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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醫藥的現代轉型過程具有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一致的特征，而全球發展的整體轉型為中醫藥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戰略機遇。基于健康共享和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要求，抓住這一戰略機遇，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創新成果的支撐，促進中醫藥的自主轉型。能否發揮中醫藥的文化活力，促進科技與人文的協調發展，將成為制定和實施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關鍵。

關鍵詞：中醫藥知識創新;中醫藥發展戰略；文化多樣性;自主轉型;整體轉型;知識創新

中圖分類號：R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197（2008）01-010-04

4有利于中醫藥發展的全球化新動向

社會形態的演化存在推動和引領兩種力量的作用，評價各種力量的社會價值取決于一定時代的主導價值觀。對于我們這個時代來說，全球化可能是最主要和重要的時代特征。不過，正是因為我們處于這個時代，感受這個時代，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也難以超越這個時代自身的缺陷和限制，不能對其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況且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對于一個人或一個事件的評價也存在“蓋棺定論”和“蓋棺不能定論”的爭論，從而顯示出具體情況的復雜性。因此，要評價包括中醫學在內的傳統醫學的現代價值，可能需要“同情的理解”作為基礎。有沒有這種“同情”，不僅關乎人文素養的問題，而且也關乎作為一個“情報”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問題。我們能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情報，實際上取決于基于通觀水平的認識能力。可惜的是，專業情報工作者限于專業分工，往往不能自覺地完成既在專業之內也在專業之外的情報分析工作，從而造成情報資源的合乎程序的浪費和流失。

在把握具體的信息資源的時候，一般情況下，人們往往只注意正前提所帶來的結果，以為這樣的推論是肯定的。可是在這一邏輯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事實及其可能的推論，因此張緒通先生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非常強調反前提的重要性，認為只有正反合一，才能真正作出合乎實際的分析結論。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已經生成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4.1另一個世界與社會

作為這種社會力量的集中表現，世界社會論壇(WorldSocialForum)在舉行之初就與代表全球化力量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相對立。2000年6月，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議，決定在世界經濟論壇舉行的同時召開世界社會論壇。成立之初，世界社會論壇與世界經濟論壇相對立，它反對經濟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過分做法導致的災難、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2003年1月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年會認為，世界社會論壇不應成為與世界經濟論壇相對立的會議，而應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論壇。如今，世界社會論壇更關注推動全球的社會發展，它與世界經濟論壇最大的區別是更加開放，與會者無論持何觀點、來自何階層，都可自由參與討論。

世界社會論壇涉及的主題廣泛，其中主要包括：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消除貧困、普及教育、保護弱勢階層權益、新的社經發展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發展中國家科技落后和企業私有化等當今世界，特別是非洲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等。首屆世界社會論壇年會于2001年1月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開幕。在第二屆會議上，來自123個國家和地區的1.5萬名代表著重分析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議。第七屆世界社會論壇年會于2007年1月20日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本屆年會的議題主要涉及艾滋病、種族歧視、自由貿易、婦女兒童權益、減債和消除貧困等各種社會問題。由于社會不平等的廣泛存在，世界社會論壇在更基礎的層次上并以一種看似非主流的方式對建構未來社會作出獨立的貢獻，從而“使另一個世界成為可能”。在第七屆年會之后，新華社記者葉書宏在《南北兩大論壇的微妙變化》這篇隨筆中認為：近年來，這“兩嘲對臺戲”卻出現了趨同的跡象，這似乎讓人們看到了它們由對抗轉向對話的可能。

4.2文化多樣性與文化成本

與世界社會論壇主要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相比，當今世界對文化多樣性的重視則發端于一些發達國家。2003年10月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法國和加拿大聯合建議，就文化多樣性制定一項國際公約，通過法律的形式承認文化的特殊性，以應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和語言單一化的威脅。“文化多樣性”的提法源于法國在與美國進行數年世貿談判時所堅持的“文化例外”原則。與美國認為文化產品同其它產品一樣，應該按照市場規律行事的看法不同，法國則認為不能把文化產品等同于一般產品，任其自由流通，因此“文化例外”的原則實際上就是反對文化產品的自由貿易。據資料介紹，法國將“文化例外”的提法改為“文化多樣性”，這一修正既考慮到文化產品有商業性的一面，更考慮到其價值觀的一面。“文化多樣性”的概念涵蓋的內容更多，也更容易被接受。為了宣傳這一思想，希拉克總統在多次講話中重申關于“文化多樣性”的主張。在他的建議下，法國從2000年起每年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辦文化多樣性論壇，邀請各國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參加。希拉克甚至雄心勃勃地要把凡爾賽的文化論壇辦成世界文化的“達沃斯”。實際上，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受法國的主張之后，由于其成員比世貿組織多40多個，范圍也更廣泛，所以在2001年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上，經過法國的積極努力下，大會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4年之后，2005年10月20日在巴黎舉行的第3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與會成員國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國際公約》，在154個參與投票表決的國家和地區中，有148票贊成，4票棄權，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反對。不少國家認為，《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國際公約》取得壓倒性通過的政治意義和它對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作用，也表現在對美國“文化霸權”的遏制方面。

