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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巴曙松張曉龍朱元倩工作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撥備及其監管標準的國際比較

世界各國在關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方式及標準方面具有較大的差別，如美國、日本以及歐盟等分別建立了自身獨特的撥備監管體系，且主要是基于不同的貸款分類給出相應的最低計提標準。從貸款撥備率指標來看（見表1），目前大部分國家尚未設定貸款撥備率的最低計提比例，各國之間的差異較大，其中歐洲地區商業銀行撥備計提水平要顯著低于美國（王鵬程、劉明華等，2011）。[1]數據來源：各銀行網站。美國：專項準備的最低計提比例美國商業銀行在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方面較為靈活，美聯儲并不對各商業銀行的貸款撥備率制定最低要求，其貸款損失準備主要由專項貸款損失準備構成，而一般準備的計提完全由商業銀行根據自身情況及未來信用環境預期決定。在專項準備的計提過程中，將貸款細分為四大類型：正常類、批評類、問題類、損失類，最低計提比例分別為0%、20%、50%和100%。在計提數量上，貸款損失準備近年來波動較大。據美聯儲統計，2000年以來美國銀行業貸款撥備率于2006年降至最低值1.22%。伴隨著次貸危機問題的日趨嚴重，之后該指標迅速上升，于2010年上升至3.55%的歷史性高位。但是，隨著美國經濟從次貸危機中的復蘇，2011年貸款撥備率又降為2.93%（見圖1）。從貸款撥備率與GDP的關系可以看出，貸款損失準備與GDP也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具有一定的順周期性（F.L.Delgado,M.Meza，2012）。歐洲：各地差異明顯與美國不同，目前歐洲大部分國家都計提了一定數量的一般準備，其計提比例由政府金融監管部門掌握，除意大利（1%）、葡萄牙（1%）之外，其他各國并沒有設立最低值；但關于一般準備資本屬性的劃分卻出現了較大不同，如荷蘭、西班牙等國并不承認一般準備二級資本的屬性，而意大利、德國等國家則將一般準備劃入二級資本并參與資本充足率的運算。歐洲地區在專項準備計提方面差距較大，主要體現在對貸款的分類及計提方法等方面。英國監管當局沒有制定統一的貸款分類標準，商業銀行經監管當局批準后可以自行制定分類法則；監管當局也希望銀行有適當的風險管理程序，包括定期更新的謹慎貸款評估。荷蘭監管當局對貸款分類沒有監管要求，由銀行管理人員自行設計分類方法，監管當局定期檢查。法國只規定了損失類貸款的最低計提要求（100%），沒有針對正常和損失類貸款分類的法規性指引，各銀行自行制定內部貸款分類方法。德國要求銀行將貸款分類劃分為四級：沒有明顯風險貸款、潛在風險增加貸款、不良貸款和呆賬，但并沒有對各類貸款的撥備計提最低比例作出要求。葡萄牙將貸款分為三類：無抵押擔保貸款、個人擔保貸款、機構擔保貸款，并根據逾期還款時間的不同，分別計提10%~100%比例的貸款損失準備。在貸款撥備率指標方面，歐美發達國家都沒有作出最低要求。整體上看，歐洲國家之間貸款撥備率差異較大（見圖2）。以德國為例，2010年國內主要商業銀行平均貸款撥備率均不足0.7%；2011年雖然有所提升，但仍不足0.9%。而匈牙利2011年商業銀行平均貸款撥備率約為5.8%。根據2012年歐洲央行對歐洲主要銀行公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歐洲商業銀行平均貸款損失準備資產比為0.32%，較之2011年第四季度的0.39%有較大的下降。從圖3可知，2009年歐洲市場準備資產比達到0.42%，為歷史最高值；隨后迅速下降，2010年準備資產比為0.26%。伴隨希臘債務危機的嚴重及蔓延，2011年歐洲各銀行紛紛計提大量撥備，年度平均準備資產比達到0.31%。因此從整體上看，歐洲市場目前正在經歷著2009年撥備計提浪潮之后的另一個計提高峰。希臘問題、金融危機的緩慢恢復等問題的綜合影響，將導致2012年撥備計提水平持續上升。日本：緊跟國際規則早在2000年日本金融廳便要求金融機構緊跟國際會計準則，采用巴塞爾資本協議要求的信用風險管理技術處理不良貸款、測算信用風險等，同時將超額的一般損失準備計入二級資本。