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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理論研究進程障礙

改革開放迎來新聞理論的春天，回眸走過的坎坷之路，頗有豐收在望之感。但面對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又有幾許急切的渴望：未來應當更好，有更豐碩的成果！在我看來，豐盈而純熟的新聞理論成果，在下個十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才能出現，種種學術障礙急待同仁們共同去清除。

理論新聞學的三十年進程

我始終認為，今天的新聞理論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進入成熟期。即使今天的初步成果，也經歷了三十年、兩代人的艱苦努力，踏濤越浪，實在來自不易。80年代初，在陸定一撰述的基礎上，由王中、甘惜分兩位教授的開拓，新聞理論開始形成體系和特有的風格，開啟了曲折發展的第一階段。

王中和甘惜分是跨越三個年代——革命年代、左禍年代和改革開放年代的老一輩學者，人生挫折使他們的學術生涯充滿磨難，直到80年代才形成特定的理論闡釋。王中教授雖然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過一些正確的觀點，但直到2004年《王中文集》出版后才惠及許多專業讀者。甘惜分教授成為80年代新聞理論的領軍人物，1982年出版的《新聞理論基礎》一書搭建了黨報范式，構建了中國意識形態下的新聞理論學說體系。此后，在狹窄學術空間出現的60多本新聞理論著作和近千篇學術文章，把黨報范式和三大板快（新聞、新聞事業和黨的新聞工作）模式穩定下來，黨報學成為當代我國新聞理論最早的藍本。

今天奮戰在新聞理論研究領域的學者有幾十人，許多中青年學者加入探索的行列，在新出版的10多部論著中，把西方傳播學知識引進黨報范式，出現了理論研究的第二波生機。這些學者對“板快模式”進行了強烈反思，創建了傳播學范式的新體系。

自90年代末到新世紀，新聞理論研究進入第二階段，發表的20多本綜合論著、專著和幾百篇學術論文，提升了理論的抽象程度，理論范疇不斷深入和擴大。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有四個突出特點值得總結：一、階級斗爭和新聞工作方針高于新聞規律之上的理念，在許多論著中被糾正，既不固守傳統，也不熱戀西化，學者們在理論化上下功夫。二、陸續提出大量新概念，嘗試對這些概念做出解釋，充實了新聞理論的概念群。三、出現了新的理論框架，哲理范式與黨報范式、傳播學范式并存，形成三個并立學派。四、新的理論成果指導了新聞報道實踐，影響了新聞政策的制定，被學者最先提出的“新聞真實度”、“第一時間”、“傳播力”、“整體真實”、“新聞觀”、“信息透明”、“主流媒體”、“公信力”、“軟實力”、“網絡安全”等概念及內涵，已在業界廣泛使用，也被高層的新聞管理文件所采納。

一門學問一旦出現若干流派，離它成熟的時機已經不遠。只準一家之言，只有一種體系，不可能導致學說的科學化，也難以形成其科學形態。任何理論都是在幾種學派的爭鳴、比較和借鑒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流派被多數人贊成和追隨而成為主流學派，其他流派也同時存活和苒生，是所有科學的共同發展規律。我個人預測，今后15年左右，理論新聞學的科學范式才能占據主流地位，新聞理論研究將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究竟哪種理論學派屬于科學范式，被絕大多數學者和業界所采納，只能由實踐和歷史做出回答。

不容動搖的研究方向

新聞理論，無疑研究的是理論問題，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論斷揭示新聞現象的本質，以科學論證確立新聞實踐及實踐方式的正確性。有志于新聞理論研究的學者首先須檢查一下自己的論著提出了哪些理論問題，是否有嚴密的論證，使用的是闡釋的語言還是陳述的語言。對新聞現象堅持理論概括，揭示新聞實踐的本質，反映正確的規律，是今后新聞理論研究不容動搖的方向。

早在90年代初，針對理論著作缺乏理論的現象，陳力丹教授曾認為，“如果按照學科判定律的條件，這些書中有些內容算不得學術理論，理論研究要遵守客觀、理性、實證的原則。一種理論除了要有其概念、命題、原理系統和邏輯系統外，還要有其必要的功能系統（解釋功能和預見功能）。目前的新聞理論著作，離這樣的要求尚遠。”[1]這一見解同樣適用于今天。現有的理論著作主要包括“新聞學概論”、“新聞理論”或“新聞學原理”兩類。“新聞學概論”應陳述簡要的新聞學知識，歸納基本觀點，貫穿理論闡述，進行嚴密而簡要的論證。以“新聞理論”或“新聞學原理”命名的理論著作，除集納豐富的新聞知識，對原理做出豐滿、深刻的縷析，論證的厚度也要加大，并貫穿周密的抽象與演繹過程。新聞理論論文是對單一命題的闡釋，多聯系現實問題或某個理論迷團論證作者的新見解，同樣需要一定的理論抽象。

