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指導思想應該是漸進地發展新聞自由

（一）過不好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關，就沒有長治久安的社會主義。

可以鮮明地提出這樣的論點：如果過不好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關，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鞏固地確立。這已為社會主義的世界性實踐所證明。不能把蘇聯、東歐的劇變僅僅看作個別領導人的錯誤或背叛造成的（那是英雄史觀、唯心史觀），也不能僅僅看作是經濟沒搞上去造成的，而是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也包括沒有處理好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的問題。波蘭借了約二百億美元的外債，媒介不向老百姓透露真情，一味歌頌成就，團結工會利用此事要求分享媒介。捷克斯洛伐克、蘇聯都曾有一些勢力從指責新聞媒介開始發難。正如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指出的，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1)在新聞出版方面尤其是如此。我們多年來總是追求建立一種高度集權的新聞出版體制、超穩定的新聞出版秩序。但其后果不外乎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常?！胺€定”在一種錯誤路線、錯誤的主流觀點上。像、“”，其錯誤持續那么長的時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究起來都與那種談不上起碼的自由度的新聞體制有關系，哪怕是億萬人公認的吹牛浮夸（例如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一塊水稻試驗田畝產超過13萬斤，廣西鹿寨縣某天日產生鐵20.7萬噸），都不能提出異議和批評；哪怕是與主流觀點稍有不同的意見也不能見諸報端，結果整個國家、社會都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

只有發展健康的新聞出版自由，能活躍一個民族的思想，有利于激發和集中全體人民的智慧，管理和建設國家。實踐早已證明，高度集權下的超穩定的新聞出版秩序，反而使得國家和社會顯得十分脆弱，老是擔心出事，經不起驚濤駭浪；謀求建立這種體制，如同企圖建立只能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航行的輪船，于國運之安泰昌隆有何益處呢？只有讓執政黨和政府逐步適應在較高的新聞自由度的條件下工作，人民逐步學會在新聞自由條件下擇善而從，規范自己的行為，國家才能真正長治久安。這當然是個長期的逐步發展的過程，但必須成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因此，新聞學者對這一目標模式進行研究，應該受到鼓勵。

二是這種超穩定，總是被若干年后一次大動蕩（社會能量大爆發）所“補償”、所“抵消”。中國古語說，“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庇盟脑捳f，“七八年又來一次”。似乎安定日子過夠了，就得來一段動蕩的日子。在那若干年又來一次的動蕩、動亂的日子里，總有一兩位過去被視為當然的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受貶受責，甚至受辱。這種狀況在原蘇聯和中國當代史上反復出現。有人說：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人物在臺上盡管天天挨批，但下臺后還能撈個建立圖書館、紀念館什么的，我們的一些領袖人物在臺上天天被夸好，不知道哪一天就一錢不值。這種說法雖然失之于刻薄，但它畢竟說明：這種不斷地從安定到動蕩，反復折騰多次，就會降低政治的可信度，損害黨的威信。

地震理論：地殼下面的能量是很大的，總是有一些能量要尋找機會釋放出來的，小釋放小地震，大釋放大地震。地震專家謀求的是怎樣化大地震為小震，不要積小震為大震，雖然這樣做不容易。

排氣閥理論：社會運動中，總是要產生各種矛盾和沖撞，也會產生很大能量。是捂著、壓著以保持穩定、安定呢，還是讓這種能量能夠找到釋放的渠道，隨時宣泄出來呢？如果按照前者，就會走“七八年又來一次”的道路。歷史證明，此種選擇極不可取。國外有一種理論認為，社會如同大鍋爐，氣壓太高時要通過排氣閥排氣。新聞媒介就是社會的排氣閥、社會的安全閥。

自80年代起，黨內外就開始探尋溝通和宣泄的渠道。黨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可以說都是基于這種認識。現在，這種探索不能停頓，只能加快。

據悉，曾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問，為什么美國兩百年，英法三四百年不發生政變。無言以對。筆者設想，這是與那些國家的法制觀念、民主觀念（雖然是資本主義的）深入人心有關系，同時也與其排氣閥、安全閥機制有關系。盡管總是吵吵嚷嚷，似乎一天也沒有“安定”過，但是社會能量在不斷地釋放，所以是小震不斷，大震很少。