日本銀行業的貸款損失準備也分為兩種：一般準備和專項準備。所不同的是，一般準備的計提主要依據過去會計年度實際貸款損失與貸款余額之比；但一般準備計提比例的高低，甚至計提與否，完全由商業銀行自主確定，日本銀行業基本不計提此類撥備。在專項準備的計提方面，目前日本銀行業與其他國家類似，仍是通過對不同風險類型的貸款進行分類計提撥備。日本銀行業將貸款分為四類：正常類、需要關注類、即將破產類、破產類，同時依據貸款是否有抵押作出如下計提標準：關注類貸款（又細分為需要關注類和特別關注類，特別關注類貸款無擔保部分按15%比例計提，需要關注類貸款按照以往此類貸款的引致損失比率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即將破產類貸款（無擔保部分按70%的比例計提）、破產類貸款（無擔保部分按100%比例計提）。在撥備覆蓋率的監管方面，根據日本銀行的統計數據，大型商業銀行②與區域性銀行③撥備覆蓋率具有顯著性差別（如圖4）。日本區域性銀行的撥備覆蓋水平在2005年以來一直穩定維持在65%~70%之間，而日本大型商業銀行的撥備覆蓋率則出現一定的順周期波動。從整體上來看，日本銀行業西班牙：動態撥備監管西班牙銀行業撥備監管指標中，一般準備的計提較為特殊，具有顯著的逆周期特點。其一般準備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動態準備和一般性準備。一般性準備的計提主要是依據過去會計年度貸款的引致損失而進行的撥備計提；而動態準備的計提主要是依據貸款的預期違約率、預期損失率等權宜性判斷，在經濟繁榮時期增加計提，在經濟衰退時期減少計提，以確保商業銀行業績上的“旱澇保收”。對于不同貸款種類應計提的撥備比例，西班牙作出了明確規定，即根據貸款的不同風險類型（如普通貸款、按揭貸款等）及其違約時間進行計提（如表2）。在貸款準備率和撥備覆蓋率這兩項監管指標最低值方面，西班牙銀行監管當局并沒有作出明確要求。除非監管當局有明令規定，商業銀行可根據其自身預期貸款損失的數量自行確定貸款損失準備的整體計提水平。從圖5可以看出，在西班牙的商業銀行貸款準備體系中，一般準備與專項準備呈顯著的反方向變動。2008年時兩者數量相等，約為250億歐元；之后伴隨國內信貸環境的持續衰退，專項準備計提迅速上升，截止2010年底，已經高達61億歐元。而為抵消因專項準備迅速上升給商業銀行利潤帶來的負面影響，西班牙商業銀行一般準備也逐漸下降，從2007年高達265億歐元到2010年已降為100億歐元。可以預見，在信貸環境持續不良的情況下，西班牙這種通過降低一般準備維持銀行收益的行為無法長期進行。受次貸危機的影響，西班牙銀行業正在面臨著嚴重的銀行危機。截止2011年底，西班牙銀行業不良貸款1785億美元，不良貸款率高達8%。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發是銀行不良貸款增高的主要原因。從圖5中可以看出，2007年以來西班牙商業銀行專項撥備的計提數量急速上升。僅僅在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方面，Alberola基于當前信貸環境及西班牙撥備政策進行分析，得出在2013年西班牙銀行體系一般準備將降為零（E.Alberola，2011）。[3]大量的專項撥備的順周期計提使得銀行業面臨著更中國：雙管齊下中國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分類方式主要有兩類。按照財政部2004年公布的《金融企業呆賬準備提取管理辦法》，將呆賬撥備劃分為一般風險準備金和相關減值準備；后者又分為壞賬準備、貸款損失準備、長期投資減值準備。一般風險準備金的計提是按照期末風險資產余額的1%從凈利潤中提取，用于彌補銀行虧損，為核心一級資本。貸款損失準備包含專項準備與特種準備。特種準備的計提是由銀行根據不同類別貸款的特殊風險情況、風險損失率及歷史經驗自行確定。根據2002年頒布的《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中國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包括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其中一般準備為商業銀行按季度提取，年末余額不應低于貸款余額的1%，用于彌補貸款損失，計入二級資本；專項準備的計提遵循五級貸款分類法：正常類（商業銀行自主設定計提比例、是否計提）、關注類（計提比例2%）、次級類（計提比例25%）、可疑類（計提比例50%）、損失類（計提比例100%）。