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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電視批評經歷了萌芽、起步、發展、自覺四個階段，伴隨著電視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推進著電視理論的建設。

【關鍵詞】電視批評；四個階段；電視理論建設

幾十年來，中國的電視批評伴隨著電視實踐和電視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即萌芽階段、起步階段、發展階段、自覺階段。電視批評每一個時期的進步都是同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歷史條件緊密相關的。同時，每一個進步都為下一時期的進步留下經驗與教訓，并推進著中國電視理論的建設。

一、電視批評的萌芽階段

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國電視批評的萌芽時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時，一幅以中央廣播大樓為背景，映襯著“北京電視臺”臺名的畫面展現在電視屏幕上，新華社電訊：“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已在5月1日開始試驗廣播。”這天晚上播出的節目有先進生產者和農業社主任的談話，新聞紀錄影片《到農村去》、科教片《電視》以及詩朗誦和舞蹈。第一次節目播出后，沒有引起人們對節目的更多評論，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悅中。同年9月2日轉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時。電視臺每次堅持開播前會和播后會，對播出的節目進行分析、評論。

當時黨中央提出：“電視臺應根據自己的特點，擔負起宣傳政治、傳播知識和充實群眾文化生活的任務。盡可能反映當前國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報道社會主義的成就，宣傳科學技術知識以及介紹各種優秀劇目和藝術影片，并為少年兒童準備一定數量的節目。”①這是當時的電視臺的工作方針，也是評價電視節目的指導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廣播事業局編委會討論北京電視臺的工作，認為“一年來，電視臺已摸索到一些電視宣傳經驗，但節目花色不多，內容單調，編、導、演、攝、播、裝飾工作粗糙，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低，經常出錯”。②1961年8月3日，當時的北京電視臺播出了《笑的晚會》，內容全都是相聲，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來信，對這個節目進行評價，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辦。1962年1月20日，舉辦第二次《笑的晚會》，同樣受到觀眾的歡迎。1962年國慶節前夕，舉辦了第三次《笑的晚會》，這次晚會引起了一定的爭議，晚會改變以往國慶晚會的習慣做法，標新立異，著重表演，減少說唱。這次節目播出后，一位署名為“對你們的節目表示憤怒的一位觀眾”來信說：“國慶前夕《笑的晚會》中，大部分節目是多年來在機關、團體內部舉辦的小型晚會上司空見慣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藝術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面前耍耍活寶，以博得諒解的一笑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國慶前夕，在參加慶典的外賓如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電視節目中播出，簡直難以想象。這純粹是以廉價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討好。”③這封來信反映了一些觀眾對電視節目相當鄭重的看法。這時期，觀眾來信成為電視批評的一種最直觀的形式。

此時，一些帶有對電視節目研究和探討性質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使處于萌芽狀態的電視批評在更大范圍內產生影響。1955年10月創刊的全國性理論刊物《廣播業務》到1964年底，共出版85期，先后發表了研究廣播電視理論的業務文章和有關材料1456篇，其中有261篇是研究電視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賽中的實況轉播》、④《電視廣播宣傳中的幾種方式方法》、⑤《電視報道的人物選擇和刻畫》、⑥《電視經濟新聞的出路》、⑦《電視新聞不能表現過去怎么辦?》、⑧《電視劇可否采用象征性的背景》、⑨《試評詩朗誦<海誓>的電視播出》、⑩《電視節目<告別山城>觀后》⑾等。

也有一些著名文化人參與了此時的電視批評。1959年反映青年參加建設人民大會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電視劇的《新的一代》在工程竣工時播出，著名劇作家田漢在《人民日報》上著文稱“電視劇是文藝戰線的輕騎兵”。⑿這一期間，裴玉章、康蔭、許歡子、李子先等一批廣播電視人針對當時的電視實踐，寫出了不少評介文章，可以說，他們是中國電視批評的奠基人。

總的看來，萌芽階段的電視批評還比較稚嫩，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電視影響太小。真正能看到電視的只是少數人，社會影響不大，因而也沒有引起理論批評界的重視。其二，電視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藝術特征，因而對文藝批評的借鑒也無從談起。其三，電視尚未出現典范節目。沒有產生震撼人心達到較高審美層次能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作品，因而這一時期也就沒有給理論界提供更為典型的對象。加之1966年爆發“”，電視臺一度中斷播出，以后恢復播出后，整個電視也就是為“”服務，電視批評工作也就幾乎中斷。

二、電視批評的起步階段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中國電視批評的起步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電視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電視節目的內容形式、數量與質量等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發展。豐富的電視實踐為電視批評提供了研究對象，中國電視批評開始步入起步階段，其顯著標志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刊物、批評文章大大增加

