǎng)的電視觀眾，像田漢、吳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這種狀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有了較大改觀。學界的學者和科研人員接過實踐者手中的批評火炬，成為從事電視批評和理論研究的主體力量，他們的批評文章占據了相關刊物批評文章總量的50%以上。由于他們長期從事電視理論研究，擁有比較扎實的理論知識積淀，其批評也較通常的業(yè)界批評更為系統(tǒng)、全面和深刻。其他新聞業(yè)者和廣大電視觀眾也是電視批評中的重要力量，這其中還要特別強調一下來自政府管理層的批評。他們是電視觀眾群體中的“特殊受眾”，因為他們的批評會更大程度地影響到電視政策的制定和調整。隨著受眾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們自身的批評意識與發(fā)言欲望也很強烈，對于這部分群體，需要注意一個引導和規(guī)范的問題，尤其是網絡電視批評。

（二）以批評標準－批評目的－批評方法為結構框架的批評模式

現象－系統(tǒng)－模式－概念是建構任何一個學科體系都不可或缺的參照體系，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同樣所有的現象梳理和歷史勾勒都必須納入到中國電視批評史－中國電視批評－中國電視實踐－中國電視管理者創(chuàng)作者批評者的整體觀照系統(tǒng)中來。在這個系統(tǒng)下，對每一樁具體歷史事件、每一種具體批評理論和對每一個具體批評家的歷史評述都必須建立起相對統(tǒng)一的批評模式，即批評標準－批評目的－批評方法的模式。在這重模式中，批評標準、批評目的和批評方法三個要素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呼應，它們以電視批評實踐中的相關概念和話語體系為支撐形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批評系統(tǒng)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講，這重批評模式實際上也是維系主客體之間恒定批評秩序并保持其相應批評關系的手段和方式。電視批評史中所有的歷史描述與評價標準問題、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問題、批評家的理論見解和批評對象的實際發(fā)展問題、批評整體與其發(fā)生的社會背景問題、管理者創(chuàng)作者批評者（有時會重合）之間的斥合互動問題都有賴于納入這重模式的溝通和整理之下，這個問題主導著批評史歷史敘述的基本姿態(tài)和敘述效果，也主導著批評史話語表達的基本特征和理論維度。

（三）以敘述立場的辯證選擇為出發(fā)點的闡釋方式

任何一種歷史敘述，尤其是批評史敘述，都無法回避敘述立場的選擇問題。敘述立場的選擇，反映在具體的建構層面，實際就是指學科建構過程中創(chuàng)構者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時所秉持的態(tài)度問題。歷史絕對主義觀點、歷史相對主義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構成了這種敘述立場選擇的三分視野。

歷史絕對主義以追求歷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機械呈現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歷史事件發(fā)生前后的邏輯關聯(lián)，以割裂著述者主觀介入既成事實的方式追求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客觀性。這種歷史觀不但在理論上存在著悖論，而且對于實踐特色極為明顯的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也明顯無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那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學建構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觀因素的滲入，機械的校勘和考訂并不能完成批評史所有的歷史敘述任務，也更無法達到其助益現實的最高追求。歷史相對主義則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對于任何一個時代的現象和事件，均可以擺脫原有歷史情境的制約和規(guī)范進行隨意闡釋和發(fā)掘。如果說歷史絕對主義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發(fā)展的觀點的話，那么相對主義則是故意削平了歷史發(fā)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發(fā)展的客觀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則兼顧了客觀性原則和邏輯性原理的統(tǒng)一，在闡釋描述歷史時不但注意了闡釋主體與闡釋對象之間的“透視距離”（即既要考慮到闡釋客體所處的特定時代的價值觀，也要兼顧到闡釋客體出現以后一切時代的價值觀）問題，而且還考慮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辯證關系的存在問題，從而相對完整地實現了電視批評發(fā)展外部條件和內部規(guī)律的互通與融合，成為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話語闡釋方式和敘述立場。

五、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方法

（一）學理審視與歷史體認交融

“批評史研究并不是一門單純研究古籍的課題，也不是一項純粹描述性的活動，而是一種對歷史的重新思考”。[8]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研究所面對的時間段落雖不算長，但由于電視傳媒巨大的社會關注度和批評群體的多樣性與活躍性，卻資料浩繁，對于這些資料的取舍自然就成為研治電視批評史所無法回避的問題之一。

作為一個史學門類，電視批評史必須接受歷史發(fā)展前存在、學理審視后跟進的治史通則，這就產生了學理審視和歷史體認之間的時間差問題：一方面，對歷史事件和文獻資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過去，對其原初情境進行體認；另一方面，對歷史事件和批評現象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分析又需要立足當下，作現時地觀照。解決過去和現在、回望和前瞻難以并行的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歷史情感的培養(yǎng)和造就。“歷史情感是一種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種更為持久、更為強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學情感那樣，通過虛構和濃縮，表現得夸張而熱烈……歷史情感的力量來自它的真實……”[9]這種歷史情感的培養(yǎng)和形成會為我們在過去與現時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也會為我們的學理審視和歷史體認建構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臺。

（二）宏觀論述與微觀闡析結合

建構電視批評史和做任何學問與研究一樣，既要有宏觀層次上的理論、觀點、方法、模式等系統(tǒng)的支撐，也要有對具體批評家、具體批評理論和具體批評事件的觀照。如果說歷史時空和理論維度是一個大的邏輯性建構，那么具體的材料和史實便是支撐起這座大廈的磚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當、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個系統(tǒng)工程的完美建設。

