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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銀行監管理論學說闡釋

（一）銀行監管成本收益說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努力尋找能夠有效分析銀行監管效率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論界研究銀行監管效率運用得最多的方法。由于成本只有與收益相對比才有意義，銀行監管的成本—收益對比則反映了銀行監管尺度松緊的合理性。如果能以更小的銀行監管成本實現銀行體系系統風險最小化目標，那么又何必付出更大的代價呢？因此，銀行監管當局必然應該追求最大的監管收益以及在此基礎上付出最小的監管成本。從這種意義上講，銀行監管就是監管當局依據現實金融運行情況，對各種影響銀行監管成本——收益的因素進行調整和改善，尋求銀行監管均衡邊界這樣一個動態的“帕累托優化過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學者運用交易費用理論來解釋銀行監管失靈問題，提出了銀行監管的成本收益說。

Moskow（1998）指出有效的銀行監管是指銀行監管當局在實現銀行監管目標時，對銀行業的經營活動帶來的損失最小化。銀行監管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有利于減少銀行體系的風險，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另一方面它也會給銀行業的運營帶來成本。因此，有必要對銀行監管的成本與效率進行比較分析。

對于銀行監管成本的內涵，Elliehausen（1998）認為監管成本指銀行為滿足銀行監管當局的監管要求而支出的成本和因此而承擔的效率損失。他區分了監管成本中的機會成本和操作成本。對于銀行而言，機會成本發生在銀行的盈利活動受到監管的限制時；操作成本則指銀行為滿足監管要求而采取的特定行動形成的成本。

銀行監管收益一般表現為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銀行體系的安全與穩定。這在理論界幾乎達成共識，爭論最多的還是如何計算銀行監管收益問題。關于銀行業監管的收益計算比較困難，迄今為止關于銀行業監管的收益的專門實證研究成果很少，困難之處在于監管收益指標選取及參照系選取都比較困難。有的學者通過比較銀行監管放松后和放松前的狀態，研究放松銀行監管的收益。Besanko和Thakor（1992）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并通過這個模型研究了銀行業準入監管放松的效果，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準入監管放松可使貸款利率下降，同時使得存款利率上升，進而使借款人和存款人受益，而由銀行承擔相應費用。此外，由于準入監管放松了，銀行的債務——資本比必然呈現上升態勢。

（二）銀行監管激勵相容說

所謂銀行監管的激勵相容，指的是銀行監管制度所涉及的各個主體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保持一致。其核心就是要解決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最優激勵問題，銀行監管當局需要設計出一套既能為銀行提供適度激勵，又有利于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機制。

國際銀行界對激勵相容規制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始于1995年前后，以《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與Paul和Brien（1995，1997）提出的“預先承諾制”理論（PCA）為標志。

《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允許各銀行采用內部模型法，即采用自己的風險評價模型（VAR），來確定其銀行資產組合的風險；然后，銀行監管當局以各銀行VAR模型的計算結果為依據，計算所要求的資本數量。這種內部模型法鼓勵銀行采用更成熟的風險評價技術來確定市場風險。然而，內部模型法也可能誘使銀行為了符合監管程序而不是為了真實反映自身風險水平而設計VAR模型。

Paul和Brien（1995）首先提出了“預先承諾制”，即銀行事先對風險損失最大數額作出承諾，監管部門到期末對銀行交易的利潤和損失情況加以檢查，如果發現損失額超過期初的“預先承諾”數額，則以超額損失額為依據對銀行處以罰款。Prescott（1997）和Arupratan（1998）分別發展了具體的“預先承諾制”的機制設計。他們發展的預先承諾制使銀行經營目標與監管當局監管目標達到一致，實現了激勵相容的監管效果。Kobayakawa（1998）改進了預先承諾模型，設計了激勵兼容的模型。這個模型主要是運用激勵理論設計某種激勵兼容的機制鼓勵銀行披露真實信息以降低監督檢查的成本。在均衡狀態時，高風險的銀行會選擇高的資本金率。

此外，Dewatripont和Tirole（1994）運用監管激勵理論，構造了“最優相機監管模型”，該模型基于他們提出的銀行監管代表假說，把對分散的存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分析引入存款人集體行動失靈問題，并將討論集中在銀行何時需要外部的干預和監管，以及外部人監管的激勵方案。