1978年以來，研究刊物逐漸增加，公開發行的有《北京廣播學院學報》、《新聞廣播電視研究》；廣播電視部《廣播電視戰線》；電視藝術委員會《電視文藝》；天津《廣播電視雜志》；浙江《大眾電視》；湖北《電視月刊》；北京《電視文藝》；福建《中外電視》等。到1984年底，全國已有地方性廣播電視研究刊物54種，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新聞期刊也分別辟有電視專欄。中央電視臺1984年8月開始籌劃《電視業務》刊物。1985年初正式創刊。

這些刊物的涌現，為電視批評提供了發表陣地，使電視理論的研究成果有了載體。比如：《<絲綢之路>為中日友誼錦上添花》，⒀《電視新聞紀錄片雜談》、⒁《電視報道的可信性與權威性》、⒂《電視新聞要講可視性》、⒃《論電視新聞的現場感》、⒄《一篇受歡迎的電視評論》、⒅《試論電視片創作中的情感問題》、⒆《談議電視專題節目的解說詞》、⒇《論童國平的電視片創作》、(21)《電視評論寫作技巧》、(22)《論陳漢元的解說詞創作》、(23)《用鏡頭說話》(24)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理論水準的電視批評著述相繼問世。這些刊物或就電視基礎理論進行研究，或就新聞、社教、文藝、服務類節目進行探討，表明人們對電視理性的思考進入了深層次領域，電視批評開始透露出理性的光影。如中央電視臺1980年7月創辦的第一個評論性專欄《觀察與思考》的播出，引起理論批評界的關注，《電視作為一種審美文化》的文章認為：“《觀察與思考》、《熱門話題》，還有一些電視片，只要抓住了群眾利益攸關的敏感話題，就惹人注目。這些片子的成功之外足以說明，社會學規律是怎樣支配著觀念對電視文化的需要，因此，電視節目的制作者應當自覺地運用這一規律，把最充分地發揮它的社會政治影響作為它的社會審美功能。”(25)這一時期的電視批評表現了中國電視豐富的實踐，可供研究的對象多起來了，對擴大電視對觀眾的影響，推動電視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甚至對奠定中國電視基礎理論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各種研討活動的開展

這一時期，我國電視各類研討得到了全面展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電視臺、電視學術組織，積極組織各種選題開展學術研討活動。特別是1983年召開的全國第11次廣播電視工作會議，較為系統地總結了30多年廣播電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概括了廣播電視的理論和任務，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和直到2000年的奮斗目標。這次會議提出了“以新聞改革為突破口，帶動廣播電視宣傳的全面改革”。

這一時期，全國召開的一些有影響的電視研討活動如：

1981年2月，全國電視劇編導經驗交流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對《凡人小事》等一批優秀電視劇的創作進行了討論，提出了對觀眾加以引導的重要意義。

1981年4月，全國電視新聞工作座談會在山東青島召開，會議針對《新聞聯播》等新聞節目進行了研討。

1981年5月，全國電視“文化生活”專題座談會在昆明舉行，與會人員就文化生活節目的題材范圍、表現形式等進行了研究。

1982年2月，全國電視臺部分專題節目討論會在廣西陽朔召開，與會代表討論了辦好政治性專題性節目以及加強電視評論的重要意義。

1983年1月，全國電視劇導演藝術理論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加強電視劇的研究和評介工作。

1983年8月，全國電視對外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就對外電視宣傳節目提高思想性和針對性等進行了討論。

1984年5月，全國電視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就如何辦好電視文藝節目進行了討論。

1984年12月，全國廣播電視新聞改革座談會在西安召開，會議圍繞節目改革的內容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討。

1985年3月，全國電視農村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主要討論如何搞好農村電視報道。

1985年10月，全國提高電視劇質量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就電視新聞的基本規律、真實性等問題展開了研究。

此外還有一些具有一定影響的區域性電視研討活動。這些活動都針對電視節目中所反映的問題進行研討，每次研討會后，都有一批較強理論性、學術性的電視批評文章問世，這對于推動電視批評的開展和電視理論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電視節目的評獎活動逐步開展起來

1981年，開始舉行全國性的電視節目評獎活動。少兒節目從1992年起單獨評選，命名為“金童獎”，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和中央電視臺承辦。電視劇“飛天獎”始于1981年，電視文藝“星光獎”始于1987年，1988年納入政府獎范疇，由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和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組織。對外報道電視節目獎1992年作為國家級政府獎，由中央外宣辦和原廣播電視部合辦。

每次電視評獎活動既是對節目的評價，也是一次認真的經驗總結，更是一次理論的提升。評獎本身就是一次電視文化價值的判斷評價和選擇的過程。評獎以后，就會有一批針對電視節目評獎的評論文章問世。

在評獎過程中，大家從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品所體現的思想性價值和藝術性價值，肯定作品成績的一面，指出作品存在的問題。各類電視節目評獎活動的開展，促進了電視批評多種形式的發展。

