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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治國安邦的重大戰略任務。新聞傳媒作為黨執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聞傳媒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應該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積極引領公眾輿論，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強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聞傳媒和諧社會輿論導向公眾輿論

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具有其它載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討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功能、使命與作用，不僅是全體新聞宣傳工作者的責任，同時也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須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與作用。新聞傳媒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

傳播學的誕生不僅僅是工業發展的結果，更主要的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需要。從傳播學學科初創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學科理念影響著社會。美國著名政治家、傳播學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早就指出傳播學的三種社會功能：“(1)監視環境，揭示那些會對社會及其組成部分的地位帶來影響的威脅和機遇；(2)使社會的組成部分在對環境做出反應時相互關聯；(3)傳播社會遺產。”他甚至樂觀地設想過：“在民主社會中，合理的選擇取決于教養，而教養又取決于傳播，尤其取決于領導者、專家和普通百姓之間能有相同的注意內容。”[1]“專家、領袖和普通人可對世界大多數人的趨勢有同樣的大體估計，也可對戰爭的可能性有同樣的總體看法。在整個社會，使普通人頭腦中關于現實世界重大關系的圖景，與專家、領袖頭腦中的圖景高度相等，將主要由大眾傳媒的控制者促成，這絕不是幻想。”[2]實際上，拉斯韋爾關于傳播學的三項社會功能中，有兩項是直接涉及生存環境構建問題的。在當下社會，人們已經無法離開媒介。另一位傳播學家麥奎爾，還形象地列出了一個“媒介地圖”，如圖1。（圖略）

這樣一張媒介圖，清晰表明了大眾傳媒作為一個中介，在社會、國家和媒介受眾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學科特點，通過適當的價值目標、實現控制，以及給受眾提供信息文化服務方面的協調關系。比如，媒介與其它機構，媒介與公眾之間的聯系等。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媒介與社會的替論。另外，他還通過對以媒介的變化、自由、多樣性為內容的“離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為內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鑒。另一位美國著名媒介批評家和新聞學者阿特休爾，在其《權力的媒介》中摒棄冷戰思維的“報刊的四種理論”，重新劃分成三種社會傳播模式，即市場經濟世界模式、馬克思主義世界模式、進步中世界模式。盡管這種分法的科學性還有待研究，但它通過對三種模式在新聞事業的目的、信念、新聞自由等方面內容進行比較分析證實：不管是哪個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種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傳媒的性質和功能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其明顯的一致性，且主要體現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爾深刻指出：“當今世界有時被人稱為核時代，有時被人稱為信息爆炸時代。這些術語的含義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個科學技術使之改換面貌的世界，一個充滿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對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脅。爆炸式的突飛猛進、鋪天蓋地的情形既是知識的源泉，又是毀滅的種子。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秩序中，在新聞媒介從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聞商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描繪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構成人類抉擇行動的基礎。認識不到這個基本而又嚴酷的事實就無法理解新聞媒介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3]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已進入到信息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們消費的“信息系數”與“恩格爾系數”恰好呈負相關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飲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數則越高(見圖2)。（圖略）

當今社會，新聞傳播無疑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新聞已經成了政治信息體系中的核心，甚至成為當下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國家元首，還是利益集團，抑或普通民眾，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聞文本里面，新聞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與其觀眾交流的平臺，它已經成了從國家上層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監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開反映的主要渠道，成為他們了解政府和政治的運轉，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誰在那里制造了新聞，或誰沒有制造新聞，新聞如何影響社會，如何影響政治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交流平臺。特別是在大眾傳媒時代，政治家們都已經很習慣地走到公眾面前，利用大眾傳媒向廣大民眾傳遞他們的思想。信息已經越來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們的手中。

現代新聞的體系結構可以概括為三元結構：一是媒體本身，這是新聞的生產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聞離不開政治家，政治家也離不開媒體；三是讀者，亦為受眾，離開受眾，新聞就失去了基礎，受眾是新聞的消費者。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聞傳媒