中國商業銀行采取的是撥備覆蓋率（最低要求150%）與貸款撥備率（最低要求2.5%）兩項指標相互配合的撥備監管方針，以及兩者孰高的標準進行。雖然中國商業銀行平均貸款違約率目前位于歷史低位（2012年第二季度為0.9%），但是在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方面卻并沒有因此而降低。從圖6中可以看出，自2009年中國商業銀行引入撥備監管體系以來，平均貸款撥備率一直穩定在2.5%，尤其是2011年底以來，平均貸款撥備率為2.6%（2011年正式將貸款撥備率引入撥備監管體系，規定最低要求為2.5%）。但是撥備覆蓋率的變化則較為劇烈，自2009年開始，中國商業銀行平均撥備覆蓋率呈現單邊上升的趨勢；截止2012年第二季度，行業平均撥備覆蓋率為290.2%，幾乎是歐美大部分國家撥備覆蓋率的2倍。國際比較：發展中國家嚴于發達國家綜合世界各國在撥備監管的實施進展來看，歐洲各國商業銀行的平均貸款損失撥備率要顯著低于中國、美國等，且各國關于一般準備的計提標準及方法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差別；同時在構建動態逆周期撥備監管體系方面，歐美發達國家的進展，整體上也落后于發展中國家（如表3）。印度銀行業在過去十年來一直采用國際最新的會計分類標準。為了更好地發揮貸款撥備緩沖墊的作用，2005年印度便將一般準備計提比例由0.25%提升至0.4%；之后又將銀行貸款類別進行細化，將個人貸款、房地產貸款等計提比例提升至1%，對于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非吸儲類放貸撥備計提比例由0.4%提升為2%。其他發展中國家如秘魯、尼日利亞、泰國等都緊密實施GAAP制定的最新會計分類標準(IFRS)，在對放貸抽取一定比例的一般準備的同時，分別對次貸、住房抵押貸款等制定了專項準備計提比例；在最低計提標準方面，整體上也要高于發達地區（BIS，2012）。[4]從整體上看，由于發展中國家在銀行業監管方面一直采取較為審慎保守的策略，而且商業銀行整體資產規模不大，監管當局通過較少的資本支持即可大幅緩解銀行業的資本監管壓力，因此，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撥備計提水平較高，在一般準備的計提比例方面都設有最低值。縱觀發達國家，在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方面要顯著低于發展中國家。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如德國、瑞士等，2011年貸款損失貸款撥備率不足2%，低于中國銀行業要求的最低標準2.5%，其計提比例只是相當于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一般準備計提水平。同時在發達國家中，只有意大利設定了一般準備的最低提取值1%，其他國家對具有一定逆周期特點的一般準備的計提完全取決于商業銀行，這樣導致大部分商業銀行不愿意消耗資本去提取一般準備。造成歐美發達國家與亞非發展中國家撥備監管體系顯著區別的原因，除各國自身信貸環境的不同之外，貸款種類劃分方式、超額一般準備的資本屬性劃分也是主要原因。目前亞洲地區主要國家如中國、新加坡等，在專項準備計提的過程中主要采用五類貸款分類法：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西班牙采取將貸款劃分為普通貸款和按揭貸款兩大類，同時根據貸款的還款逾期時間將兩大類貸款又分別劃分為六類、五類，總計十一類貸款種類方式；德國要求銀行將貸款分類劃分為四級：沒有明顯風險貸款、潛在風險增加貸款、不良貸款和呆賬；英國、荷蘭商業銀行經監管當局批準可以自行確定貸款分類制度。監管當局也希望銀行有適當的風險管理程序，包括定期更新的謹慎貸款評估。法國只規定了損失（可疑）類貸款的最低要求，沒有針對正常和損失類貸款分類的法規性指引，各銀行自行制定內部貸款分類方法。各國在貸款種類劃分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尤其是專項貸款損失準備中將面臨巨大差異。