這一時期，我國電視刊物增多，理論性文章的不斷問世，各種研討活動和評獎活動紛紛開展起來。可以看出，電視界開始重視電視理論研究、電視批評的重要作用。

三、電視批評的發展階段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國電視批評的發展時期。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整個電視事業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發展。全國各省、地（市）級電視臺紛紛建立，部分縣（市）也建立了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到1986年時已開辦了3套電視節目，豐富的電視實踐急切需要電視理論、批評給予指導。電視實踐的需要使電視批評得到了較好發展。其標志主要為：

1.批評隊伍擴大，學術交流活動增強

電視研究機構的建立，為電視批評的開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為了適應電視事業的發展，1986年，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成立，電視批評有了機構與組織的保障。各級電視媒體、電視教育部門都成立學會分支機構，因而由此派生出電視運行中各環節的分支機構，全國性電視評獎和學術研討活動進入常規化狀態。除在電視臺系統有專門研究機構以外，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復旦大學、四川大學等科研機構及院校也建立了相應的電視研究機構。各類電視研究機構的建立，團結了一大批有志于從事電視批評的理論工作者，使電視批評隊伍迅速擴大。

電視批評隊伍不僅有科研部門和各類高校中的研究人員，還有來自社會學、文化學、藝術學、心理學、教育學、語言學、文學等眾多專家學者；不僅有電視宣傳的管理者，而且還有電視實踐的從業人員。據有關方面統計，這一時期經常以報刊為載體，開展電視批評的專兼職批評家近百人，其他還有大量不固定對電視節目進行分析研究的人員。他們以各自的視角關注、審視、讀解電視，取得一批電視批評的可喜成果。

電視批評者不僅包括職業批評家，還包括兼職批評家；不僅包括一般的觀眾，而且還包括一些特殊觀眾——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關心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重視電視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李鐵映觀看了中央電視臺1992年奧運會轉播的節目后，評價說：“轉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錯。我從電視轉播中了解了很多情況并及時與前方取得聯系，如提醒獲金牌的運動員在升國旗、奏國歌中注意表情等。《奧運沙龍》換了一些新面孔，很好，開始一段不太熟練，后來也就好。奧運報道中的好經驗可以運用到其他節目中去，如文藝、文化、體育、經濟節目。”(26)《光明日報》還刊登陳俊生關于電視劇《一村之長》的評論文章，文章說：“《一村之長》從3個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敢于反映現實，觸及矛盾，解決矛盾；2.以充分事實說明，廣大農村基層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3.藝術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緊密結合。希望電視臺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長》這樣的好電視劇，以推動農村工作。”(27)1992年中央電視臺開辦了《經濟信息聯播》，鄧小平幾乎是一天不漏地觀看節目。他說：“《經濟信息聯播》的時間雖不長，只有30分鐘，但每期內容豐富，節奏明快，信息量大，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將會起到積極作用。”鄧小平還說：“播音員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適當慢一點，以利于收看。”(28)

研究機構的建立、研究隊伍的擴大，電視批評的學術交流活動大大增加，電視批評的視野同原來比較更加開闊，更加深入，圍繞電視新聞、社教、文藝、信息服務四類節目，召開了大量多種形式、不同范圍的研討會。每年由中央電視臺有關部門牽頭，召開全國地方臺行業電視理論研討會，如新聞類、社教類等。1987年3月在太原召開了“全國電視劇美學研討會”。會議結合我國電視劇創作探討了電視劇的美學特征、電視劇美學研究方法以及未來電視劇美學的走向，從而拓寬了我國電視劇理論的發展道路，促進了電視創作者走向理論的自覺意識。1988年11月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籌備組織召開了“革命歷史題材和當代人物傳記電視劇研討會”，會議評價和審視了近年來此類題材的創作情況，阮若琳針對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從觀眾反映來看，這方面的創作不夠理想，抓得好的劇目比較少，藝術質量偏低的居多。”(29)1991年中央電視臺《神州風采》100期研討會，《地方臺30分鐘》研討會、電視藝術片研討會、首屆中國電視節目展播評選、《望長城》研討會、全國經濟宣傳工作座談會等一系列研討會，批評中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及時總結電視傳播中的經驗，并將其又升華為科學理論來指導電視的傳播。這些重要的學術交流活動，將電視批評大大往前推進了一步。

此間，全國圍繞電視新聞的真實性、新聞紀錄片創作、專題片創作等舉行了大量的研討活動。中國的專題片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創作已經過迅速發展并邁向成熟期。80年代中后期，是電視專題的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電視專題節目創作人員在與電視文藝、電視新聞和電視教育節目的競爭中努力尋求電視專題片的特點和規律，題材選擇廣泛，風格形式多樣化。這一現象引起了電視批評家們的關注。他們舉行各種批評活動尋求突破，并認為，系列專題片的崛起，側重于對題材的文化內涵的開掘和透視，注重對時代重大課題的分析研究，充分利用電視的各種技術與藝術手段以提高專題片的信息量與表現力，獲得了較大成就。通過實踐——理論——實踐這樣一個不斷批評，不斷選擇的過程，使電視專題邁向成熟階段。

