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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來，學者們習慣借用生態學（Ecology）的基本概念來研究新聞傳播現象。筆者深以為然。因為解決好資源開發與環境系統的相互關系，是包括媒體在內的任何一個領域平衡發展重要前提。在此筆者還將引用生態學的一個核心概念——種群（Population），借以探討近年華人人口結構的變化對華文媒體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影響。

按照生態學的界定，種群是指棲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種個體組成的復合體。1在自然界，種群是物種存在、進化和表達種內關系的基本單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態系統的基本組成部分。引申到人類社會，種群可以界定為：在同一地域中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字、文化歸屬、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的個體組成的復合體。也許這個界定容易使人聯想到較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觀地說，華人人口分布情況也可以用“族群”一詞描述之。為什么筆者舍“族群”而用“種群”呢？

首先，本文探討的是華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問題，而在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對“族群”的解讀和詮釋各不相同。在臺灣，族群是指人口構成的狀態（如將島內2300萬人口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陸地區，“族群”一詞則是與“民族”、“家族”等聯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詞出現以來，有關它的界定林林總總，但迄今為止尚無一個確定的、沒有爭議的定義。第三，“族群”一詞雖然可以用來解釋一國之內不同裔群之間的差別，卻難以解釋同為華裔族群的大陸移民與港臺移民之間的差異。

鑒于此，筆者寧可采用為讀者所不熟悉卻也毫無歧義的“種群”一詞，并賦予它引申含義。按照前述界定，從“種群”的角度出發，可以將海外華人的構成大體上分為三類：早期移民、港臺移民和大陸新移民。

二

以下將對這三個種群的情況作一個分析。

（一）早期移民

雖然自秦漢起就有中國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漸增多，但華工移民的大量出現始于鴉片戰爭之后。這一時期，隨著世界性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以及黑奴貿易制度的被廢除，美國、東南亞、澳洲的礦場主、農場主以及鐵路公司的老板開始從中國、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約勞工，華工則是這支契約大軍的主力。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無實的海禁之后漂洋過海的華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約華工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識分子）大都來自東南沿海地區。例如東南亞華人主要來自閩粵和客家地區，通行的是福州話、閩南話和廣府話。美國最早的華人移民大多來自廣東省，他們居留的舊金山因此被稱為DaiFou（廣東方言“大埠”，即大城市）。從早期移民家鄉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況看，這一時期的移民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的特征。這一特征也通過華文媒體體現出來。海外最早出現的華語廣播機構——華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創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粵語播音的，其創設的初衷是“當地各國僑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國語言（方言）發音的廣播，而華僑卻沒有自己的母語廣播，因此決定創辦此臺”2。可見，當時的華僑把粵語當作了華語，或是華語的代表。其后出現的華語廣播電臺，如美國舊金山的金星廣播電臺（1939年）、洛杉磯的華鐘廣播電臺（1955年），都是用粵語播音的。馬來亞早期的“金色廣播網”和“銀色廣播網”也是用廣東話和閩南話播出節目。

早期的中國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壯年男子。來到異鄉后，出于生活和經商的需要，他們大多選擇與當地婦女結婚。在東南亞各國，華僑與異族通婚的現象相當普遍；20世紀初期，紐約華僑人口的一半與異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華人社群規模較小的地方，與異族通婚更是屢見不鮮。異族通婚的結果是出現了眾多的混血華裔。他們又依血統混合的具體情況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國，華人（女性）與異族通婚，往往意味著她與當地主體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東南亞地區，則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華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50年代中葉以后（此時華僑90%以上已入籍成為所在國公民）海外華文教育逐漸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響還能講華語之外，大多數已喪失了講華語的能力。他們普遍接受當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對中華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國的意識也相當淡漠。即便是純血統的華僑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二）港臺移民

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開始放寬移民限制，歡迎外國移民遷入，致使發展中國家人口大量移居發達國家。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尚處“”中，伴隨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遠涉重洋的主要是港、臺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

雖然從宏觀上講，香港、臺灣與中國大陸同宗同族（群），又是粵文化和閩南文化的輻射區域，但是從微觀上看，它們在社會制度、文化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與中國大陸多有不同，由此帶來雙方在政治理念、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等方面的差異。

