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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漢語文學能指盛宴

胡蘿卜本可以直接送進嘴里當食物，但在廚師的手中卻先變成美妙的圖案供你觀賞。在飽觀了胡蘿卜花的美觀后，你才或者帶著依戀地把它送進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壞它的美麗而拒絕食之。當胡蘿卜變成胡蘿卜花之后，中間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蘿卜的營養值或數量，而不過是它的對生理滿足來說是多余的視覺外觀。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視覺外觀具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性一樣，如今的漢語文學正在讓能指扮演愈來愈重要的獨立角色。

談論漢語文學的語言問題，不能不先看看這種語言所置身其中的當下文化語境狀況，因為語言總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呈現的。按索緒爾的分析，語言作為符號（sign）由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分構成。能指是語言符號的表示成分或聲音，而所指則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學文本正是由詞與詞、句子與句子、段落與段落等組成的完整的符號表意系統。從能指與所指的關系角度去考察當前文學語言狀況，不難發現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在當前文化消費熱潮中，那在我們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對應的能指與所指，如今正發生一種嚴重的剝離或分裂：能指遠遠溢出所指之外，膨脹得愈來愈大，而所指則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說的文化消費熱潮，其主要的表現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脹或狂歡，這典范地表現在當今對公眾頗具影響力的通俗文學語言、廣告語言和手機短信語言中。

以白話文為主干的現代漢語文學發展到目前的21世紀初，已經顯示出語言上的某種成熟，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語言流暢度愈來愈高，宛如流水化語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時期那些篳路藍縷的作品來，經過百年的磨礪，現在的語言確實變得空前流暢了。善于打造都市閱讀新時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這種流水化語言的行家。小說《看麥娘》（2001）最后說：〖HT5”F〗“……我們不和別人講道理。我們力求豁達。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歡自己生命過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實。那無數的生長的秘密，是滋潤每一個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個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兩個總統的美國，不知道今年是否還有更大的災難？現在美國的強大今非昔比，然而，強大有時候便是脆弱。歐洲又會怎么樣？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畫家出現？是否還有藝術家愿意真誠地關注街頭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夠逃離那怪獸般的濃煙？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個角落隱藏著，發出巨嬰的啼哭，我這個平凡媽媽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現在這個世界，如果單就強弱大小，單就生命的表象，人類誰能夠救誰呢？只有我們自己拯救自己的內心與靈魂了。我只有與上官瑞芳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看著圍繞湖心島盤旋的鴿群，感知些些許許的金色陽光，感知在照耀我們裙角的看麥娘草，只有這樣，我的心便會一刻一刻趨于安寧。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憂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隨我這一輩子，也注定要騷擾于世杰一輩子──真是對不住丈夫！魚對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輩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順暢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勢可縱橫中外、穿透他人與自我，但它傳達的所指其實很有限、也很單純——不就是想說安心過平凡日子就好嗎？這段鋪張揚厲的能指噴涌過后，剩下的卻是單純而簡約的所指，這就出現能指的過量剩余局面。顯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與所指的準確匹配，而是有意識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歡化效果。

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中隨處可見一則則廣告語言。作為其能指的字面語言與作為其推銷的產品的所指之間，往往存在著能指的擴張或過量剩余狀況。且不說“男人，你的車該修了”（壯陽藥品廣告）、“我喜歡更有勁兒一點的”（床墊廣告）、“你知道親嘴的味道嗎”（口香糖廣告）以及“妹力無窮”、“錢途無量”等低俗廣告語，就是那些被視為成功的廣告語，也呈現出肆無忌憚的能指擴張態勢。某香皂廣告說“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許諾說它可使人顯得比實際年齡更年輕；某某電信，“讓您想說就說，‘聊無禁忌’”，這是對習慣語“百無禁忌”的仿造，夸大了電話費用的低廉；“樂在‘騎’中”（某自行車廣告）直接以成語“樂在其中”為本體作廣告；富于詩意的句子“感受心靈的天然牧場”牽引出的卻是某種牛奶品牌。兩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裝企業在地鐵做內衣廣告“玩美女人”，因為一個母親的投訴而被工商部門查禁罰款，引起一場官司。“訴訟雙方一個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認為此語有玩弄女性的含義；一個則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辯雙方在法庭上針對“玩美女人”的含義而展開激烈論辯。廠家稱當前生活日益豐富多彩，話語中必然地出現許多帶有輕松隨意態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車、玩電腦、玩深沉等各種“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絕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則提出反駁：面向社會的廣告絕不能產生歧義，更不容許引起違背社會良好風尚的誤解。（見《新民晚報》2001年11月29日)無論這場官司的結局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則廣告正是試圖利用語言能指上的鋪張而造成所指的歧義，以便達到以新穎的語言方式吸引顧客注意、推銷女性內衣的目的。

