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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國文化發展呈現出的主流、精英、大眾三種文化相互整合的態式；以及對電視談話節目運作的影響，并分析了由此構成的現實困境：在三種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下，電視談話節目傾向于調和、緩和矛盾，形成了一種“夾縫里求生存”的狀態；由于缺乏真正意義的溝通，觀眾對主持人的依賴性導致了節目的模式化。

［關鍵詞］電視談話節目現實困境文化背景媒介功能

電視談話節目在西方電視界已有30多年的歷史，是各大電視臺的重要節目類型，它深刻地影響著觀眾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我國，中央電視臺于1996年3月6日開播《實話實說》，開辟了人際交流的新空間，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談話類節目。據“央視調查中心”調查統計，三年多來該節目收視率一直在高位波動，在每周日早上720—800的觀眾中，62%以上的人在收看《實話實說》，其社會影響力之大，觀眾喜愛程度之深可見一斑。在《實話實說》的影響和帶動下，各省市電視臺紛紛開辦談話類節目。一時間大江南北，“家事國事天下事”，盡付笑談中。目前，電視談話節目經過了最初的躁動與熱鬧之后，漸趨穩定，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而弊端與不足也開始顯露。可以說，談話節目越談越難，陷入了困境之中。讓我們以《實話實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文化背景和媒介功能兩方面來展示此類節目的現實困境。

一、電視談話節目運作的文化背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相互整合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發展呈現出三種文化形態相互整合的態勢，這三種文化形態就是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主流文化、市民大眾所認同的大眾文化和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這三種文化形態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影響著當代中國文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一）主流文化：力圖建構文化共識

主流文化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看，它是特定歷史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作為社會的統治思想的文化。而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它正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其他文化形態持日漸寬容的態度。但是主流文化不可能放棄對文化市場的控制，它以政權作為強大后盾，將它的一系列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統治體系的“共識”，以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

主流文化對于電視話題節目的影響表現在它決定了節目的基本價值取向、具體的指導原則以及整個節目的基調。這種影響是無形的，電視人的思維和言行為之操縱而不自覺。當政府官員作為嘉賓或現場觀眾出現在節目中時，他們不僅為節目增添了些許官方色彩，也對現場其他人施加了潛在的心理影響。于是，電視談話節目遇到了第一個困境：如何在節目的官方色彩和多樣化的觀眾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二）精英文化：在世俗社會處境尷尬

精英文化即知識分子的文化，它是與大眾文化相對而言的一種文化形態，確切地說，精英文化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人文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的環境中，精英文化沒有充分適應時代的變化，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下，精英文化陷入尷尬的境地：嚴肅的交響音樂被輕音樂和搖滾樂所替代；國家一流的芭蕾舞劇院和歌劇院虧損嚴重；人文學術著作和純文學作品難以出版……面對危機，精英文化開始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場經濟的大潮與大眾文化融為一體，而另一部分始終堅守自己的文化陣地，承擔起提高民族文化水準和喚起社會良知的重任。

精英文化的主體即知識分子對于電視談話節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們希望節目具備豐富的人文內涵，包括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內涵，對庸俗膚淺的談話表示失望和不滿。一些知識分子索性參與進來，擔任節目策劃，或作嘉賓和現場觀眾。他們為節目釋疑解惑，提供獨到的見解和分析。知識分子的參與確實提高了談話節目的文化水準，但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有些專家和學者脫離實際、紙上談兵，說教色彩濃厚，使觀眾產生逆反心理。

（三）大眾文化：全面勃興、漸成時代的強音

大眾文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伴隨著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以都市大眾為主要消費對象、通過現代傳媒傳播的文化形式。大眾文化在當今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積極意義體現在：首先，它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進程，面向百姓，追求感性娛樂；其次，大眾文化所表現的快節奏、講效率、重實際等特點，有利于解放思想、改變陳舊觀念；最后，大眾文化還以其特定的實踐形式對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費欲望作了一種合理性的肯定，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個體生活價值的肯定。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大眾文化正以各種形式廣泛滲透于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可以這么說，大眾文化消費現在已成為人們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娛樂電影、電視綜藝節目、現代廣告、流行歌曲、居室裝璜……可謂鋪天蓋地，色彩斑斕。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傳播載體莫過于電視了。電視以中性的方式建構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即以消費為特征的意識形態。“電視以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再造著我們；而作為一種文化力量，它則以不厭其煩和秀色可餐的誘惑使你難以抵御不忍拒絕……我們的話題和關注中心便時時與電視相關，電視成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神話，成為社會最具支配力和影響力的文化力量。”

