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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平，祖籍福建金門，1923年4月28號出生于印尼東加里曼丹。中國的生活經驗和華文教育背景，為黃東平走上華文寫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黃東平的創作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為第一階段。50年代，他不僅發表了百多幅政治諷刺漫畫，而且也發表了相當數量的雜文。50年代中期，他開始小說創作。這個時期他寫的作品鮮明地體現了身在印度尼西亞，心在中國的華僑心態。

1965年“九·卅”事件之后，整個印度尼西亞漢字被禁、華文學校被關、華文創作轉入地下。這使得中華文化在印尼遭受斷層的境遇，華人失去文化之根的焦慮也暗流涌動。此時，黃東平開始暗暗構思和創作長篇小說。黃東平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華人歷史的敘述，小說《僑歌》三部曲奠定了他作為一個海外華文作家的重要地位。

20世紀80、90年代，是黃東平文學創作的第二個春天，也是他個人創作的第三個時期。除了大量的雜文之外，中短篇小說集《遠離故國的人們》和《頭家——估俚》分別收錄了中短篇小說14篇和9篇。這個階段黃東平的創作趨于成熟。思想取向也比較復雜，但仍以執著表現華人歷史凸現他創作的特點和可貴之處。

本文討論的是黃東平創作中的異族形象。他通過超越了種族的階級敘事的方法描寫各類異族形象，通過對異族審視的同時從另一個方面展現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知。這使得他的異族書寫有著歷史文獻的價值，與其他作家的同類題材相比有自身的特點。

一、異族形象類型

黃東平在作品中描寫了華人眼中的異族形象，濃墨重彩地表現了當地人的生活人的生活狀況，尤其寫出了印尼窮人的生存狀態。他以他華人的眼睛來看異族，其描寫的殖民地時期的異族形象有如下四種不同的類型：貧民、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走狗以及當地革命者。這種對異族的想象，一方面為印尼殖民時期的狀態留存了一段文學性的歷史，重新挖掘和試圖重建一段歷史：另一面反映了黃東平對于自我的定位，在關照異族中凸現華人的心態。

(一)皮影人生：貧民

第一類異族是貧民形象，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甚至連自己的年齡都不知道，生下來就是默默地活，然后就默默地死。這些農民的唯一的娛樂是看“哇影”(類似中國的皮影戲)，而這些農民們正如皮影戲中的人物，沒有年齡，沒有生命的活力，所有的生活道路是被操縱的。操縱他們的人有殖民者，有當地的宗教勢力等等。

他們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就像“細蒂”這個名字在一個村子里有十幾個。名字并不能確定他們的個體身份，誰也無法區分這個“細蒂”和那個“細蒂”之間的區別。他們也沒有年齡，誰也不知道自己具體的出生日期，更可悲的是沒有人想要證實自己的真正年齡，如同他們根本不曾思考自己的個體身份到底是什么。在日本侵略者來到印尼要求當地人登記年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細蒂去問自己的母親，她的母親也不知道。最后只能編一個。對于殖民者來說，這些貧民的身份就是土人，所有貧民的身份就是土人；對于被殖民的印尼貧民自己來說，痛苦就是他們的名字，苦難就是他們的身份。

或許是經歷的苦難太多了，或許是信仰使然，他們把所有的一切歸結為命運，是“端”(端是“荷印”平民對真主以其執行者的稱呼)的旨意，其中所反映的麻木和奴性是觸目驚心的。

這些貧民，基本上是失語的沉默者，沒有言語的權利，只能回答“沙耶，端”(是的，老爺)。如《女傭西蒂》中，當年老的易卜拉欣用一頭水牛和老阿末交換細蒂的時候，可憐的老阿末除了說“沙耶，端”，什么話也不敢說，還只能親自把女兒送入了虎口。異族的女性們凸顯出這種可憐可嘆的民族特性，她們作為弱者中的弱者在黃東平的筆下銳變成溫順、缺乏主見、懦弱的“兔子”形象。如《赤道線上》敘述殖民者綁架爪哇女性向礦場華工兜售，不得挑選，買著哪個就是哪個，完全把婦女當成兔子來賣了。《女傭細蒂》中的細蒂“有著爪哇婦女荏弱退縮的品行，活像一頭兔子……”她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中的爪哇，細蒂一出生就是受苦。她是父母的不知道第幾個孩子，她能活下來完全是意料不到的。可是活下來就意味著受罪、受傷害，只有和生命不斷抗爭、和生活不斷妥協，才能繼續活下去。她以一頭小牛的價值被貴族易卜拉欣強占做了第七個小老婆，對于所有加在自己身上的，她和別的“西蒂”們一樣都只有逆來順受。西蒂也曾有過一瞬間的掙扎，當她遭受了各種非人的折磨。這種折磨使她不能不“猛睜眼睛，栗然對這眼前這關涉到自己、關涉到她一家的慘酷現實。”可是看到了這些，和一般善良的當地婦女一樣，她沒有掙扎，除了害怕甚至連一點想法都沒有。十五六歲的細蒂和兒子被趕出“端”易卜拉欣的家門。從此，她開始“峇務”(即女傭)生涯。她看到了、也經受了荷蘭殖民時期貧民受到的迫害。她看到了、也經受了日侵時期貧民受到的傷害，她也看到了、經受了獨立戰爭受到最大犧牲的還是貧民。在掙扎了大半輩子之后，細蒂依然看不到希望，她最后成了一個老乞丐，自生自滅。