剛剛過去的元旦節，許多人被一連串手機短信語言所吸引。“我問過煩惱了，它根本不愛你，還說永遠不理你，讓我轉告你不要自作多情！還有，健康讓我帶封情書給你：它暗戀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變！新年快樂！”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實話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虛辭。同樣，只是要表達“愛心不變”的意思，卻要鋪張出這么多廢話來：“愛你一萬年，夸張！愛你五千年，無望！愛你一千年，荒唐！愛你一百年，太長！接連愛你70年，就是我的強項！！”而“祝你新年快樂”這一簡單所指，卻被挖空心思地拉長為如下繁復的能指鏈：“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業正當午，身體壯如虎，金錢不勝數，干活不辛苦，悠閑像老鼠，浪漫似樂譜，快樂莫你屬。”一封封如此批量生產、快速傳遞的短信語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彈震蕩著成千上萬的手機用戶和他們的親屬。

如此，我們無法不面對著能指的極度擴張或過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們無法不感嘆置身在漢語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說能指被無節制地擴張到以它本身為目的而與明確所指相脫離、并使說話人與聽話人都產生超常的快感的程度。顯然，置身在這種能指盛宴年代的漢語文學，正遭受來自外部和內部兩股力量的雙重擠壓（盡管這種內外之分其實很牽強）。從外部看，在文化消費浪潮中如魚得水的上述大眾文化語言，正在顯示其突出的能指擴張力量。廣告、流行歌曲、網絡文學、手機短信等語言確實在能指擴張上做足了功夫。而從文學語言內部看，隨著90年代初以來高雅文化的大眾化進程，通俗文學、“電化文學”（指為影視改編而寫作），甚至某些嚴肅文學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開始了其能指擴張歷程。不妨簡要回顧近二十多年來文學語言中能指與所指關系的演進狀況。20世紀70年代末，以“朦朧詩”為代表的高雅文學語言竭力張揚文人化的精英獨白，它以能指與所指高度統一的姿態去消解“”式的過度政治化套語的后果。進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朧詩”、“新寫實”、“尋根小說”、“先鋒小說”等則以多元化的奇語喧嘩去取代精英獨白，以便順應當時新的多元化文化認同語境。在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華、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經開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與所指相脫離的獨立表現力。進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隨著市場經濟和文化消費大潮的來到，文學文本的能指擴張、剩余或狂歡場面已經變得隨處可見了，它們以一片片脫離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態，在文壇上下翻飛、四處飄浮。

導致這種漢語的能指盛宴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幾種語言資源，它們正在普遍的能指擴張行動中被變形。第一，從中外語言匯通看，有先鋒文學所創造的間離語言（如莫言、蘇童、余華等）。這種語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后現代文學語言的影響，其典范形態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來的間接引語等組成強大的能指鏈條，但所指卻無限期推遲出場，或者呈現難以窮盡的歧義。這種語言資源如今已經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學寫作中。第二，從雅俗關系看，以王朔為代表的市民口語。諸如“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流著流著就成渾湯了”、“我是流氓我怕誰”之類以俗戲雅的語言方式，攜帶著都市民間話語的通俗與直白力量，狂放地沖擊嚴肅文學的過度雅化的精英獨白。但這種市民口語已經變異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學、影視劇劇本、網絡文學、隱私文學中，成為剝掉了任何虛飾的赤裸裸的宣言。不妨問問：在王朔以后的漢語文學中，還有不敢用的語句嗎？第三，從古今語言關系看，以汪曾祺和賈平凹為代表的白描式語言。這種借自漢語的古典傳統的今見古式漢語，時下正被廣告業無所顧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語、成語等的方略。這些語言資源雖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審美價值，但在文化消費年代不得不以變異或移位的方式呈現，成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飪術。

