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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學基本概念傳媒職能客觀公正作為商品的新聞

[摘要]：本文通過闡述1978年以后幾個新聞學基本概念回歸本學科的歷史進程，說明對新聞、新聞傳媒的認識是否科學，對于傳媒業的發展、新聞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特別在社會變遷的轉折時期。作者認為，推動我國新聞學基本概念回歸的動力，與其說是不同意見長期爭論，一方說服了另一方，不如說是1978年的那句老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傳媒業發展的實踐，不斷推動著人們對以往認識的轉變。

Abstract:Several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havereturnedtotheiroriginalmeaninginsubjectsince1978.Byanalyzingthishistoricalprogress,thearticleholdsthatour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newsandmassmediais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mediaindustryandjournalism,paringtolong-termargumentofdiverseopinions,oneisconvincedbyanother,theauthorthinksthatthedrivingforceofthereturningofthesebasicconceptsis,asthesayingin1978,practiceistheonlycriterionfortestingtruth,whichmeans,thepracticeofChinesemediaindustryiskeeppromotingpeople’smind.

KeyWords: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functionsofmassmedia,objectivityandfairness,newsascommodity

如果現在我們說，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傳媒的主要職責是向公眾及時報告新聞；傳媒應當反映社會輿論；新聞報道要客觀、公正；新聞具有商品性；報紙要為讀者服務，等等，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會感覺這是不言而喻的，還用再說什么嗎？但是，如果把這些說法放在30年前，說出哪句話都要冒著受到批判的風險?，F在研究“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的文章很多，專著都出版了數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為了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等詞寫出來、說出來本身，也是要冒風險的。

觀念的變化往往滯后于社會的變遷，只是在這種變遷基本完成后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一些觀念才會與現實情況逐漸吻合；然而，隨著新的環境變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觀念或認識，接著又面臨更新的觀念的挑戰。我國新聞學在改革開放30年中，便經歷著這樣的變化過程。

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痕跡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但是當時只是在指導思想上宣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很多具體的觀念認識，不可能，也來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評價這樣的大事，一年前黨的十一大政治報告還在說這是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仍然對它持肯定態度，當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能對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確結論。“”是在三中全會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結論。如此重要的問題尚要經過數年的黨內思想交鋒才能最終得出結論，更不要說一個小小的學科領域內的事情了。

我國新聞學教學和研究在“”中遭到了滅頂之災，“”完全控制這個領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是當時重要的新聞學教育和研究部門，隨著人民大學在“”中被解散，新聞系當然亦不存在了；復旦大學新聞系雖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對于我國的新聞學來說，改革開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從零開始，恢復學科的建設。我們不得不從討論“什么是新聞”開始學科的建設。因為，幾乎所有涉及新聞、報刊、廣播（當時電視不普及，還未被列入考察對象）的觀點都深深浸透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印記。資產階級新聞學和無產階級新聞學、資產階級報刊和無產階級報刊的根本區別等等，此前曾經是新聞學研究者絞盡腦汁思考和必須回答的問題。在這種回答中，充滿了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偏見和由此帶來的常識性謬誤。

例如“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個概念，在改革開放以后，經過大約十幾年，才逐漸淡化，最終消失的。

“”時期的1967年1月，《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造反派奪權，得到的支持。《人民日報》1月19日發表社論《讓思想占領報紙陣地》，文章說：“我們黨的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968年9月1日，經批示“此件可用”的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指出：“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大力宣傳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反革命思想，是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一個重要方面?！贝撕?，“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廣。

197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出版的《新聞理論講話》（本人當時作為工農兵學員參與寫作[1]），將這個概念列為新聞理論的基本概念。這本小冊子寫道：“承認不承認報紙、廣播、通訊社是階級斗爭工具，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又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聞陣地上向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是新聞戰線兩條戰線斗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2]改革開放后，很多人對“報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提出質疑，認為是“”的理論。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聞學界的幾篇權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過傳媒迫害群眾的罪行，一方面堅持這個概念是正確的。文章寫道：“經過批判、的謬論，并經過正確解釋之后，我們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還是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的?！盵3]顯然，我們當時仍然沒有從理論上實現對新聞業的認識回歸到新聞業和新聞學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對此評論說：“批判者費了老大勁，進行猛烈的‘口誅筆伐’，卻仍然在理論上沒有實現從對象——新聞事業本身出發，也沒有回歸到對象，結論不得不繼續以對象的倫理功用取代對象本身，只不過對功用的現實作了一些價值調整。起點未變，軌跡照?！?。[4]這種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現是很突出的，實現認識觀念的轉變，其實很艱難，傳統的思維慣性表現得十分頑強和抗變。