大眾文化的勃興對于電視談話節目有兩點明顯的影響：一是對于選題的影響。綜觀《實話實說》的選題，我們發現它總是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密切關系，定位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而且善于“小題大做”，通過小事來透視社會大環境。二是節目體現在“關注人”的人文精神。電視關注的熱點已經由事件和生活流程向人的生存狀態過渡，開始關注人的命運，人的內心感受，關注他們深層的心理狀態，關注與他們生活相聯系的社會大背景的變遷。“關注人”使中國的電視傳媒與觀眾前所未有地貼近，而電視談話節目采取平民化的視角，展示出一種平常心態，使得節目充滿了人情味。

綜上所述，電視談話節目在三種文化形態相互沖突的背景下，獲得了一個共同的文化空間。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它傾向于調和、折中，緩和矛盾。而這也許是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廂情愿，在三種文化的激烈碰撞與沖突之下，它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為了滿足各種文化消費者的需求，《實話實說》的運作就如同中央電視臺辦春節聯歡晚會一樣，想讓大家滿意，卻難料眾口難調，落得個吃力不討好。這是《實話實說》面臨的最大困境，也是它明顯的缺陷：求大求全，定位不清。像《實話實說》，既非新聞類也非娛樂類的談話，五花八門的話題充斥其中，猶如一鍋大雜燴。與中國相比，西方的電視談話節目定位就比較明確和專業化。美國研究電視的學者伯納德·蒂姆伯戈在其《電視談話》一書中將電視談話分為4大類——新聞談話，娛樂性談話，重大社會事件談話和推銷性談話。不同類型的談話節目都有自己內容上的側重、獨特的風格以及相對穩定的觀眾群體。各類談話節目“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呈現出多元化的風格。

二、電視媒介功能的拓展：溝通意見

電視作為一種媒介，以往人們只看到其信息傳達的功能、娛樂功能、服務功能，而忽略了電視溝通意見的功能。談到電視的溝通功能，我們有必要提出“公共領域”這一概念。這一概念是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伯瑪斯（Habermas）提出的。哈伯瑪斯認為“公共領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達以及溝通意見，以形成民意或共識的社會生活領域，其條件是所有市民應有相等的表達機會，參與者以私人身份參加自主性的聚會，而討論的主題以公共事務為主。公共領域的成立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間，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保證公眾對既有權力敢于論辯批評。在哈氏看來，大眾傳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尤以電視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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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三種文化形態在當今中國相互整合，每一種文化都試圖將自己的觀念通過有效的渠道傳播出去，電視成了它們的首選目標。在電視這個“公共領域”中，各種意見在此交匯，相互碰撞和融合，電視被賦予了溝通意見的功能。溝通的內涵有兩個層次：一是各種意見要被陳述出來，二是各種意見之間要進行交鋒和論爭，實現充分的了解和交流。進行溝通需要一個理想的傳播情境，要求溝通者以自主平等的地位參與溝通過程，展開充分的理性的討論。哈伯瑪斯認為真正有效的傳播必須在免于壓迫性的社會力量介入的情境之下進行，所有參與傳播者都應有相同的機會自主地表達，并可以相互置疑和論辯。

目前的電視談話節目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并沒有形成一個理想的傳播情境亦即溝通情境。首先，談話節目的嘉賓和現場觀眾常由專家學者或知名人士擔任且標明身份，對現場觀眾構成一種潛在的心理壓力，使得其“傳播能力”無法發揮，造成一種“扭曲傳播”的情境。在這種“扭曲傳播”的情境中，現場觀眾經過層層心理機制，將“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動機加以壓抑，并試圖轉換成可以接受的表達”。一個明顯的后果是：現場觀眾的參與意識不夠強烈，往往是欲言又止，說半截子話，談話的論辯色彩不濃，沒有形成激烈的交鋒。西方的談話節目則不然，其嘉賓多為普通人，只報姓名而不標明身份。而現場觀眾發言踴躍，經常出現觀眾與嘉賓激烈爭辯的場面，也不乏對著嚷、對著罵的情景。