葉兢耕在上世紀40年代評價朱自清的《詩言志辨》時曾說，“研究文學批評就得先從文學批評的本身——批評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尋中間的脈絡，也即是史的發(fā)展，然后貫穿起來，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學批評史的間架”。[10]這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同樣富有啟發(fā)意義。電視批評在發(fā)展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大量史實資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會自發(fā)地給建構者提供研治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學術鏈條和內在邏輯，我們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論”的構架里來考察，才可能揭示出電視批評發(fā)展錯綜復雜的面貌。例如對于1979年年初中國電視熒屏上所出現的第一則電視廣告的爭論、對于1988年電視紀錄片《河殤》播出后所產生的社會大討論、對于1990年末播出的電視劇《渴望》所引發(fā)的不同批評聲音等現象，如果脫離開宏闊的歷史視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論把握，我們就很難徹底理清它們對于電視傳播觀念本身、對于電視批評者群體和對于電視制作者個人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也就無法給它們一個恰切的歷史定位。反之離開了這些具體生動的個案，歷史視野和理論維度也會失去腳踏實地的依著，顯得空茫并塌縮。

（三）主次分明與詳略輕重并行

由于中國電視批評史所涉及的層面和領域橫跨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諸如技術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哲學的、歷史的、美學的等等，再加上電視媒體領域本身理論研究的細分，使得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領域都平均用力，這既不可取，也不現實。事實上，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總”，選擇與刪減是其研究過程中一個不可省略的步驟，當然，前提必須是建立在統(tǒng)籌全局的基礎之上；而電視批評史具體領域內的深入研究，諸如文化研究、經濟技術研究、藝術理論研究、本體美學研究、產業(yè)與傳播研究等則需要更為專門的批評史的出現。

（四）史德與史識兼容共生

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由于所牽涉到的評述對象大都還與建構者處于同一時空之下，而且有可能還是自己的師友或親好，這就無形中增加了堅持批評標準實事求是的難度。要做到既不隨意吹捧貶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為自己或師友謀取聲譽與利益，沒有良好的史德無疑是行不通的。史識同樣也是中國電視批評史建構過程當中建構者必須具備的素質，沒有史識，就無法做到去蕪存精、辯偽存真，也就無法對過去的歷史事實進行真實地有意義地總結，也就更無法為電視批評的現實實踐和未來發(fā)展提供鏡鑒和幫助。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史德與史識是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先決條件。中國有“受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古訓，在電視批評中，我們與其對電視實踐做出一個結論性評述，“捧殺”或“罵殺”，反而不如給實踐者以一個切實可行的反思與審視邏輯，幫助他們學會自審，真正讓電視創(chuàng)作者“明辨”而“篤行”起來。

“批評史不應成為一門單純研究古籍的課題，而應該闡明和解釋我們的現狀”[11]，美國著名批評史學家雷內•韋勒克的這一觀點正好切中了中國電視批評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的研究體系中，批評史應該是一個富有提問并具有應答能力的主體，積極參與當下及未來的理論建設和發(fā)展實踐，而不應該只是以一個單純的被動者的面目出現。20世紀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學研究除了要考慮它的學術價值外，更重要的還是要考慮它的社會價值，即所選擇的研究課題是否與現實聯(lián)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需要”。[12]電視批評本身就是實踐性和目的性極為明顯的社會文化活動，它對電視文本的闡釋與解析、對電視傳播的監(jiān)督與匡正、對電視功能的引導與疏通，無不同社會現實發(fā)生著密切地聯(lián)系。以電視批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中國電視批評史，對電視媒體文化屬性、藝術屬性、經濟屬性和意識形態(tài)屬性的多維觀照與系統(tǒng)梳理，無疑會對正處于社會結構轉型、經濟文化調整、媒介解體重構關鍵時期的中國電視實踐，提供豐富的鏡鑒和參考，為其當下的改革和未來的發(fā)展帶來指導意義和助推作用。關鍵詞：電視批評史建構維度范式方法

[摘要]：

本文以歷史實踐和現實發(fā)展為依據，參照相關學科的建設情況，首次相對完整地提出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設想；并進一步從學科的觀照維度、結構范式和研究方法等問題出發(fā)，系統(tǒng)闡述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學理框架與內容安排等問題。

[注釋]

[1]歐陽宏生：《電視批評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歐陽宏生：《電視批評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3]相關論述參見胡智鋒、羅振宇《學院精神與學理路徑——理論視野中的“電視批評”》（《現代傳播》1996年第1期），周安華《現代影視批評藝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時統(tǒng)宇《電視批評理論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樂《電視批評的批評》（《電視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視批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應天常《電視批評：在探索中前行》（《電視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靜郁《多生語境中的中國電視批評》（中國傳媒大學2005年學位論文）。

[4]參見[美]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第1—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國廣播電視史要應對的八種關系》，載《現代傳播》2006年第1期。

[6]黃新生：《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頁。

[7]歐陽宏生：《中國電視批評的發(fā)展》，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1年第11期。

[8]楊冬：《批評史的意義》，載《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9]郭鎮(zhèn)之：《歷史與情感歷史與經驗——廣播電視史研究札記兩題》，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2年第6期。

[10]張國風：《清華學者論文學——《新生報》副刊選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

[11]ReneWellek,AHistoryofMordenCriticismvol.1,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5.Ⅴ.

[12]林青：《廣播電視史學研究淺議》，載《視聽界》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