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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這與傳統的客觀性報道形成了強烈的沖突，幾乎達到了另一個極致。許多新新聞記者公然拋棄傳統新聞寫作的許多禁忌，“懷著其他記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輕蔑和懷疑心情”，形成一種直言不諱和無拘無束的寫作風格，擁有鮮明，獨特的個性和內涵。作為美國60年代新聞界的“叛逆者”，新新聞學不僅在新聞報道觀念（報道什么和怎樣報道）上進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進一步將這種全新的觀念滲透到具體的新聞實務尤其是新聞寫作技巧之中，研究新聞寫作如何具有激動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讀者的想象力和參與意識。新新聞學無論是內在觀念上，還是外在寫作技法上，都表現出自己強烈的反傳統色彩，這些反傳統色彩也是新新聞學的重要特征。

（一）內在特征：新聞報道觀念的轉變

在傳統的新聞報道觀念里，客觀、真實已成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則。“報紙新聞寫作的至高無上的原則，就是在新聞中廢止黨同伐異。優秀的報紙所追求的是客觀公正。”根據這一標準，新聞報道者應力爭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將原原本本的事實傳遞給受眾，而不應在報道中具有傾向性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態度和觀點。然而時興的新新聞學卻完全背離這一報道觀念，明確反對價值中立，向“客觀性”原則發起挑戰，并從報道題材選擇和主客體關系重建上進行了開拓性的思考與實踐。

1、題材選擇的突破

在新新聞學尚未達到高潮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客觀性”原則實際上已遭到了質疑和非難。眾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動蕩、文化變異、道德衰落，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標榜“客觀”的正統新聞界卻對這些重大的現實狀況視而不見，“在可供發表意見的社論專欄中，金錢、特權和小城鎮偏見的勢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記者們有幾分反抗精神，他們發表的文章仍不會越出常規一步，更不會對現狀有絲毫威脅。”這種對社會生活反應的遲緩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關注現實、要求革新的新聞記者和作家的心靈，從而促使他們義無返顧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聞學從一開始就試圖破解客觀性題材的神話，將新聞報道的重點轉移到那些“被正統新聞界所忽視、歪曲或單純的加以利用的文化發展”上去。許多新新聞學的作品詳盡描繪了“底下狀態”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騷亂、青年運動、女權主義、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聞學論者看來，那些傳統新聞業所認定的“客觀事實”，大多是政客和社會顯要們浮華虛偽的表演以及大而無當的政治經濟活動，從深層次上考察，它們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浮華表象。而新新聞學所關注的題材，則會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現社會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報道這些事實，新聞記者的立場便可稱得上真正的“客觀”。湯姆沃爾夫曾在《新新聞報道》里自信的宣稱：新新聞學的目標是在理智和情感兩方面席卷讀者，是“給讀者看真實的生活”，是說：“來！看!這是這個時代人們的所思所想所為！”在他的新聞報道作品中，湯姆沃爾夫具有遠見地將一些亞文化群的活動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場景、黑豹黨運動等等，遠遠超出了傳統新聞寫作的限制。

2、主客體關系的重建

新新聞學在處理新聞報道主體與對象客體之間的關系時，也采取了與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大相徑庭的方式：讓新聞報道者完全投入到報道對象中去，“珍視直接性、對抗性和個性見證”。具體表現在新聞作品中，就是允許新聞報道者介入他所報道的某儀事件，并可參入自己特有的情緒和感受，表達個人的觀點和意見。

這在傳統從業者看來簡直不可理喻，但新新聞學論者卻偏執地認為：“新聞事實可以孤立存在并構成自足的報道對象”是一個值得懷疑的認識論的假設，對事實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關重大新聞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為對原有事實的重新編排，所謂的外部說明不過是重復和服從與已知的東西——“這樣一來，新聞工作者對事實的主觀認知和職業敏感等真正顯示事實‘意義’的東西被擦的干干凈凈，新聞作品只是一個個緘默的、僵硬的事實的羅列。”出于這一理解，新新聞學論者讓主觀性回到了新聞報道的前列。正如美國文化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說，新新聞學就是主觀性的新聞，“在這種新聞中，作者作為一個中心人物出現，成為一個對各種事件進行篩選的個人反應器。”新聞報道者放棄了中立的姿態，從幕后走到臺前，毫不掩飾的敘述著自己的見聞和感受，暢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稱，將自己作為故事里的一個人物，讓讀者與作者一同體驗新聞事件。當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聞報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間所流露出的主觀氣息，與傳統的新聞報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新新聞學代表人物諾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軍隊》，就被湯姆·沃爾夫視為“一部真正的自傳”。在這個非虛構的文本里，諾曼·梅勒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現在讀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關于他參與的事件的錄音帶和電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據自己的見聞和感想進行報道，營造出一個離奇、懷舊而又令人愉悅的氛圍，給讀者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二）外在特征：新聞寫作技巧的小說化