學術活動蓬勃開展，使平時在電視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得到較好處理，大大推動了電視批評的發展，據有關方面的不完全統計，1986年到1992年的七年時間，全國性的電視新聞、社教、文藝、電視劇等方面的研討活動達110多次，另外，還有大量區域性以及各省、市舉辦電視研討會。這些活動的開展促進了電視批評質量的提高，使電視批評從發展進入正常軌道并開始走向自覺的階段。

2.批評的領域拓展，取得了一定批評學術成果

批評領域是隨著電視實踐、電視節目的豐富而變化的。電視工作者努力探尋各種表現形式，使電視節目的品種類型大大增加，加之各種先進的制作技術的運用，給電視批評提供了更多的批評對象。

批評路子的拓寬，首先得益于電視形式的多樣化。在新聞、社教、文藝、服務四大類節目形態中，幾乎每一種形態都包括若干種形式，就以新聞類形態的節目而言，它就包括了消息類電視新聞、影像新聞、口播新聞、圖片新聞、字幕新聞、現場報道、連續報道、系列報道、專題類電視新聞、雜志型電視新聞節目、新聞直播、專題新聞、專題報道、電視專訪、電視新聞記錄片、電視新聞評論、評論員評論、論壇型評論、答問型言論、座談型言論等等。這對電視新聞的批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教、文藝、服務類節目也同新聞類節目一樣，一種節目形態包含了若干種形式。

文藝類節目發展很快，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新的表現形式，包括有：電視小說、電視散文、電視詩、電視報告文學、電視風光藝術片、電視舞蹈藝術片、電視風情藝術片、電視音樂藝術片、電視專題藝術片、電視文獻藝術片、電視民俗藝術片；電視小品、電視短劇、電視單本劇、電視連續劇、電視系列劇；電視綜藝晚會、電視戲曲節目、音樂電視等等。電視文藝形式的多樣化為電視批評提供了發揮才能的舞臺。

電視批評路子拓寬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批評的理性思維有了加強。這一時期的電視批評開始從電視藝術的審美特征出發，研究和分析電視藝術表現出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及創作風格。通過對這類作品的鑒賞、評價，使人們在接受電視文化的消費時，在思想認識上，在藝術感受上有一個較高層次的起點。批評家把強烈的思維特征、濃重的文化意識和深刻的審美意識作為評判電視藝術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這種現象表明電視批評朝深度方向發展，批評家在思考批評對象時頭腦要變得復雜得多，不僅是簡單地指出作品的優劣，而且還從哲學的、藝術審美的、歷史文化的高度去解釋某一現象，去評論某一主題。長篇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的出現，引起了批評家的關注，在這一電視劇播出的前后一段時間，全國各報刊雜志就編發了大量評價文章，據對當時公開出版的11家刊物統計，在同一期號上就發表了18篇文章，就《渴望》產生的意義、創作風格、藝術表現力等進行分析研究。這種現象表明電視批評已走向立體化的批評方法，走向了更高層次。

拓寬批評路子，還表現為給一些在電視創作上取得成就的著名記者、編輯、藝術家召開個人創作研討會。如1990年4月《當代電視》雜志社等單位聯合舉辦的“胡連翠戲曲電視劇導演研討會”，1991年6月中央電視臺研究室主持召開的“黃一鶴電視藝術研討會”，同年11月召開的“鄧在軍電視藝術研討會”等。研究藝術家個人創作風格和藝術特色，是電視文藝批評走向成熟的標志，它推動了整個電視理論的建設。

豐富的電視實踐，促進了電視批評活動的開展。一批優秀的電視批評成果在電視界內外引起較大反響，不斷地更新著電視文化觀念，推動了電視的改革。

電視新聞在整個電視節目中占據著重要位置，較長一段時期里，新聞節目存在著官話套話多、不及時、冗長全面、淺而不深、題材表現程式化的弊病。此時，各電視新聞類刊物發表了《關于深度報道與動態新聞》（夏之平）、《80年代我國電視新聞報道方式的改革》（吳杰）、《<新聞聯播>析論》（張翔升）、《論電視評論》（馮建增、周江）、《著力表現電視新聞的思想深度》（馬超曾）、《電視深度報道的節目形態》（葉子）、《現場新聞同期聲芻議》（肖竹喬）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批評圍繞電視新聞實踐中出現的諸多“熱點”，強調電視新聞的重要地位，杜絕假大空報道，以保證電視新聞的真實性和黨性原則；強調電視新聞的時效性，提倡多檔滾動性播出；強調電視新聞的短平快特點，加強其針對性與深刻性，強調新聞報道內容與形式的變革，擴大報道內容，增加連續報道、系列報道和現場采訪報道等。