專家認為，法國將“文化多樣性”作為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同其“世界多極化”的政治主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相輔相成，是為其政治經濟利益服務的。在當今美國“一超獨霸”的時代，法國只有保護自己的民族特性，才能維護其民族利益。同樣，中國與法國一道堅持維護文化多樣性，認為尊重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不僅包括尊重文明與文化的特性，還包括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各國交流的障礙，更不應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應該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不能刻意排斥，強求一律。”相比之下，中國賦予文化多樣性具有中國特色的意義，使之與“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聯系起來，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選擇條件下的全球化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征。

在《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全面發展——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報告》這份經典文獻中，“文化成本”的概念使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增加了理論色彩：

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慎重考慮“人的因素”，很多項目都可能會失敗。傳統方法向新方法過渡、傳統技術向現代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文化成本”不可小視。這類成本一般超出經濟成本或社會機會成本的范疇，它們屬于非物質形態、不可觸摸的社會人文環境和文化成本。要用新的眼光看待這些問題，要重新設計項目發展計劃，通過把文化分析引入社會成本－收益分析，擴大研究問題的框架。這樣做可能會從根本上改造成本（cost）這一概念。

對文化成本的認識不是僅僅看到文化傳統的負面作用，而是看到通過文化多樣性原則的堅持，它可以拓寬創造性的概念。要在一個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中發揮創造性的作用，“所有的思想和表達形式都應得到鼓勵，無論它們是從傳統還是現代資源中發展出來的，無論是多數人的創造還是少數人的發明。要通過教育和其它社會行動，促進多種思想和表達形式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為了所有人（包括少數人群體和移民）的幸福，政府特別要促進藝術創造性與其它領域（包括教育、城市發展規劃、工業和經濟發展戰略）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基于這種認識，人們對“軟”環境的轉化作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英國一個智庫提出了“創造性城市”的概念，意指在21世紀，城市的發展將更多地依賴信息與知識的創造作用，而不是依賴自然資源。這就要求我們創新思維。創造性思維使我們有能力應付挑戰，從依賴物質條件轉向注重“軟”環境，通過這種轉化，我們才有能力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當前，創意產業正在全球蓬勃興起，這種趨勢應當說是文化多樣性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的實際表現。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文化政策促進發展”政府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又提出了一項《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供大會討論通過。這項計劃指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無疑，未來世界的競爭也將是文化或文化生產力的競爭。西方文化理論家丹尼爾•貝爾認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變得至高無上。文化已成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過技術本身，而且這種文化沖動力已獲得合法地位。應當說，這種合法地位的獲得就是要建設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世界。

4.3整體轉型的理論與實踐

擁有經濟一體化特征的全球化在社會和文化的力量面前出現了脫離線性發展軌道的轉型。這種轉型表現在許多方面，而在最基本的層面卻表現為對人自身認識的轉型。關于這一點，經濟學家已經感受到了“春江水暖”：

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學中的利己主義行為的分析津津樂道。這一概念已經從純商業領域延伸到投票和政治行為，甚至家庭關系的各個方面。毋庸諱言，這種“植入性”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最近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發生了轉向，由經濟學領域開始，專家學者們開始轉向對利他主義行為、信用、合作、忠誠、團結甚至友情和愛情的分析。上述這些因素都屬于廣義的文化領域，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就必須對項目和計劃進行調整。

這種轉向使人們回憶起中國文化長期以來關于“性善”與“性惡”的爭論，有助于肯定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與之相適應，隨著人類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原來許多傳統的價值觀也正在被重新重視，從而使原來期望中的文化的全球化成為一種幻象，而堅持本土文化價值觀，回歸傳統與身份認同成為時代潮流，人們需要一種生活意義的精神支撐。

這種基于經濟發展的轉向使人們在繼續研究經濟問題時不得不考慮自然環境、文化、信仰等涉及到“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而這些因素在本質上是對人類自身行為的規范。就基本信仰來說，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內核，也是一種終極意義的生活法則，而對它的忽視也是過去許多失敗之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而當人們在反思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和生態危機的時候，發現所謂“增長的極限”其實只是一種發展模式的極限，正如人們看到的對抗療法所暴露出的對許多疾病無能為力一樣，傳統醫學并不是同樣的束手無策。因此，發展及其意義就需要理論上的創新，人們不僅“在思想和行動上有一個大的轉變，……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樹立一些有關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信仰。”令人值得關注的是，實際上這種創新來源于對傳統價值觀的重新領會，以便為未來社會找到不同于“經濟時代”的思想基礎。而作為傳統思維方式的“整體觀”被放在了最優先的地位：