同一筆貸款可能因為貸款分類的不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中給予不同的計提比例，造成在一些國家撥備計提過度，而在另一些國家計提缺失的局面。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一般準備中超出最低要求的部分可以計入二級資本，但總量不能超過風險加權資產的1.25%。由于各國資本定義上的差異性，因此，一般準備是否應當劃入資本范疇以及計入資本監管工具核算體系一直沒能達成共識，使得各國在計提一般準備時面臨的來自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壓力差距加大（S.Leventis，2011）。[5]如當前美國、意大利等國家承認貸款撥備的資本地位，計入二級資本范疇，但卻不參與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運算；而在西班牙、荷蘭、巴西等國家，一般準備則不能計入二級資本。同時各國在巴塞爾II和巴塞爾III的實施進程方面快慢不一，各國實施進程的差異將導致現階段面臨的資本監管壓力有較大不同。從整體上看，受次貸危機的影響，歐美發達國家的資本監管壓力要顯著大于亞非發展中國家。在動態逆周期撥備監管體系的構建方面，發展中國家也要顯著領先于發達國家，這與發達國家不良貸款率近年來出現逆周期攀升有較大關系。不良貸款率的提升令專項準備水漲船高，資本計提壓力增大，同時也降低了構建逆周期動態撥備監管體系的動力。如圖7，從發達國家十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后的市場不良貸款率的波動上看，其信用風險的順周期效應有所減弱，甚至開始呈現一定的逆周期特點。

撥備監管體系存在的嚴重問題

目前世界各國關于撥備的計提方式以及標準差距較大，影響了現行撥備監管體系的有效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不同撥備指標之間缺乏協調性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都采用撥備覆蓋率與貸款撥備率協調監管的方式以確保商業銀行的撥備計提水平，既能夠保證對不良貸款的損失抵消能力，也能夠同時確保商業銀行對整體貸款損失的彌補水平。這與巴塞爾協議III的宏觀審慎監管觀念一致（巴曙松、朱元倩等，2011）。[6]然而，多種監管指標的運用在一定條件下會降低撥備監管體系的整體有效性。以最為常用的撥備覆蓋率與貸款撥備率為例。在指標的計算方面，撥備覆蓋率、貸款撥備率、不良貸款率存在如下關系：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貸款撥備率。這樣就會導致在商業銀行監管上的重復性、矛盾性。如在市場信用環境基本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不良貸款率一般維持相對穩定的水平，這樣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的提高就必然會造成貸款撥備率的提升，指標監管上出現了顯著的重復性；若在市場信用環境下行的情況下，不良貸款率上升1%，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每提升1%，則貸款撥備率需要同時提升2.01%。同時，若貸款撥備率維持相對穩定，則撥備覆蓋率與不良貸款率呈反向變化，即迫使撥備覆蓋率具備較顯著的逆周期效應，這對尚未建立逆周期動態撥備監管體系的全球大部分國家來說是嚴峻的挑戰。考慮到不同國家在信用風險核算方法、貸款種類劃分、計提標準、監管環境等方面的不同，國家間出現類似的撥備上的矛盾便容易理解。然而，指標多重監管的問題不僅體現在跨國之間，而且在相同國家的不同商業銀行間也會出現類似問題。如2010年花旗銀行的貸款撥備率為6.27%、撥備覆蓋率為113.13%；摩根大通銀行的兩項指標分別為4.66%和148.63%。商業銀行由于自身資產結構問題，兩大監管指標存在較顯著的差異性。因此，采用不同的監管指標作為標準將導致兩家銀行撥備計提水平孰高孰低的不同判斷（如表4）。