（三）銀行監管市場紀律說

銀行監管的市場紀律是指銀行的存款人、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在不同程度上關注銀行的風險狀況，并根據自身掌握的信息在必要的時候采取措施，影響該銀行的利率及其資產價格，從而對該銀行的經營產生約束作用。作為市場這種外部力量對銀行機構的制約，其本質是由銀行機構的利益相關者來約束銀行行為。

自Kane（1983）在《對存款保險改革的六點建議》中特別強調市場紀律的作用后，銀行監管三大支柱之一的市場紀律逐漸被人們所認識。特別是1999年《美國現代服務法案》的實施和2001年《新巴塞爾協議》的頒布，使銀行監管中的市場約束受到高度重視。與此同時，許多學者從不同層面對市場紀律改善銀行監管效率進行了理論研究。

Kane（1983，1985）認為，以政府為主導的銀行監管體系試圖通過對銀行設定復雜的稅收和補貼機制來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定。但由于監管者的能力及委托問題，使這一目的很難達到。相反，存款保險提供了使銀行配置高風險資產并將這些風險轉嫁給存款保險機構的激勵，進而造成巨額補貼支出和較高的銀行監管成本。要降低由此帶來的銀行監管高成本，就不得不充分運用市場方法來約束銀行向存款保險機構轉嫁風險的激勵。Thomsom（1990）和Kaufman（1996）分析指出，銀行監管體系和存款保險制度，會使銀行的利益相關者不關心銀行的具體經營和風險狀況，缺乏動力對市場激勵做出反應，無法使存款由經營差的銀行流向好的銀行。如果縮小存款保險的范圍和規模，使銀行監管與市場約束結合起來，將大大改善銀行監管效率。

最近幾年以來西方學者紛紛提出建議，要求銀行持有一定比例的次級債務，從而提高市場約束的動機和強度。Wall（1989）和Gorton（1990）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通過發行次級債券來增強對銀行管理層市場約束的觀點。一般認為，銀行證券的風險和收益狀況反映了銀行的經營條件和違約風險水平，因而，債券市場信息可以作為銀行風險的市場信號。如果所有銀行都要求發行同樣類型的次級債券，那么監管者就可以很容易比較各銀行的違約風險大小。Maclachlan（2001）得出發行次級債券可以顯著提升對非投保銀行的直接和間接的市場約束的結論。同時Jagtiani和Lemieux（2001）的研究發現，美國銀行控股公司債券的買賣差價先于銀行融資條件和信用評級惡化出現，這說明通過增加發行次級債券來增強市場約束是有效率的。

銀行監管研究的發展趨勢與展望

銀行監管經歷了由1929—1933年經濟危機后全面的嚴格監管，到放松監管再到重新監管的周期循環。

第一階段嚴格監管，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銀行在“看不見的手”的思潮影響下實行“自由銀行制度”，銀行體系基本上不受任何監管，但30年代經濟大危機引起的巨大恐慌，徹底顛覆了自由銀行制度理論，人們甚至認為為防止這種危機再次發生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于是對銀行業實施了嚴格的監管。

第二階段放松監管，經濟大危機以來的嚴格監管致使上世紀60年代許多銀行盈利能力降低，競爭力弱，面臨被淘汰的危險。這種管制是以損失銀行盈利水平和效率為代價，反而使銀行體系愈發不穩定。在金融機構不斷開展金融創新，要求放松利率管制、提高效率的壓力下，各國在上世紀70～80年代摒棄了嚴格監管措施，使銀行業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第三階段重新監管，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幾次金融危機，讓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開始對銀行監管重新審視，在銀行體系的效率與穩定性的權衡中采取了一種更加謹慎的態度，開始約束和引導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防范金融風險。

第四階段放松監管，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金融創新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金融界不斷抱怨監管成本過高和過度監管成為影響銀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應地，金融領域再次出現放松銀行監管的趨勢。

20世紀以來全球銀行監管從“嚴格監管—放松監管—重新監管—放松監管”的演變軌跡，正是一個不斷調適監管限度并提高監管效率的最優化過程。與此同時，銀行最優監管理論也必然隨著金融實踐不斷地創新與發展。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在銀行效率與銀行監管兩者之間權衡的理論與實踐探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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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人們開始反思21世紀以來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銀行監管的合理性。基于此，本文回顧了理論界最優銀行監管理論的最新成果，以期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金融危機銀行監管最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