在這樣一個能指盛宴的年代，漢語文學何為？我這里特別所指的是，漢語嚴肅文學（或稱高雅文學、精英文學）何為？上述所謂外部與內部的作用力，其實就發生在文學的語言組織本身中。文學的語言總是從現實的社會語言中吸取養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說，它來自對社會語言的“再現”。因此，文學語言沒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內外因素實際上都交織在文學文本的語言組織中，演變為具體的語言形象或漢語形象。漢語文學面對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是，當廣告、流行歌曲、電視小品等大眾文化語言經常、及時地把嚴肅文學所創造并鐘愛的精妙語句仿擬過后，嚴肅文學何為？“感受心靈的天然牧場”本來應是嚴肅文學鐘愛的詩意語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廣告語，張貼在公眾每天司空見慣的公共汽車車廂上。這樣的語言已經變得如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謂“自動化”了，喪失了新鮮感和對于庸常現實的穿透力，而如果嚴肅文學繼續使用這樣的語言，勢必落入大眾文化語言構筑的能指陷阱中，無法實現自身的原創意圖。由此而從更寬泛的視野看，當前嚴肅文學面臨著一些相互聯系著的語言癥候：第一，漢語語句越來越流暢、潤滑，但往往充滿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卻空洞無物，或者無限期推遲出場，從而形成流水化語言與空洞所指之間的矛盾；第二，進一步看，能指的狂歡難掩價值的匱乏或困窘；第三，語言實驗誠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語言實驗常常漠視社會關懷，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歡；第四，不斷標新立異的時新語匯的采用或濫用，只能導致漢語傳統的脫鏈（如前舉“妹力無窮”、“錢途無量”之類對習慣語的任意篡改）。總起來說，這是一種能指獨舞而所指匱乏的漢語狀況。

我在這里想提出一種可能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呼喚：回到現代漢語文學的能指單純年代，回到那質樸而明朗的漢語形象中。我甚至固執地認為，這或許正是擺脫能指盛宴的致命誘惑的一條途徑。質樸不等于稚嫩或缺乏蘊藉。魯迅的《吶喊》、《彷徨》、《野草》，沈從文的《邊城》，卞之琳的《斷章》，汪曾祺的《受戒》等，都曾給我們留下值得師承的簡約、樸實、言之有物而又興味深長的漢語形象。當然，質樸并不僅僅意味著篇幅短小，而可以有不同表現方式，當短則短、該長便長。同時，一定的修飾語或鋪陳也并非一律不需要，關鍵是看是否適合于與所指的匹配需要。例如，閻連科的《日光流年》中有關司馬藍和藍四十的那些鋪陳段落，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能夠展現出強大的表現力。我以為，能指單純而質樸的一條重要標準，是看語言是否適于表現特定的生存體驗。

至于如何回到能指單純與質樸的年代，與其說是漢語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它的實踐問題。我高興地看到，劉恪、劉慶邦等中年有成的作家，正竭力規避長篇小說的過量生產及其能指膨脹潮流，扭頭折入短篇小說的寫作探險中，這種把漢語文學盡量寫短、在盡量短小的能指系統中叩探當今人生體驗的新方式，不失為當前漢語文學的一條有效的突圍路線。我更寄厚望于今天正在破土而出的年輕一代作者和讀者，他們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旺盛的青春原動力，以屬于自身一代的新銳語言脫穎而出，在消解能指盛宴的漢語博弈中展現勢如破竹的新生力量，從而確立自己的文壇新身份，也為漢語文學的新變革提供強大的助推力。無論哪一群或哪一代作家彼此有其不同的語言興趣，我相信，這個能指盛宴年代的真正嚴肅的漢語文學寫作，應當把創造恰當而有力的興辭、用它去表現當下中國人的特定生存體驗當作必做的事情去做。而與此同時，文藝理論切入這種新的漢語實踐中去探險和記錄，尤有必要。我以這樣的期待提問著，更以這樣的提問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