電視社教專題在這一時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在思想內涵的表達與藝術形式的創新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度，對于電視社教專題的批評此時也十分活躍。如《試論電視紀錄片紀實風格的新發展》（張俊德）、《電視紀錄片及其社會作用初探》（徐炳才）、《電視專題界說》（陶皆良）、《電視專題節目芻議》（張建堂）、《從專題節目的發展看專題節目的界定》（秦素芬）、《電視專題片探微》（劉文俊）、《電視專題片芻議》（張家濱）、《專題節目的綜合性》（張哲西）、《專題節目也是一種節目類型》（林杰謙）、《電視紀錄片界定和創作》（任遠）、《電視紀錄片與電視專題片界說》（高鑫）、《電視紀錄片特征辨析》（鐘大年）、《從昨天到今天——談紀錄片的觀念及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與走向》（路海波）等一大批有影響的電視批評，對于推動中國電視社教專題節目起了相當作用。

電視文藝是為廣大觀眾喜聞樂見的電視節目樣式。關于電視文藝的批評此時代表性的文字有《尋找與觀眾深層的心理對應》（彭加瑾）、《關于電視文藝的幾點思考》（宋春霖）、《光、色與電視美學》（王若芳）、《論電視文藝的編排藝術》（歐澤純）、《春節晚會與春節文化》（孟繁樹）、《電視藝術中的幾個美學問題》（曹利華）、《試論鄧在軍電視導演藝術風格》（范建國）、《音樂電視節目的選擇》（陳志昂）等。

電視文藝批評中，電視劇批評是十分突出的。這首先表現在對電視劇的批評開始深入到電視劇藝術構成的各個領域，諸如兒童電視劇、改革題材電視劇、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戲曲電視劇、室內電視劇、行業電視劇等。《兒童電視劇漫談》（徐家察）、《童心、美育、宏觀目標——談兒童電視劇創作中的三個問題》（蔡驤）、

《兒童意識與審美創造》（徐宏）、《論表現兒童心態的三個語言特征》（鄒嘉仁）、《如何提高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水平和藝術質量》（阮若琳）、《怎樣把輝煌的革命歷史變為輝煌的藝術》（王愿堅）、《論戲曲電視劇》（孟繁樹）、《在屏幕上再現戲曲藝術》（安葵）、《對“地域”特色的幾點看法》（鐘藝兵）、《地域特色電視劇與地域文化》（高鑫）、《<渴望>的轟動效益及其思考》（周金華）、《幽默對大家都寬容》（童道明）、《談行業電視劇的進步意義》（陳慧娟）、《雙重文化語境中的中國大眾文藝》（陶東風）等等。

這一時期電視批評成果集中體現在電視文化理論得到了迅速發展，出現了一批電視批評專著。比如中央電視臺在此期間出版的著作有《屏前點評錄》、《電視的采編與創作》、《話說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視劇論集》、《電視專題論集》、《電視聲畫論集》、《電視制作論集》、《電視經濟宣傳文選》、《屏前點評錄》（第二集）、《黃一鶴的藝術道路》等。電視劇批評文集有：《電視劇的探索》（徐宏著）、《王云縵熒屏藝術文集》（王云縵、果青編）、《“飛天”與“金雞”的魅力》（仲呈祥著）、《熒屏內外》（朱漢生著）等。其他電視藝術理論著作有：《電視文化學》（田本相）、《電視劇藝術論》（宋家玲著）、《電視劇通論》（壯春雨著）、《電視劇美學》（路海波著）、《電視劇導演創作與理論》（高洋、湯恒著）等。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每年還出版電視節目評獎中獲獎作品評析的著作。

80年代中后期，電視片《河殤》的出現，在電視批評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并誘發了關于《河殤》的爭鳴。提出了怎樣評價中國的傳統文明，在電視片創作中，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政治觀、歷史觀等問題。出版了《重評<河殤>》、《<河殤>的批判》等批評著作及文集。《河殤》的討論，不僅涉及到創作手法，還涉及到創作理念、指導思想等一系列有關電視創作思想性、藝術性方面的問題，其討論十分必要。通過爭鳴，大家更明確了電視創作，特別是紀錄片創作應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創作態度，以弘揚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為己任的方針。有批評家認為，《河殤》的討論是批評界思想的一次解放，通過這次討論，批評家的批評意識的自覺性進一步得到加強。總覽這個時期電視批評成果，有著鮮明特征。首先是電視批評理論文章和專著大量增加。這說明電視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正越來越多地引起理論界的重視。其次，涌現了大量的電視批評新觀念。隨著日益豐富的電視實踐，能動促進電視批評的發展，許多新的觀念涌現出來。再者，批評領域日益擴展。此期間電視批評領域，不僅日益深入，而且其批評的范圍和領域逐漸擴展，涉及電視文化的方方面面。這一時期電視批評的發展也正是中國電視理論全面建設階段，電視批評的開展推動了整個電視理論的發展。