香港原屬廣東省新安縣（今深圳市），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被迫將其割讓給英國。在此后的一個半世紀里，中華文化與宗族國文化——西方文化在這里碰撞、交融，逐漸形成了它頗為獨特的文化景觀。在傳媒領域，香港實行英式新聞自由，其現行報刊注冊法例只管注冊手續而不問報刊內容，給報刊以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受西方新聞理念和報業傳統的影響，香港媒體在傳遞信息、引導輿論、監督政府、教育民眾、提供娛樂等方面十分活躍。當處于“”中的大陸報紙上只有一種新聞——政治新聞的時候，香港媒體上已經有比政治新聞豐富得多的經濟新聞、社會新聞、文化新聞、賽馬消息以及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娛樂報道。這種集各種時尚元素于一體的傳媒文化被改革開放后的大陸學者稱之為“商業文化”或“消費文化”（后來它更成為大陸地區“流行文化”的先導）。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淵源深厚而久遠，在其23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大陸漢族移民及其后裔。雖然中華文化構成了臺灣主體性的文化內涵，使它區別于香港，但由于歷史傳統以及體制、制度方面的原因，雙方在經貿、交通、旅游、文化等領域始終保持著互動關系，在報刊出版、影視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國等放寬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臺移民來此定居（也有許多港、臺留學生改變身份成為專業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們大多擁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學歷層次，有的在當地置辦產業，有的進入硅谷發展。為了加強華人之間的溝通，為他們融入當地社會提供信息服務，一批以港臺移民為對象的報刊創辦起來。香港《星島日報》在海外印刷、發行，臺灣聯合報系在美國創辦《世界日報》，也始于此時。由于大部分華文報刊缺乏專業化的人才，憑借現有的采編力量滿足不了讀者對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們紛紛采取一個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聞外，大量的信息從航寄來的香港報刊上剪貼、摘編，一時間，港臺資訊充斥報間，港臺作家與影視歌星輪替登場，從金庸到瓊瑤，從劉德華到鄧麗君都成為海外華人熟知的名字。華文報紙的版面風格也與港、臺一脈相承，都是繁體字、直排、間有方言痕跡。其結果是，這一時期的海外華人社會和華文報刊上彌漫著濃重的港臺文化氣息。

（三）大陸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臺之風盛行的十年，是中國大陸關起門來搞運動的十年。這場運動幾乎切斷了中國與外界的一切聯系，使得中國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臺在內的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外派留學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復。自那時起，特別是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出國留學、定居人員的數目不斷增加，勢頭至今未減。據介紹，2004年有2200萬中國人走出國門，是25年前的100倍4。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中國大陸）港臺三地的海外移民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以港臺移民相對集中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例。在美國，從1991年到2003年，大陸移民人數每年遞增3—4萬，2002年中國大陸移民人數為61282人，臺灣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來源地，從1998年起，中國大陸取香港而代之，成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來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陸新移民已近30萬人6。不久前澳大利亞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統計數字顯示，從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間，中國大陸移民人數勁升（從2740人到8784人），臺灣移民人數漲幅不大（從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數呈下降趨勢（從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區，如南美洲、東歐、非洲等地，也有大陸新移民出現。

與老一代移民和港臺移民不同，大陸新移民是和祖國一起成長的，和她一起經歷了政治變遷，經歷了傳統文化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他們雖然來五湖四海，來自不同的方言區域，卻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礎上的普通話作為通用的標準語，以建國后推行的漢字簡化字作為通行的文字符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區域文化，而是大區域文化。隨著大陸移民人口的不斷增加，隨著港臺、大陸移民數量的此消彼長，區域性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開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也通過華文媒體反映出來。

從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陸新移民創辦的報紙出現，90年代以后，這類報紙的數量不斷躍升。據統計，目前美國華文報紙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加拿大約有30多家華文報紙，其中的70%為大陸新移民所辦；80年代澳洲的華文報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兩三家，如今已達20多家，絕大部分由大陸新移民所辦；日本現有華文報刊30余種，其中80%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8。與原有的“港臺化”華文報紙不同的是，這些報紙大部分為橫排、右行文，一些報紙使用簡化字，在報紙風格、話語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陸化”。此外，這些報紙大量引用“新華社”、“中新社”的電訊稿或國內報紙、網站上的信息，大量報道與中國大陸有關的新聞，而這些新聞在以前的華文報紙上是不曾有過的。

三

綜上所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大陸外派留學人員和出國定居人員數量的逐年遞增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海外華人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過去相對單一的種群構成變為多元化的種群構成。在被稱為紐約“第二華埠”的法拉盛，這種情形就非常突出。紐約的“第一華埠”——曼哈頓中國城向以廣東人和福建人為主，通用的語言是粵語，東百老匯一帶的華埠則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區的華人則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東南亞各地，他們雖然操著不同地區的方言，但通用的語言為“國語”（大陸稱之為“普通話”）9。