現今許多新聞理論論著缺乏理論演繹，對論點缺乏論證，邏輯支撐脆弱，但卻熱衷于直白地（不是論證）介紹新聞工作要求、新聞方針政策和新聞史的知識。這類不具備理論規格的論著，稱為“新聞學概論”或“新聞理論”都是勉強的。正如黃旦教授所說：“只述不作，有‘理’無‘論’，在眾多的文章中，除少數外，大多都是就事論事，即興發揮，充其量不過是某一文件、政策的詮釋、注解和說明。”[2]

最近幾年，新聞學界普遍存在忽視新聞理論的傾向，有人竟提出，學習和掌握那些“臭理論”有什么用？從一般意義上講，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認識，也不會有完全自覺的行動，說話、寫文章或從事實踐，難免思維混亂。就新聞理論的特殊作用而言，沒有正確的新聞理論就沒有科學的新聞思維，不知如何認識和分析新聞現象，預測新聞事件的趨勢。一部新聞理論著作除研究媒介及新聞本身的規律，還要“對新聞視野下的社會現象做出闡釋，給記者報道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提供答案”。[3]人們常常發現，電視主持人的現場報道缺乏新聞語言，表達遲鈍，說了很長的話沒有說到點子上，更沒有深刻的見解。這是由于他們理論貧乏，缺少思維訓練，不掌握分析問題的方法。新聞理論論著和新聞理論教學，對培養高水平的記者占有首要的地位，掌握新聞理論是做好采訪、寫作和編輯工作的必要條件。新聞官員只有掌握正確的新聞理論，才能制定正確的新聞政策，對媒體實施有效而科學的管理。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正確的新聞理論究竟來自何處？果斷地說，正確的理論來自新聞活動實踐，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更不是來自文件和西方傳播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可以作為黨報工作和現今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指導思想，但不是新聞理論的源頭。“理論來自實踐”這個唯一源頭，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說得非常清楚，則被許多人忘記和拋棄了。理論新聞學堅持理論化的同時，必須堅持理論來自實踐、服務實踐的原則，真誠、老實、大膽地提出實踐問題，以有說服力的論斷回答這些問題。

理論化，不是為理論而理論，而是尋求新聞報道理性化的恰當形式，貼切地揭示新聞活動的實在性和規律性，語言力求準確、直達、簡潔而清晰。如果把許多外加的東西與故弄玄虛的理解，滲入對新聞活動本質的概括，論證云山霧罩，產生理論浮腫，是在制造理論泡沫。但理論抽象高于實踐，是深刻的理性邏輯系統（不是就事論事），許多人開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因為理論有一定的深奧性，需要講解才能了解深層規律，這正是新聞教育的重要任務。科學發現很復雜，有些見解在今天沒有被人們認識，在幾年、幾十年后可能被普遍承認，這種先知先覺在各個學科都存在。麥克盧漢學說的怪異，在50年代被稱為“天書”，招致冷嘲熱諷，到80年代后有些內容才被人們理解，他的觀點風靡全球，在各國走紅。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新聞理論的揭示性和預見性一旦被人們普遍掌握，就能引導媒體、記者和新聞政策有效地處理復雜的報道問題。有的學者早就提出“媒體有權在第一時間報道除國家機密外的任何突發事件”，這一同某項“規定”矛盾的觀點終于改變了強硬的“新聞政策”，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6月刪除了《突發事件應對法》中“媒體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報道突發事件”的規定，體現出正確理論的偉大價值！正確的新聞理論來自實踐，往往在若干年后才能被人們理解，那種來自新聞工作文件的理論，永遠提不出上述論斷，因為它是頭腳倒置的產物，不僅無用，有時甚至成為新聞工作的麻煩。堅定地研究新聞工作實踐，從實踐中概括出規律性的東西，是新聞研究理論化的更為重要的方向。

清除新聞理論研究的障礙

新聞理論研究應瞄準理論化、科學化和系統化，依賴團隊的傳承精神，攻克理論脫離實際、缺少邏輯演繹的堡壘。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克服種種障礙。首要的是，學者應成為有學術精神和學術道德的人。有科學頭腦，忠于和獻身科學，不是句動聽的口號，而是學術研究的嚴肅規則。對學術探索最大的干擾來自追求權位的動機。忠誠、正直和求是作為學者必備的品質，同虛與委蛇、鉆營求生的處世哲學勢不兩立。迷戀后者，不可能義無返顧地去追求和揭示真理。