同時，這些指標在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對于同一監管指標，其作為撥備計提水平的檢測功能也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貸款分類的劃分、信用計量模型上的構造、計提的最低標準等任何一方面的改動，都會顯著降低監管指標的可比性。撥備計提：何為適度？整體上看，撥備計提不宜過高，否則會降低財務報告的有用性、可靠性及透明性，同時使得股東無法知道股票的真正價值，掩蓋經濟衰退的真實情況，不利于監管部門及時采取行動加以糾正；但也不宜過低，否則將影響銀行財務狀況和資本的穩定，損害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安全性。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各國銀行監管部門對于構建權宜性準備⑥計提方案愈加重視。從目前各國的具體實施情況看，首先在權宜性準備計提方面缺乏統一的客觀依據，主觀因素比較多，容易導致銀行操控現金流的行為；其次貸款組合計量難度大，如現行大多數銀行采用滾動率或歷史損失率等歷史經驗法來對未來貸款損失率、違約率進行約束，這樣導致商業銀行在平均貸款損失率上具有較大的選擇權，進而操縱撥備，降低了撥備信息的透明度；再次各國證券監管機構及銀行監管機構在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方面存在較大爭議，證券監管部門希望降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提高會計透明度，使得公司的真正價值能夠在證券市場上得以體現，而銀行監管部門則希望銀行能夠通過保守的計量來保留強大的貸款損失準備，增加銀行的安全性與穩健性。因此，銀行監管部門對銀行穩健經營的要求不應以損害會計透明度為前提，否則將會導致股票市場的失靈，無法反映出公司的真實價值；同時各國應當制定高質量的貸款撥備會計準則，盡可能降低計提過程中的主觀性與不精確性。撥備、資本及盈利能力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會對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造成顯著影響。由于銀行管理者能夠在一個會計年度中隨意決定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時間，因此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貸款損失準備平滑各時期收入情況（C.Liu,S.G.Ryan，1995）。[7]結合對國際主要商業銀行會計賬目研究，發現在撥備計提之前，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金越高，其營業收入就越高，即貸款損失準備具備顯著的收益平滑功能。因此，當銀行管理者在本會計年度中發現營業收入低于預期時，便會故意低估潛在貸款損失等權宜性準備項目的計提，以提高盈利水平；反之，管理者會采取增加本會計年度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提高撥備準備金，從而間接提高下一會計年度的盈利水平。從長期來看，銀行管理者傾向于提高權益性貸款損失準備，以提高資產質量，降低未來不良貸款率的比例，便于對利潤進行平滑處理（R.D.Chang，2008）。[8]因此，當公司本會計年度的收入無法達標時，管理者便會通過大量計提權宜性準備以換取下一會計年度利潤的增長。但從短期來看，本期業績的低迷使得管理者面臨較大的失業風險和傭金損失，因此管理者將會盡可能降低貸款損失準備，以換取本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李宇嘉、陸軍，2007）。[9]因此，權宜性準備在短期內甚至會被嚴重壓縮。雖然從指標計算公式上看，資本充足率與貸款撥備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從實證研究角度可以發現，低資本水平的商業銀行往往選擇降低權宜性貸款損失準備的方法，以增加資本（J.H.Collins，1995）。[10]同時還可以發現，權宜性準備的計提能夠對商業銀行收益率、不良貸款率等重要監管指標造成顯著影響。但是在不同情況下，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會計年度內，若扣除貸款損失準備后營業收入為正，則權宜性準備的增加將會同時降低收入水平和不良貸款率；若扣除貸款損失準備后營業收入為負，則會導致資本及風險加權資本的同時下降。當風險加權資本的下降幅度高于資本的下降幅度，以及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最終導致收入水平、不良貸款率下降的同時，還會提高資本充足率；反之，將導致資本充足率的下降。

