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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是新聞事業產生以后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新聞事業與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社會領域存在著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動關系。有學者將新聞事業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這種結構功能關系的總和稱之為“媒介的生態環境”。1學者們往往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上述關系，進而將目光聚焦在某一關系層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論觀點甚至思想體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研究視域。

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都有一系列“給定”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養職業科學家的教育機構和教科書中，它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影響并制約著科學研究。托馬斯•庫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來描述這種支配特定時代、特定科學家群體科學研究的理論前提和理論假設。庫恩認為，科學發展的標志并不在于各種科學知識的日積月累，而在于科學范式的發展變化。當一個時代的科學家們根據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時，往往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與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況和問題，隨著矛盾的增加，原先那個破綻百出的范式將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充滿希望而不是被顯然無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擾的新的范式。這就是庫恩所說的“科學革命”。2在庫恩看來，科學革命才是科學進步的真正標志。

研究視域顯然不同于科學范式，也不具備科學范式那樣的革命力量。但它卻影響著新聞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限制著新聞學研究的內容，規定著新聞理論的話語體系，甚至成為某些理論觀點爭論不休、某些工作原則和方法對立沖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樣看待新聞媒介與政府或執政黨的關系？新聞單位究竟應該是事業性質還是企業性質？媒介自身的形式與媒介傳播的內容何者更為重要？難道僅僅是內容決定形式嗎？發行量和收聽收視率能不能作為判斷媒介優劣的標準？滿足公民的“知情權”、行使記者的采訪報道權、保護消息來源等要不要有個“邊界”？如果要這些“邊界”該怎樣劃？為什么這樣劃？凡此種種問題，不同視域的理論和學者往往會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視域有各自不同的邏輯起點和歸宿，一些看似對立的觀點、原則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視域的學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論前提不同，對上述問題也會做出不同的回答，而這些回答的“合理性”則體現在與所遵循的理論前提的邏輯關系上。

縱觀百余年中外新聞學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種不同的研究視域：政治視域；經濟視域；文化視域；專業視域。在新聞學術史上，盡管四種研究視域并沒有一條十分清晰的線形發展脈絡，但其間仍能發現一些共性的東西。首先，政治視域在各國新聞學研究中始終或明或暗地占據著重要位置，甚至影響和左右著其他視域的研究。其次，專業視域是新聞傳播由一種職業（occupation）發展成一門專業（profession）的產物，由于新聞傳播的職業化進程不同，這種研究視域在各國出現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國自身看，較之其他三種研究視域，它都是一種相對晚近的研究視域。第三，特定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往往有某種占主導地位的研究視域，從而形成該國這一時期的主流理論話語體系；而其他邊緣化視域一方面對上述主導視域起到輔助和補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對主流理論話語體系進行挑戰，從而形成某種理論張力，推動新聞學研究的發展。第四，無論中外，新聞學的研究視域基本上沿著“政治-經濟-文化-專業”這樣一條大的主線發展，并且逐步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對立趨于融合和統一。

一、政治視域：

中國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為治國安民的事務或者活動，孫中山先生說：“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蔽鞣健罢巍币辉~源自希臘語Polis，即城邦或城市國家的意思。列寧說：“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3現代政治的基本內容是圍繞著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國家”，即政治體系展開的。以國家形式出現的政治體系是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焦點。

新聞學研究的政治視域首先與這個“焦點”聯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報紙為代表的現代傳播媒介從誕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們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具體表現為與政府以及后來的執政黨之間的關系問題。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黨報理論以及發展新聞學理論等，當代新聞學中這些帶有“范式”意義的理論幾乎都是這種視域的產物。約翰•梅里爾（JohnMerrill，1974）在總結新聞學各種主要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政治-報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認為所有這些理論無非表現為兩大趨勢——集權主義和自由主義，它們在意識形態上彼此獨立，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存在著經由“國家主義”而彼此相通的路徑。4