新聞理論同政治是近親，但二者不是一回事，新聞學觀點即使錯誤，也不可能威脅政治穩定，這同新聞報道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正確的新聞學觀點，卻能有效地指導媒體的報道，動搖記者對錯誤的新聞觀念和報道方式的忠信。混淆政治與學術的界限，研究者要么投入政治懷抱、按政治要求判定真理，要么回避客觀規律、難以揭示和鐘愛真理。不清除政治壓抑學術追求的障礙，美化謬理或繞道走就成為學者的庸俗習氣。“新聞學常常不區分學術研究與理論宣傳，不少所謂的學術研究其實是闡釋領袖語錄、圖解新聞政策的理論宣傳”，“新聞學患上政治附庸癥”。[4]一些學者何以患上此癥？主要不是外因，而是他們甘愿踏上“市儈”之路，投足放言，先看能否得到權位或明哲保身，把學術視為敲門磚。有人一生研究新聞學，總是左顧右盼，鬼頭鬼腦，判測風向，這種市儈作風不可能有什么理論創見，更談不上實踐科學發展觀。他們有時標榜自己有黨性，但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產黨的黨性，把“沒有科學的態度就沒有黨性”[5]的原則丟得一干二凈。科學態度就是老老實實的態度，尊重規律的態度。

學者必須風骨錚錚，德藝雙馨，待人待物寬容豁達，對真理“執迷不誤”。這樣的學者可能發生錯誤，但他們知錯改錯，對同行的意見誠示尊重。有的學者眼界狹窄，心數不正，肆意散布同行的流言蜚語，甚至恫嚇引用他人的學術觀點。一個學科的研究團隊沒有健康的風氣，不是相互尊重和借鑒有價值的成果，這個學科不可能快速進步。

任何學科走向高峰都不可能由一個學者一揮而就，一個學者在某一方面、甚至在某一點有所發現，就是了不起的貢獻。若干學者相互引用、繼承和發展他人的創見，在學術自由和學術批評的溫馨環境中，相互傳承幾十或上百年，才有學科的完全成熟。清除壞的學風，遏制學術敗德，是推進新聞理論研究必須掃蕩的障礙。

有些論著對有價值的創見也有引用和傳承，但偷偷摸摸，不注明觀點引用的出處，或東拼西湊，拿出一個大拼盤。抄襲剽竊阻隔了學者互為切磋的光明正道，銷蝕了團隊的互助精神，對理論絲毫沒有推進，寫出的大多是內容重復的論著。每當我讀美國塞佛林和坦卡德寫的《傳播理論：起源、方法和應用》[6]一書，頗為美國學者的誠實而感動。該書使用的每個來自他人論著中的觀點，都以“句后括弧注”標示出作者的名字和年份，清清楚楚，一絲不茍。一頁常有三、五處，多者一頁竟達12個括弧注，把理論觀點的來龍去脈交代的十分清晰。在一本書中，引用大量他人的論點不是壞事，不應羞愧。這是種學術積累的壯舉，是一種貢獻與光榮，因為搜集、整理、鑒別、選擇和羅列他人的觀點并作出解釋，需要付出艱苦的勞動，也包含創造性的因素。只有那些竊取他人論點與學術精華而不加“出處”的人，才是奇恥大辱，應有羞愧之感。學術上的不誠實，破壞了學術傳承的自然過程，成為新聞理論發展的有害障礙。

一個誠實的理論研究者，使用特定的概念（不是歷史延續下來的、成為公共知識的概念），應指明這個概念首先是由誰、在哪一部論著中提出來的，如果對它的內涵要做修正，還必須直接引介原作者的內涵，讓讀者加以比較。引用他人的概念和觀點，必須求本溯源，確定最早的出處，不能把源流當做源頭，斬斷、顛倒學術脈路，除非找不到原著、原文。即使這種情況，也要指明觀點的最早提出者，在注釋中標明“轉引”的字樣。能否遵循上述學術規范，直接影響理論研究的質量，也決定理論新聞學發展路徑的順暢。學者的高尚道德與正派，匯納百川的學術胸懷，是學術進步的重要條件，因為許多學科和學者的創新都是在前人基礎上展開的，學術的獨辟蹊徑、獨特發現和全新創造是罕見的。

[注釋]

[1]陳力丹：《成果豐碩，任重道遠——我國新聞理論研究十年回顧》，載《新聞大學》1991年夏季號。

[2]黃旦：《突破“記者式”研究的框式——對新聞理論研究現狀的思考》，載《杭州大學學報》1994-2。

[3]參見劉建明：《當代新聞學原理》前言，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轉引自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與反思》101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版。

[5]：《改造我們的學習》，載《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該書第四、第五版由郭鎮之主譯，華夏出版社和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0年和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