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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要著眼于能力的培養，這已成為廣大語文教師的共識。但理論和實踐卻往往發生齟齬。九年義務教育初中語文教學大綱在教學目的中明確指出，要“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基本的閱讀、寫作、聽話、說話的能力”。高中語文新大綱也將“閱讀、寫作、聽說”確定為能力訓練的內容。語文教學無疑要服從大綱的這一指揮。然而，我們所面對的卻是應試教育尚未真正讓位于素質教育的現實，這就使語文能力的培養在不少教師的教學過程中出現了偏差，“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就不教”的作法四處蔓延，讀、寫、聽、說能力的培養受到排擠，而代之以旨在提高考試成績的“應試能力”的培養。于是，便有了題海戰術和五花八門的測試訓練，也便有了猜題、押題之風的盛行。這種現象如發生在一般的語文教師身上，倒也不足為怪，但讀了魏書生同志發表在《語文教學通訊》1996年第2期上的《培養學生的應試能力》一文，頓感大惑不解。

從《培養學生的應試能力》這篇文章中不難看出，魏書生同志把應試能力的培養擺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僅有嚴格的訓練體系（分為出題、答題、評卷、補考、總結五個環節），而且一一落到實處。文中寫道：“15年來，每個學期我都只用30節課講完整冊教材，有大量的時間給學生自學。每學期語文課上出各類試題的時間常常比我講課的時間還多?！比绻@樣做是為了讓學生檢查自己對學過的知識掌握的情況，自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但這種訓練對于學生獲取新知識，提高讀、寫、聽說的能力并沒有太大的價值。如果將大量的本應讓學生增長新知識、新技能的教學時間耗費在出題、做題上，實在是舍本逐末。而魏書生同志單是用于學生出題的時間就幾乎占了全學期總課時的三分之一（以每周5課時計算）。如文中提到：“期末試題出一份要一個星期，這個星期每天的語文課就不講課，也不布置其它任務，一上課，每個人就都在那里埋頭忙著出試題?！比绻由洗痤}、評卷、補考、總結所用去的時間，稱之為以考代學決不為過。誠然，這種做法會給學生應付統考乃至中考、高考帶來好處，且不說他們在出題、答題、評卷等過程中復習到了將要在決定命運的考卷上見面的語文知識，如果某個學生在出題時押對一道大考試題，其考卷上的分數就會立即上升，押對的愈多，上升的幅度便愈大。也許是嘗到了這個甜頭，魏書生同志在每次市、校統考之后，都要學生“找出自己的試題和統考試題相比較，看每位同學出的試題和統考試題的共同點共有多少處”，并且“按照統考試卷的分數計算押題的分數”，對得分最高的同學還要予以獎勵。我們不禁要問，這樣做究竟會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向何方？據魏書生同志介紹，有個學生出的試卷“居然有59分和統考試題一模一樣”。可以想見，該生在這次統考中的成績定然名列前茅，但通過押題換來的高分能反映學生的實際水平嗎？如果該生下一次未能押到試題或押中甚少，情況又會怎樣呢？因此，魏書生同志所著力培養的應試能力，并非學生真正需要并能受益終身的語文能力，而只能是對學生學習目的和學習方法的誤導。

筆者絲毫不想否認，適當的應試訓練是必要的。通過訓練使學生鞏固所學的知識、熟悉各種不同的題型，掌握答題的技巧，學會合理地分配時間等，無疑對提高正式考試的成績有所幫助，但這并不是語文教學的目的之所在，這種訓練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學生真正具備了較強的讀、寫、聽、說能力，那么，他就不會被考試所嚇倒，更不須為應付考試而耗費大量的精力。葉圣陶先生曾說過：“只要教者每學期循序而認真地教，學者每學期循序而認真地學，高考的事盡可以彼此都不放在心上，臨到考期，應屆學生跑去考就是了。如果畢業班要特別繁忙緊張，另外鉆研一套復習資料，這就好像平時的教學是不怎么管用的了。”（《答曾仲珊》）葉老的這番話的確發人深思。語文教學如能達到葉老所說的境界，應試訓練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再看看語文教學大綱，在其規定的48項能力訓練中，沒有一項屬于應試能力的訓練。可見，“應試能力”的培養并不是語文教學（也包括其他學科的教學）自身所承擔的任務，而是服從應試教育需要的無奈之舉。

魏書生同志盡管將老師出題考學生變成了學生出題考學生，但這只不過是以另一種形式把學生禁錮在“題?！敝卸眩溆柧毿Ч仨氁仓荒芡ㄟ^分數來檢驗。正因為如此，魏書生同志在展示其教學改革的成就時，除了列舉考試佳績，似乎再沒有其他的佐證了（就語文學科而言，應該是多方面的）。顯而易見，他的這種“改革”并未減輕分數給學生帶來的沉重壓力，他在不知不覺中也走進了應試教育的怪圈。

“應試能力”的提出及其主宰教學的現象是不足為怪的。從客觀上來說，是因為考分仍是當前評價學生成績好壞和高一級學校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而從主觀上看，乃是因為教師沒有勇氣沖破應試教育的桎梏。即便像魏書生同志這樣蜚聲海內外的語文教育家，也無法抗拒這種強大的壓力。同時還應該看到，以提高升學率為目的的應試訓練得以蔓延，也是追求“短期效應”的不良傾向在教學領域中的反映。不可否認，一些教師為培養應試能力所付出的心血，確在某些學生的考分上得到了回報，但是這種作法是以犧牲學生應具備的讀、寫、聽、說能力為代價的，而且扼殺了學生的創造精神，必然造成“高分低能”（對厭學者來說則是低分低能）的惡果。這無疑是對應試教育的一種懲罰。

從魏書生同志教改實踐中的偏差不難看出，我們現在冠以各種名目的改革，很難說是真正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說，我們的語文教改至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當我們在對魏書生同志的教改成就津津樂道之時，卻又不無遺憾的發現，這位年輕的教育家所進行的探索雖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尤其在育人方面），但同時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毋庸置疑，魏書生同志是中學語文教改的一面旗幟，但我們在研究其教育理論、教育實踐及教改思路，借鑒其教學方法的過程中不要忘了辯證法，我們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對于培養學生應試能力的作法，竊以為不值得大加贊賞，更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