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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基礎及其實踐結果

在享受著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許多美國人眼里，執政于20世紀80年代的羅納德·里根是他們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主要功績有兩項：通過推行“里根經濟學”奠定美國經濟復興的基礎，發動“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贏得冷戰勝利。

“里根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大支柱：減稅、壓縮非國防財政支出、緊縮貨幣供給以便降低通貨膨脹、放松管制，這套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通常被認為是“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這個詞是赫伯特·斯坦（HerbertStein，1972-1974年任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創造的，其政策主張是對羅斯福以來美國的官方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的反動。

可以說，任何政府的命運都取決于這個政府汲取社會財富和人才的能力，財政問題更是政府時刻都需要面對的生死攸關的問題，人稱“財力資源是國家的神經”。正因為如此，任何經濟學說盡管都以研究經濟增長為標榜，但要登上官方經濟學的寶座、把持一個時代的主流話語，就必要對當時政府面臨的財政問題拿出能夠自圓其說的解釋與藥方。

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經濟的癥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在于創造和擴大需求，即所謂“需求能夠創造自己的供給”。凱恩斯主義者勒納（AbbaLerner）創立的“功能財政”（FunctionalFinance）學說提出，政府在決定其開支與稅收、債務收入與清償、新貨幣發行與貨幣緊縮等政策運用時，應當擺脫傳統預算平衡準則的束縛，以保持合適的需求水平和利率水平為準繩。正如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勒（WalterW.Heller）所說的那樣：“有好赤字，有壞赤字，作為刺激經濟的積極行為所造成的、往后又會得到報償的是好赤字。”與此相反，供給學派信奉薩伊定理：“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過高的邊際稅率、過多的管制將抑制人們的創業、工作熱情，使得人們寧可選擇休閑而不愿意去工作。其代表人物、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對稅率與政府財政收入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如下解釋（即所謂“拉弗曲線”）：稅率上升到達某一臨界點之前，財政收入將隨著稅率上升而增長，但增長率遞減；到達某一臨界點之后，稅率上升將導致財政收入遞減；因此，減稅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推動預算平衡。

減稅從來就是贏得支持的選舉利器，但人們普遍擔心減稅將加重財政赤字，赤字和公債又被認為是高通貨膨脹的根源，因此，共和黨在里根之前的選舉中失敗，實屬事出有因。在這種情況下，宣稱能夠實現減稅、增加財政收入、經濟增長三全其美的供給學派贏得共和黨上層和美國選民青睞，不足為奇。

20多年后的今天，里根已經被共和黨保守派塑造成一尊偶像、一個傳奇，但在學術界，對“里根經濟學”的爭議從來就沒有平息，以至于學術成就顯赫的蒙代爾之所以直到1999年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與供給學派過從甚密，“拉弗曲線”就是在蒙代爾的幫助下系統化、理論化的。

可惜的是里根總統減稅與預算平衡兼得的目標徹底落空了，正是他上臺后所奉行的大規模擴張軍事開支與大面積減稅并舉的政策，使其第一個任期（1981-1985年）內創造了累計高達6002億美元的赤字，超過1933-1980年間美國歷屆總統任內赤字總和。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里根第一任期以1981-1982年的嚴重經濟衰退為開端，以1983-1984年的強勁經濟增長為結尾，也正是這個戲劇性的結局讓他贏得了連任競選，但1983-1984年的強勁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龐大預算赤字所創造的需求。換言之，這位供給學派總統是不自覺、不情愿地依靠凱恩斯主義政策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倘若追根溯源，我們可以發現，里根今日的聲望更多地來自冷戰勝利，而不是經濟成就。

問題的關鍵是稅制而不是稅率

2000年以來，國家稅收收入以每年超過2000億元的速度增長，稅收增幅超過同期GDP增幅；2003年稅收收入（不含關稅和農業稅）首次超過2萬億元達到20450億元，比上年增長3446億元，增幅為20.3%，完成年度預算的108.2%.國家稅務總局預計，2004、2005年我國GDP增長率分別為8.5%、8.4%，稅收收入增長分別增長15.3%和14.5%，稅收增長幅度繼續高于GDP增長幅度。

國家稅收收入高速增長引起了某些憂慮：中國當前的稅收負擔是否已經太高，以至于危及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力？一些知名學者從幾年前就開始呼吁減稅，今天，減稅已經被許多人視為替代公共投資的更有效的刺激經濟的政策，里根時期的減稅政策也常常被作為一個成功的范例得到引用。