如前所述，新新聞學說到底就是用寫小說的方法寫新聞，即以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真實過程為基礎，采用敘述性而非報道性的筆法，寫作具有強烈記實風格的小說或散文，也可以從另一個層面去理解為寫作小說化或散文化的新聞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評價湯姆·沃爾夫的《新新聞報道》一書時，明確指出：“沃爾夫在他的入選作品、批注和長達五十頁的前言中只強調了新新聞的一個極為膚淺的特點：它的小說特性（‘像一部小說’）。沃爾夫選擇了一些結構如同斷片小說的作品；作為一名時時夸耀自己學歷證書的編者，他喋喋不休的數落著它們的敘述手法。”盡管頗有微詞，但他還是認同了新新聞學作品的小說特性。

回觀新新聞學的實踐現實，小說特性著實在新新聞學論者的寫作理念和新聞作品里得到了酣暢淋漓的運用和發揮。許多新聞記者雖被理論家們劃為新新聞學的行列，但他們在主觀上并無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過新聞記者的職業之便搜集素材，進而向優秀的小說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聞史上，被認為是新新聞學出色代表的諾曼·梅勒，便更偏愛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的稱號，他甚至將自己的作品稱為“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而拒絕外界賦予他的“美國最佳記者”的頭銜。在新聞實務操作上，新新聞記者大膽突破許多約定俗成的寫作筆法，如“倒金字塔式”結構、簡明平實的語言等，借用小說創作的種種技巧，從材料組織、謀篇布局到敘述方法、語言運用上“無孔不入”，最終創作出“一種異常出色的漸漸接近幻想和小說的新聞作品。”這些靈活新穎、富有感染力的寫作技巧，運用到新聞報道中以后，呈現出獨特的風格和個性，從而奠定了新新聞學流派在新聞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聞學寫作技法上的小說化突出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

1、采用一幕幕場景與畫面組合的結構來描寫事件，盡量避免歷史敘述的方式。

新新聞記者筆下多見的非事件新聞、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聞，在傳統的報道結構安排上，一般采用歷史敘述的方式，即根據時間、空間或事件發生的順序平鋪直敘，讀者獲取的是縱向信息，文章讀完，整個新聞事實的脈絡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聞學論者認為，那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各種場景畫面反而能更真實、形象的反映報道對象。因此，許多新新聞作品經常通過截取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某些重要橫斷面，突破時間、空間的延續性來進行有機的串聯、組合，再現新聞報道客體更身層次的面貌。就像電影藝術中的“蒙太奇”，新新聞記者所選擇的著一個個場景、畫，并不是隨意任性的，而是充分慮機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企求在完成組接后達到“局部之和大于整體”的報道效果。

著名新新聞記者吉米·布萊斯林（JimmyBreslin）在報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詐的案件時，就突破常規的選取了幾個看似毫不連貫的場景鏡頭：（1）那位公司老板悠閑自得地坐在辦公室里；（2）他望著窗外，興高采烈地說：“啊！真是個釣魚的好天氣”，一位助手遞給他魚竿；（3）偵探敲門進來搜查，找到敲詐的東西；（4）法庭審判現場，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為恐懼的他鼻尖滲出汗珠。一幕活劇，栩栩重現。