在書寫這類帶有顯著特征的異族群體的時候，黃東平很明顯地把矛頭指向了殖民者，認為是殖民者導致了貧民的苦難與不幸。這樣的視角顯然是睿智的，因為殖民地人民的這種無語是因為“殖民而起的對殖民地人民造成的‘集體自卑感’”。三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把當地村民殖民成了一群被驅趕、被虐殺的動物，什么都怕，連洋人的皮鞋和狗都害怕，甚至他們覺得自己原本應該如此——饑餓、疾病、被虐殺以及不該說話……自己的悲慘遭遇都是理所當然的，是命該如此，這就是集體自卑感。因為這種集體的自卑感，使得他們沒有言語的勇氣，正因如此，殖民者替代被殖民人民宣稱：“荷屬東印度的土人是全世界最懦弱最容易統治的種族!他們每個人只要兩個半銅仙就能活過一天!”我們可以算一算當年的貨幣價值，當時一個唐山新客上岸交稅150盾，每盾是100仙。按殖民者的看法，150盾可以供一個當地人生活6000天。可見殖民者盤剝之殘酷，當地人生活之慘烈。這些沒有個體的集體貧民在壓迫下，導致肉體和精神的集體淪亡。

(二)殖民者的“走狗”

狗在黃東平的作品中經常是出現在惡勢力的一邊作為其幫兇的。這些狗是吃牛肉喝牛奶長大的，“一條狗要吃掉幾十個被奴役者的糧食!”狗主人讓使它們成了殖民幫兇。當地貧民看見殖民者的狗也要低頭致敬。所以在《僑歌》中作者后來安排荷蘭警長“大狗”的一只狼狗死在樹林中，被砸碎了腦袋。這樣的情節正是體現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對惡狗們的憎恨和對其幫兇們的厭惡。而當地那些殖民者的幫兇比這些惡犬更猖獗與兇殘。

“荷印時代”，在廣大鄉村、直接對貧民執行殖民者命令的有“監光頭”和“哈夷”。在鄉村，監光頭相當于是村長。執行行政權力，哈夷是宗教上的霸主，“到過麥加的回教徒之稱”，以宗教的名義干盡了缺德事：奪取田里的收成。作踐佃戶的妻女，甚至監禁、屠殺佃戶。監光頭是“哈夷的經紀人”，從而使哈夷更是為所欲為。在任何一個時候，在窮人的眼睛里他們永遠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在荷蘭人來了之后，哈夷易卜拉欣一家控制著整個村莊。日本人來了，還是易卜拉欣和他的兒子控制著窮人們。他們永遠都是騎在窮人頭上的施威者，甚至在民族獨立革命之后，易卜拉欣的兒子沙迪約還是能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員。值得注意的是“易卜拉欣”這個名字，本來是《古蘭經》中一位先知的名字，所以，作者在小說中雖然隱去了教派的名稱，但是卻又很積極地暗示。同時用這樣的一個名字，不僅具有諷刺的意味，而且也鮮明地表達了作者對以宗教之名施盤剝之實的“易卜拉欣”們的厭惡。

(三)殖民者

在黃東平

的筆下，殖民者是作為群體形象出現的，即使是有個別的有名有姓的。也都是模糊了個性身份的，他們的共同名字是“鬼”。這些殖民者不僅對當地人進行瘋狂地壓榨，同樣對華人也是拼命地剝削。

在“荷印”實行殖民行為的荷蘭人都是得意忘形、瘋狂貪婪的人。他們侵略了人家的土地，又實行了暴力統治，對反抗者“用燒紅的鐵鉗夾出他身上的肉，然后切手，斷足，剝皮，開腔，取出心臟，然后斬首，又然后再切成一塊塊，最后才是掛起來示眾!”有時還要村村株連，一個村子出了“叛亂分子”，連鄰村一起除根。這樣慘絕人寰的酷刑正是殖民者號稱文明實則最野蠻的行徑

他們殘忍地壓榨當地人，也無情地盤剝華僑，他們把華商比作是“一塊濕毛巾，一擰，汗水就流出來了!”作者很清楚，“‘鬼只是指殖民者。并不是指所有白種人。華僑最痛恨的就是這些鬼!”。在華僑的眼睛里，這些人的外表一般都是以白色調為主，是中國傳統中的孝服似的打扮，所以華僑們對穿著孝服的統治者有著蔑視和不屑，但是又不得不在他們的盤剝下生存。對殖民者統稱為“鬼”是這種不屑和厭惡的表現。