政治視域關注的首要問題，即邏輯起點是新聞媒介在“政治國家”中的地位以及由這種地位而發揮的作用。媒介是獨立于政府還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種處理方式更有利于它們在政治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集權主義理論與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根本分歧。集權主義理論認為，國家是實體的存在，公共權威的代表，有著自身特定的目標和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是國家權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聞媒介毫無疑問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權力的工具之一，必須依附于政府；在政黨政治中，就是黨的工具，就應依附于黨。自由主義理論堅持認為，國家只是由個人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進每一個社會成員充分發展的手段，新聞傳播也是這種手段之一，作為一種手段的新聞傳播沒必要也不應該依附或服從另一種手段，相反它應該始終保持其獨立性；只有獨立的媒體在政治體系中才能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不管兩種理論還有一些什么樣的更根本的理論假設和前提，也不管它們還有多少花樣繁多的變化形式，政治視域的邏輯歸宿最終都會落實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說，政治視域在各國新聞學研究中都是較早形成的一種研究視域。政治體系決定了新聞傳播的運作形式。具體到一個國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體制規定了這個國家的主流新聞理論話語體系。我國從時期形成的新聞理話語體系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國后所建立的政治體制決定的。因此，在政治視域下追問一種新聞理論的合理性，最終必然涉及對政治信仰和政治體制合理性的追問，而這種追問已經超出新聞學研究的范圍?！叭蛐侣労孟褚粔K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時甚至相互對立的政治體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則面，而國際新聞交換領域里令人瞠目的技術進步，并沒有為新聞編輯人員在了解新聞透過這塊水晶石后將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幫助”。5

從政治視域的邏輯起點和歸宿看，新聞媒介的事業屬性與產業屬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政治傾向性與客觀公正等并不構成矛盾，它們最多只能是后者服從前者的幾對關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別的研究視域有其自身的邏輯起點和歸宿。

二、經濟視域：

用經濟學的觀點看，勞動分工使每一個社會成員變成了交換者，這種交換關系把當代社會的人們牢固地聯系在一起，也正是這種交換關系在人們中間創造了一個完整的權利和義務體系。媒介和社會生活的關系就是這種交換關系的反映和體現?！皥蠹埵且环N私人企業，社會既沒有給他任何特權，它對社會也不負任何義務。因此它不受社會利益的影響。報紙很顯然地是其業主的財產，報紙業主是自負盈虧地出售其產品的……。”6當年《華爾街日報》發行人的這番話可以視為經濟邏輯的典型代表。

經濟視域是西方“大眾化報刊”出現，媒介逐步成為一種私營企業的產物。作為一種企業的新聞媒介自然以經濟效益為目標，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樣的內容和形式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就采納什么樣的內容和形式。這種邏輯的極端表現形式既與政治視域相沖突，又為文化視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紀中后期的美國，新聞實踐中以這種極端形式出現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極端形式表現的理論也不很多。但在各種變化的形式中，我們仍然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身影。

事業屬性與產業屬性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經濟兩大視域的不同邏輯中。一定政治體制下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著該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研究視域。當一種視域被一定社會意識形態不斷強化，變成一種“視域霸權”后，其他視域的研究自然就會受到壓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報紙是一種商品”而受到壓制，西方“新聞價值”理論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我國受到排斥等，都是這方面的例子。同樣，西方一些學者長期拒絕承認新聞傳播的宣傳作用，堅持新聞媒介是完全獨立的“社會公器”等，也有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與經濟畢竟不是兩塊完全分割的領地。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反過來又影響并制約經濟。政治與經濟的這種密切關系，使兩種研究視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對方的理論，服務或加強自己的觀點，從而把對方的邏輯納入自己的邏輯體系中。比如，根據一定的政治邏輯，媒介的獨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設，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發揮最佳效應；但到了經濟邏輯中，媒介的獨立則成為有效經濟運作的可靠保證。在政治邏輯中，受眾（讀者）觀念是實現宣傳效益的前提；但在經濟邏輯中則成為爭取廣告客戶、贏得更大利潤的手段。從經濟視域著眼，媒介集團是市場競爭中經濟運作的產物，做大做強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從政治視域著眼，媒介集團化是應對世界經濟-政治一體化趨勢的重要舉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堅守和鞏固自己的輿論陣地。