提高撥備監管有效性的政策性建議

從目前各國在撥備監管的實施情況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監管要求比發達國家相對嚴格，國際銀行業的整體撥備計提水平較之危機前有了較大提升；但不同地區間出現了顯著的差別，同時監管指標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的矛盾性、局限性。整體上看，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有利于增強金融的穩健度，但會降低銀行的資本、收入水平。那么，如何提高國際銀行業撥備監管的有效性呢？第一，提高撥備監管指標的可比性，為銀行業提供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一是盡量統一監管指標和監測指標。目前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僅對撥備覆蓋率、貸款損失準備充足率設定了最低標準，同時對貸款撥備率等指標也給出了明確的要求。過高的撥備要求可能會降低銀行的盈利能力，也無法真實反映銀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場價值，帶來國際銀行業競爭的不公平性。二是統一貸款分類方法。目前亞洲地區主要國家基本采用五級貸款分類方法，各國專項準備也具有較大的對比價值；而歐美、非洲、拉美等地區根據貸款的違約風險高低、有無抵押等情況將貸款分為3-9種。因此，在對比各國貸款損失準備，尤其是專項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水平時就缺乏一定的跨國對比意義。貸款分類的不同導致商業銀行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中造成顯著的差距，所以統一貸款種類的劃分方法有助于提高撥備監管體系的有效性。第二，建立動態的撥備計提機制。在撥備計提方面，目前國際上各國經濟恢復步伐不統一，尤其是歐美發達地區恢復速度較為緩慢，2011年不良貸款率達到4.7%（為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不少國家上調了專項準備的計提標準，因此商業銀行不得不大量計提專項準備金。由于該項撥備計提上的滯后性（依據引致損失，而非預期損失），沒有充分考慮到隨著經濟的復蘇，不良貸款比例將逐漸下降的趨勢，使得目前在專項準備的計提方面存在顯著的順周期性。減少撥備的計提不僅能夠有助于緩解目前低迷的信貸市場信心，暫時調節巨大的資本監管壓力，而且還有助于降低貸款損失準備顯著的順周期性。第三，建立統一的一般準備計提方案。相對專項準備的順周期性，一般準備具有一定的逆周期特點。在目前的市場信貸環境下，根據逆周期撥備的計提特點，應當適度降低一般準備的計提標準。但是對于不少國家如美國、德國來說，詳細的一般準備計提體系尚未構建，監管當局應當將資金從專項準備轉入一般準備，這樣在未改變行業整體撥備計提水平的情況下，增加了貸款撥備的逆周期特性，有利于平穩銀行業發展的波動性。第四，統一貸款損失準備的資本屬性。由于當前各經濟體對超額貸款損失準備、一般貸款損失準備等的資本屬性認可度不同，因此各國對巴塞爾資本協議的實施進度和自由裁量權選擇的力度有所不同；而這種在金融工具的定義及政策法規上的模糊，使得各國面臨的監管壓力有顯著區別。第五，完善監管指標，調高指標的有效性。目前通用的貸款撥備率、撥備覆蓋率兩大監管指標都存在顯著的指標適用范圍狹隘的問題（兩類指標都是基于商業銀行內部信用模型、區域貸款分類標準等核算撥備計提水平），造成了不同區域甚至不同時期指標間對比的不適用性。因此，構建類似于杠桿率一樣的計算簡單、適用范圍廣的撥備監管指標，將成為撥備監管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