經歷長時間轉變的新聞學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聞系，當時職稱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師中，講師最長的有20多年了，因為評職稱的工作停滯了十幾年）。于是，甘教授被請來請去授課，講述的第一個問題即“什么是新聞”。他得出的結論是：“新聞是報道或評論最新的事實以影響輿論的特殊手段”。這里，主語“新聞”這個概念用錯了，應該是“報刊”（當時沒有傳媒、媒介這樣的概念），不然，后面作為第二謂語的動詞“報道或評論”無法與主語“新聞”匹配。這個關于新聞的理解，壓縮為主謂賓結構就是：新聞是手段（實際意思是：報刊是手段）。顯然，這個對新聞的認識帶有“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的印記。我在1981年底寫了一篇文章，標題采用的是陸定一1943年說過的新聞定義，即“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內容為比較、分析當時的各種新聞定義，包括甘的定義。最后的結論是：回到陸定一的新聞定義去！其實，我對陸的定義并不滿意，但它沒有顯示工具論思想，又是我黨歷史上已有的說法，提出來容易被多數人接受。然而，就是陸定一的這個老觀點，亦被當時的文章溫和地批判為“客觀上給資產階級新聞學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這個概念，我們一向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的理論和體制。1978年以后，我們獲知這樣一個數據：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圖書之一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論》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國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呢？《紅旗》雜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釋思路是：他們出版《資本論》是為了批判它、歪曲它、圍剿它，所以，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是虛偽的。

傳媒是社會輿論的反映，當時已經查出來馬克思說過，但是若要把這個觀點作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慮人們頭腦中已有的既定觀念。想來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報刊是階級輿論的反映者”，待這個觀點被接受了，再進一步說，階級輿論也是社會輿論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說是社會輿論的反映者。[6]

“報紙的性質、任務、作用”，是1979－1980年我國最早的三次新聞學研討會的主題之一，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想說出，報紙除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任務外，還應當有自身的基本職能，但是當時討論來討論去，這個問題一直被表述得“猶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報總編輯的會上，一位中央級報紙的副總編小心翼翼地說了一句“報紙的基本職能是傳播新聞”，得到了大家的熱烈贊同。然而，即使提出來了，這個說法也得在較長時間內要與“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一起說，以避免遭到指責。

新聞報道要客觀公正，這個說法長期以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劉少奇1956年提出，新華社的新聞要客觀、公正、真實、全面，同時有立場。這個觀點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劉少奇平反，當月北京新聞學會第一次學術活動便是討論劉少奇的新聞思想，新聞要“客觀”，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幾年內發表的文章中，仍有的認為，“客觀報道，這是西方資產階級新聞界標榜的信條”。[7]1991年，“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被列為《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八條的第五條，似乎問題在認識上解決了。但是，1997年該文件第二次修訂時，這一條被刪除，對此沒有任何解釋。

關于新聞的商品性，最早的討論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聞學會通訊》上進行的，跨越兩個年頭，總共發表了五篇文章，三個人參與，一個人反對，一個人贊同，各兩篇文章，我寫的第五篇實質上贊同，但鑒于當時的環境，說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開的學術會上，有的研究者說，把新聞是否具有商品性作為研究對象，是不嚴肅的和不科學的，會降低我國新聞事業的水平，導致新聞事業迎合低級趣味，改變我們報紙的無產階級性質。[8]既然事情被上綱到這個層面，后來的數次關于新聞商品性的討論，均以否認新聞是商品收場，盡管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已經提出要實現“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為美國和聯合國的文件把新聞業視為是服務業，所以新聞是服務，不是商品。圍繞這個說法的討論，其實就在于該作者不知道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服務是商品的一種表現形式。[9]

關于報紙為讀者服務，提出以后爭議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報紙的性質、任務和作用主要表現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那么這樣說就可能降低報紙的政治職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載內容，就可以想象那時為什么會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歧。徐惟成說：“有些信息我們的報紙是不應傳播的，比如口紅哪里有賣，理大包頭在哪家理發店等?！盵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開的紀念劉少奇誕生100周年的研討會上，一位參與者的論文針對劉少奇說的“為讀者服務”寫道：“劉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準確。讀者、人民群眾是兩個概念。無產階級報紙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人民群眾，但是這些報紙的讀者并非都是人民群眾。讀者、人民群眾在這里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不宜混為一談；混淆了會引起歧異和混亂。正確的提法是報紙為人民服務?！笨戳宋恼?，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因為這樣的觀點還停留在1957年，而現在發生了多么大的社會變遷??！