毫無疑問，黨報理論是政治視域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領導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發刊詞中就明確宣布：“我們的周刊不是營業的性質，是專門本著中國勞動組合部的宗旨，為勞動者說話，并鼓吹勞動組合主義。”7黨報理論拒斥經濟視域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以后。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新聞學研究視域發生重大轉移，經濟視域的研究論文和學術著作明顯增多，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媒介實踐的發展，這種研究視域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新聞學研究視域的轉移是我國意識形態發生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媒介實踐變化的反映。經濟視域是對政治視域的重要補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視域，更不應變成一種新的“視域霸權”。總體上看，經濟和政治都是促進社會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手段。因此，包括這兩種視域在內的各種研究視域的邏輯，最終應服從于人類社會實踐的邏輯，即服從于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

三、文化視域：

人是文化的動物。從人類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為方式、社會制度以及思想觀念等都可以歸入文化的名下?？梢哉f，不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一切由人創造的、對人類構成意義的事物都可以視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質就是意義以及意義的創造、交流和理解。這也正是哲學社會科學中文化視域所涉及的主要內容。

新聞學研究中的文化視域基本上借鑒了傳播學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論，就像媒介文化理論基本上借鑒了哲學、社會學、文化學中的“大眾文化”理論一樣。媒介文化這個概念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從媒介所制造和傳播的內容方面，一是從作為人類創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當然，許多研究者在對媒介所制造和傳播的內容進行深入研究時，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顯這些內容時所處的各種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們在解讀這些內容時的各種意識形態背景。但文化視域與政治、經濟視域的區別還是十分明顯的，這種區別從英國文化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觀點中可以看出：只有在體制上從政府和市場中分離出來，在言論自由的語境下，大眾傳播媒介才會作出文化上的貢獻。8

20世紀30年代后，法蘭克福學派的興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廣泛重視，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Adorno）、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隨后英國的伯明翰學派對此作出進一步貢獻，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爾（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費斯克（JohnFiske）等。從法蘭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論”源遠流長、內容龐雜、成分各異，一直影響至今?？傮w上看，它們都非常注重從社會意識形態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來批判和審視媒介文化，9可以視為宏觀媒介文化理論。

對于新聞學研究來說，媒介組織的文化生產過程更值得關注，因為對媒介組織運作的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對新聞生產的研究。新聞生產（當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產品的生產）包括“選擇”（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兩個重要環節。前者關系到從材料的挑選到傳遞成品的一系列決策，后者則與影響這些產品性質的工作慣例的運用相聯系。盧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門人”（gatekeeper）概念，高爾圖（Galtung）和魯格（Ruge，1965）表述的“新聞價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費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關研究成果，一直被廣泛用于描述新聞選擇的過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頓（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對媒介組織結構的研究，則被廣泛用于描述新聞加工的過程。10媒介不僅僅制造和傳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媒介技術的發展對我們用什么方式認識社會和自我，對我們怎樣體會意義，進而對各種社會關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響。加拿大學者英尼斯（H•A•Innis）和麥克盧漢（M•McLuhan）是這種“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認為，某種特定的媒介對時間和空間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與具體物質在場緊密聯系的媒介，如羊皮紙、陶土、石塊等偏倚時間，而那些輕便的、保存不那么長久的媒介，如印刷紙張、廣播等偏倚空間。時間意味著歷史、道德和神圣，空間意味著現在和將來、技術和世俗。麥克盧漢接受并發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達風格，對技術媒介的意義做了更加深入和極具啟發性的解讀。今天的一些學者，像美國的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羅•萊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著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時代做進一步研究。

從一定意義上看，文化視域是對政治、經濟視域反思和批判的結果，所以較之政治、經濟，它出現的時間相對又晚一點兒。對于中國新聞學術界而言，文化視域尚屬一種新的研究視域，在這一視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還非常有限，總的來說這方面研究目前還基本處在譯介階段。但由這種視域所喚起的、國內學界對新聞理論和實踐中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重視，已經產生出積極的作用。