2、通過一個事件親歷者的所見所想來表現場景。

由于新新聞學重視個人見證和直接感觸，因而記者們在新聞報道寫作過程中，經常會通過一個特定人物的口吻來描述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動的閱讀情境，讓讀者如臨現場。一般說來，新聞記者若在事件發生現場，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擊者的身份去陳述個人的所見所感即可。但更多時候，新聞記者是在事件發生后才著手進行報道的，這樣他便需要一位現場情景目擊者的幫助，讓這位目擊者回想當時的種種情況以及他在經歷這些情況時所產生的感觸，最終從目擊者的角度出發來寫作新聞。堂姆·沃爾夫在談到這一新聞寫作筆法時，曾評價認為：“如果他（新聞報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話，那么采取自傳的方式通常回失敗。諾曼·梅勒的非小說作品都是從自傳的角度來描寫的，它們對這一規律的正反兩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軍隊》是諾曼·梅勒在新新聞學領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親身參與了1967年在五角大樓的行軍歷程，所以文中的許多場景、觀點來自其真實體驗和感受，如寫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試圖越過軍事警戒線前往五角大樓而與憲兵周旋的情景；“那個憲兵說話時，舉起的棍子總在打顫。他（指梅勒，譯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憲兵想打人才發顫，還是因為他現在所具有道義力量給這位年輕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種恐懼？一種異樣。的想法變成一種意念的旋渦，隨著棍子的顫抖在憲兵的心頭盤旋。憲兵似乎在慢慢的離開他那正對著繩子的位置，小說家也在跟著他移動。他們仍然面向對方，直到肩膀同繩子垂直。他們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間里挪動，互不接觸對方。棍子在不停顫動，梅勒跟在那位憲兵后面，他已經擺脫了他的糾纏。他繞了個圈，小跑著來到第二列憲兵面前，突然一種本能的驅使讓他超過了第二列最近的那個憲兵，就像是從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過去（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產生了一種感覺：逃過這些憲兵原來這么簡單。憲兵們都僵住了，在他跑過的時候一個個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發生當場的細微情形和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將讀者完全帶入一種緊張的氛圍之中，達到了理想的新聞閱讀效果。后來，諾曼·梅勒采用同樣的方法去描寫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卻遭遇殘敗。因為這次月戰的主角不是諾曼·梅勒，而是太空艙工作的三位宇航員。梅勒采用自傳的方法，幾乎不能將讀者帶進太空艙，更不用說宇航員緊張的內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讀者的注意力，使作品顯得拙劣、乏味。

3、大量運用人物間的對話

使用直接引語是最有效的寫作技巧之一，小說作家總喜歡通過對白來打破單調平淡。當作者精心描繪了一個人物之后，便要設法讓這個人物“開口說話”，因為通過一個人的言談，可以挖掘他內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聞學論者充分借鑒了這種文學表現手法。“他們認為：與其像傳統新聞報道那樣偶爾引用一些人物的談話或奇聞軼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談話記錄。”在新新聞學的許多作品里，都出現過大量的談話記錄。這些未經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語言，對刻畫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時，他們也確實對當時新聞界沉悶、單調的文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轉作用，增強了新聞作品的可讀性。在亨特·湯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獄天使》里，對話描寫達到了優美、嫻熟的境界。1965年，描寫貝斯湖傍“地獄天使”生活狀況的小說和新聞為數不少，但只有湯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讀者的青睞。《地獄天使》除了對人物進行淋漓盡致的刻畫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記錄了大量幽默風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對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獄天使”頭目索尼·巴吉爾之間對白，它是以巴吉爾的話結尾的，“別胡鬧，長官。你知道我們都是很卑微的，否則，我們也不會在這兒。”

4、具有象征作用的細節描寫

小說寫作中常見的細節描法，同樣受到了新新聞學論者的鐘愛。在他們看來，細節描寫是充實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場景活靈活現，歷歷在目，讓讀者備覺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許多新新聞作者不厭其煩地在作品里記錄人物生活的各種細節，面面俱到，無微不至，幾乎達到了煩瑣無聊的程度。報道對象的某一手勢、走路的姿勢、家里家具的擺放位置、對上司的一個笑臉，等等，無一不能成為其筆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繪重點。新新聞學認為，在新聞報道中，細節描寫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不可或缺的“黃金筆法”，它對準確、真實地再現人物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眾多新新聞學者中，理查德·戈爾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較擅長采用細節描寫的一位。他的《無理之年》雖說“是對某一類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畫某一具體人物的細節表現時也用盡心思，如他用這樣一段文字來描述了那位十四歲男孩空虛、無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將會呆在自己的房間里，打開收音機，在床上跳來跳去，大開窗戶然后再把它關上，稍微休息一下弄點吃的，梳梳頭，跳跳舞，聽聽搖滾——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罵，對著鏡子做鬼臉，把課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時看他的烏龜吃萵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寫，包括內心獨白