稅收是否已經太高？我們不妨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指標進行跨國比較。1929年美國這一比例不過10.7%，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突破了20%，在里根上臺前夜的1980年為30.5%，在里根的兩屆任期（1981-1988年）中，這一比例在29.7%～31.1%之間，至今也沒有多少變化。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并不算高。2003年財政收入20450億元（不含關稅和農業稅），海關代征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為3712億元，兩項合計24162億元，約占當年GDP（116694億元）的20.7%.因此，盡管中國的某些稅率設計已經不不適合現實，但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財稅體制的最大問題也許不是稅率問題，而是稅制問題。

美國稅收法規是全世界最復雜的，稅制過于繁冗損害其奉行效率的問題在美國也暴露得最為突出。邁克爾·J·博斯金（MichaelJ.Boskin）在其主編的《美國稅制改革前沿》導言中列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040EZ表是一種簡單的所得稅申報表，需要填報該表的納稅人，大約有一半要聘請專業稅務人員為其計算稅額。獨立的審計結果表明，美國納稅人在向國內稅務署咨詢時能得到正確答案的次數不到2/3.人們遵從國內稅務署的指導，可能會受到處罰，也可能會得到優惠，這觸及了最基本的公平觀念。

在中國，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收入來源太亂，不透明、不規范的稅外收費項目過多，不僅加重了國民負擔，同時滋生了腐敗。更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稅收征管之嚴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很少有美國人敢于公開冒與稅收機關對抗的風險。相反，中國的稅收征管環節漏洞之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2000年以來稅收收入增長超過GDP增長的部分絕大多數來自稅收征管的改進，來自對偷漏稅地下經濟的打擊，而不是稅率的提高。然而，在近年來關于稅收負擔的辯論中，稅率高低問題常常與堵塞稅收征管環節漏洞問題混淆，以至于減稅的主張有時淪為為腐敗者辯護而名聲掃地。無論如何，嚴明的稅收秩序是正常市場秩序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擴張職能與減稅的悖論

減稅主張的另外一個潛在風險是加重政府赤字和債務負擔。正如上文所言，在里根的實踐中，宣稱減稅與預算平衡兼得的拉弗曲線實際上遭到了失敗；而中國政府債務負擔是否已經達到危險的邊緣，這在近幾年也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倘若加上金融體系不良資產、社會保障欠帳等隱性債務，相信中國政府的債務負擔更為龐大。與此同時，需要政府承擔的職能卻有擴大之勢。

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而無論是瓦格納（AdolphWagner）的“政府活動擴張法則”，還是馬斯格雷夫（RichardA.Musgrave）和羅斯托（W.Rostow）的經濟發展階段論，都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完善國內外法律規章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的要求遞增，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勞務范圍也越來越大，必然導致國家增加其財政收入和支出。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逐步進入成熟階段后，進行社會福利再分配的需求迅速增長，相應需要政府在此方面有所作為。

2003年被輿論界視為民間輿論影響力顯著上升的一年，民間輿論對一些重大新聞事件的走向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倘若我們仔細回顧一下這一年里重大新聞事件中民間輿論提出的要求，就可以發現，這些要求絕沒有要求減少政府承擔的義務，相反是要求增加政府承擔的社會義務。我無意否認政府承擔較多的社會義務會激勵一些人的“道德風險”，但這種“道德風險”遠遠小于政府不承擔這些義務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減少政府財政收入的風險也許是我們所實在無法承受的。

在關于當前財稅政策的辯論背后，隱藏著一個更為根本性的觀念之爭——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政府是應當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還是扮演消極的角色？與龐大的幅員和人口相比，中國古代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小，政府規模小，軍隊少，傳統的中國政府就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小政府”。

相比之下，19世紀的西方國家屬于“強政府”模式，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高，政府規模大。而且，從19世紀以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一個國家強化其汲取能力的過程，政府財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呈上升之勢；且中央政府能力增長又快于地方政府能力增長。中國傳統模式固然有其優點，但其弱點在遇到西方挑戰時暴露無遺，不得不走上全面變革的不歸路。而近代中國之所以遲遲難以發動現代化，關鍵也就是國家能力薄弱。

綜上所述，某些環節的稅率確實需要降低，但財稅制度的改革不應以降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目標，適度削減稅負不應與強化稅收征管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