無論是什么時期，在窮人們流血犧牲的土地上，仍然還是那些入侵者、掠奪者在享樂、橫行……黃東平眼中的殖民者，是罪惡的化身，是一切萬惡之源。

(四)當地革命者

無奈中反抗，反抗還是無奈。在受苦最深的當地人民終于醞釀出了反抗者，這些異族形象顯得比較概念化，但是具有歷史價值。他們敢于斗爭，敢于反抗，他們試圖用自己的鮮血讓自己的后代不再無名、無語，不再無奈。如《僑歌》中寫到礦工的大罷工中，當地人民不僅有自己的領導人，還有無數熱血的男女老少，堅定而且不怕犧牲，他們流血也流汗，很多原住民用自己的船偷偷地運糧食支援大罷工。可是無數的窮人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默地卡”(即獨立)最終落入的是投機分子手里。“一切全然還是那個老樣子，一點新事和變化都沒有。”一個普通貧民婦女——細蒂對于獨立的最終理解是：獨立給她的是永遠失去了丈夫和兄弟。然而，最后的希望也沒有了：她的小兒子為了爭取自由和文明又死了。她像千千萬萬當地居民所承受的那樣，承受了窮人無語、無奈的命運。犧牲者以肉體的死亡又一次失去了話語的權力——窮人還是窮人，被壓迫者仍然是被壓迫者。

二、以階級敘事為基礎而衍生的異族想象

黃東平的異族想象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種族的差異中，他更強調的是階級的對立、貧富的分化，這是一種帶有超越了種族界限特點的階級敘事。

在黃東平的筆下，總是通過華人的視角來看當地窮人，充滿了同情。以《七洲洋外》為例，其中有這樣的一組情節：徐群帶著第一批要畢業的學生去山野村莊上最后一課。在這里學生接觸到了當地的一些真實情況，作者通過學生的眼睛展示了一幅在殖民者統治下的“荷印”的慘烈狀況。看農民在田里掙命。這些華人的學生們感同身受，從華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他們是“一條短褲就是他們一生的衣裳，而帶進墳墓的也將是一條短褲!……善良、純厚、苦難而又‘麻木’!”

華僑看當地貧民是充滿了同情心理的，同時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如《七洲洋外》中開亞弄店的黃茂生說的：“當地人太窮啦!”有時候沒有工做的窮人賒欠亞弄店的東西，往往也是出于同情賒欠給他，看著一個熟人沒有米下鍋，當然不能視而不見。所以只能賒，扶危濟困本是華人的傳統精神。

所有的觀察以及由之而來的同情都是站在受欺壓的當地貧民的立場來進行敘事的，用華人的眼睛觀察著工人、農民、荷人監工、監光頭、哈夷等各色人，這樣的書寫方式無疑是表現現實的，同時在這種表現的后面包含著作者自己深深的情感。對受盡壓迫的貧民的同情，對殖民者和輔助殖民者充滿了憎恨。黃東平完全站在同情當地貧民的立場對殖民者和借著宗教名義作惡的人以及那些受了殖民者洗腦的幫兇們表達了強烈的憤怒。黃東平的階級立場昭然可見。

從《女傭細蒂》中能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情感傾向，甚至能隱約看到作者含淚的眼睛，他寫到“活著就是一切!在這么個時候。活著就等于有了一切——包括大有可為甚至美好的未來!”正如黃東平在詩歌中說的：“到處窮人都善良。／所有勞動人民一家親……”

在黃東平的筆下更多的是講述了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矛盾。黃東平以階級敘事為基礎而衍生的異族想象，試圖以一個華人的心態來寫他身邊的異族以及自己的族群和當地族群的相處狀況，從而反映出華人自身的意識心態，

作者在提到《在耶城“甘榜”里》里所寫的鄉間之所以沒有受到排華的鼓動時候說，“就是因為那只是統治者的把戲，甚至只是他們爭權奪利的一種手段，并沒有得到下層群眾的支持。當時的勞苦大眾跟華僑華人中的勞苦階層，是世代友好的……作者對這社會還是有種充分的信心的啊!”這種作者直接站出來的表白也充分顯示了作者的敘事是超越了種族界限的。到了80、90年代，他的作品中仍然帶著階級敘事的特點，比如《街上的“民族”和“階級”》一文中，作者把街景寫成“好一幅各族統治層真實關系的圖景”，統治階層包括了西洋人、東洋人、當地新貴，也有華人，從而揭示了階級才是形成這個世界分化的始作俑者。表現現實中有作者自己的情感成分，因為這是作者站在一個同情當地貧民的立場來看問題，而且從中折射出作者的意識：一個華僑，一個表現窮人歷史的華僑。

可見，黃的異族想象是以階級敘事為基礎的，這種敘事的方式一方面表現了其本人的華僑意識——通過華人的眼睛看異族，并把這種異族的形象展示給華僑華人和大陸華人看。他用這種獨特的想象來梳理華人族群和其他人的關系。通過異域生存體驗和歷史經驗來挖掘華人僑居的脈絡和地位。