在傳統的新聞從業者看來，人物的內心世界難以捉摸，無法用外在的事實加以證實，因而在新聞報道中應杜絕人物心理刻畫，否則便有失客觀、公正。但新新聞學論者卻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倘若能夠深入人物內心，透徹把握他們的思想活動，便可以揭示人物行為的深層動因。因而，他們在報道新聞時注重人物心理刻畫，甚至借用意識流小說常用的內心獨白手法，再現人物的心理真實。在他們的觀念里，這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動機的行為勝過百倍。這種筆法，在新新聞報道作品中比較常見。如在湯姆·沃爾夫的《電冷卻器酸性實驗》和《激進主義的時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費力氣地找到心理描寫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聞學遭受非議最多的寫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聞學論者內部，也有許多人對之持否定態度，認為它太異想天開。具體來說，合成人物即擇取諸多人物的特點組合出一個并不現實存在的虛構人物，使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會概括力。它實際上就是魯迅先生談文學創作時提到的“雜取種種人”，因為“文藝作品要感人，發生強烈的社會效果，就必須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斗爭典型化，創造出各式各樣的人物來，使生活的真實達到藝術的真實”，[8]（P45）沒有這種典型化的藝術處理，藝術作品就“活不起來”。在新新聞學出現以前，新聞報道是絕對不能采用這一手法的，因為傳統的新聞報道理論嚴格講求真實性，認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虛構都有悖于這一觀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新新聞學標新立異，旗幟鮮明地在新聞報道中“合成人物”，并聲稱它采用這一手法是出于對某一類型人物的準確描述，而非對某一具體個人的刻畫。無論怎樣解釋，合成人物終沒能得到新新聞學的普遍認可，只偶爾在一些新聞報道作品里露露面。應該說，新新聞學借用小說筆法寫作新聞是大規模的，遠不止上述六種。我們經常能見到的還有諸如設置懸念，渲染氣氛，運用刺激性語言、標點符號、像聲詞，倒敘，插敘等手法，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新聞報道的外在形式，加強了新聞報道的吸引力，成為新新聞學實現理論走向實踐的最佳途徑。

二、新新聞學產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聞學的歷史，許多研究學者驚奇地發現：其實有新新聞學之實而無新新聞學之名的類似報道由來已久。美國波因特學會高級研究員彼得·克拉克認為，新聞史表明“創造性的描寫”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幾個世紀前，而非幾代人前。而美國麻省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諾曼·西姆斯教授也說，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創造性非虛構寫作”技巧的20世紀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歐內斯特·海明威和喬治·奧威爾。[5]當然，無論學者們如何努力地將這些寫作納入“新新聞學”之列，必須承認：它們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勢。

一個新生命的出現，自然需要一定的條件和環境施以保障。在20世紀初期甚至更早，客觀主義理論已在新聞領域確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詣，標新立異的新新聞學理論實在難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談不上葳蕤成林。但極富戲劇性的現象出現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間，新新聞學悄然登場并急速匯成江河之勢，狂卷美國的新聞領域，成為60年代美國文化圈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聞學正式誕生的條件已然成熟。這些條件來自外部社會和新聞界自身，它們在實際產生作用時縱橫交錯，這里慮及行文的邏輯性和條理性，分列闡釋。

（一）社會現實的變遷為新新聞學的出現提供了合適的外部環境。

美國社會的矛盾沖突從未停斷，但像60年代那樣劇烈尚屬少見。美國文化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園之門》里，使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來描述這種現實：60年代的社會動蕩更像發生在全國每一個角落的數百次游擊遭遇戰，而不象一場有許多大規模戰役組成的常規戰爭。[1]（P129）叛逆的氣息無處不在，社會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60年代初期，繼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國各地又相繼爆發大規模黑人抗暴斗爭，要求徹底廢除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制度，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城市黑人群眾與軍警發生沖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反越南戰爭運動爆發，一發而不可收拾。“反戰運動開始時只限于拒絕入伍，拒絕參加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燒征兵證等單純的反戰活動。由于青年人認為這是一場不義之站，感到政府當局既然做出這種不道德的事，就無權以道德法律約束青年，這種反叛報復心理，使單純的反戰運動進一步發展成為反一切權威，一切現行制度，一切傳統道德的大動亂。青年們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領政府機關、學校，在五角大樓國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處的檔案室中澆豬血。和這些集體活動相配合的是集體吸毒、亂交，建立嬉皮雜居的公社生活。”[9]（P56）幾乎與此同時，發生了若干黑人區的暴動和民權運動領袖牧師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進的黑人甚至開始發展地下組織，如“黑豹黨”等。美國社會陷入了更深的泥濘之中，完全處于無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說，從60年代起，美國開始走下坡路，黃金時代一去不返。

社會如此動蕩，必然波及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包括新聞領域。當這股洶涌的浪潮無情襲來的時候，傳統新聞界有些手足無措，長時間以來，他們只著力關注某些“在本質上比另一些事實更加崇高”的事實，全神貫注于全國政治和國際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著“吹鼓手”的角色，與社會現實關系疏遠。面對眾多突乎其來的社會景象、社會問題，傳統新聞界選擇了拒絕和刻意回避的應對方式。但社會變遷的火焰已經熊熊燃起，欲撲難熄，新聞受眾期盼著出現能全面反應社會復雜性、多樣性和深刻變化的報道，許多面目煥然一新的新聞報道方式走上了歷史的前臺。新新聞學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規的新新聞記者們高度關注社會現實，對那些被正統新聞報道遺忘或歪曲的“時尚和社會怪癖”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繪和剖析。他們“獨占了整個瘋狂的、下流的、喧囂的、財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橫流的美國六十年代”。[1]（P143）湯姆·沃爾夫的作品《激進主義的時髦款式》，就將筆觸伸向了地下組織的生活狀況，詳盡報道了“黑豹黨”一次籌款宴會的前前后后。從這個層面上說，美國60年代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為新新聞學提供了廣袤無垠的題材空間和生存環境，為新新聞學的出現提供了歷史的可能。