新老三代華人雖然都來源于中華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們的具體情況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國國籍，成為當地民族——華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認同于所在國。他們的后代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日益本地化，與中華民族的深層關系所剩無幾。在東南亞各國，這種情形比較普遍，許多國家曾對華人采取嚴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亞等國還對華人采取強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華人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從華人文化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把這種情形稱為“本土同化文化”。

港臺移民中的絕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國國籍。作為當地的“少數族裔”，他們同樣存在被主體文化同化的問題。但是由于他們所在的西方國家大都實行多元文化政策，對外來移民干預得比較少，這使他們在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中，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傳統。從華人文化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把這種帶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雜揉色彩的文化稱為“變異文化”。

大陸移民移居海外的時間最短，卻是這個陣容最龐大的一支。他們來自中華民族的中心區域，與中華文化的主體部分最為接近，對它的認同意識也最強。在居住國落地生根以后，他們也會逐漸融入當地社會，但是這個融合過程將是曲折而緩慢的。從華人文化的角度看，這種來自中華民族大區域的、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存在發展的、帶有明顯的內陸特征的文化，可稱之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種群構成帶來的“本土同化文化”、“變異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時并存，是200多年來海外華人文化史上從未有過的。這種“質”的變化，必將對以華人社會為基礎的華文媒體的生存環境造成巨大的影響，迫使媒體經營者調整或改變原有的辦報理念和模式，跟上時展的步調。以筆者之見，這種調整與改變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予以特別的注意：

第一，正視受眾群體的變化

長期以來，海外華文傳媒的受眾群體較為單一：老一代媒體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臺媒體主要面向后來的港臺移民。由于華人社會人口有限，報紙的輻射面和影響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國大陸的移民大軍到來后，特別是以新移民為讀者對象的報刊出現后，這種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為新移民報刊大量介紹有關中國大陸的信息，包括它的經濟發展狀況、市場運行情況、投資環境等等，這些信息不但為大陸新移民所需要，也為老一代移民和港臺移民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原有的報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會失去讀者，被市場淘汰。所幸許多報紙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內容和版面的調整也在悄然進行中。例如美國的《聯合日報》、法國的《歐洲日報》等創刊時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版面上時有反共言論，隨著形勢的變化，它們逐步轉向中間立場，并開始刊登有關中國大陸的新聞。為了爭取更多的讀者，一些有著港臺背景的報紙在版面風格上進行了調整，改直排為橫排。如澳大利亞華文報紙《澳洲新報》原為香港《新報》的澳洲版，在悉尼獨立出報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為橫排。2002年2月9日，總部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一改創刊以來始終不變的風格，改直排為橫排。3天后，《世界日報》也全面改為橫排10。有著臺灣背景的《世界日報》改為橫排后，被一些人指責為“向左轉”，這顯然是冷戰思維在作祟。筆者認為，《世界日報》等報紙版面的調整，是辦報者順應市場規律的自覺行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結果；至于報紙將來主要使用繁體字還是主要使用簡化字，也只能由市場選擇，我們應當以平常心看待這些問題，沒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沒有必要橫加指責。

總之應當看到，以接受可以統稱為“國語”的標準語為共同特征的龐大的海外華人群體的形成，是華文媒體生存和發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華人之間的分野與矛盾

兩岸三地華人同宗同源，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神州五號”升空華人同慶，“李文和間諜案”華人同憤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是，由于中港臺移民所來地區不同，移民海外的時間不同，與中國關系或鄉土觀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陸與港澳有一國兩制問題，大陸與臺灣有兩岸關系問題，相互之間的矛盾、沖突與歧見在所難免。比如2004年發生在加拿大的“陳太風波”就是由時任多倫多警察總長顧問議會成員的陳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體采訪時，對大陸新移民頗有微詞而引發的。新移民認為陳林媛碧“擔心大量大陸新移民定居多倫多，會造成種族關系緊張”的言論，損害了大陸新移民在主流社會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陸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極小部分臺獨分子為了“去中國化”而發起運動，要求美國和加拿大的人口統計除華人之外，增設“臺灣人”一項，也鬧出了一場政治風波。盡管兩岸三地的矛盾與分歧客觀存在，但是如果將其在華文媒體上過度強調或過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華人自身身份的認同，也不利于所在國對華人族裔的認同。拿臺灣問題來說，對于中國政府而言，祖國統一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不能妥協。但是絕大多數的海外臺胞是反獨促統的，即便有少數臺獨分子興風作浪，也無礙大局。因此，沒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帶到海外，以“獨”或“統”為兩岸移民劃線。事實上，對于許多國家的主流社會而言，不論來自何方的華人，Chinese是他們的統稱。在加拿大統計局的人口統計報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臺移民都歸于華人，沒有區分。因此，為了共樹華人社會形象，共謀華人政治利益和地位，華文媒體應當盡可能少地強調“內部矛盾”，更多地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將“共性”的一面突出出來。