只是美國那種過分自由放任的新聞出版體制和運作方式，不值得我們仿效，我們搞不起，也不需要搞，因為它不適合于中國的國情。這種新聞自由體制，是以強調個人自由與金錢至上為文化背景，即使在這些國家內也頗受一些新聞、傳播學者（如“批判學派”）的非議。我們發展新聞自由，有著重視國家利益、整體利益和講究道德、道義的儒家文化背景，善于對這種文化背景揚長避短，就有希望建立更加科學和理性的新聞出版自由體制。

這種體制的建立應該通過制定新聞出版法來實現，以法律來具體界定現階段應該達到的新聞自由。

（二）目前不是大幅度地提高言論、出版、新聞自由度的時候。

我國正處在為建設市場經濟，實行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容易觸發的時期，因此至少最近幾年內不是較快地提高新聞出版自由度的時候。筆者曾經在回答美國新聞教育訪問團的提問時說：如果說，中國過去吃虧就吃在沒有保障公民起碼的新聞出版自由，而使“”壓抑民意達10年之久，那么今天我們得益也得益于新聞出版自由沒有完全地放開，使我們的經濟改革基本上能有條不紊地進行，因而改革開放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因為改革在一定意義上是利益的再分配，如果這時讓輿論多元先行，就會火上澆油，導致社會情緒化，任何改革方案都難以實現。

蘇聯搞公開性的教訓也能給我們以啟示，公開性使新聞出版界面貌大變，但短時間內一切都公開，甚至于黨在幾十年所犯的錯誤，幾個月內全都搬到報紙上，一時間把黨搞臭了，把國家搞亂了。這說明，新聞自由的發展不宜象炸堤泄洪，而應該是如開啟水庫閘門，逐步提升。

（三）在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進程中，逐步提高新聞出版自由度。

上面講了兩層意思：一是從長遠看，社會主義必須過好新聞出版自由關；二是從當前看，并非大幅度提高新聞出版自由度的好時機。那么就很容易引出第三層意思：從現在開始，就得逐步開些口子，漸進地發展新聞出版自由。

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現在形勢很好，新聞出版只能控制得更嚴一些，以免破壞了這么好的形勢。現在國家形勢確實很好，經濟發展很快，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外輿論普遍看好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的一百多年里，現在是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人民對國家前途很有信心。新聞出版工作者當然應該以最佳的建設性的工作，推進這種好形勢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腐敗仍在漫延，且不少地方相當嚴重。人民對前途也有憂慮。黨風不正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腐敗導致動亂，不加強各重形式的監督，特別是輿論監督，不足以遏制腐敗，這些都是人們公認的真理。這兩方面的情況說明，現在正是新聞出版改革有條件、有動力的時期，同時也是不改革孕育著危險的時期。

無產階級政治家高瞻遠矚，既關注目前，也兼顧長遠。如果靠現行新聞出版體制能穩住且穩住，不思改革，反而去強化這種體制，把好日子先預支來過，以后的麻煩以后再說，乃是目光短淺的表現，也是對未來不負責任的表現。無產階級政治家謀求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不是象政客那樣，搞政治上的短期行為，“任上樂當太平官，哪管任后洪水滔天”。那種不從長遠利益計議，得過且過，不思新聞出版改革，反而覺得享其安定無憂，乃是社會主義新聞出版事業的優越性的領導者，在原蘇聯、東歐大有人在。但歷史證明，那最終是害了黨。其中有些人甚至當初就不過是假愛黨，他們真愛的不過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怕在改革中稍有變化。