構建和諧社會的長期任務

新聞傳媒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的優勢，弘揚輿論引導之“勢”，發揮引導之“術”，把握引導之“度”，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傳媒輿論的重要性有兩個經典比喻：一是“社會輿論的紙幣”，二是“黨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寫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以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馬克思在法庭上嚴正駁斥對《新萊茵報》的控告，他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來，“社會輿論的紙幣”的流通已不限于報紙，它從單一的報紙發展到廣播、電視、網絡、數字化媒體，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廣泛、影響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里的目標，描述的就是一種“和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為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5]他主張新聞單位要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切，都是為了在黨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來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庚好的輿論環境。1996年9月26日，在視察人民日報社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系的工作。”[6]

構建和諧社會，堅持正確的輿論引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一貫提倡的。新聞輿論引導之勢要反映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從全局考慮，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體特別是黨報黨刊，央視和各省市的廣播、電視，有責任做大做強主流媒體的輿論場，發揮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輿論引導中成為“領唱者”。現在有一些媒體，習慣于炒作那些發生在周圍的雞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聞、“公共”新聞。應當說，偶爾為之，也沒什么不好，但長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聞搞成“主打”產品就不好了。

發揮輿論引導之勢，首先要關注大勢。何為大勢?大勢就是大趨勢，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擊非典，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反分裂國家法，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開發西部和中部崛起的問題，三農問題等，都是國家的大勢。

在關注大勢方面，新聞傳媒積累了不少豐富的經驗。比如，對1998年抗洪斗爭的宣傳以及后來升華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國新聞單位開展的“三項學習”、“三貼近”活動，2004年各大媒體集中宣傳任長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揚了黨的優良傳統，感動了多少中國人。所有這些，都是一種大勢，都是輿論引導之勢的大手筆。

輿論引導之勢要在厘清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多下工夫，觀念一變，效果也不一樣。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90年代初由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組“皇甫平”的文章引發的關于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等，盡管已經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但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出的輿論引導之勢的作用，無論今天怎樣去評價，我想都不過分。

輿論引導之勢要關注熱點、焦點問題。輿論之矢，要射熱點、焦點問題之的。當今社會熱點、焦點問題日益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大多數人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們集中反映了社會中的復雜性，公眾關注程度比較高；二是普遍性，這也是熱點、焦點問題的特性之一。還有許多熱點、焦點問題往往會由一些突發事件而誘發連鎖反應，發展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料，一旦處置不當，將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對熱點、焦點問題的把握，特別是突發事件的把握，顯得尤為重要，已經成為引導輿論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導輿論工作中，還要善于把握好輿論引導之“度”。“度”是一種狀態，同時又是方法。中國古代的“過猶不及”講的就是“度”的問題。講：“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7]熱點、焦點問題的引導，都有一個度的問題。有些時候，今天是熱點、焦點，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從共性中找個性，透過現象看本質，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別重視輿論引導之“術”的問題。輿論引導要產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講究引導藝術。

如果說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黨的新聞工作的生命、靈魂、根本任務的話，那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正是集中體現了正確輿論導向的要求，概括了輿論導向的本質，凝練了輿論導向的豐富內涵。三個“貼近”是一個相互關照的有機整體，既是原則，又是內容，三貼近集中體現了黨的意志與人民群眾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貼近不僅僅是一種工作方法，同時也在黨、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一個牢固的橋梁、紐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載體。

把新聞宣傳作為一種領導工作方法，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作用

把新聞宣傳當作一種領導工作方法，是我黨在長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寶貴經驗。早在1940年，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就寫道：“《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干部的學校。”[8]他把所有《中國工人》的讀者都看作是(中國工人)這個“學校的學生”。1944年3月22日，在談到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時，稱看報比吃飯更重要。他生動地說：“關于報紙，現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我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后吃飯的。”[9]這種“沒有報紙不好辦事”的感覺，已經把報紙看作是指導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鄧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開的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上提出，“拿筆桿子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

用新聞宣傳指導工作，必須旗幟鮮明，是非分明，立場堅定。一再強調：“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響，在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嚴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一些報刊上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影響穩定。鄧小平及時明確地提出：“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他進一步提出，不管是組織討論還是開展批評，都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否則，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動上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決定，黨就要渙散，就不可能統一，不可能有戰斗力。