環境的變化最終導致觀念的變革

30年過來了，只有經歷的人才會深切體會到觀念的轉變重要，但是轉變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觀念本身對于社會發展，學科的發展，卻是至關重要，特別在社會變遷的轉折時期。1876年，美國發明了電話。英國議會請來郵政部的總工程師詢問：英國是否需要發展電話？這位工程師回答：英國有的是郵差，我們不需要電話。因為這個接近決策層的人認識落后，結果，英國出現電話比美國晚了整整十年！

推動我國新聞學基本概念最終變化到現在的狀態，與其說是不同意見長期爭論，一方說服了另一方，不如說是1978年的那句老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新聞傳播業發展的實踐，不斷推動著人們對以往認識的轉變。例如，當“傳播媒介”、“信息”這樣的概念出現的時候，與我們常說的“報紙是黨和政府的工具”的說法差距太大，以至當時有人批評“傳播學的要害是否定階級斗爭”?，F在怎樣呢？“傳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嗎？當傳媒業作為重要的產業，每年以兩位數的百分比為國家提供滾滾財源的時候，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不準說新聞是商品，就變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時候很簡單，但是束縛我們頭腦的原有思想卻十分頑強。因此，堅定不移地繼續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觀，這些黨的十七大一再強調的要求，對于保證我國沿著1978年開始的歷史進程繼續前進，十分及時和重要。

對新聞學基本概念的認識，也伴隨著我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諾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通過的一系列國際文件，包括《世界人權宣言》。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同年，經全國人大批準，我國加入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此前的1998年，我國政府代表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尚待全國人大批準）。這些國際公約對于包括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在內的“表達自由”，給予了科學的表述，現在公認的最科學的關于表達自由表述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1．人人有權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達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面的或者是印刷的，還是采取藝術形式，或者是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條第2款所規定的權利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規定并為下列所必須：a）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b）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現在，我國新聞學界關于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表達自由的研究，已經在這樣的國際公約基礎上進行了，與30年前對此的認識相比，觀念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按新聞傳播規律辦事

2008年6月20日，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發表的講話，使用了很多新聞傳播學的概念，強調我們的新聞和宣傳工作要按新聞傳播的規律辦事。他說：“新聞宣傳工作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以改革創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堅持用時代要求審視新聞宣傳工作，按新聞傳播規律辦事，創新觀念、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方法、創新手段，努力使新聞宣傳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不斷提高輿論引導的權威性、公信力、影響力。要認真研究新聞傳播的現狀和趨勢，深入研究各類受眾群體的心理特點和接受習慣，加強輿情分析，主動設置議題，善于因勢利導。要完善新聞制度，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道機制，第一時間權威信息，提高時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边@些話語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聞傳播學的概念?？倳浾驹诳倲埲值母叨?，要求新聞傳播順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做到五個“創新”，把握三性（時代性、規律性、創新性），研究現狀和受眾心理，輿論分析，設置議程，突發公共事件新聞報道機制，第一時間，權威，等等，這些新聞傳播學界現在經常使用的概念，已經變成了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話語。

從和劉少奇1948年關于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到現在的關于新聞工作的講話，時代和環境不同了，話語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新聞學話語的變化，不是簡單的外表形式，而與實際事物的變化有著內在的聯系，它反映了30年來我國社會，特別是新聞傳播業結構和形態的巨大變化?？赡芪覀円郧坝羞^爭論，可能在這個問題上你對了，在那個問題上我錯了，可能我們都有過跟不上實踐發展的認識問題。然而，學科發展到今天，是我們共同努力和推動的結果。在現在新的起跑線上，我們需要團結一心，奔向學科發展的未來。

[注釋]

[1]為此，我在1989年發表文章《新聞學需要懺悔意識》，對自己原來的錯誤認識進行了清理。

[2]《新聞理論講話》第50頁，北京朝陽區工農通訊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73級工農兵學員編，1975年出版。

[3]《新聞學論集》第二輯6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4]劉智《新聞文化論》第32－33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

[5]《新聞學論集》第一輯2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6]參見北京《新聞學會通訊》1982年第1期9－12頁。

[7]《新聞學論集》第一輯2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8]參見北京《新聞學會通訊》1982年第19－20期、1983年第3期和第21－22期、1984年第7期。

[9]參見《陳力丹自選集》第323－32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0]《徐惟誠同志談加強報紙的群眾性與理論性》，《新聞學會通訊》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