四、專業視域：

直到如今，新聞傳播是否已經成為一門專業，學術界還有爭議。但我們認為，這種爭議并不影響新聞學研究中專業視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義。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開展一場運動，把新聞提高到一個學術性專業的層次”。11但事實上，幾十年來，西方關于新聞專業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主要集中在實踐層面上，包括近年來被國內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其實是只有“專業”，沒有“主義”。我們所說的專業視域是一種學術立場，一套思維方式，一種理論建構。它站在“新聞本位”的立場上，從實踐唯物主義出發，致力于新聞學“元理論”（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建構理論新聞學的學科體系。我們認為，新聞學要想發展到“學術性專業的層次”，這種研究視域和理論建構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說政治、經濟、文化視域對新聞學研究來說還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專業視域則是新聞學研究的內在視域。它以新聞和新聞傳播為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通過研究新聞和新聞傳播自身的邏輯和質的規定性來思考各種實踐層面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可以把專業視域稱之為“本質視域”。

沒有“主義”的專業是難以立足的。這里的“主義”應該是由該專業自身的內在要求所決定，而不應該是為一些外部力量所強加；應該是新聞傳播由自發走向自覺、“他由”走向自由的結果，而不應該是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響和利誘的結果；應該是人類新聞現象和新聞活動發展歷史和邏輯的統一，人類實踐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統一，而不應該是歷史和邏輯的割裂，實踐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對立。因此，它必須建立在對人類新聞現象和新聞活動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統歸納的基礎上。無論中外，新聞學似乎還缺少這種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統歸納，與一些更為成熟的學科相比，新聞學還沒有建構起自己的“元理論”，大量的經驗性總結和太多的“拿來主義”，令一些人對它是否已成為一個學術性專業始終表示懷疑。寧樹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強“本義新聞學”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聞學自身理論體系的設想。

究竟什么是新聞？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還是社會意識范疇？新聞能等同于新聞報道嗎？人類社會何以需要新聞傳播？新聞活動在社會實踐中占據什么樣的獨特地位？發揮一些什么樣的獨特作用？新聞價值到底是由什么決定的？真實、客觀、公正應該如何界定？新聞傳播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為何必須堅持這些標準？這些決不是一些“沒有意義”問題，也不是一些可有可無的理論空談。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這些基本問題的基礎上，新聞傳播才真正有“學”可言，這門學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這些基本問題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在實踐層面上厘清事業屬性與產業屬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公器”與“喉舌”等一系列關系，進而對新聞傳播實踐起到真正的理論指導作用。

政治、經濟、文化都是新聞學研究的重要視域，因為新聞傳播，尤其是新聞事業與這些領域存在著天然的聯系。但新聞傳播畢竟有它自身的邏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報刊“具有連植物也具有的那種通常為人們所承認的東西，即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是它所不應該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擺脫的。”12其他不同視域的研究可以豐富、補充甚至完善新聞學研究，但不應該也不可能代替新聞專業視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聞學研究的四種不同視域中，專業視域應該進一步發揮自己的軸心作用。當然，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新聞傳播自身的邏輯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會實踐領域的邏輯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樣。從根本上說，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自身的邏輯來源并服從于人類社會實踐的總邏輯，同時又是這個實踐總邏輯的組成部分。這也是各種研究視域可以而且應該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對立趨于融合和統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釋：

1李良榮《新聞學導論》，第210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參閱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寧《未寫成的文章〈關于國家的作用問題〉的材料》，《列寧文稿》，第2卷，第407頁。

4參閱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學”評介》，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第20爺，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

6轉引自《報刊的四種理論》，第84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7《勞動周刊•發刊詞》，1921年8月創刊于上海。

8見[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第28頁，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9參閱時同宇《從法蘭克福到伯明翰》，載《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

10參閱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上冊）第八章，[臺]風云論壇出版社1996年版。

11轉引自[美]EM羅杰斯《傳播學史》，第2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