首先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便是為未來的世界構建一個新的理論的、實踐的、歷史性的和哲學性的框架。其中的關鍵則是強調“整體”的優先權而不是“整體中一部分”的優先權，強調“手段同時也包括結果”。如果想要在部分和整體之間，在經濟學和所有其它社會活動之間創建一種平衡的、和諧的和平等的關系，那么這種強調就具有強制意義。在優先權被賦予某項活動或者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而令其它活動或者整體處于次要位置的情況下，總是會出現問題，因為這不可避免地會給世界體系和人們的生活帶來過度消耗、不平衡和資源不足等問題。

事實上，這種轉向是在一種把優先權賦予部分的失望情緒下作出的。總的來說，雖然經濟時代在過去的歲月里促進了人類的進步，為全球的發展和人類事務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它在理論的深處卻沒有能力把人類帶入人類歷史上下一個偉大的新紀元。因此，時代的轉向其實就是方法的轉向，其中包括與之相聯系的“一整套不同的原理、規則、政策和優先順序，以及不同的世界觀、價值系統和發展模型”。當然，這個被稱為“文化時代”的新紀元尚未到來，但種種跡象表明，“一個文化時代正緩慢卻毋庸置疑地在世界范圍內形成”。而在所有跡象中，“與文化時代聯系最為緊密的便是今天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整體化轉變”。

這種整體化的轉變表現在諸多領域。在教育領域，“整體教育”被提上日程，整體比專科的教育方法對于今天的教育來說更必要；對“發展”的整體性研究表明，發展既是經濟、商業、技術和金融的，也是社會、政治、環境、藝術、科學、娛樂和精神的；在科學領域，科學家正在改變他們看待宇宙、世界、人類以及人類進化的方法，體現出“一個整體”和“一個動態整體”的特點。這些改變能夠給人類帶來，或者說“創造一個更加有序、更加全面和更具人性化的發展途徑，以及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況”。而與人性化相聯系的整體化轉變，醫學領域卻被認為比上述所有領域都表現得突出。

經過幾個世紀對人體各個部位的集中研究之后，在今天的醫學界，人們越來越注意從整體上來研究人體。

很多原因都在支持醫學領域的整體化轉變。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變化被看作人類文化學家認識的延伸，而其貢獻就是發現了文化的整體性。為此，保羅•謝弗說：

使今天世界上正在進行的整體化轉變與宣告文化時代即將到來的黎明之間關系尤為密切的是這樣的事實：自從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or）以來，文化學者們就一直非常關注整體論；作為世界首批人類學家之一，泰勒終結了把文化限定于部分的這種歷史悠久的做法，開始把文化的視野轉向整體。這一行動發生在1871年，當時，泰勒正式把文化定義為“復雜的整體，它包括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它任何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具備的能力和習性。”從那時起，眾多的文化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歷史學家——便把文化定義為“整體”和“人類生活方式的全部內容”，而不僅限于人類參與的特定活動。正如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這位杰出的美國人類學家所說：“許多文化人類學家提出建議，熱力學方法與眾不同的特點在于它的整體框架，也就是說，在于這樣的觀點：對于整體之部分的描述盡量參照部分之整體。”這足以證明文化和整體論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這還證明，今天世界上正在發生的整體化轉變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因為一百多年以來，文化學者們就一直在關心著整體論的觀點和觀點的整體化。

由此保羅•謝弗認為，“文化，與任何其它領域、學科、活動或者主題相比，可能更有利于今天世界正在進行著的整體化轉變并挖掘出它全部的潛力。”

與強調文化的活力和重要性相比，我國在中醫藥的創新實踐中仍然以科技為導向。雖然和以前不同，有關中醫藥的國家規劃越來越關注哲學和人文，但是在具體的科研項目中有關研究卻難以安排，況且在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中，涉及中醫藥的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少之又少。而在這種基礎研究薄弱的情況下，有關《中醫藥法》和知識產權戰略的頒布和實施能否真正收到實效仍然是未知數。有美國學者在評論美軍在伊拉克的境況時認為，不是軍事戰略，而是對伊拉克社會和文化研究的戰略缺失才是使美軍陷入占領困境的真正原因。同樣，法國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的看法更使我們感到了加強中醫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法國《科學與未來》月刊11月號文章中，讓-呂克•多梅納克認為“在中國，科學是最好的投資”，但是，中國要在世界科學領域發揮作用仍然要付出機制上缺陷的“代價”。

因此，要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全部潛力，特別是其原始創新的潛力，一方面必須將中醫藥與正在進行著的整體化轉變的世界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則需要彌補中醫藥研究的薄弱環節，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2007年1月29日，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已經正式成立，目前這個學會正在積極建議國家要抓緊制定中醫藥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只有在重新肯定中醫藥人文價值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確立其科學價值，從而在促進中醫藥自主轉型的同時為建設一個新的以健康為基礎的社會奠定理論基石。與此相聯系，有關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和國際科技合作計劃的國家項目中也應當安排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只有科技與人文協調發展，互相支援，中醫藥才能夠面向人類的全面發展并成為促進全面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基礎性資源，中醫藥知識創新戰略才能夠真正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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