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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教科書》一課學完了。先不言學生的獨特體驗，僅辦公室內幾位老師對張指導員的認識便產生了分歧。大家圍繞“用生命換取教科書是否值得？”一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個別老教師畢竟經歷過中國歷史的洗禮，對當前“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社會現狀頗多感慨，認為“用生命換取教科書值得”。因為這些書不但是孩子們非常渴望的，而且印書用的紙是在的關懷下，從黨中央印文件的紙中節省出來的。這些紙需要印刷的文件是黨中央制定方針政策、作戰計劃、消滅敵人、解放全中國用的。即使在紙張緊缺的情況下，黨中央、毅然從印文件的紙中節省出來印書。這有力地說明了黨和國家對革命后代健康成長的關懷。指導員是黨的一員，他深知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自然聽黨的話，按黨的要求去做，為了孩子們能有書讀，甘愿犧牲自己的生命。毫無疑義，這種理解是正確、完美的。圍繞這一主題展開教學，使孩子們真正領會革命先輩那種崇高的思想境界，情感目標的教學是到位的。然而，由于孩子們認知水平和生活實踐經驗所限，要想達到這種教學目標，我想沒有一番說教也解決不了問題。部分年輕教師認為：不管這些書多么珍貴，都是有價值的，而生命是無價的。用無價的生命去換有價的教科書，顯然是不值的。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共產主義信仰，是由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時代在發展，孩子們認為生命比書重要有什么不可？向孩子灌輸“用生命換取教科書值得”的觀點決沒有必要，也不對。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她們還例舉了最近發生在呼和浩特“12-14”英雄群體勇救落水兒童的事實，認為那么多人去救一個落水的兒童，最后造成三人犧牲，有的還是大學生，實在不值，不會水就不要下去，光有舍己救人、奮不顧身的精神是不可取的。其他教師更有“妙”思。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對這個問題做了闡述：本文寫張指導員為保護書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顯然是有漏洞的。文章中的“我”與張指導員一起去印刷所取書，回來時每人背了一捆。遇到敵機炮彈轟炸，張指導員用自己的身體把書壓在了下面，為了那捆教科書，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而文章中的“我”沒用身體把書壓在下面，同樣被炮彈炸昏了，那捆書也完好無缺。這就是說，無論張指導員是否有意保護教科書，都會被敵人的炸彈炸昏，張指導員把書壓在身子下面難道沒有巧合現象？他醒來后一再叨念“書”，方能看出他把書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但這何嘗不是正常的心理描寫？無論文章作者還是選編意圖都希望我們應該教育孩子認為“張指導員是為了保護教科書而犧牲的”，這種觀點是否有點兒“填鴨”？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已見，直到下班時，才在面紅耳赤、互不相讓的爭論才宣告結束。

由此，我想到了人教社小學語文網論壇上的熱點話題：“是傻瓜”、“《我的戰友》一課不真實”。許多有獨特認識的年輕教師持有這樣的觀點，只有部分老教師仍在捍衛“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這一論斷。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虛擬古人、教材是一種好現象，這至少體現了教師的創新意識。況且，也許真如某些老師們所言：中國愛搞個人崇拜、“造神”運動。他們不可能那么完美，只是因其特定政治背景的原因成了傳說中的“神”。但我們尊重老師、孩子們的個性理解，獨特體驗不能否定歷史，應該讓歷史說話。我們不能因為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組織每一個人的主觀臆想而改變歷史。再者，我們分析歷史人物，應該把他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用現在的道德觀、世界觀去認識歷史人物，否定教材，顯然有失偏頗，然而，用以往的認識來說教、束縛新時代的教師、學生，也不全面。

以上兩個論題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共同說明了一個問題：語文教育，如何承傳道德觀、世界觀的教育問題？

歷史發展到今天，那些在戰火中為了中國人類的解放事業而英勇捐軀的英雄們于今天的多數老師、學生來說已經成為歷史。我們怎樣通過對新時代的教師、學生進行道德觀、歷史觀的教育，讓他們認識那些特定時代的英雄已經成為棘手的問題。日本“永不服輸”的民族精神為什么那么強烈，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穩如堡壘，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為何那么具有凝聚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中國教育界深思。我不崇洋媚外，也無緣去國外考察，不知道他們民族向心力的秘訣何在，但我覺得，我們許多老師、孩子道德情操、思想意識不強，固然有其社會原因（腐敗現象太重，共產黨員失信于民等），但其中之一，在高舉“人文”大旗、思想道德教育滑坡的今天，我們的孩子從小缺乏歷史知識教育。這極大地制約了孩子們對歷史人物的認識以及正確的道德觀、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所以，我認為，從孩子入學起，我們就應伴隨對孩子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知識的教育。

我承認語文教育以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為主，然而，如果沒有一定的道德觀、世界觀做指導，任意歪曲和否定歷史英雄，這和日本的某些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有何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