《實話實說》的節目主持人崔永元說他“喜歡和顏悅色地爭論問題，雖然相互觀點完全可能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但最后那也得握手言別，相約下回再說”。他對那種“要么互相吹捧，要么互相攻擊，而且一爭論起來就非得弄個你死我活”的談話方式表示反感。在崔永元這種“和風細雨”式的主持風格之下，參與者表現得都很斯文，絕難看到對著嚷、對著罵的爭辯場景。除了嘉賓和主持人的因素之外，限制現場觀眾進行溝通的另一個因素是電視傳播的特殊性。參與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通過電視這個威力巨大的傳播載體幅射四方，頃刻間家喻戶曉。《實話實說》有一期做人體模特的話題，有一個女模特被請來作嘉賓。為了不被人們認出來，這位女模特化了妝，戴了墨鏡。結果節目一播出，她還是被左鄰右舍給認出來了，最后只好在別人的議論紛紛之中搬了家。崔永元為此特別不好受，他說：“這樣的話題還不如不做，別為了節目毀了一個人。”所以說，在電視上露臉的人們，一般都比較謹慎，很注意分寸。2000年1月30日的《實話實說》是有關改善老師和家長的不良交往行為的話題，崔永元讓現場觀眾發言時，一位小學生說自己學習不好，以后要與老師多溝通，崔永元問了一句：“你說說，你們老師有什么缺點？”這位小學生有點急：“這里都是說老師好的，沒有誰說缺點。”原本說“童言無忌”，看來現在的孩子活得現實多了，也沉重多了，大人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崔永元對此也是會意地一笑：“好，我就不為難你了。”由此看來，現場觀眾在參與電視談話節目時，涉及到談話內容的真實性問題，而這直接關系到溝通的效果。這里所說的真實，不光是指表層的內容真實，而且還包含深層的真實，即參與者是否敢于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將真實想法和內心隱秘和盤托出。《實話實說》看久了，給人一種游戲感和表演的傾向，有點假。

美國有一個聞名全國的電視談話類節目——“奧普拉·溫弗里節目”，其主持人奧普拉·溫弗里（OprahWinfrey）經常在節目中講她自己，甚至包括她的隱私。為了表示對受虐待兒童的同情，溫弗里在節目中對大家說自己小的時候也遭到過親戚的性騷擾。當一位女士談到因為怕失去男朋友才去吸毒的時候，她馬上想到：“那正是我的故事。”溫弗里總是設法令她的觀眾和她一樣，表達內心真實的感受，進行深入靈魂的交流。但是在當今中國的電視這樣一個敏感的公共場合中，由于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等現實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崔永元還是現場觀眾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就算做到了，也要擔心那些有關個人隱私等方面的內容會對觀眾和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后者的承受能力如何，不能排除談話內容引起輿論大嘩、人心浮動的可能性。這樣，電視談話節目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如果不能實現深層次的真實，那么溝通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層次，沒有達成心靈的溝通，節目質量難以提高，久而久之，節目將喪失其生命力；而達到了這種真實，又要擔心社會是否能夠承受以及會有什么負面影響。可貴的是，《實話實說》的編創人員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崔永元對此深有感觸：“最初，我們就想做一個很好看的談話節目，可漸漸想法也在發生變化，什么收視率下降先不要去管它。我們現在是想努力找到一種交談方式：讓我和談話對象真正完成一種心靈的溝通。從要做好看節目到尋求真正的談話，我覺得這又是一種境界的變化。”

在電視等“公共領域”中，溝通并不必然要得出某個結論。各種意見觀點孰是孰非，由公眾自己作出評價。在《實話實說》中，主持人總忘不了適時地對觀眾的發言說一兩句，看似隨意，其實那幾句話相當于歸納總結，讓觀眾由此得出一個大體的判斷。當然這并不能一味責怪主持人，觀眾自己也有原因。部分觀眾缺乏一種獨立而成熟的價值評判能力，缺乏思辨的素質。因此，他們對于傳媒有一種依賴性，他們的時空觀念，道德取向和世界觀等受到傳媒的潛在影響。于是，電視談話節目又陷入這樣一種困境：主持人不“畫龍點睛”，部分觀眾茫然而無所依從：進行引導，作出結論，又會導致節目模式化，價值取向單一，不利于觀眾思辨素質的提高，也影響了談話節目向縱深發展。

最后，對于節目主持人要說兩句。在電視這個特殊的溝通情境中，主持人的定位和姿態很重要。崔永元說過，“節目主持人應該是節目的靈魂。”實際上，崔永元也正扮演著“節目的靈魂”這一重要角色。在努力營造輕松和諧、民主平等、積極參與、暢所欲言的談話氛圍方面，崔永元費盡了心思，功不可沒。但是作為主持人，崔永元做得不輕松，做得很辛苦，精神負荷太重了。他給人一個突出的感覺，對自己過于低調，姿態過于謙卑。有人對此提出了建議：“崔永元，不要扮傻，不要‘大智若愚’，不要做全國人民的兒子，不要做信訪辦主任，不要做男婦女主任。”話雖然講得有點刻薄，但細一品味，還有幾分道理。

如果電視談話節目能夠走出以上那些困境，逐步完善自身，那么其發展前景是廣闊的。這類節目不但可以向公眾展示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和極富個性的觀點，并以此形成思想觀念的相互交流，而且可以促進公眾之間的理解和溝通，達成個人和社會的良性互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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