回顧我黨八十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典型報道問題。非常重視典型報道，他曾講過“凡典型的，都應當公開報道”[11]。鄧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什么都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12]。我們黨在典型宣傳方面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把新聞宣傳作為工作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讓人民群眾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鄧小平曾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列為辦好報紙的三個基本條件之一。他討厭報紙報喜不報憂，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13]。更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看作是實現黨內團結的重要武器。他曾就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提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14]報紙上的批評要實行“開、好、管”的方針。“開，就是開展批評。不開展批評，害怕批評，是不對的。好，就是開展得好。批評要正確，要對人民有利，不能亂批評一陣。什么事應指名批評，什么事不應指名，要經過研究。管，就是要把這件事管起來。這是根本的關鍵。黨委不管，批評就開展不起來，開也開不好。”[15]開展對人民內部問題的尖銳批評應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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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是一把雙刃劍，鄧小平非常注重通過輿論去監督我們黨和黨員，取信于民。他說：“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的民主生活，就一定會脫離群眾，犯大錯誤。”[17]這一論述深刻闡明了在我國實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內容、目標。

把新聞宣傳作為領導方法，要有一個中心，中心說是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報刊看作是召喚人們的一面旗幟或思想中心。列寧后來明確提出黨報是“思想中心”。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中，曾把辦報紙稱為建黨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環”[18]。鄧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語重心長地說：“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19]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報中心”說的新的繼承，融進了新思想、新內容。在黨的多次會議上都特別強調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他認為，輿論導向是否正確，關鍵是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要激勵人民，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二是要服務大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三是要加強管理，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20]三個方面實際上是互相聯系的，“激勵人民”是目的，“服務大局”是準則，“加強管理”是手段，互為制約，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長春同志，都對新聞宣傳做出過多次重要指示，進一步強化了黨的主流媒體的“中心”意識和“中心”作用。新聞傳媒在公共領域中要發揮主導作用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公眾社會，公共領域的公眾輿論怎樣，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特別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媒體在這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責任。信息時代的到來，媒體有時可以起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對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賦予新聞媒介以神圣職責。當然，從政治體制上來講，民主制度也賦予新聞傳播及其監督活動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對權力的制約是保證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一般講，對權力的制約有三種方式，一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二是以道德制約權力，三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由于權力的相互制約機制無法最終解決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就有了健全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機制，使公共利益的主體——廣大公民承擔起監督者的責任，恰當地配置權力，以限制、阻遏權力的濫用。大眾傳播媒介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話語領域最主要的表現。在我國，這種功能主要體現為輿論監督，它是指公民或新聞媒體發表與傳播針對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作為一種功能，它是言論自由權的諸項政治與社會功能的表現。

我國的新聞傳媒有輿論監督的傳統，并在促進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會弊端、純潔黨的干部隊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輿論監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黨對媒體監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體在人民群眾中的美譽度。一項調查顯示：“64．1％的被訪者表示，‘當看到社會上的不平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有24．3％的被訪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15．8％的被訪者‘當遇到有意思的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統計表明，公眾心目中的記者已經成了社會正義、公平的化身。

應當指出，現代傳媒所表現出來的輿論力量，對推動社會秩序中的公共權力監督和公共輿論有著空前影響。我國是一個社會公共體系極為龐大、公共事務極其復雜的社會，人民尚未實現對執掌公共權力者的全面自由選舉，在民眾與政府關系中，公共權力特有的壟斷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決定了民眾很難對公共權力實施直接而有效的監督。加之近年來一些不良社會風氣，已經使人們的政治熱情不斷減少，民眾對政治普遍淡漠，除非當公共權力切實觸及其自身利益時，他們才會做出反應。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保持社會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壓力，以保證公共領域的正常運行，非社會輿論莫屬。