第三，不以“中華民族”一概而論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清末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海外華僑與祖國輔車相依、休戚與共。中國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進程，都會對華僑產生巨大的影響，都會引起他們強烈的回應。辛亥革命時期，海外華僑追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不但踴躍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積極投身于國內的武裝斗爭；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僑表現出崇高的愛國情操，從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戰。從中足以看出海外華僑對祖國、對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二戰結束以后，東南亞各國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開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華僑在祖居國與所在國之間作出選擇。其結果是絕大多數華僑選擇了所在國國籍，成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與華僑身份已有本質的不同。后者無論在血統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屬于中華民族的范疇，是中華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緣上、文化上與中華民族有關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則屬于其他民族。華僑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國政府和人民視他們為一家人，而不希望“稱某國籍華人”11。考慮到華裔群體在一些國家發展的政治敏感性，這種主張應當得到尊重。事實上，直到今天，這種“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數年前，當北京擊敗多倫多取得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后，一批華人欣喜萬分走上街頭慶祝，經媒體報道，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不但有主流社會對華人歸屬感的指責，也有華人社區內的不滿，有人甚至在中文網絡上攻擊某些華文媒體的主辦者為“中共特務”。“9.11”恐怖襲擊以后，美加對移民的國家忠誠度更為重視，種族背景問題更顯敏感。對此華文媒體的主辦者應有足夠的警覺。

第四，對華人經濟的宣傳應當適度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在持續發展、穩步上升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在世界經濟各項指標中的排名不斷上升。與此同時，中國人外出學習、工作、旅游的人數越來越多，中國商品行銷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國為祖籍國向外擴散的還有3000多萬華僑華人，他們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地位不斷提升。這些不但使世界華人倍感自豪與欣慰，也引起世界輿論的普遍關注。在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熱切關注的同時，一些國家也生發出對中國的歧見與敵意，一時間“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華僑是中國的第五縱隊”的說法也頗有市場。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這樣的論調對她的發展顯然不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些華人學者和華文媒體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當美國、日本的政界、學術界和新聞媒體積極地鼓吹和渲染“大中華經濟圈”時，當美國學者暗示最終可能出現一個“華人共和聯邦”時，他們受“民族自豪感”的驅使，也飄飄然附和起來，而沒有意識到這種說辭的主要用意，是為了轉移人們對美國和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擴張的視線，將矛頭對準中國和“經濟勢力有所抬頭”的華僑與華人。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和媒體還熱衷于為華人的財富作估算和預測，夸大華人（華商）經濟網絡的作用，不經意間暗合了美日等國推銷其后冷戰思維的需要。應當承認的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華人經濟的確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華商企業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華人經濟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國民族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經濟或全球化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與華人經濟共謀發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場經濟規律，入世后則要按照國際規章制度辦事，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他們前來投資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緣關系”的底牌。鑒于此，華文媒體的相關言論與報道，應當更多地考慮到中國以及各國華人社會發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與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

總而言之，以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為起點，海外華人社會正在變得豐富起來；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媒體創辦者的出現，也使海外華文傳媒擺脫了相對單一的模式而逐漸趨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個進步，但同時也會帶來相互間在文化歸屬、價值取向以及終極目標訴求等方面的矛盾與沖突。面對這些發展中的問題，華文媒體應當采取更加理性的態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釋疑，消除彼此間的矛盾與沖突，消除外界對華人的誤解與偏見，為華人社會的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注釋：

1尚玉昌、蔡曉明編著《普通生態學》，第3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2程曼麗著《海外華文傳媒研究》，第95頁，新華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華僑華人問題概論》，第58頁，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見2005年1月26日《環球時報》。

52003年9月3日《福建僑報》轉載美國《洛杉磯時報》報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網]：“最新統計：全加大陸移民約30萬”。

72004年11月22日《華聲報》。

8《世界華文傳媒年鑒》（創刊卷），第63頁，世界華文傳媒年鑒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網2002年10月23日。

10同8，第64頁。

11同3，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