（二）相關學科的嬗變為新新聞學的出現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美國文化界掀起反傳統、反權威的熱潮，“不再一切照舊”成為那時候主導文化的口頭禪。在這個時期，各種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爭執和論戰之中，各種理論群體和流派雜色紛呈，各種文化（藝術、文學、美學、哲學等）傾向更迭頻繁。但隨著一次次理論的碰撞和兼容，漸漸地，一股具有懷疑精神和反叛姿態的文化思潮引領風騷，并迅速風靡全國。這股文化思潮匯集了多種哲學、文學、藝術流派的思想，對傳統懷有決絕的態度，堅持價值削平的策略，這些特征確定了它走上極端的必然，同時，自然會對新新聞學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1、哲學思潮的嬗變

60年代美國社會矛盾激烈，文化沖突尖銳，卻是各種哲學流派競相顯露身手的大好時機。與動蕩的社會節奏相適應，一些強調主觀主義、意志主義和反歷史主義的哲學思潮逐漸走上巔峰。在這些時興的哲學思潮當中，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現代人本主義思潮，給新新聞學提供了催生的動力和理論依據。

法蘭克福學派發端于20世紀20年代末，它雜以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某些觀點，主要任務是對現代社會、特別是對當代資本注意社會進行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進入全盛時期。該學派的成員都具有激進主義思想，以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最為突出，他曾被奉為“學生運動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蘭克福學派強調自己的理論是“批判的”理論，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曲解黑格爾的辯證法，否認有同一性的存在，認為“一切存在物的現有形式都是有待轉化的，只要對現存的狀況是否定的，才開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構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動、生命和精神的自我運動的內在動力”。[10](p450)由于理論上的這種絕對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現出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同時對傳統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現存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張采取極端手段，這些無異于給新新聞學的產生注入了一針催產劑。

20世紀60年代，存在主義也進入全盛時期，并漸而取代邏輯實證主義占據歐美哲學思想界的統治地位。這時的存在主義，更大程度上已成為對現代西方社會異化現狀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進行的獨特的哲學反思。它強調人的意識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義，注重個人主義的自我選擇和創造，代表著西方現代人本主義思想的基本理論傾向，給欲將崛起的新新聞學樹起了理論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聞報道方式發展史上功不可沒。

2、文學思潮的嬗變

美國文學在50年代開始遭受裂變的陣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們認為應該發表一點看法的地方都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反叛，期待著能沖破傳統的束縛，打亂一成不變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學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許多書籍，都強調敵視當時的主導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礎正存在于這些離經叛道的著作之中。

對于美國60年代的文化領域（包括文學領域）發展狀況，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里評價認為：文化領域，其軸心原則是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與經濟、政治體系的非人化和類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領域堅持“個性化”和“反體制化”精神。它獨立無羈，以個人興趣為衡量尺度。在這里，個人感覺、情緒和判斷壓倒了質量與價值的客觀標準，決定著文藝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傾向會促使每個人去實現自己的“潛力”，因此也會造成“自我”同技術—經濟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斷發生沖撞。[11]（p125）由此可見，60年代的美國文學，重新換回了主觀性、自我表現和對自我的浪漫主義信仰。而隨著文學作品中主觀傾向的日益明顯，各種寫作中自我表白的強烈愿望開始盛行，小說與自傳之間的分界線變得模糊不清，許多人紛紛將自己的經歷寫進自傳而不是小說之中。個人真實的經歷成為眾多寫作的主線，并不時被強調著需要受到感情脈搏的驗證。藝術和政治奇跡般地成為個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純真自我的最佳途徑，這在近幾十年里尚屬首見。文學思潮的嬗變開啟了新聞報道寫作的新思維，在一片關注自我、突出主體的文化氛圍中，新新聞學應運而生。一出場，新新聞學就旗幟鮮明地標榜“反傳統、反權威”，將斗爭的矛頭直指正統新聞界，要與新聞常規的“妖魔們”作戰——非人格化、平庸無聊、局內人心理及倫理上的中立性都成為其攻擊的重點。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方式脫穎而出，期待著散發出更為炫目的光彩。