現在，我們應該敢于承認和正視這樣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人們對于新聞出版普遍有不滿情緒。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羅莎.盧森堡與列寧有一場關于出版自由等問題的爭論，現在看來，盧森堡并沒有錯。盧森堡擁護蘇維埃制度，但她認為：“沒有自由的、不限制的報刊、沒有不受阻礙的結社和集會活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統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設想的?！?2)不過，列寧當時畢竟是為了防止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被強大的敵人扼殺在搖籃里，才在出版自由上作出嚴格的限制，因此在其后的幾年里，新聞出版管理逐漸轉為比較寬容。到1923年7月，全國的出版社中，有三分之一是私營的。因為列寧本意看來正如十月革命勝利后由他簽署的法令指出的：“一旦新制度確立起來，對報刊的各種行政干預就必須停止。而將依照最開明與最進步的法律，并在對法庭負責的范圍內對出版實行充分的自由?！?3)

但可惜的是，蘇聯和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沿著這個法令指引的方向走，而是把高度集權視為社會主義新聞出版事業必須具有的特征。一邊大力宣揚東風壓倒了西風，一邊又特別擔心和平演變，把集中控制新聞出版業作為反和平演變理論的組成部分。黨的宣傳部門開過無數次會，發過大量文件，卻沒有一次是以討論和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為主題的，甚至于很難見到從肯定意義上提及一下新聞、出版自由，最多不過是強調一下“百家爭鳴”這個沒有確定的法律涵義和法律保障的說法。結果幾十年過去了，還沒有搞清社會主義的新聞出版自由到底應該是何種面貌。

嘴巴理論：人長的嘴巴有兩個主要功能，其中第一功能是吃飯，第二功能是說話。它們應是生存權、民主自由權中的基本內容。在嘴巴的第一功能獲得滿足以后，滿足第二功能的要求就強烈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有其不正常的一面，這里暫且不談，但顯然也有其正常的一面。搞“大、公、平、窮”的社會主義的時候，人們都只為溫飽問題奔忙，加上當時緊張的政治空氣，嘴巴的第二功能就相應削弱?，F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活好多了，政治空氣寬松多了，人們得到的信息多了，發生腐敗和不公平的事情也比過去多了，嘴巴的第二功能就必然會加強，這是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新聞出版事業必須順應這一趨勢。維護并試圖強化高度集權的新聞出版體制，就有點逆潮流而動了。

我們的新聞事業是有其獨到之處的。特別是在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團結方面，在宣揚好人好事、弘揚新風正氣方面，在抵制黃色新聞、建設精神文明方面，社會主義新聞媒介都顯示其優越性。在未來的改革中不能喪失這些優越性，但是這需要通過改革，逐步開放新聞自由，革除那些普遍引起人們不滿的監督功能弱、信息量小、報喜不報憂等弊病才能實現。否則，在社會能量大爆發時，要么更不敢開改革的口子，要么開了小口子也收不住，只會沖出無法控制的大口子；那時出現的矯枉過正，有可能使我們喪失那些本來很有特色的東西。這也是在社會主義世界性實踐中我們已經看到的情況。

關于這個道理，從當前我國新聞出版實踐中，也多少能悟出一些。一方面新聞出版自由度不夠高，另一方面非法出版物（特別是黃色書刊）屢禁不絕，這里面有經濟的、法律的原因，也可能有社會心理上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向錢看”的社會意識在彌漫，人們的法制意識和司法機關的執法狀況都不佳；另一方面恐怕也與一些人對新聞出版政策的高度集權的控制產生逆反心理有關系，甚至于希望有人出來沖一沖，即使這種行為是非理性的和非法的。在這種氛圍中，那些發不義之財的書販子就很容易得手。

現在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從現在起開一些口子，漸進地發展新聞自由”的問題上了。為了實現這一構想，我們既要樹立目標模式，又要考慮過渡模式，即設計出一步一步接近目標的途經、步驟和方法。

根據憲法關于“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規定和其它規定，我們可以為新聞自由的發展樹立以下目標：

1.新聞媒介可以評論執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

2.新聞媒介可以評論各級政府領導人的施政活動；

3.新聞媒介可以獨立負責地揭露和批評貪污、賄賂和徇私枉法。

但從漸進發展角度看，提出過渡模式很重要，新聞自由發展的上述三種境界，目前應該并可以實現的是第三種：新聞媒介獨立負責地揭露和批評貪污、賄賂和徇私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