四、中國電視批評的自覺階段

20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是中國電視批評的自覺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改革開放，電視事業也開始了騰飛，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最好發展時機。中國豐富的電視實踐，給電視批評提出了挑戰，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電視理論，迫切需要大量的經驗總結，迫切需要建立在電視實踐基礎上的電視批評。中國電視批評形式多樣化、規模化，爭鳴意識和創新意識增強，進入了自覺階段。

1.電視批評形式多樣化、規模化是這時期中國電視批評的基本特點

相當長一段時間，電視批評手段是單一的，基本上都以文章的形式出現，開始時僅以報刊作為載體。爾后隨著電視批評的發展，開始有了新的形式，以至到90年代末期，批評形式表現更加多樣化。

論文仍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批評形式。這些論文大都圍繞各類電視節目、欄目展開鑒賞、評價、探討、研究。批評的開展分兩種形式：一是自發的，作者各就某一個節目、欄目展開批評；二是組織的，由組織者組織部分專兼職批評家或就某一電視熱點問題、或某一節目、或某一欄目展開批評，以便對問題研究更加深入。以論文形式的電視批評或在各刊物上發表，或在研討會上發言，總之，通過不同的載體傳播出去。此期間，全國諸如《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現代傳播》、《電視研究》、《中國電視》、《當代電視》等專業刊物已發展到40多家，一些科研院校辦的刊物里也辟有電視批評方面的欄目，社會上各種報刊雜志也給予電視批評以極大的關注。各種傳播媒介的發展，使以論文形式的電視批評有了載體，進一步推動著電視批評的開展。每年全國各報刊雜志刊登的電視批評理論文章難以用數字來統計，據1999年的不完全統計，僅電視專業刊物一年發表的論文就達5000多篇。

隨筆也是這一時期電視批評的一種形式。這種文體活潑、輕松、不拘一格，可讀性強，具有文學特征。這類隨筆刊發在各類報刊雜志上。電視隨筆往往針對電視文化現象中某一方面問題，切入點小，幾句話說透，它并不對問題作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沒有大段大段的論述，但它以小見大。它對改進電視節目、凈化熒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電視臺研究室創辦的《觀感選輯》是一份以點評節目為特色的內部業務刊物，每周一期，專門收集、選登觀眾觀看節目的感想，內容涉及各欄目各節目的立意、結構、編排以及畫面、解說、音響、音樂、美術、字幕等創作上的得失，其評價有褒有貶，有商討有建議。它為臺內開展業務研究提供和積累了具體素材。辦刊十年來，始終堅持“事實須準確，觀點要鮮明，語言講分寸”。這類文章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短小精悍，針對性強，經常出現在各類傳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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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來信、觀眾調查是電視媒體了解觀眾對電視意見的一種方式，也是觀眾開展電視批評的一種最簡單的形式。盡管簡單，但它卻是辦好節目的一個最好依據。目前各電視媒體都十分注意通過觀眾來信、觀眾調查等形式了解人們對電視節目的看法和意見，并建立了相應機構來處理觀眾來信，并實施新的管理辦法，將來信進行綜合分析處理，將新的情況反饋到編委會，然后分流到有關部門、有關欄目，將其作為改進節目的參考。從1994年到1998年，中央電視臺連續5年對《春節聯歡晚會》進行觀眾調查。在“香港回歸”報道中，央視調查咨詢中心進行了四次電話調查，為分析這次大規模的電視直播的傳播效果提供了依據。各省市地方電視傳媒也將觀眾來信、群眾調查作為電視批評的一種基本形態。

運用對話評議形式進行批評，這是電視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后的一項經常性工作。對欄目、節目定期進行評議。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宣傳部、各電視傳媒機構，大多成立電視評議組，一般一周，或一個月，或一季度，或定期不定期地對全臺節目、或某一欄目，或某一節目進行評議。參加評議的大多是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如中央電視臺1993年開始建立欄目評議制度，內容包括有專家評議意見、收視率、一般觀眾意見、領導意見四個部分。專家評議一般由臺內離退休老同志組成，每季度評議一次，評議結果反饋給臺編委和各節目部門，供改進節目參考。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從1999年元月起，從局屬各單位抽出部分專家學者，集中收看各臺節目，每周定期進行評議。

以電視手段研究電視，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中央電視臺1997年創辦了《精品賞析》欄目，每次節目都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電視編導、劇組人員、觀眾等，對有較高價值和藝術特色的電視節目進行認真分析和探討。在播放節目片斷的同時，電視主創人員介紹自己的創作體會藝術經驗。這種以電視手段研究電視的批評形式可以把創作者、評論者、電視觀眾聚合在一起，面對面地討論節目的創作問題。創作者可以直接聽到批評家、觀眾對自己節目的評價，批評家也能聽到創作者對自己批評的意見，觀眾則從節目的賞析中提高欣賞水平和審美能力。這種批評形式對主辦這種節目的主創人員是一個從實踐到理論的提高過程，對編導人員也是一個學習和交流的過程。這種手段是欣賞和評析的完美結合，能直觀形象地揭示創作規律，對推出精品起到促進作用。

