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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王朔的議論，罵他的比捧他的更顯力度、更有氣勢、更像文章。無論是一本正經地罵他“痞”，還是詩興勃發地罵他為“毒蜘蛛”，都讓人覺著解悶、感到快意。王朔端出來的作品，縱使多么地有滋有味，畢竟只是幾碟小菜、幾塊臭豆腐，可居然在泱泱大國如此招搖過市、橫行無忌，不罵何為！

然而罵歸罵，冷處理卻不能不做。他既已成為“現象”，這里亦不妨鄭重其事，效法兩位深研“現象”的大師黑格爾和胡塞爾，來它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說不定倒能從王朔那里另有所獲。這種所謂“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辦法，好像在歐美文壇也時興過，他們叫做“詮釋學的批評”。

“文藝復興”的應聲蟲

平心而論，在一個社會極度貧乏時，為了彼此相安無事，由教會宣揚諸如“存天理在人欲”那一套，是有其充分理由的?？梢坏╋柵呷毡?，內中不愿安分守己的才智之士，便要出來大唱反調。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由這幫與教理唱反調的才子們鼓噪而成。王朔雖小有才氣，要說他有“復興”的自覺又未免過譽。但境遇既然相似，聲氣便不免相通。

市民社會，是王朔活動的天地，也是他表達的背景。在王朔筆下，小知識分子公然地賣弄才學，“小資情調”被譜成流行歌曲，小市民的趣味登堂入室。這些違拗“大道”的對市井生活的細碎描摹，正表明人性的頑強。哪怕被扭曲著，它們也要伺機表現自己，一遇響動，就會蘇醒，一有余裕，就要展延。李冬寶和戈玲們不論在編輯部外東顛兒西跑，還是在編輯部里打情罵俏，都那么鮮活，那么有生氣，這顯然得益于作者對同人的肯定和張揚。而老劉和牛大姐們更多地得到譏刺嘲弄，則因為他們時不時會時露出說教嘴臉，總也走不出過去的陰影。

其實王朔最擅長調侃那些用堂皇莊嚴語詞來包裹偏狹私利的丑惡行徑，將其賣矛又賣盾的偽善心態夸張地暴露出來。把權勢者送子女出洋說成送他們去反帝反修第一線，熟知的事實加上同樣熟知的只是在時間上稍有錯位的語言，就凸現了喜劇效果。王朔用機智在他熟悉的環境中搜羅了不少這樣的素材，可惜他每每只是一筆帶過而已。也許他故意回避，也許他缺乏功力，否則，我們將會有與《偽君子》答丟夫、《吝嗇鬼》阿巴貢相呼應的文學典型面世了。

莫里哀是文藝復興精神的后繼，挑出王朔最拿手的活兒也無法與之并論。至于那些文藝復興的前驅如薄伽丘、拉伯雷等，王朔更是難以望其項背。你看拉伯雷推出的龐大固埃，大吃大喝大發議論還大放響屁，既鄙俗又張狂，可又的確“雄姿英發”，不愧為一個響當當的大寫的巨人。王朔攛掇出來的人也鄙俗卻委瑣，一個個小里小氣，并聲稱“你千萬別把我當人”。不當人，當什么呢？“你就把我當作個屁，放了我吧！”

十分沉痛的思想，變成了引人一哂的笑料，這就是王朔，他為人伸張的音量太小，卻聒噪不已，嗡嗡嗡嗡，象個蟲子似人。

中國特色的“嬉皮士”

王朔不僅以他的“頑主”系列風靡世間，而且公然拋出“玩文學”的宣言，在文壇激蕩出幾許微瀾。

我們曾經信奉過斯大林的一句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于是作家在我們心目中無異于一份“圣職”。然而馬克思早就嘲弄了在中世紀存在過的這種狀況：“文學和哲學被變成了神學的婢女”。

王朔太了解那種戴著面具生活的滋味，他無力正面反抗，又怕累，于是他拒絕長大成人。為了避免承擔責任，妙法之一就是強化頑童心理，把社會當一個游戲場，“一點正經沒有”地玩。

在王朔那里，有西方“現代派”的許多名堂，都薈萃壓縮到一起了：“戰后出生者”的信仰危機、“垮掉一代”的荒謬感、找不到出路的“黑色幽默”，然而最突出的還是“嬉皮士”們玩世不恭的反叛。自然，王朔是立足于中國，而中國不夠開放，不夠發達，“嬉皮士”在中國的突出特色，就是更多痞子式的惡作劇。