哲學、文學，還有傳播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天然地與新聞學有著不可分割的經絡聯系，它們從內而外的嬗變，對新聞學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新新聞學的很多理論基礎、思想根源和表現手段，都得益于這些學科的新突破。

（三）新聞界自身的覺醒對新新聞學的出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美國新聞業發展到20世紀中期，呈現出一個別有意味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報紙、電臺、電視臺落入越來越少的報系手里。就報紙而言，幾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歸屬某一報系，并且各大報系仍不斷加緊著它們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系本身又是屬于某一財團的，而美國的財團與政府之間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國《國民前衛》周報創始人兼主編詹姆斯阿倫曾指出：“在美國，每個政府官員都想利用報紙來美化自己，只有少數正直的人士除外。這是我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條不容置疑的結論。”[12]這樣一來，新聞界便經常會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大部分新聞記者主動放棄努力，甚至變得玩世不恭起來，因為他們心里清楚：他們自己明顯的言行不一堪與政客相比。金錢與權力總在有意無意間羈絆著新聞業的獨立性。

在另一方面，傳統的客觀性報道并不客觀，也讓新聞業走向了更深的危機。盡管許多記者出于職業道德的考慮，盡量不參與一些虛偽浮華“表演”的報道，但對“客觀事實”過分的信任，也使他們時常發揮適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國參議員喬麥卡錫JosephMccarthy）在演說中指控美國國務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產黨，而且他擁有這份名單。當時新聞界水也沒見過這份名單，但新聞記者在“客觀性報道”原則下照實報道了麥卡錫的言論。后來事實證明麥卡錫的指控完全是無中生有，“客觀性”的招牌轟然倒坍。在越南戰爭的報道上也出現了類似情況，記者們按照美軍大本營提供的戰報進行報道，卻未料到美軍大本營故意夸大敵亡人數，自吹自擂，結果讓新聞媒體嘗到了這種“客觀報道”的苦頭：失去讀者的信任。

進入60年代動蕩期，美國各行業幾乎都發生了迥異于前的改變，傳統的新聞業的許多弊病也逐漸暴露出來，并亟需找到緩解危機的途徑。新聞界自身的覺醒已經刻不容緩。在這種情形下，玫瑰新聞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努力，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尋求著新的突破。

報紙。盡管當時美國報紙的作用和數量都在縮小，但報界還是發生了一場破壞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報紙“地下報紙”屢屢露面，以令當權者瞠目結舌的新聞事實和新聞言論吸引普通公眾的注意。而隨著美國教育水準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美國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也隨之轉變，越來越多的讀者對純新聞的報道方式表示不滿，重在提供縱深背景并加以詮釋的解釋性報道、以政府機構為主要對象并延續“扒糞運動”精神的調查性報道盛行一時。遺憾的是，沒有一份報紙成為新新聞學的前沿陣地，即便是那些聲稱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報紙也不例外。實際上，報紙已處于四面楚歌之中，一舉一動都會遭到強權的壓迫，最終所能選擇的只有退縮。

廣播電視。廣播電視在美國的迅速崛起，給平面媒體（報紙、雜志等）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它們在報道新聞的時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優勢，令平面媒體望塵莫及。平面媒體只能在新聞報道的廣度和深度及特別題材的報道方面盡力與之抗衡。報紙因為版面空間等局限性無法大展拳腳，這一歷史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雜志的肩上。

雜志。新聞雜志在20世紀20年代問世后極受歡迎，迅速發展成為一種獨具魅力的新聞傳播樣式。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新新聞報道這些美國60年代新聞報道的“新品種”，無一例外都與新聞雜志有著深遠的淵源。新聞雜志在報道內容上的寬泛，在報道形式上的靈活，都為新新聞學的誕生提供了有效的現實啟迪和堅實的思想保障。新新聞學在60年代的美國文壇掀起陣陣聲勢浩大的狂瀾，并由此引發寫作的新傾向，紀實文學風暴急速席卷文壇。在《村聲》、《滾石》、《紐約》、《老爺》等陣地性雜志上，紀實文學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頁碼，而僅在10年前，這個不小的比率還是屬于小說的。事實證明：在60年代的美國，新新聞學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階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聞學

新新聞學產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個性和另類的姿態，遭到新聞批評界猛烈的譏諷和抨擊。1972年，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雜志曾發表文章，公開嘲笑湯姆沃爾夫是個“天才的、富有創造力的撰稿人，不過卻只有螞蟻的社會良知。”這種批評不無道理，但如此武斷而堅決地否定新新聞學，顯然缺乏歷史眼光和科學態度。