以專著形式開展電視批評，是電視理論建設、電視批評日益走向成熟的標志。它至少向社會昭示：電視有學，電視批評有學，電視理論建設已達到一個較高層次。以專著形式開展電視批評就其深度和高度上講是其他批評形式不可比擬的。此一時期，我國電視批評學理論已開始形成，這同大量以專著形式開展批評是分不開的，諸如《電視藝術學》（高鑫）、《電視傳播理論研究》（葉家錚）、《電視意識論》（劉炘）、《中國電視觀念論》（胡智鋒）、《電視聲畫藝術》（張鳳鑄）、《電視美的探尋》（胡智鋒）、《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尹鴻）、《中國電視史》（郭鎮之）、《中國電視劇發展史》（吳素玲）、《電視新聞研究》（葉子）、《電視專題研究》（高曉虹）、《紀錄片創作》（鐘大年）、《電視畫面語言》（朱羽君）、《電視新聞攝影》（任金洲）、《電視新聞寫作》（張靜濱）、《電視節目主持》（趙淑萍）、《影視構圖藝術》（高廷智）、《電視文化學》（陳默）等一大批電視理論著作。這些著作相當部分屬于基礎理論研究，但是其中更多的涉及到對電視節目的鑒賞和評介。中央電視臺在臺慶40周年推出的系列叢書中《中國電視論綱》、《電視新聞集》、《電視專題文集》、《電視文藝文集》和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的《中國應用電視學》，對中國電視批評理論的建設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以互聯網形式研究電視使電視批評更拓寬了視野，這種形式的運用是電視批評趨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表面上看來，互聯網只是為傳統媒體提供了一種新的信息載體，似乎不會對內容的取舍有重大影響，事實上，互聯網帶來受眾空間，面對的是全球受眾，上網媒體所提供的內容有了更多更大的范圍內的潛在用戶。這樣電視批評的內容即可在更大范圍得到傳播。

電視批評手段的多樣化，是電視實踐發展的需要，是電視理論建設的需要，是電視文化發展的必然。隨著電視理論建設的加強和日趨成熟，還將會有更多的電視批評手段出現，特別是基礎理論的發展，將會使電視批評更加科學化。

2.爭鳴意識和創新意識增強是中國電視批評進入自覺時期的重要標志

爭鳴意識增強是90年代以來電視批評的一大特點。爭鳴的重點圍繞電視本質和電視創作兩個方面進行。通過爭鳴，大家的認識統一到：中國電視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不斷提高引導水平；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在報道中要堅持真實性原則，不搞假大空；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電視節目的政治思想性、群眾性、民族性、當代性、綜合性，發揮電視新聞傳播、社會教育、文化娛樂、信息服務的功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爭鳴，人們對電視文化的品位問題有了更新的認識，從理論上弄清楚了“大眾文化”、“通俗文化”、“雅俗共賞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電視的關系。

對紀實性的發現和追求是電視批評爭鳴意識的重要表現。90年代初，紀錄片《望長城》的成功獲得觀眾贊美，其創新在批評界引起廣泛注意和熱烈的爭鳴。當時，北京廣播學院的師生認為，《望長城》具有現代紀錄的紀實品格，它質樸而深情地表現中國人，給人以內在的審美享受，它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30)也有批評家認為，“電視設備的先進性放縱了《望長城》的隨意性”，長鏡頭的盲目性削減了《望長城》的整體信息含量。(31)《望長城》引起了人們對紀實作品的贊美，也引起了對某些寫意式作品——如對《西藏的誘惑》的批評。《西藏的誘惑》以濃墨重彩，從自然、宗教、藝術、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揭示出縷縷情思與一種境界，該片的文學美、哲理性受到電視批評家高度贊揚。這個紀錄片的成功說明“畫面配解說”的紀錄片已走出“初級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對《望長城》所開啟的紀實主義潮流的熱烈贊美變成了更為冷靜的探討和追尋。

在電視創作方面，電視批評爭鳴氣氛表現得更加濃郁，新的電視觀念表現得更為突出。電視新聞節目和電視專題節目的研究和探討值得一提。電視新聞發展已有幾十年歷史了，那么怎樣認識電視新聞的類型，這是電視新聞實踐經常碰到的問題。90年代初，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學研究委員會就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經過3年多的探討與研究，終于對電視新聞的分類與界定有了統一的認識。20多位專家學者結合大量電視新聞實踐，闡述了電視新聞的分類與意義，列出了70多個關于電視新聞的詞條。這一理論的總結，從電視新聞實踐中來，用于指導電視新聞傳播。1992年11月，中央電視臺研究室牽頭，開展了“專題節目”的界定的爭鳴，經過3年的討論，參與研討的專家學者結合我國專題片的發展歷史和現狀，對分類條目及定義逐條逐目地解析、豐富，使之更加準確化、規范化、科學化。界定中，大家集思廣益，將各家意見綜合起來，使分類涵蓋盡量達到周全，以充分體現中國電視專題節目的精髓。專題界定條目不僅具備美學價值，更重要的是有實用價值，充分展示了中國電視專題特色，并對實踐起指導借鑒的作用。整個界定過程也是一種批評過程，也是一種專題價值的文化選擇過程。