王朔似乎功成名就，他大概就想改變自己“頑主”的形象，把“嬉皮士”的花衫子成“雅皮士”的西服革履，來點兒成熟、來點兒正經、也來點兒深沉。于是他不再“玩”，而是“特投入”地去寫《愛你沒商量》。但王朔在《愛你沒商量》時失落了，他聲稱被自己編的戲“感動得大哭一場”，卻并沒有誘導出觀眾的眼淚，反而讓人看到了他的造作和矯情。

處境的改變可以帶來心境的改變。王朔的由“痞”而雅不是不可能的。但改變總需要一個過程，而文學更離不開真情實感。王朔過去“玩”得得心應手，如今卻投入得捉襟見肘。特別要指出的是，王朔不論怎么玩，他可以玩機敏、玩才情、玩瀟灑、玩心跳，但他不可以玩深沉。深沉是在負重生活中歷練出來的，它與玩無緣。王朔還沒有這樣的素質，他偏要來“投入地”玩一下子，于是就暴露了自己的可笑。

中國是一個正向上爬坡過坎的龐然大物，其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只能是沉重的喘息和高亢的號子?！巴妗背鰜淼耐跛纺礤e了情，還是夾著尾巴繼續敲邊鼓為好。

“魏晉風度”的摩登傳人

砭、玩、侃，可以說是王朔成功的三大法寶。

王朔對時事的針砭，總是閃爍其辭，點到即止，意會多于言傳，其態度倒頗合于“誹而不謗”，“哀而不傷”的圣人之教。王朔對人生的玩笑也是“淫而不蕩”、“孟而不浪”，并非執意“滿紙荒唐”，卻是隨時企望“浪子回頭”的。獨有王朔的“侃”來得邪乎，他一出手便是侃，直侃得云天霧罩，日月無光。而且一發而不可收，大有侃出一番宏圖大業來的咄咄逼人的氣勢。王朔偏愛人們贈給他的“侃爺”尊號，“你叫我侃爺，是抬舉我?！薄百?，實在是王朔看家的本領。

近年來京城侃風日盛，“侃”已被賦與了藝術意味，由平常的吹牛聊天說大話變為某種文化行為而成為首都風俗。北京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地位，使它的市民在語言修養、說話功夫方面得天獨厚、別具一格，近代產生了“相聲”，現在又誕生了“侃”。王朔的流行，也許標志著“侃”已成為了一種新的京味文學樣式。但如果把“侃”只理解為地方風味或新潮產品，又未免表淺?！百逼鋵嵞酥袊鴤鹘y文化的一道支脈，至少可上溯一千幾百

年，在魏晉時代覓到它的知音，那就是被譽為“魏晉風度”的清議談玄。

魏晉時期有號稱“竹林七賢”的著名侃爺，他們放浪形骸，驚世駭俗的舉動甚至要令當今王朔乍舌。光腚見客，大言不慚，“捫虱而談”。何等灑脫。他們蔑視禮法，“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其氣勢亦毫不遜于王朔的調侃神圣和打趣英雄。但那種“風度”只不過是才士們在險惡處境中的病態表演。如不信，去看看那時候風格迥異的“漢唐氣象”、“建安風骨”和陶潛遺世獨立的歸隱詩篇。

士人們為避禍患、免是非，談起玄來既避實就虛，不著邊際，但又要吸引和打動人，便不能不用心考究語言、講求表達。一部流傳下來的《世說新語》，可略見當時的侃家水準。王朔小說與那時候還處于原始狀態的小說有一大相通，就是都重用“街談巷語”。

王朔的如簧之舌欣逢改革時代的市場，可以“待價而詁”，不僅“侃”向報刊、“侃”向歌舞廳，還能“侃”上熒屏和銀幕，也許要愧煞先人。但王朔的時髦和風光，仍含有大量傳統的積淀，讓人發思古之幽情。

一個散發著摩登氣息的遠古幽靈，一個被古老和時髦雙重曲的“當代英雄”，這就是王朔傳遞給我們的信息。

勞作小憩時需要些開心的笑料，

幕間靜默中不妨來點湊趣的插科打諢，

餐桌上備有調味罐，

壓抑下哼哼唏噓曲……

人們啊，你可要小心點兒，別讓王朔利用了你的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