新聞傳媒因其傳播活動同輿論的聯系特別是通過輿論對政府決策的作用和輿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用，服務于民主政治。傳媒提供了民意上傳的現代化工具，公眾成員及公眾團體可以通過傳媒圍繞其自身的利益等公開發出呼聲，以此影響輿論，從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參考各方的呼聲，這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此外，現代傳媒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所作所為的報道，使公眾了解這些情況，是使前者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重要條件。而現代傳媒作為面向公眾的傳播媒介，可以成為公眾論壇，將公眾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監督意見傳遞給后者。由傳媒作為中介的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政治中對權力進行制約的重要方式之一。

應當說，近年來，我國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非常重視發揮新聞輿論的作用，以至黨和政府把媒介納入權力運作體系，把媒介變成有限公共資源，把批評報道變成民主化進程的內容。所有這些無疑提高了媒介的社會作用和地位，比較好地解決了一個交互作用的問題。比如：從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這是它的宣傳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眾的喉舌。前者的意義具有一種權力背景，體現和彰顯了黨和政府的權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評、監督都是上級黨委、政府認可的，是一種政府權力、態度的轉化。從另一方面講，把它納人到一般意義上的媒介輿論監督，政府可進可退，減少了政府的壓力。從制度層面上講，政府把媒介批評納入到一種治理技術，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在以往，傳媒只是意識形態的工具，無從談及公眾輿論。現在把媒介納入到社會治理的權力過程中，很自然地顯現出它的公眾批評的形象威力，為黨和政府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輿論平臺。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當下的新聞媒體可以說正在成為公眾精神、公眾意愿的代言人。

具體說來，新聞傳媒在參與現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當公眾參與決策的工具；可以充當公眾參與評判決策及其后果、議論公共事務的工具，充分聚焦公眾注意力，圍繞重大問題形成公眾輿論，成為對權力進行輿論監督的工具。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國家除支持輿論對公共領域的監督外，應盡可能避免權力過分干涉公共領域，因為公共領域是公共權力與社會的契面，這樣就可以既保障社會通往繁榮的道路，也為國家的復興和繁榮提供堅實的基礎。

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凸現了公民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從理論層面上講，媒體監督只是輿論監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為大眾提供言論自由的通道或載體是它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媒介權力和政府權力往往結合在一塊，把黨政行為變相地以輿論監督的形式出現，弄不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監督與輿論監督混為一談，特別是把媒體監督與政府意見、權力結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監督有時會出現“缺位”或“越位”，當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們的意見、心聲時，媒體缺位、失語；而在有些場合，媒體的一些人利用媒體權力干預司法、干預人身自由，把社會公器變成個人私器或少數人專用之器。一旦這種“缺位”、“越位”泛濫，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將是不可低估的。新聞報道、輿論監督，必須遵循客觀原則。當然，大量事實證明，在有意識存在的社會里，客觀有時只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難做到。這是因為，人是社會的人，是某一利益群體的一分子，人的社會屬性鑄就了新聞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們就不去追求客觀了呢?也不是!客觀性首先是一種意識、理念，其次是一種方法，更高層面上應是一種境界。

媒體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社會公器，是一個輿論場，而公民社會中的公眾則是民間的輿論場，兩者共存于當下這個社會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體通過自身的得天獨厚的輿論監督加大并增進了公眾對媒體的介入和信任。反過來，公眾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促進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兩個輿論場的重合、互動，構成了現代社會健康文明發展的有效機制。重合得越多，這個社會就越和諧；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甚至產生社會動亂。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構建和諧社會是實現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會基礎。我國新聞媒體任重道遠，媒體不是局外人，媒體是最活躍和最有生命力的參與者、建設者，是先進生產力，它不僅要引領先進文化，擔負黨和人民的喉舌和橋梁紐帶作用，同時又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公眾輿論平臺。媒體要利用好這個平臺承載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真正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積極的、建設性的重要力量。

注釋：

[1][2][3]張國良主編：《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頁。

[4](馬克思恩格斯論新聞)，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頁。

[5][12][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頁。

[6]《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學習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頁。

[7]《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頁。

[8][9][10][11][14][15][16](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頁。

[13][17]《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頁。

[18]《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第397頁。

[20]《十四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16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