縱觀新新聞學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新新聞學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種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才登上新聞舞臺的。我們在上一節對此已做了分析。新新聞學能夠在美國風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瀾，與它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認，新新聞學在反傳統、反權威時選擇了極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顯得單薄、脆弱，一旦反擊的力量橫掃過來，新新聞學便不堪一擊地退縮到歷史的角落里，從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聞學在新聞史上的積極意義

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新聞報道方式的更替汰變亦是如此。在客觀性報道“失寵”的背景下，新新聞學在理論上更在實踐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對新聞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突破傳統報道觀念，開拓了新聞理論的新視野。

傳統的新聞理論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體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從另一角度說，這種成熟和完善也使人們的新聞報道觀念模式化，缺乏創新意識和開拓精神，讓新聞報道漸漸走入單調、沉悶的誤區。尤其是客觀性報道，在美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擁有了堅實的歷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許多報道觀念符合新聞基本規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因而盡管進入20世紀后，特別是從20世紀30年代起，客觀性不斷受到或重或輕的抨擊，但卻未能出現對它形成強勁沖擊的全新新聞報道觀念。

不過，從新聞傳播心理學的角度而言：新聞作品是一種精神產品，這種精神產品的性質從根本上規定著新聞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聞工作者不僅應該培養敏銳的感受與發現新聞的心理素質，而且還要運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來表現、傳播新聞。一旦報道觀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須求新、求變，否則就會失去其作為新聞的意義，失去“喜新厭舊”的讀者。新新聞學論者響應時代的召喚，自覺能動地思考與嘗試，在新聞報道方式轉型方面作出艱苦而不懈的探索。這些“準新聞記者”深刻剖析了客觀性報道的優勢與不足，在承認它合理性的同時，著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觀性報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報道新聞事實，無法反映錯綜復雜的事實真相，并且它所主張的原原本本報道的原則，也遏制了新聞記者主動發現問題的積極性，成為束縛記者手腳的繩索。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聞學論者憑著“不破不立”的創新膽識，決心通過自身的實踐努力，重新建構新聞報道觀念。他們一反舊有的新聞報道原則，無視各種新聞報道禁忌，以主觀的姿態進入新聞報道，在作品中作主觀的敘述，甚至允許摻入報道者的主觀感受、情緒和觀點，希望通過這種報道更加真實、更加生動地透視事實的本來面貌。

新新聞學主張的新聞報道觀念強調主體（觀）性，重視個人驗證，明顯與傳統的新聞報道觀念差之甚遠，以致有人將新新聞報道等同于主觀報道，說它完全背離了新聞報道應客觀公正的原則，實際上就是主觀報道的翻版。這種斷然否定新新聞學創新意識和開拓勇氣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頗。新新聞報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鮮明的主觀色彩，但其初衷是為了讓讀者如身臨其境般更真實、更深入地了解事實；而并非像主觀報道那樣，將主觀意圖偽裝成客觀存在，然后假借事實這一載體，將之傳遞給觀眾。從這種特性對比可以看出，新新聞報道雖然采取了與客觀性報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們的終極目標完全一致，都是為了真實、客觀地反映外部世界，與主觀報道有著本質的區別。

毋庸諱言，在新聞報道實踐中，新新聞學的許多理論和觀念并未能如愿擔負起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任務，但這絲毫沒有妨礙它作為“一種積極的反叛”所具有的價值。在新聞理論發展的過程中，科學的創新意識不可或缺，能為今后積累一些經驗和教訓，即便走走彎路也沒什么關系，而新新聞學在新聞史上的價值正在于此，它擺脫了新聞報道觀念僵化的窠臼，開拓了新聞理論的新視野，激活了新聞理論的新思維，給新聞領域吹來一陣清新的風。

2．它突破傳統新聞報道模式，實現了新聞寫作風格的多樣化。

在傳統的新聞報道寫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結構來組織事實。“倒金字塔式”結構起源于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內戰。那時候，戰地記者的絕大部分稿件通過電報傳回報社，但由于電報在當時還是新發明，常出故障或被敵人破壞，這迫使新聞記者要把最新鮮、最重要的新聞事實放在最前面，使報社盡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內容也按新聞事實的重要性遞減順序，形成一個頂部碩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則細入尖端（次要的材料與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推廣，“倒金字塔式”結構已成為傳統新聞寫作（尤其是消息寫作）的經典模式。美國著名新聞學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認為，“倒金字塔式”結構之所以能長期主宰新聞寫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備與眾不同的優秀品質：（1）便于記者迅速地組織事實；（2）便于編輯制作標題，使他只須大致看完頭一、兩段就能知道這條新聞的基本事實；（3）便于版面編輯壓縮新聞篇幅，而不會損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讀者閱讀。[13]“倒金字塔”結構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蘇利文的名言：“形式為作用服務”，對形成簡潔、明快、樸素的新聞文體寫作風格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許多新聞學者給予了它很高的評價，如杰克·海頓認為“倒金字塔結構既沒有過時，也永遠不會過時。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數動態新聞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認為：“傳統的倒金字塔形式將在樸素地表述事實方面繼續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記者仍有大量機會表現他運用語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創造力”。[13]