90年代，電視批評還對“紀實”與“真實”展開過大討論，對電視新聞改革、電視紀錄片、電視欄目改版、電視節目主持人、電視劇美學等也展開過討論與爭議。90年代中前期，電視界圍繞主流文化與市民文化的融合有過一些討論。討論的背景是：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格局，改革的目的就是調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打破那種單純的政治掛帥的局面。市場經濟的建立意味著政治活動與經濟活動的分離。社會的主流由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進化，相應的市民階層進入社會舞臺。市民文化也從原來的大一統官方文化中分離出來，官方文化、主流意識形態也開始修正自己。在這樣的態勢下，市民文化在夾縫中求生，就必須在自己的游戲規則中，同官方文化形成化合，使之既符合官方要求，又符合市民口味。這時，電視連續劇《渴望》的播出，成功地向社會昭示了這一觀點。這部電視劇以傳統的人倫情感既迎合了市民的傳統心理又同官方文化的要求默契。有關方面圍繞著這一現實的主題，邀請10名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劇組人員等進行討論，爭鳴中一種創新電視藝術觀——電視劇的娛樂性出現了。此時，在電視劇領域出現兩種觀念：一是電視劇藝術論。這種觀念強調“藝術品格”，注重“審美”理念。二是電視劇通俗論。這種觀念注重通俗性，倡導大眾化，強調“娛樂”功能。這些電視劇理念的出現，孰是孰非，難以比較，難下結論。但它至少說明一點，電視批評的爭鳴中新的觀念不斷出現，這無疑對繁榮熒屏大有益處。

電視綜藝節目如何走向?這是90年代以來電視文藝界人士關心的話題。1996年11月，中央電視臺研究室組織開展了“春節聯歡晚會與電視綜藝節目特色及走向的論題研究”。此論題向北京、天津等城市發出1000份調查問卷，召開了全國部分電視臺參加的研討會。根據調查問卷統計數字，研究室組織撰寫了課題報告，對《春節聯歡晚會》的傳播效果，進行了統計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方位的科學分析，提示了電視綜藝性節目朝民族化、娛樂化、大眾化、品格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這一論題的研究對如何辦好電視綜藝性節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關于電視綜藝節目的批評理論得到一次大的提升。

電視批評爭鳴意識和創新意識的增強，還有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就是研討工作有人抓、有人管，電視研究隊伍發展壯大。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量有規模、有水平、有組織的研討外，有意識、有針對性地選準課題成了各電視臺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務，從1996年起，由中央電視臺研究室牽頭，每年舉辦一屆理論研究工作研討會。到1998年，全國有省級或省級以上電視臺32家，已有15家電視臺成立了電視理論研究機構，專門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人員有186名，其中有副高以上專業職稱者105名，已有21家電視臺有理論刊物，全國電視臺系統初步形成一支力量較強的電視理論研究隊伍。組織保證是90年代以后電視批評進入自覺階段的重要保證。

注釋：

①《當代中國的廣播電視》<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3月。

②《中央電視臺大事記》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③《中央電視臺簡史》53頁，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版。

④《中央電視臺簡史》53頁，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版。

⑤《廣播業務》1960年3期。

⑥傅敢：《廣播業務》1961年6期。

⑦裴玉章：《廣播業務》1962年6期。

⑧李子選：《廣播業務》1964年1期。

⑨木木：《廣播業務》1963年12期。

⑩許歡子：《廣播業務》1962年11～12期。

⑾許歡子：《廣播業務》1962年7期。

⑿《當代中國的廣播電視》8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⒀《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0年2期。

⒁《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0年2期。

⒂《新聞廣播電視研究》1982年5期。

⒃《新聞戰線》1982年8期。

⒄《新聞廣播電視研究》1983年1期。

⒅《新聞戰線》1983年5期。

⒆《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4年1期。

⒇《新聞戰線》1984年3期。

(21)《新聞廣播電視研究》1985年1期。

(22)《廣播電視戰線》1985年1期。

(23)《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5年1期。

(24)《新聞廣播電視研究》1985年4期。

(25)《電視的采編與創作》116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26)《中央電視臺大事記》3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7)《中央電視臺大事記》39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8)《中央電視臺大事記》39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9)阮若琳：《如何提高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水平和藝術質量》，載《電視藝術論壇》1989年試刊號。

(30)(31)參見鐘藝兵，黃望南主編：《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