盡管“倒金字塔”結構存在多方面的優勢，但由于它顯得過于標準化、單一化，因而也難免遭到非議。批評者指出：它缺乏生氣和活力，過于古板和陳舊，對新聞文體寫作風格的多樣化形成極為不利。新聞從業者大多不愿因循守舊，很早便開始了實現新聞寫作多樣化的努力，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包括新新聞報道都是當時相繼涌現的挑戰傳統新聞寫作的種種嘗試。新新聞報道則當之無愧處于“排頭兵”地位，它對傳統新聞寫作發起的沖擊是最有力、最尖銳的。新新聞學否定“傳統的新聞寫作”，將它稱之為“墨守成規的新聞邏輯”，“新聞記者的原始主義”，“是客觀性的愚蠢作品”。他們認為作者與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實的。只有用藝術方法寫新聞，才能高于事實，進行真正的藝術概括[14]（P81）在他們看來，“倒金字塔式”結構用一種近乎武斷的方式要求人們接受所謂的“重要事實”，實質上是無視讀者的自主批判意識，有悖于新聞傳播規律。更進一層來說，既然我們承認新聞報道不能一成不變，應時時求新、求變，那就應該突破這種單一的文體規范，追求能夠激發讀者好奇心、刺激讀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聞報道大規模借用文學的手法，在文中極盡渲染、描寫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聞體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新聞與文學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評論家所說的那樣“既解救了新聞的危機，也解救了文學的危機”，但它卻將一種嶄新的文體寫作風格也帶進新聞寫作之中，豐富了新聞寫作的內涵，推動了新聞報道的進步。

3、它對當代新聞寫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新聞報道雖然在當時并非一枝獨秀，尤其是沒能占據報紙的主導地位，但它的許多理論和手段對后來新聞報道方式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正面效應。1978年，美國著名學者舒德遜（Schudson）曾評價說：“新新聞學對報紙新聞界寫作也許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卻有間接的影響。它助長了報社記者的想象力，例如《滾石》雜志在全國各地普遍受到讀者的喜好，最近報紙開始朝特寫及雜志寫作的路線發展，《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及其他報紙，現在每周發行半雜志性周刊，由于這些半雜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為主，因此在寫作風格上允許作家發揮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風格及內幕消息的報道，這些周刊間接影響了記者及讀者的口味，使他們逐漸擺脫傳統客觀性報道的束縛”一些理論甚至認為，新新聞學在20世紀90年代已奇跡般的復活興起。美國馬里蘭大學新聞學院查理斯·哈維1994年10月撰文介紹：湯姆·沃爾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聞主義”要素在今天的很多報紙上確實已像百分比示意圖一樣常見。這些報紙中既有名牌大報《紐約時報》，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岡人報〉〉、〈〈華盛頓晚報〉〉。雖然記者們不再使用“新新聞主義”這個字眼，而改用“文學性新聞”、“親近性新聞”、“創造性非虛構寫作”這樣一些名詞，他們的作品卻與沃爾夫那些“新新聞主義”的代表作有著驚人的相似點：用描法撰寫，大量采用對話，設置場景，細致入微地刻劃生活細節等等。哈維的觀點來自于他對美國新聞現狀的關注，在90年代的美國，的確出現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聞報道現象：俄勒岡大學新聞學院擬出“創造性寫作”計劃，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碩士學位；斯克里普·霍華德的加州電視制作公司當時也計劃創辦一份新聞雜志，并坦言會采用一些“新新聞學”的藝術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達召開的第13屆基韋斯特文學研討年會上，第一次討論了新聞問題和采用“文學性描寫”手法的特寫記者；甚至〈〈今日美國〉〉也在不斷更新，嘗試著刊登第一人稱的文章……這些確鑿的事實讓人們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聞學”的余響，證實了“新新聞學”的活力。當然，這些新興的報道方式與新新聞報道也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維所說的那樣意味著新新聞學的復活。畢竟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更何況它們已對新新聞學過度使用文學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聞事業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新新聞學所提出的許多理論和方法，對新聞報道方式發展的新趨勢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嘗試，目前正逐漸在各國的新聞實踐里顯露出來。我國近些年興起了一些全新的新聞報道觀念和方式，它們雖與新新聞學并無多少直接的聯系，但或許可從另一層面證實新新聞學的價值所在。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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